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简评中共换旗
简评中共换旗
曹天予
近年来，人们对中共换旗议论纷纷。一个政党换旗，指的是它更换作为其存在依据和活动指导原则的官方意识形态。就中共而言，这里指的是它要从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政党转换成一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施政纲领的改良主义政党。这不仅牵涉到中共要更换其存在的阶级基础、更换维持其继续存在的内部的和道义上的凝聚力，而且更直接牵涉到中共当前执政的合法性。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态发展，议论纷纷，当然可以理解。乐观其成者引经据典、呼朋引类、大力鼓吹，称其为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疑惧者惊讶不已，只觉得不可思议；反对者据理力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显然，离开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动，就难以准确地把握这一发展；要恰当地面对它，也就会相当困难。但是，要从这一视角出发评论中共换旗，先得对换旗的主要内容有个准确的把握（I）。在简短回顾了换旗的历史根由与国际背景（II）之后，本文将着重讨论其引人之处与实际含义（III），并以简评抵制换旗的可能性作结（IV）
I．换旗
中共换旗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谢韬，在其冲击力极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一文[1]中明确主张，中共应该与第三国际的暴力社会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以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规范中国的改革实践。谢韬进一步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原则上不可能通过革命，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框架中的高度发展，才能实现：只有“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发展生产力，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在谢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了工人、全社会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的目标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调节分配、消灭三大差别，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它根据普世（文明）价值（私有财产、个性、人权、自由、理性、民主等等）的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建立福利国家，放弃冷战思维、化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实现阶级妥协阶级合作、调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积极性，从而通过和平渐进非暴力的途径，过渡到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中共十七大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只是谢韬等换旗派所要求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退化版本。
在经济方面，正如中共换旗的另一位主要鼓吹者丁宁宁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中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序幕，完成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对于这一“初级阶段”的社会历史经济内容，丁宁宁作了明确无误的阐述和澄清：如果撇开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的“史前史”及其作为这一“史前史”遗迹的政治外壳，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这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而已[2]。应该指出，中共主导的市场经济，在九十年代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引导。只是在十六大以后，强调了社会公正，对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官员利用职权设租寻租、官商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等所造成的极度的社会不公有所抑制；而科学发展观[3]的提出，则又在理论上对粗糙的发展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所匡正；正是这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新的指导方针，使中共主导的市场经济，带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称的核心价值体系里，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石的人权、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有毫无实质内容的“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和谐文化和中华文化。当然，还有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据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可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其中国化后的最新成果，是没有阶级分析、不反对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发展生产力这一条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觉得不能接受？因此，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任何区别。
真正有区别的地方是在政治领域。换旗派作为体制外精英的政治代表，不满意体制内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滞留于新权威主义模式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他们来说，新权威主义模式，最多只是个过渡阶段，一个中间站。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说，理想的政治模式，当然是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特别是在授权问题上，不应承认任何政党特权，只有政治上平等的个人组成的政党通过民主程序才能得到授权。由于“三个代表”理论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党内认同这一模式的声音逐渐增大[4]。但对于宪政民主，中共高层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把它列为第一号禁区，不准讨论；并以种种党改许诺和“依法执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党外官员”、“政企分开”等一党制框子内操作层面上的改革作为替代物，以慰人心。因此，在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早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却与换旗派要求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
II．历史根由与国际背景
中共主流派换旗的历史根由可以试从价值目标的定向定位、社会经济政策的因应演变和党内话语权斗争需要等三个视角作一把握。
就价值定位而言，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为主要批判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堪称中国当代史中的转折点。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政治精英，用现代化取代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先是打开局面的实干，然后是一步步地在经济、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建立起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最后则是换旗。