关于南街村新信息的思考

　　

　　最近在旗帜网看到两篇关于南街村的新帖子，反映了南街村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些现象。南街，作为当代基层集体政治经济组织的典范，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显得犹为光彩夺目，她是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目标。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牵连着无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的心！她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关系着亿万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的希望和信念。因此，有关南街村领导层的言行，无疑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这里，就这两篇文章中的信息，谈一点看法。下面先摘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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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任（段林川同志，是南街村主要领导人之一）认为，要想在其它的地方成功复制南街村模式，狠抓红色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

　　

　　段林川说（原文为‘插话’），我接着再说一件事： 2004年的时候，我们村里投资了三个多亿，又办了几个高科技的厂子，申了，上面支持；结果金融制度改革，不给钱，占用了我们三个多亿的流动资金。资金紧张了，我们就给群众讲：要节约，不该买的东西不要买，不该出钱的时候不要出，不该坐车的就骑着自行车去，要节约。就这一句话说了后，群众考虑我们村里的困难，从家里拿出来的积蓄有五百的，有一千的，有一万的，一星期就给我们捐了一百多万，这就是精神，精神的力量。南街村又不强求让你交，又没有宣传让你交，他就是自觉自愿地交。精神是主要的，物质是次要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你不做，你哪儿有物质，所以有精神就会有物质，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你看病人，病人有病了，三分看治疗，七分看思想、看心理状态。有一个电视剧上的事，一个人得了癌症，整天吃不下去饭；送到医院，医生一化验，说没问题，他立刻就从床上蹦起来了，没事了，没事了，就回家了。这就是精神，精神能支撑一切，你看南街村群众的思想，就是这样，是经过教育的。

　　

　　------来自真善美文化传播中心、大家思想网的“南街村与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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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信息中，人们可以深深的感觉到，南街村是非常重视精神文化建设的，这是南街集体经济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南街人在今天物欲横流、腐败成风的严酷社会现实中得以污泥不染独立特行的思想基础。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原理的角度看，段林川同志的话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有些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譬如：“精神是主要的，物质是次要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你不做，你哪儿有物质，所以有精神就会有物质，精神可以战胜一切。”

　　

　　不错，精神在人们的实践活动里，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我们就有“精神原子弹”一说。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物质条件非常贫乏的建国初期，坚毅英勇无畏的、奋发图强斗志昂扬的精神力量使我们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健康的积极的进步的正义的精神意识永远是鼓舞人类向前向上向好发展的巨大动力。

　　

　　然而，精神与物质相比，它只能处于第二的位置，只能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纵观南街村的成长，实际上也印证了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在全国范围深刻的农村政治经济组织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为什么南街能中流砥柱，坚持集体所有制，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就是因为南街人发现，他们的吃、喝、住、穿，只有通过集体（联合体）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充分的保证，才有可能比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带来更多更好的实惠。南街人正是从两种物质资料生产的对比中选择了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形式！同样，现在南街人的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信念，也是基于村内外现实物质生活的比较！由此可见，南街的发展和成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物质性的生活现实状态。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思变”是一种精神，它之所以出现，是由“穷”这个物质状态决定的。因此，说“精神是主要的，物质是次要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总感觉有些欠妥，不象是历史唯物主义。

　　

　　段主任讲的那个众人捐献共渡难关的感人事例，突出了人的精神在发展物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那一个时刻点上，在那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确实会产生某种意义的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只是精神的巨大反作用，这种精神对办厂这个具体事件有一定的决定意义，但对整个南街长远的前途发展趋势而言，它还是从属于社会物质生活状态的。远的不说，群众为什么能有自觉捐献精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群众在物质生活的真切感受中，认识到只有保住目前南街村的集体政治经济组织结构才能保住自己稳定并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而捐献办厂是能够起到一定“保住”作用的，这就是自觉捐献精神的物质性终极根源。抗美援朝的伟大献身精神，于保家卫国的物质性内在潜质的激励，家国不保，就很难保障自己刚刚翻身解放的安定和平的生活。当然，我们不能把物质根源对精神行为的决定性关系庸俗化、浅薄化、机械化。自觉的捐献、正义的弘扬、崇高的牺牲，虽然终极上总体上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性原因，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和事来说，是与当事人的教育、文化、道德、精神、素养、品格以及周围时空的意识形态环境等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个别与全部、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现象的矛盾差别及其相互关系；也不可能理解个体与个体的行为区别了。

　　

　　现在人们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提出对南街村、华西村等先进富裕村社单位的复制问题。能不能复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看，严格意义上的复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形式制度、组织结构可以复制，但具体的人和客观环境条件是很难复制的。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根据当时当地的人和事的具体环境条件进行借鉴或推广，这里涉及主流舆论和国家权力导向问题，暂且不展开讨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复制南街村模式成功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段林川同志认为，狠抓红色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既然是重中之重，想必应该是决定因素了吧？如果把红色文化教育看成广义的开始阶段的说服鼓动宣传引导，当然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有一定决定意义的。但如果认为成功的决定因素是狠抓红色文化教育，那就有些偏颇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有一个时期，我们曾把红色文化教育抓得很紧很狠，大会小会三天两头开，直到现在还有人埋怨共产党会多，反共派们更是起劲，什么灌输啦、洗脑啦、意识形态专制啦，攻击得不亦乐乎。尽管这些攻击是恶毒夸张的，但事实的效果证明狠抓红色文化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基层单位成功的决定因素。且不说当时社会经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此起彼伏的阴暗面（解决这些阴暗面问题正是毛泽东主张文革的主要动机），我们只要看看近30年来思想道德精神文明教育的实际效果和愈演愈烈的物欲横流、金钱致上、腐败潜规则泛滥的现实社会存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文化教育是依附在红色社会存在上的，没有红色社会存在，红色文化教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从谈起，也难以继为。所以把红色文化教育事先作为成功的重中之重是颠倒了的做法。

　　

　　其实，南街村的历史也证明了红色文化教育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她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是那里的共产党人在新的形势条件环境下，把集体生产能够更快更好更稳的改善提高组织内部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的这个基本认识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因势利导的带领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没有物质生活相对共同富裕这个决定性的基础，南街村的集体公有制不仅不会有今天的成功，甚至恐怕连一天都难以维持。

　　

　　那么红色文化教育，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不要抓呢？毋庸置疑，当然必须大抓特抓！意识形态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是十分巨大的。在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认识论的同时，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辨证法则我们须臾也不能忘记。这里只是想提醒一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者，在作出指导性意见时，最好还是不要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毕竟与自己影响范围内劳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某一社会主义具体事业的成功与否有着紧要的关联。

　　

　　（新马2007.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