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的伟大之处在于一直有那么一批不受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的学者和记者，他们的客观中立维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台湾总有一批人在大陆论坛上制造声势，用他们自己被洗脑的资料来影响大陆的网民，那么，当他们自己知道真相后内心将作何感想呢？另外，要明确的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暴行和帝国主义，某些别有用心者却喜欢把这点引导到反人类方面，着实可笑。

以下就是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注下文摘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与美国》）

美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华关系上，坚定不移地奉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但他的手段更加狡猾，更具有欺骗性。他口口声声高唱“和平”、“正义”、 “公理”，声称“美国在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一方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使子孙后代不复对峙相残。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用以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美国参战的时间不长，但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战前美国是一个从欧洲输入资本的国家，曾欠欧洲各国债务，战后反而借给参战国家1033800万美元。从1913年到1924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占世界二分之一，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专制国。“正象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斗。要想称霸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要称霸世界。’” 事实表明，美国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它称霸世界的机会。
＃不然摩根怎么会说：推动美国的是我！（参看摩根专案和摩根帝国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立即抛出所谓“十四项原则”，以虚伪的和平辞令欺骗世界舆论，掩盖和粉饰美国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威尔逊以欺骗的手法，企图在中国人民中树立一个“主持世界和平和公道”的“良好形象”，换取中国人民对他的好感。他在白宫接见北洋政府的驻美大使时，极尽欺骗之能事。据顾维钧回忆：“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同情态度。他对我将赴巴黎表示高兴，并希望我和美国代表团保持联系。但是显而易见，他一心想着的还是他的那个和会方案。他对我详谈了他对和会的希望，反复申述他在著名的‘十四项原则’中论述过的原则。他说，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 威尔逊的满口欺骗，使不少天真的中国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幻想。

但是，威尔逊在嘴上说得好听，在巴黎和会上却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道排斥中国，为了换取美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1919年4月22日，他在巴黎美国代表团寓所会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勒孟梭，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摊牌，在山东问题上，彻底出卖了中国的利益。顾维钧回忆这次会见说：“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就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了这一方案：
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中国可能不待他们的陈述就已经完全了解了。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这样，威尔逊便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完成了一次大拍卖。列宁指出：巴黎和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拿着钢刀的强盗逼迫手无寸铁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揭露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胡适模仿威尔逊的口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和平对强权的斗争；大战的结束是“合理”、“正义”的胜利，是“和平战胜强权”的结果。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是公理、正义、和平与强权的斗争，而不过是强权与强权争霸的斗争，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强权，因而对于各国人民丝毫没有益处。“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 ‘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他指出，威尔逊和“协约国满嘴的平等主义”，但是从他们无耻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要问：“平等正义”又在哪里？他指出，世界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
世界人民将面临着一个英法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从威尔逊的欺骗宣传中得到的一个宝贵教训是：帝国主义只有强权政治，不存在公理可言。 16年后，他回顾这段历史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了强权’四个字，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已日趋尖锐。“法英美三国的官僚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 美国工人的罢工，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期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牟取巨额利润，对无产阶级不择手段进行压榨和剥削，积累了惊人的巨额利润。从1916年1月到1921年7月，美国所获纯利为38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参战的开支。与之相反，工人的收入却逐年下降， 1918年较1915年减少4％，加之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人 1917年的工资只等于 1913年的89.9％。无产阶级日益贫穷，是他们不断掀起斗争反抗的重要原因。1916年全美罢工3789次，有2270000工人参加； 1917年全美罢工 24450次，有2349600 工人参加；1918年，由于政治间谍法的严厉推行，罢工仍有3353次，有1931000人参加。
毛泽东对于美国工人反抗斗争的情况注意研究。他看到，在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了反对实业专制的热潮。“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拉斯的恶制，即起于此。”所谓“托拉斯的恶制”，毛泽东解释，就是通过“资本集中”的办法，使“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而只有一佛郎一便士的零星给予。” 实业专制（垄断）造成了极大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因此，美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尖锐化了，劳动者都在高呼“不许实业专制”！当千百万劳动者都觉悟起来，“由一人口说 ‘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毛泽东肯定，美国人民埋葬垄断专制制度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充分地估计到美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对他们的斗争的前途欢欣鼓舞。他以辛辣嘲讽的笔调写道：“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 ‘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暴炸的附近，有匿名揭帖说，‘阶级斗争’业已〈己〉发生，以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欠〈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那里痛低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毛泽东对美国的最初评论，显露了他后来的一贯风格：滞洒、幽默、辛辣、尖锐、大胆，出其不意，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等等。从这篇对美国最初的国内政治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对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国垄断资产轻蔑不置。他断言他们最嚣张、最猖狂的表演，也就是他们最虚弱、最无能的表现。他宣布垄断专制的“末日审判”已经到来，他毫不留情地要求美国垄断阶级的分子们为了挽救个人的命运，立即收起那一套自我粉饰、虚张声势的作法，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去做平民。虽然毛泽东的结论还未免天真，但是却充满不容置疑的自信，他预告不仅这个地球上的专制大国将得到彻底改造，而已全世界也将得到改造。表现了他的坚定的理想和他后来的一贯追求。
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出路，就是美国工人阶级“步俄国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世界革命主义”，美国人民的解放之日便可以到来。毛泽东从一开始考虑的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更深远地考虑了世界革命。
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又一明证，它使中国又一次蒙受耻辱。中共“二大，宣言对华盛顿会议的实质进行了无情揭露，指出华盛顿会议是美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重新分配市场，调和关系的一次会议，“它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毛泽东认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这次会议所具有的作用是：首先，它是美国协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来侵略中国的会议，因而它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 1923年 4月 13日，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中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

