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北京钓鱼台频频发出改革“攻关”总动员令。吴先生曾经以他的“良心”实现了中国国营企业的成功改革，通过产权明晰完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以低廉的成本赎买，澄清了工人阶级本应只是劳动力所有者的真实身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吴老先生功劳盖世。　　

本年度两会刚刚结束，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再度敲响总攻战鼓，矛头直指上层建筑体制中顽固残余力量。　　

我这里借用记者的一句描写：“周六的北京天空灰蒙蒙”。吴敬琏一大早就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一上来就直指过度储蓄与消费不足已经阻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说，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他非常担忧中国转变中的阻碍与困难，他认为，只要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　　

老百姓一般不懂得他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高妙理论，认为自己并没有“过度储蓄”，也不认同“消费不足”而是消费不起。其实，吴先生并不是针对居民而言，因为他不是社会学家和慈善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体制问题”。如何能“心领神会”地读懂吴老先生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还真得“顺藤摸瓜”地学习才行。　　

首先，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水平呈现出迅速攀升的态势，吴敬琏反对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然后，是为什么货币超发的问题。在吴敬琏看来，造成所有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了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一种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以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在分配时必将青睐资本，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再然后，是分配的结构由生产的结构决定。只要投资是推动增长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　　

至此，我们已经找到了“根儿”，那就是“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倾向依次是国家＞国企＞大私企，并没有居民什么事。　　

按照吴敬琏的理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哪一个不消费的人可以超发货币？不言而喻），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 “十二五”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他看来，这个转变的道路并不好走，甚至可以用障碍重重来形容。　　

我们顺这棵藤摸到的“瓜”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吴敬琏担心，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　　

吴敬琏说，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 　　

告慰吴敬琏老先生：不仅我读懂了您“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网民差不多都能读懂。看网民的读书心得：　　

“没直说，很多人听不懂。如果直说:‘用行政的手段和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处理房地产调控，岂不是大跃进？’这样大家都懂了。”　　

“琢磨一下，讲的就是一句话：要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对这些经济学家鼓吹式的发言要小心，一些人都是拿了好处做吹鼓手!”　　

本博要补充的是，吴老先生最注重资本的社会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百姓、关心“专业技术人员”。不是老先生想开了，是老先生“善解民意”，知道“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法宝。当初的产权分离，是借用政府的“手”，而今的私有化，吴老先生必须借助民众的“手”。纵观老先生对于“投资拉动”的批判，所要表述的是“消费拉动”，要消费，就必须将公有化为私有，“有钱大家花”。　　

悲哀的是，多年的现实，既没有授人以鱼，也没有授人以渔，这才是改革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吴敬琏之流确确实实抓住了改革的“要害”问题才能蛊惑人心，虽然绝大部分问题本来都是这些“精英”们制造的，如今以子之矛戳子之盾，太阿倒执之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