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第一个突破口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了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于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了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了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为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如此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上的目标，却引发了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各种禁忌，引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它的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谢韬在论证生产力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而社会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则）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当然，由于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进步“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5]，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6]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也就是说，“生产力论”是正统，“阶级斗争为纲”是修正主义。这是文革后期改革初期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拨乱反正时的一个大题目。
与“生产力论”密切相关的是历史发展“阶段论”。谢韬批评毛泽东“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又说，“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被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些批评的出发点都是“阶段论”。李锐则更为明确地说道：“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7] 改革初期的“补课论”[8]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基础就是这个“生产力论”。
李锐所说的“自然演进”，如果指的是历史阶段的过渡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那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指的是，历史本身有一条既定的、由界限分明的阶段组成的轨道，不走完前一段就不可能进入下一段；或者说，只要前一段走完了，后一段就会自动到来，不需要经过人们的努力或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宿命史观就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完全忽视了，历史阶段的过渡，通常总是革命阶级在社会危机时期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而绝不是通过“自然演进”自动到来的。没有1789年大革命，法国肯定还会在封建制度下生存下去；没有十月革命，俄国的资本主义，即使到21世纪，恐怕也不会变成社会主义。
从“阶段论”出发，换旗派争辩道，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严重错误，后患无穷。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没有这么一个体系，光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请回来，是否就能实现经济起飞？历史上的事实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搞的三大改造，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轨道，经济上不但没有造成灾难，从52年到78年，国民收入还翻了5番，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这一事实明确地表明，制度变迁成败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有关的社会利益的力量对比，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思想）动员和组织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有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完整的苏联模式当样板，说过渡也就过渡了[9]。
在政治上，比生产力论阶段论更为重要的是其应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剥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那就不能消灭。应当承认，当初提出初级阶段有其历史意义。它用阶段论的语言，否定了只要计划的传统观念，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可是，一旦认清了必须用市场来取代计划，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继续谈论初级阶段，有害无益，因为它蕴含着两个错误的设定。第一，处于初级阶段，意味着不管什么，包括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在内，只要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容许、值得提倡、应该保护。结果是只有初级阶段，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成了放弃社会主义底线的借口。第二，到了高级阶段，就可以也才可以不要市场、只搞计划经济。如果经济生活的现实，表明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这就倒过来为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甚至永恒性，提供了“论证”，也就是说，为保存资本主义雇佣剥削提供了永远不会过期的合法性。
从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演变出来的生产力论和阶段论，也被5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以美国经验为样板的现代化学说取为理论支柱。这一学说本身是冷战的产物，又直接为冷战服务。二战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其直接间接地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并大多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吸引，极大地改变了冷战的战略态势。作为回应，美国的冷战骑士，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提出了现代化理论，把经济的起飞发展，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指标的逐步实现，说成是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并以之来与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相对抗，争夺中间地带。[10]
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一般左派，对价值和目标开始重新定向、重新定位。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争夺话语霸权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则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现代性。[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基于科技工业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巨大的进步，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生产力前提；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雇工剥削劳动异化，又必然引起矛盾冲突；只有通过革命，超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并不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其基本特征是面向未来，立足理性、追求解放），只是认为它必将被超越、为更高形式的现代性，即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所取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也是面向未来、立足理性、追求解放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现代性中，个人解放将被集体解放（通过工人斗争、反殖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而实现的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所取代，个人理性工具理性得为集体理性价值理性确定的目标服务。
但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结构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产力、（私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的直线扩展；而革命和社会主义，由于其“非理性”的[12]对个人（财产）自由的约束，或者是对正常的现代化过程的偏离，迟早得回到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主流中来；或者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某一阶段（如完成民族整合、建立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民族国家，又如落后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可用工具，阶段走完，目的达到，工具就该扔了。苏东剧变似乎最终印证了这一断言。