　毛泽东指出，无论是美国支持的直系，还是英国支持的奉系，无论谁胜谁败，均于中国不利。美国的统治并不比日本好，日本的统治也不比美国强，都是奴役和宰割中国人民。因此，必须变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争夺的战争为人民革命战争，人民起来夺取政权。

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只给了中国一句纸上的“不干涉内政”的漂亮词句，在实际上美国要怎样干涉中国的内政就怎样干涉，丝毫不受写在纸上东西的限制。以浙江的纸烟税这一小小事件为例，美国、英国商人在浙江大开烟厂，以至卷烟盛行；每年仪浙江一省销售竟逾千万，流毒之烈不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税；美商借口条约权力与政府交涉，美英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税，结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十美英压力，停止了征收。
毛泽东指出，仅仅从这一件事中，即可看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无耻和横蛮。抽取纸烟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干，何况抽税与否纯粹中国主权，断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公使竟然横加抗议，美国究竟如何尊重中国抽税一事，可见一斑。可见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大大的加深了。“美英烟草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毛泽东要求国民深刻地注意到，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对美国政府抱善良愿望。毛泽东还要求全国人民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是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重要敌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明确主张大力宣传“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展了空前的反帝斗争，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军阀的残暴，掀起了反帝的风暴，因而帝国主义各国及各种反动派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向革命人民进攻。

“中国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中层及下层民众的革命要求，自然日益迫切，革命之风潮日益加紧；一方面英美日法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内大小军阀、安福研究联络各派政客、香港上海各地买办、阶级、全国土豪劣绅，亦必联成一气，作反革命的运动。”。 帝国主义攻击共产党、攻击改组后的国民党，妄图扑灭中国的反帝运动，中国反动军阀叫嚣铲除“赤化”，受到它们的欢迎，“颂声”“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他坚定地相信，美国政府出自于维护在华利益的目的，出自它对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不仅目前、而且在将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障碍，是反对和扼杀中国革命的主力。他对美国干涉中国革命，很早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36年以后闻名于世界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他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深刻观察和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客观地评价了蒋介石政权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他是一个敢于直率指出蒋介石政权反动本质的人。他写道：“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比以前那些督军政府好不了多少的地位。” “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农村，都由有势力的高利贷者和地主（包括许多官员）控制着；他们也通过鸦片买卖赚钱，这种买卖在半官方的经营之下扩大到极大的规模。资本、企业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官员、军阀和银行家手里；敲诈、贿赂、贪污和裙带之风盛行。剥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小贩来养活地方军阀和军队；工人处在饥饿线上。” （像不像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混合复辟着实可恶）

斯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起在农村中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南方各省农民武装部队赶走或杀死国民党官僚和豪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些地区共有农村人口五千万至七千万人，现在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它的热心而干练的领导人主要是五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毛泽东、贺龙、叶挺、朱德和彭德怀。
斯诺公正地指出，红军决不是“赤匪”，而是穷苦人的救星。他们“连根拔掉剥削制度。地主、高利贷者和地方军阀被清除。废债务、撕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士兵。寺庙、祠堂地产、公共的设施和资源归政府管理。
废重工、禁鸦片，废除娼妓和娶妾的制度，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以公民权。”斯诺客观地看到，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合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士兵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他向斯诺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栽给中共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的腐败现象的自供状，没有一条与中共、红军和苏区有什么联系。他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间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现在都回来了，国人还不醒悟吗）
斯诺完全相信毛泽东的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他一踏上苏区的土地，事实就在不断地粉碎他过去所知的由国民党所制造的种种谎言。他首先见到的中共要人周恩来，“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他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 ‘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至于毛泽东这个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描绘成“十恶不赦”的“赤匪”头子，生活简朴得和普通老百姓一般。“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斯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中共要人是那样淳朴可亲，富于理想和信念，红军战士也个个振奋、生龙活虎，和老百姓保持着如鱼似水的关系。他用激动的笔调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
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至于苏区，绝不存在外界想象的民生凋敝、饥民遍野的现象。斯诺看到的是“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在那里，鸦片烟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同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总之，所有这一切，使斯诺得出一个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结论：“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恐怖’。” 斯诺以亲历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谈话。一年后，斯诺在向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的信中自信他说，对于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反共宣传，实在是不值得“攻击”的。

