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须兼具两个要素，即效率与公平。效率促进发展，公平带来稳定，稳定决定社会发展的效率，至于能否长治久安，相当程度则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

一个有着过于注重结果而刻意回避过程的社会氛围，是浮躁和短视的社会，其机理必是病态的。很不幸，我及我观察并借鉴所得，我们的社会恰有此迹象。30年前，为改变贫困落后之中国，我党审时度势，确立以经济建设取代政治纲领斗争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开放30年来，成绩斐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当今第一强国的债主，此时此景，我想，实是积弱积贫中华之百年未有盛世。但显而易见的是高速增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相适应，人们疲于奔波又普遍缺乏安全感，个中原因是在于我们过度的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作为考量标准，并以制度形式存在，忽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平建设之间平衡点，于是，带有行政性色彩自上而下以GDP量化发展效率的压力使社会整体短视、浮躁，人人自危（数字出成绩、数字出官帽，制度诱导做虚）。源于这种求发展的迫切感和对发展认识的不足性，使每个社会群体都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捷径和自身特定资源来获取的利益最大化。以GDP为指标量化发展成果的直接影响是，社会各群体迷信数字增长，忽视经济与社会关系、经济与环境关系、经济与个体关系的可持续性，对资本积累的追逐，是以不惜以破坏稳定、透支未来为代价，社会整体向“钱”看。于是，重商主义丛林竞争法则精神盛行，个体社会价值以金钱多寡来体现，刻意回避过程而注重结果，礼义廉耻让步于对金钱的贪婪，权力开始与资本强强联手掠夺财富了，“毒奶粉”等社会危机开始常态化了。凡此种种不计后果追逐资本现象，直接侵蚀着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石，破坏社会群体之间信任，扩散社会群体不满甚至于对立情绪。也就因为我们社会纠错机能的缺失（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对待财富的价值观已发生完全扭曲，其既有着文明阴暗面的继承，也有着现实环境等多重诱发因素，当“笑贫不笑娼”成为这个社会的某种主流同识时（这个“娼”意指为获取利益，人们不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个社会机理就病理常态化了。

对于这个病理机制，我们绝非束手无策，虽困难重重却有显见优势。

其一、我国是后发国家，可以大胆的借鉴同时代国家得失经验。因为是后发国家，所以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国民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需要发展），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地域、民族习俗差异性极大的人口大国（需要稳定）。只有又快又好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且能兼顾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苏东巨变给我们提供一个绝好的反面教训。民族矛盾、人民基本需求矛盾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应当看到，社会稳定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受制于发展局面（效率）和社会公平，三者互存互荣，一损俱损。

其二、我国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党和政府对国家整体有效控制。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可控性，“求发展、保增长、促和谐（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长期目的。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破解社会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困局，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转变，不受各类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科学谋划发展的方式，让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指向标，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最为相关的问题，完善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利用税收的调节杠杆功能落实社会发展财富真正累惠及到全体国民，那么，党和政府必然能获得人民群众拥护，给发展提供稳定基础。第二个关键是政府角色的定位的转变，政府应定位于仲裁而不是盈利机构，其职能是监管市场，而不是过多的参与市场活动，（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且拥有权力资源的政府参与的话，不可避免扰乱市场秩序，产生腐败，因为资本如不加约束贪婪是无穷尽的，敢于藐视一切规章制度，特别与权力相结合的话）。强化市场监管职能，是建立在审批权逐步减少基础之上，给市场更多的自由权。强化监管，是强化对诸如国有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行业“自肥”、诸如“毒奶粉”“地沟油”等社会危机建立完善预防、应急、惩处措施。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对经济管制愈严的地方（审批多、审批难），经济越不发达，（审批多与市场多变性不相适应，且有权力寻租空间，导致制度性的腐败）反之依然，比如我所处浙江与中西部得失对比。

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建筑。充沛的财富累积，可以直接提高国民生活水准，还可以为党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物质保证，因此破解社会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困局，不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而求转变现行以GDP为指标量化社会生产力（效率）模式，建立人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