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化呢？简单说来，就是美国化。在50年代，现代化指的是市场经济、代议民主和当时美国还奉为圭臬的罗斯福新政式的福利社会。到了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新自由主义，已被布什克林顿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现代化中的福利社会一项，也就被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领域的全面私有化所代替。这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并以全球化为其具体实现形式。普天之下，概莫能外。
现代化理论在中共内部（实际上的）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其观察历史指导实践规划未来时思路演变的定向作用，不容低估。
就政策演变而言，从一党制和生产力论出发，中共在文革后迅速启动了在新权威主义-发展主义主导下的以市场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在实施之初，因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标榜，预设了社会公平；并在实践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确实做到了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得到了好处，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尽管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即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特别是实现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为企业、社会和国家主人翁的政治社会地位，已经从改革的社会目标中逐渐消失。
为了实现发展主义目标，中共高层的注意力转向效率[13]。到了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决策精英已经放弃社会公平以求发展效率。到了九十年代，在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为了存活，一些智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力图用西方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即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些建议，由于其短期效益，由于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卷入全球化过程后不得不经受的国际资本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施加的外部压力，陆续得到了决策者的采纳。
转轨为市场经济，确实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4]。它不仅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番，而且更重要的是，使4亿多的人口脱了贫。可是，直接影响亿万群众日常生活的医改教改房改，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方针与有关部门官员的设租寻租行为的暧昧结合，在为一些人开辟源源不断的财源的同时，却使一般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因而怨声载道。更为严重的，当然是官商结合，在优化资产结构、建立现代企业的名义下，瓜分国企资产，使原先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的社会主义家底，迅速地转换成资本家用以剥削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同时把大批国企职工抛向街头，使之沦为社会边缘群体，引起了社会的动荡[15]。“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翁”，完全成了一句空话。“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一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基本属性，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即共识和稳定，也已不复存在。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改革在全球化的刚性约束下走上的发展主义道路，已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瓶颈约束[16]。
为了应对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十六大后中共高层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并特别强调社会公正[17]，企图以此来缓和雇佣剥削必然带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
可是，换旗的直接动因，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实践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承诺间的巨大鸿沟所引起的对于党内话语权的争夺。换旗派认为，改革派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严格说来，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由于“不争论”，改革派享有实际上的话语权，即有些人所谓的改革派的“两个凡是”：（1）凡是改革的就是正确的；（2）凡是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沿着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对改革的种种非议，虽然长期存在，在“两个凡是”的压力下，基本上处于半非法半地下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不过，这一说法空穴来风，非无因由。只要执政党不正式地公开地放弃原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承诺，以这种承诺出发对改革中出现的消极方面、对现有改革方向的正当性、甚至对推行改革的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提出的非议，总是具有某种话语上的合法性。特别是当改革遇到严重挫折、弱势群体的不满迅速增长时，这种非议，显然会挑战现有的改革方向，并威胁到改革派的执政权。出路何在？或者说，怎样才能彻底取消挑战派潜在的话语权？简单地重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不足以回应挑战，因为挑战的基本依据，本来就是现有的改革模式发展模式所造成的问题。要恰当地回应这一挑战，改革派必须提出新的模式来规范改革的未来。换旗派认为，出路只能是公开换旗、正式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中共换旗的国际背景有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垮台，使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处于困难的调整阶段。与此相对照，当前的资产阶级,却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伦理-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义，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国际关系中的新帝国主义，文化领域中的快乐主义，等等），并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斗争中节节取胜（在中国则主要通过对文革、大跃进和“国企低效”的垄断解读而取胜），从而在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起着强有力的导引作用：通过人权、理性、效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口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地把各国整合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
第二，这一意识形态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从80年代起，发展成了热门的话题，而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不再有人提起。但这并不等于“革命与解放”就整个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不管是用军事手段进行的政权更迭，还是通过颜色革命来推翻社会主义政权，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着，其目的是要把人们从专制暴政中解放出来。这场正在不停顿地进行着的革命，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现代化，即把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以外的部分纳入依附性的现代化轨道，在国际分工的名义下，以结构性的不平等的形式，对这些地区，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夺，并用现代化的话语来改写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建立起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一贯的道义正当性。