休斯在见到毛泽东时，感到自己“一瞬间见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于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此外，她还狂热地写道：
毛泽东有一副“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面孔”。 延安的短暂日子也使她难忘。休斯小姐在谈到她对这个共产党首都的最初印象时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看不到一个乞丐。”

与海伦·斯诺的印象不同的是，贝兰特不认为毛泽东只是抓大的方面，而把细节留给其他人的人。他认为，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或者至少不同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好地抓住细节，他是一个对细节并不放松的人。他既能集中从事眼前的工作，又不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位英国记者肯定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他由衷地赞美道：“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一生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10月 25日，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和贝兰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个对抗战初期情况和抗战发展前景作精辟分析的谈话，很快被贝兰特传到世界人民之中，以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看看现在网络上列宁毛主席都被抹黑成什么样了）
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用到美军训练和实战中的美国军官——卡尔逊 如果说贝兰特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非美记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便是美国军方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现职人员。

埃文斯·卡尔逊是美国一个公理会教长的儿子，1912年加入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退伍，被授予上尉军衔。1922年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从1927年到1929年，后来又从1933年到1935年，卡尔逊作为美国一名情报军官在中国供职。那时，他是一位对游击战争略有所知的职业军人。 1937年 6月 15日，卡尔逊启程赴远东之前，应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要求卡尔逊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向他通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统提出，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必须绝对保密。从 1937年起，卡尔逊便定期向白宫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

早在1933年，卡尔逊与斯诺在上海期间就有很频繁的交往。1937年，他再次到中国后，就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到延安考察的申请。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毛泽东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未来的中国应当奉行的外交政策。卡尔逊惊奇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很扎实的面向实际的一面。他把建立一个廉洁的、民主的政府作为中共近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除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卡尔逊在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中看到了毛泽东脚踏实地、从容不迫的奋斗精神。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一席谈话，毛泽东给这位美国军方观察家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毛泽东坚韧不拔，理想高远、脚踏实地、乐观自信以及艰苦朴素的品质感动了他。他看到这位红军战士拥戴的领袖，象农民一样，在他的旧烟斗里装上长长的、多筋的中国黄烟叶，以致心中为之难受。

他默默记在心中，要送他一个新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1938年8月7日，卡尔逊重返汉口时，他简直不能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缄默不语了。”他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欣然与麇集汉口的美国及欧洲记者们进行广泛的交谈，他盛赞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他精神抖擞地把他在游击区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 使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有问必答，并且毫不介意他们在电讯稿中提到他的名字。
卡尔逊的看法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卡尔逊接到不准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谈话的命令。 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的上级通报说，要严厉追究他对这些活动的责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卡尔逊却坚持他看到的都是事实，他讲的也是事实，没有讳言的必要。接着卡尔逊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辞去了军职。他解释说：“我希望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自由他讲话和写作。”1938年12月末，卡尔逊回到美国，他被良心驱使着“象一个着了魔似的人”那样去说、去写。（共产主义的理想可以感染任何有良知的人）　　

卡尔逊不仅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为好几家杂志撰稿，并且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他的后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是当时目睹共产党军队以及游击战线的第一个美国军人和官方人土；他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以及一大批八路军高级将领进行过深入访谈；他的脚迹遍布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因而他的《中国的双星》成为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美国军人之手，应时在美国出版，使抗战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为美国人民所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达的深厚的友谊，也使美国人民深受感动。他对霍尔东·汉森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他介绍延安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
每一个人都对你直视，不妄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平等，人们很快乐满意。” 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在美国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和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
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的行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后，他又参加了美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中人民的友谊发展。在卡尔逊受美国海军部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罗斯福阅读他从中国战区转来的一切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并没有对罗斯福的政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罗斯福对卡尔逊是抱信任态度的。

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类似八路军游击队的一种特种部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曾是卡尔逊特种部队的主任参谋。他后来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逊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同八路军中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训练，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斯福将他提升为准将。之后，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出色战绩，以卓越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使他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美联社记者汉森说，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 。