最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共主导的改革所施加的结构性约束。中国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在引进外资、出口导向、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导引下，中国经济日益加速地卷入全球化过程，被迅速地整合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沦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外资控制下的、为发达国家制造廉价消费品的加工工场乃至血汗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接轨 ”，经由买办官僚权势集团的中介，成为不可违背也无法抗拒的刚性约束，专横地制约着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逻辑，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迅速地展示出了它们的全部力量。阶级、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重新出现乃至恶性发展，只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已。而换旗，不过是在阶级对抗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中共力图控制局面的一种努力而已。
III． 引人之处与实际含义
社会民主主义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其对再分配公正的承诺和实施。但是，人们往往不去注意使这种承诺得以兑现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经济和比较完善的议会民主制度；这是人数众多并且高度集中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强大的工会组织甚至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通过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或其它方式取得的巨额海外利润；这是西欧资产阶级通过其掌握的国家机器购买社会安定[18]的经济前提。没有这些政治（民主）、社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巨额海外利润）条件的完美配合，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有所成就。这些条件在发展中社会根本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些社会，只是不能充饥的画饼。
不应忘记的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架里，社会公平是通过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在初次分配时，工人只拿工资，资本家赢家通吃，全部利润归己。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利益怎么可能不对抗？有阶级利益的对抗就会有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是自由主义。在政治法律上，这就表现为，对国家权力和公共权力，法律会有各种有效的约束和控制，而对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私人权力，却是毫无约束可言，全凭当事人的博弈。在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里，劳资合作[19]之所以能够搞得比较好、比较成功：其前提是西欧的工人组织起了强大的工会，与资本家作了长期、有效的阶级斗争。而空谈以市民社会来取代权威统治、以社会民主主义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东欧书生，面对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财产权力）的资产阶级，在博弈时无牌可打，得到的只能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
对于换旗派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最为诱人之处也许是其中的宪政民主。这里的一个背景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缺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的政治统治形式，没有系统的论述。他们既提到过“争得政治民主”，也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但都没有深入展开。不过，有两点基本思想还是很清楚。第一，作为暴力革命思想的延伸，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于不甘失败、继续反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必须镇压。第二，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作为基本原则，这两点思想当然是对的。但要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却又显然不够。内部民主怎么实现？对敌镇压怎样进行？特别是，对于广大的中间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对待？对于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涉及。其原因，除了缺乏实践上的紧迫性缺乏历史经验以外，还与他们以下两个并不正确的预设有关：（1）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阶级关系的极大简化，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以外，中间阶级即使还存在，也已无足轻重了。（2）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会很快消亡：国家机器履行的将是经济职能而不再是政治职能。
可是，复杂的阶级关系在革命后社会中的长期存在，使得国家消亡思想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政治生活中，对于上述重要问题的处理，如果没有法律制度加以明确的规定，不采取一定的形式，没有应该遵循的程序，势必带有极大的任意性，并为政权本身的异化（权力的滥用和新型的剥削压迫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毛泽东对国家机器的异化（“变修”）有所认识；并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反修防修理论以求匡正。但他同时又完全继承了列宁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中对法制形式和程序的蔑视、拒绝和践踏，并补充以他本人特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对群众暴力的偏爱、鼓吹和滥用。其结果是一种以“大民主”理论形式出现的暴力专政理论。实践上，他极度夸大阶级矛盾，扩大阶级斗争，并力图动用群众暴力来防止、纠正国家机器的异化（“反修防修”）；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内，群众暴力与国家暴力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替使用、结合使用和毫无节制的滥用，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活，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血腥和残暴。
长期生活在血腥而残暴的毛式政治运动中的人们，对宪政民主自然是憧憬向往有加。值得指出的是，换旗派提出实行宪政民主、直接挑战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一般群众的期望和要求，不无平行之处。据目前网上的统计，现在全国人民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权力异化的监督制约[20]。监督制约，说到最后，就要追到权力的来源问题，或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你有执政的垄断权呢？网民的这一关注，表达的是对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深切期望和强烈要求[21]。
不过，有了宪政并不等于就有了民主。宪政只是从形式和程序上，制约政府的权力、消除任意施政（专制）的可能，确保公平，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唯法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完全不注意宪政的内容，即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保护私有财产、契约自由、雇工剥削自由的自由主义宪政，和保护劳动产权，保护公民的工作权、福利权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宪政，其内容，其所奠基的社会的性质，自是南辕北辙。
更为重要的当然是民主。没有民主，宪政能有多大意义？但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本意是人民主权，即凡事人民说了算。但谁是人民？官员企业家，还是蓝领农民工？在当前的市场经济阶级社会里，谁享有主权谁说了算？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前提，即享有教育权、知情权、话语权，甚至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都得有经济实力作后盾。任何宪政，如果不能确保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人口的绝大部分或人民的主体）行使民主权利的经济前提，那不管精英们把话说得多好听，只是骗人的鬼话；把条文订得多细致、多严谨，只是一纸骗人的空文。你怎么能确保人民有行使其主权的能力呢？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得靠自己的斗争，而不可能来自别人的恩施。加拿大民主福利国家的设计师、哈佛训练出来政治经济学家MacKenzie King，在鼓吹提倡福利民主和普选权前，曾受雇于洛克菲勒财团[22]，去帮助他们度过由Ludlow 1914年煤矿工人罢工引起的政治危机。工人斗争的坚决，迫使他认识到，只有实行普选民主建设福利社会，才有可能弱化工人阶级的动员和斗争，确保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平。为什么我国广东的血汗工厂里，既没有福利，更没有民主？道理很简单。那里的工人没有也不让组织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据说还因为它符合人性的根本愿望，体现了诸如私有产权、个性、人权、自由、自决、理性、容忍、民主等等普世的文明价值。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普世价值其实并不普世，而只不过是当代西欧北美局部地区近世以来流行的价值观念而已。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崇尚的并不是个性和理性，而是伦理责任和宗教信仰。就是在20世纪的西欧，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也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个性当作最高价值来追求。
其次，普世价值之间经常起冲突。起了冲突怎么办？谁来裁判？比如说言论自由和不让种族歧视，都是当代欧美流行的普世价值。有人要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能给这个自由吗？所以，价值的背后是权利，权利的背后是利益。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局部的一时的世俗利益披上的一袭神圣外套而已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正像君主立宪体制内君主开明了不等于实行了共和制一样，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内的资本，受到民主权力的节制，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为工人利益而斗争的一种改良运动；它没有触动、更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所取得的成就，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对已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某种让步。因此，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工人阶级的人数有所减少，组织性战斗性有所削弱，或海外利润出了问题，资产阶级就会立即企图收回让步。一个眼前的例子：79年80年撒切尔里根先后上台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内向福利国家频频开刀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主导政策主流的基本纲领，严重地侵蚀着福利国家的根基。90年代以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日益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十分简单。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当对手因采用英美模式、频频向福利制度开刀而取得竞争优势时，逼着你向野蛮压榨工人的底线看齐的压力，很难抗拒。目前，欧洲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也包括瑞典在内，虽然由于政治传统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英美模式仍然有所抗拒，但当今世界的主流，绝对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渐衰落的瑞典模式。除非出现一个新的工运高潮，由于苏联的出局（因而失去了购买社会和平的外部压力），由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战斗性的削弱[23]（因而失去了购买社会和平的内部压力），西欧改良主义者正在哀叹的“美国化”过程，看不出有什么扭转的可能。
那么，换旗，或把社会主义换成社会民主主义，即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并对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相应的调整，实行宪政民主、建立福利国家，在当前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意味着放弃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接受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控制。至于能否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一些让步，从未来的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中得到一些补偿，那得一看资本家的好意，二看自己的斗争能力了。资本家当然也会有好意。但是不是永远靠得住，却就不好说了。万一他们也推出一个里根撒切尔当头，翻脸不认账了，象当前在英美等国那样，怎么办？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自己有能力去斗争、去取得让步、不让不认账，那又何必把自己现有的权利权力拱手让人、然后再去求人施舍呢？更现实一点来看，倡导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导致的只能是新自由主义。而用新自由主义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就算成功了，其结果也只能是殖民地性质的现代社会：耗尽资源、摧毁环境的发展主义，为发达国家生产廉价消费品的加工工场，充满阶级对抗和两极分化的动荡社会。
因此，从根本上说来，中共换旗表达的只是在三十年急剧的社会变动中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居然成功地达到表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影响中共走向的地步。
IV. 别无选择？
不少人，尤其是换旗派，往往把社会民主主义混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严格说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制）框架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和运动，而民主社会主义却是在实现高度人民民主的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概念框架和制度框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合谋下，劳动者沦为雇佣奴隶，成为资本榨取利润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是劳动异化、人性异化、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罪恶的根源，也是社会对抗、社会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根源。缓解矛盾、转嫁危机主要靠资本扩张：内在的技术性的扩张（新生产领域和新经济领域的开发）和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对外扩张（殖民主义或全球化）。但资本扩张的结果，只能是同样的结构性的矛盾在所有经济-技术领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复制。因此，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决，要求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也就是说，要求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框架。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定向，却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即建立一个经济上消灭剥削，社会政治生活中消灭特权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
为了这一理想，民主社会主义者首先要求实现宪政民主。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一般理论，任何精英权力都有异化变质、离开社会主义方向、变成新的剥削压迫权力的可能。因此，实行宪政民主、对精英权力监督制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根本目标，是实现政治权力（从精英党手里）回归社会所有。否认异化可能[24]、拒绝宪政民主的任何主义，绝对不是民主社会主义。