值得一提的是，与卡尔逊同时深入山西前线的另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霍尔多·汉森。 1937年7月，他骑自行车从北平来到河北农村，在共产党的游击区考察了两个月之后，返回北平。 1938年夏，他又受美联社委派，对山西、陕西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延安，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美联社记者与毛泽东发生的直接接触。汉森和卡尔逊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 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 这种宏伟气魄使他惊叹不已，他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长远目标和中共的奋斗精神。汉森撰写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和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一样齐名。 1939年 12月 24日，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这两本书为描写战火中的中国和敌后的中国的两本互相补充的新书。

＃上面提到的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其幕后老板：美国的犹太人，把持着媒体，在遇到一切与以色列有关的事情、包括战争时，往往大幅报道以色列的安全、权利，以及以色列遭袭击等，而对巴勒斯坦民众的苦难、伤亡，要么一笔带过，要么避而不谈。
在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媒体，都是由犹太人创办的，大批著名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都是犹太人。

《货币战争》：在报纸方面：外交协会成员控制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
在杂志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时代》、《财富》、《生活》、《金钱》、《人物》、《娱乐周刊》、《新闻周刊》、《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读者文摘》、《富布斯》――――――

1939年共有9位外国人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由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的美国教授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博士，以及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乔伊·霍默小姐访问了延安。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她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 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在和斯诺深入探讨美国的国际政策时，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现在它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人就不会支持他了。毛泽东认真地探讨了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同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支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斯诺回答毛泽东：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类资本的势力都可以找到，“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公众舆论的变化（包括劳工界的意见），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例如，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便对共和党人产生了影响。

1941年斯诺在美国出版《为亚洲而战》一书，详细报道了他 1939年重返西北抗日根据地和会见毛泽东的见闻。在这本书中，他把“大部分的篇幅和同情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独裁的、半封建专制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酸洗”。这本书再次在美国人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T·A·比森称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必读之物”。《基督教世纪》周刊总编辑保尔·哈钦森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有在读过斯诺这本杰作之后，才有权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

在美国政府宣布贷无息巨款予中国的当天，罗斯福还再次致电蒋介石。他说：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它爱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非武装人民在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它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了巨大的激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对蒋介石的评论：“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表上述文件时称：“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不幸的但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艾奇逊回忆录》第181页。
《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以下引文：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达到了新的顶峰。它不顾外同新闻记者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再度把边区用厚重的黑幕围起来，连一丝光线都不准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重新打破封锁而斗争，他们热烈欢迎美国和欧洲记者到边区访问。这场打破新闻封锁的斗争，再次以中共的辉煌胜利载入史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特别是为了最后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共、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很少能得到中共的真实情况。据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回忆说，个别穿越国民党封锁线的外国旅游者，“被视为从火星上来的人”；他们被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包围，问这问那，往往弄得精疲力尽。美国和英国官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 1944年3月，向中共提出要求，拟派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高度重视，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到来，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3月 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电文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同时周恩来井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赴延记者团的成行受到国民党刁难，他们怕外国记者看到事实，揭穿他们对中共、八路军和边区的种种造谣诬篾。但是，这一要求不仅出自美、英记者，而且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具有官方的性质，这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英美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下，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这次赴延安的主要是英美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日报》、《同盟劳工新闻》和《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福尔曼，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
＃＃现在已经确定，以上所提到的一切狂赞毛的媒体，都是被幕后的犹太财团控制的。因此要它们捧谁就捧谁，要它们贬谁就贬谁。美国的重要媒体早就被控制，这已经不是秘密，各位可以查证。

摘引：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到达西安，国民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工作。他们满耳灌入的是红军如何种植鸦片，如何打击、反对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又如何避免与日本作战，以及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等。他们竭力使这些外国记者相信，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
其实，国民党的洗脑工作做得越彻底，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无能。而回答他们的事实，将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外国记者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立即感到过去蒙受了国民党的谎言和欺骗。记者们首先在南泥湾看到了生机勃勃，一派动人的大生产景象。

然后他们又在延安交际处的“足食园”商店，看到了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的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商品，简直不胜惊讶。到哪里去找国民党所说的民不潦生、饿殍遍野？早餐时，英美记者见到的是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慢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如此丰盛，使他们兴致
勃勃，狼吞虎咽。国民党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原来英美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对牛奶已经“久违”了，偶尔有时能买到一个鸡蛋就心满意足了。