宪政民主究竟是什么？换旗派认为宪政民主是人权、民权、产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制度体现，大同小异[25]。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宪政民主具有阶级内容；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在立宪主体、伦理基础和指导原则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实质性区别。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其目标是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出发点既不能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因为这将立即导致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否定；也不能是笼统的民族主义或全民利益，因为通过发展主义而实现的民族复兴和社会福利的整体增长，往往会掩盖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与社会主义原则南辕北辙；而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宪政要处理的头等要务，就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而是处理阶级关系（即解决国体问题）：确认工农大众的国家主人地位，确保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即剥夺了剥削者压迫剥削劳动者的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不致丧失[26]。
其次，谁来立宪？谁是立宪的主体？当然应该是工农大众，而不是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人民大众必须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成为立宪过程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宪法确实代表工农利益，而不是（在任何借口或名义下）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
最后，立宪的基本原则，是取消精英特权、确保公民在享有各项权利（如自由、收入、财富、机会和权力）时的平等地位。这既是社会公平的伦理基础，也是民主授权的法理基础。否定了精英特权，一切公众权力（包括共产党的执政权）的源泉，只能是公众本身。任何公众权力，只有得到公众通过民主程序的授权，才有合法性。
为了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建设比之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固然有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等种种问题，需要国家调控指导；但作为处理供需信息、配置资源的一种机制，其本身大体上说来却是价值中性的。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时，市场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一个核心环节。但如果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与资本平等的主体，进入市场，那市场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竞争，是经济生活中活力和动力的源泉。尽管优胜劣汰会造成分化，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存在剥削，因而分化程度不会太严重；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措施对分化的消极方面适当处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分配扣除了成本（工资和其它要素的消耗）后的剩余或利润或增量产权时，劳动作为要素之一，享有与资本平等的权利[27]。为此，社会主义的法权关系应该保障劳动产权和资本产权的平等地位。这样，不管企业所有权的起点是公有还是私有，劳动者拥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份额会稳步增加。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种（主要以所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拥有个人份额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28]。这种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相比，有种种优越性。特别是，它将削弱国家主义的经济基础，使权力异化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以劳动产权之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以劳资合作[29]的形式，实现社会经济权力从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手里回归社会所有的理想。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中国，有没有超越社会民主主义、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呢？考虑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革命传统，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断然排除这一可能，似乎有点过于武断。
[1]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1-8页。本文中其它涉谢引文均出自该文。
[2] 丁丁宁：“劳动（力）产权”难以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见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 [社科文献，2006]，272页。
[3]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造福人民。但以人为本的实际内容，往往局限于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人们的直接利益表示关心，而对于工农大众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劳动权和不受剥削压迫的平等权利等），则只字不提，因而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性挑战。
[4] 由于现存的权力架构和提升机制，入党的资本家不容易很快进入权力中枢。同时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些人大体上保留着体制外人士的心态。
[5] 指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6] 指进行阶级斗争反抗剥削压迫。
[7]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13页。
[8] 指只有先补上必经的但被人为地跳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课，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9]当然，后来在经济上还是出了问题：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3年大饥荒。但那是另有原因，与社会主义改造无关。这一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经济灾难的起因并不是毛泽东推行苏联模式。恰恰相反，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极为不满，力图跳出它的框子，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毛泽东把苏式计划经济等同于官僚主义者用来压制群众创造性的条条框框。他想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打破条条框框，解放群众的创造力。毛泽东用意志论来挑战苏联模式，结果捅了漏子、闯了大祸；但这一祸害却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毫不相干。
[10] 参看Michael 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
[11] 西方学界还有个后现代派，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称为现代派而加以反对。但其矛头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阶级观和目的论的历史进步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学界影响的衰落，有点影响。对于自由主义，特别是体现在全球化话语中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派可以说是毫无影响。
[12]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不存在从个人偏好形成集体利益的理性过程。见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nd Inp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13]由于中共一直把经济效率局限于市场的配置效率，完全忽略了学习创新效率和整体效率，从而进入了把劳动力也当作市场商品对待的误区。这一认识上的失误，与国际国内对国企低效的误导批评结合在一起，就为改革中的私有化浪潮和雇佣劳动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个经济体的学习创新效率，主要表现在其内生的技术进步，因而只能在（广义的）生产过程中（包括研究开发和协调管理）实现。这里，劳动者的学习创新能力、参与、和主动精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把劳动者当作商品的雇佣劳动制里，学习创新效率很难得到提高。