1944年，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蒋介石积极准备抗战胜利之后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推向更加专制和黑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强烈要求建设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借美国记者和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机，重申中共的一贯主张，鲜明地阐述中共的观点，以便争取国际舆论和友好力量的支持，同时唤起民众，共同制止国民党的阴谋。
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
毛泽东出现在记者们眼前。在记者们眼中，他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旧没有扣的，一如他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注意听取对方的姓名。他依然一口湖南口音，态度儒雅，词令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演说。 他热烈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开辟，同时着重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一贯态度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
斯坦因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与中国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伟人 斯坦因也毫不置疑地相信毛泽东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中 ，更详细地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各方面的印象。他写道：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着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 “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毛泽东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的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与他长谈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
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变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形，他以细腻的笔触写道：毛泽东给我一段充分的提问题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5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新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个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内容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征求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了。
以上是斯坦因笔下的毛泽东。他向美国人民所展示的中共领袖，是一个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尊重人民权利和智慧的、谦虚的、朴实的普通人。他充沛的精力、忘我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日益操劳等，令人感动。他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他常常要求所有的党员们在他们一切决议与行动里持有他说的“群众观点”。他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老师，他的脚稳稳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他以民主的作风与中共其他领袖结成磐石般的关系，带领着人民前进。斯坦因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这种真实的形象详尽地介绍给美国人民。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哈里森·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俱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他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
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象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现在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热情洋溢的社论。社论的原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在改稿时亲自加上了“的战友们”四个字，强调在抗击日寇，消灭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上，中共和八路军与美国军队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毛泽东深信，美军观察组如果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便一定会如实地承认，中共和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正是这支抗日力量，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七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敌的最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后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而这种情形，一向是不为盟国朋友们所明了的。在过去，美国与盟国政府、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美国和盟国其他国家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到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仍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上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毛泽东讥讽道：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丑诋、恶骂、造谣、诬蔑，欺骗世界，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的目的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本、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现在出现那么多片面强调国军的作用的言论）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来延，将为这一改变开一新阶段。观察团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不仅在生活上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和日本俘虏。这些俘虏是他们了解日本情报很有用的对象。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中文教员、制服，以及休息娱乐条件。美军观察团到延安之前，头脑里也象记者们一样塞满了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传，尽管他们也见到过美国记者所写各种关于边区完美无缺的报道，他们还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支配而不由自主。但是，有趣的是，观察组的全体美军军官对延安的印象是“极讨人喜欢的”。 全体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他们看到，在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都是如此。中共和人民以及观察组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群众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卑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在边区，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都很简朴，在生活和接待方面，没有炫耀虚饰的现象。妇女穿着简朴人方，举止平等友好，也受到平等友好的接待。大批的男女青年在这里学习，他们普遍有一种成熟感和严肃感。他们来自前线和农村，时刻准备着回到农村或前线去，继续干他们的工作。这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不种田的人，就干如纺线之类的活计。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音乐、舞蹈和戏剧都大量吸收了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里的人们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者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他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这里没有紧张和压抑感，不必担心有人借交朋友来探讯什么，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记者可以任意走动，发稿不受新闻检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给人以极好的个人印象，同毛泽东欠佳的照片上所能够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使美军观察组的全体人员都具有相同的感觉：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相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谢伟恩认为，在延安，他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人们得到的对中同共产党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素质。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七年里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象美国人，而不象东方人。（此时国统区白色恐怖却是鼎盛时期）
记者们写道：毛泽东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丝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他的脸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柔和。他不尚空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象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子轻轻变动，步态稳重。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听众。毛泽东在党内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有不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加密切，也更难以形容的。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诚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杰出。他的知识渊博，谈吐象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意义。又能对美国的历史任意谈论。因此，毛多少象一个传教士似的，党把他看做一个圣者。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像不像美国开国元首林肯）

白修德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和对蒋介石的印象进行了对比描写。他写道：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蒋介石在谈到中共时，常常不免咬牙切齿。而毛在谈到蒋介石时，却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灰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然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白修德在延安看到一种钢铁般的力量的实际存在，以及智慧、远见、民主、坚定信念的实际存在。这两种力量有机地汇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中国的明天。。。。。（今天的中国我们无脸面对毛主席啊）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世界大视野的战略家。他观察问题善于从广阔的世界图景中，从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他善于根据不断变化了的情况，调整自己和中共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在对待美国政策上，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多变的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这一阶段对美国的政策分析和处理，充满了辩证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他肯定美国对华的帝国主义基本政策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
本出发点是维持在中国的权益，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控制，而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特别是日美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经营了近百年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美国局部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发生改变；中美之间有部分“共同利益”，可以争取和美国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他强调，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决定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采取两面政策和有区别的政策，把斗争和联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共确定的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