一个经济体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其制度性质。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是资本扩张，具体表现为发展主义及其伴生物消费文化。发展主义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反过来又会对进一步的发展施加无情的约束。同时，雇佣劳动势必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对抗。“把饼做大、全社会得利”，在雇佣劳动制预定了发展果实几乎尽归资本产权拥有者及其附庸的情况下，对劳动者没有实际意义。在不能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其它手段把内部矛盾转嫁国外的情况下，势必冲突不断、社会动荡。雇佣劳动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上述关系，先天地决定了，不管它的效率一时有多高，必定无法持久。
[14] 对于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解放”，应该做些保留。从生产力的外部（物质）指标（即产值）来看，改革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若着眼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则进步并不太大。因此，中国 “生产力”发展的最大赢家，首先是控制着知识产权的跨国资本，其次是与加工出口有关的各类资本，而真正能够提供内需、出卖血汗的劳动者，则所得无几。这是改革的一个极大悖论；长远来看，也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15] 改制过程中，原先存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实际上的崩溃，对那些下岗职工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6]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较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能否落实，则取决于抵抗发展主义的决心和能力：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当前中国这样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怎么才能支撑某种程度的“购买社会和平，”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17]主要指承认现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格局前提下的公平，而不是指是在社会平等意义下的公平，或社会主义的公平（每个人有参加劳动、不受剥削、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平等权利）。这种公平的实现，其主要作用，只能是合法化并进一步强化现有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格局（其一端是垄断财富和权力的精英联盟，另一端是亿万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
[18] 其主要形式和最高成就是福利国家，具体表现为政府主持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
[19] 作为宪政民主、人权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等目标基础的劳资合作，是市场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换旗派不是把劳资双方在经济地位平等条件下的斗争，而是把资本主义本身，误认为是劳资合作的基础；而把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恶果的消除，寄希望于基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他们看不到这种机制存在的本身就取决于工人阶级有效的阶级斗争。
[20] 据南方网2007年10月15日报道：“网友对十七大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有效的制约。第一大类的问题是反腐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见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07-10/15/content_1580824_4.htm）。
[21]中共一党执政，历史上有其合法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压迫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所有这些成就，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于没有任何别的政党，只有中共，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确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可是，当中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企图用以资本主义方式取得的GDP增长，来为自己取得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原则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会做。并且，由于没有权力垄断，有可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让各党自由竞争，以绩效取得选民的授权，不是更加符合时代潮流世界潮流吗？
[22] 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业研究部主任。
[23] 其起因是知识经济的兴起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即蓝领阶层人数的急剧减少和工人集中程度的降低。
[24] 这是1983年清污运动的主题。
[25]自由派比换旗派更进一步：不允许多党竞争，还谈什么民主？但是，民主的要义不在竞争，而在平等参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确有竞争，但却难以形成作为民主价值基础的公意或集体意志或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市场的这一反民主特性决定了，要民主，就得限制市场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Joseph Schumpeter 早在1943年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和社会公正”不相容，因而悲哀地承认，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 见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43). 这一认识，其实也正是美国实行新政、欧洲流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背景。但从五十年代开始，新兴的理性选择学派，以（只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为模式，把个人主义伦理学推到极端，并用博弈论“科学”地论证了集体利益的不可能性, 从而否定了民主与共和的价值基础。这一学派的观点，既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也为最小政府学说，提供了依据，成了当代西方思潮中的主流。但它同时也摧毁了民主的程序基础：个人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不合私利最大化的理性原则，搭便车得到鼓励并日渐流行，投票率愈来愈低。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的民主缺失日渐明显、危机感日渐深重的情况下，东方一些人对它却愈来愈崇拜。
[26] 西方立宪之初对公民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也是为了确保财产阶级对穷人的阶级统治。
[27] 应该指出，使剥削成为可能的是雇佣劳动制，而不是资本本身。雇佣劳动制是以政府暴力为后盾的一种特定的法权关系。在另外一种政治权力的安排下，在另外一种法权关系中，如果工人可以租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只能拿到租金，而利润则全归工人所有，那么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或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产权，就不会导致剥削。
[28]它也正是马克思本人追求的、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见《资本论》第一卷，832页。
[29] 请注意：在按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法权关系中，资本拥有者（包括所有的劳动者），因为没有也不能（用资本去）剥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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