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比娅的分裂行径与新疆的维稳方略　　
——用兵平乱不可手软，靖边西北仍需怀柔　　

　　这次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群体性骚乱事件，作为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有着明显的恐怖主义色彩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背景，它的幕后策划就是东突分裂组织的一个变体——热比娅的“世维会”。　　
　　关于这起事件的性质，中国的公安部长孟建柱研判的极准。他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讲话中指出它实则“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斗争。”　　
　　中国的反恐专家李伟也在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种种迹象和证据都证实了热比娅的世维会是这次7·5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出逃境外的热比娅，无论是披着西方价值观的外衣，打着人权自由、民族自决的旗号，还是极力把自己打扮成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但“在出境后的一年里走遍美国50个州，为分裂活动造势”的言论和行动，却遮掩不住自己的“疆独本性”和赤裸裸的分裂行径。通过煽动东突分子的复国情结，达成自己的独立称王，这与西藏的达赖，实为一丘之貉。　　
　　《论语》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躲在境外的热比娅一时半时还死不了，对付她煽动起的东突分裂行径，中共不仅需要做好长时段、国际政治复杂斗争格局下反分裂斗争的物质上的和心理上的准备，同时也还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一味的用兵或单纯的怀柔都是不行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刚柔相济。一边用兵平乱靖边维稳，一边用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心理上的物质利益上的怀柔，感化和争取民众，孤立和瓦解东突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　　
　　由于热比娅的境外扰乱，胡锦涛主席也中断了这次意大利的八国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活动，而提前回国，掌控新疆紧张局势。通过中共政治局的共同研判，胡锦涛迅速地作出了新疆维稳的一系列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群众、做细工作，安抚化解，稳住民族团结大局，打下东突分裂气焰。　　
　　胡锦涛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研究7·5事件的处置与善后问题，，包括派遣武警入疆平乱，稳定秩序，这对于新疆的维稳至关重要。据凤凰媒体报道，中国的武警部队总司令和成建制的武警官兵已开进新疆维稳。但要彻底铲除这种东突分裂势力挑起的西北边患，用兵平乱靖边维稳固然不可缺少，但善后怀柔，争取民众却尤为根本。从境内外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背景上看，中共仍有不少靖边西北的方略需要细化、整合，现摘要论之：　　
　　一、 打击东突分裂，用兵平乱靖边，行动尤须果敢，但决不可手软。　　
　　西北边患，在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发生过。李世民的大唐是东、西突厥的袭扰，满清的康乾是准格尔的闹独。不管中原王朝的皇帝是谁，但每一次的西北靖边都是用兵搞定的。只是平而复叛，用兵不断，也让西北边乱成为了中原王朝的心头之患。对付这种西北边患，毛泽东没有沿用历代中原王朝用兵平乱、分而治之的策略，而是采用了屯兵戍守、经营开发的办法。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担负的就是这种屯兵戍守，靖边西北的重任。毛泽东的这种战略布局，让大规模的西北边患始终都没能爆发起来，虽然也发生过零星式的集体叛乱事件，但终究没发生过那种大规模的用兵平乱局面。　　
　　由此而看，平乱用兵，这已是一个历史性的规律。即使有一些境外的媒体或反华敌对势力责难我们的用兵平乱，大范围的抓捕，也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手软。用兵动摇了，抓捕手软了，境内的闹独或东突的分裂行径就可能被助长，就可能引发社会骚乱面的扩大和更多蒙蔽者的卷入。如果闹大了，就可能镇不住，息不了社会的骚乱。　　
　　但用兵平乱也须谨慎使用。用兵平乱本是我们的内政，但如果抓的多了，杀的多了，就可能招致人权上的更多责难。新疆局势的趋紧，武警的成建制的开进，已让一些境外的媒体别有用心地盯起7·5事件的处置上。看着我们的武警有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抓捕，侵害新疆民众的基本人权。如有不慎，就可能让它们采取混淆视听的办法，把用兵平乱与镇压民众混为一谈，以此诋毁我们的人权现状。在对骚乱分子的抓捕中，要慎而又慎，能不抓的就不抓，能放的就放。但对制造骚乱的首恶骨干则需狠抓很打，一个不留，有多少抓多少，决不手软，也决不受制于境外媒体的说三道四。树倒猢狲散，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制造骚乱的首恶骨干都抓起来，处以极刑，杀一儆百，因蒙蔽而追随的，自然就会因领头的被抓被杀，而心存畏惧，一哄而散起来。　　
　　因此，处置那些因蒙蔽而追随的，要宽大为怀，留其生路，好言安抚，引导他们觉醒自新，追求美好生活。运用这种“抓大放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斗争策略，有助于我们争取民众，孤立、瓦解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堵住那些西方人权卫道士们的嘴。在社会骚乱的处置和善后上，一定要把这种首恶骨干的抓捕与蒙蔽追随者的政治瓦解，治病救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运用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让蒋介石的不少军队涣散了士气，丧失了斗志，弃暗投明成了新人。用这种斗争策略也同样可以对付了这种境内外反华敌对势力所策划、挑动起来的各种社会骚乱。　　
　　二、 加快新疆的经济开发，推进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公平。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用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和生活实惠，赢得新疆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和归属。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设想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中国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反复告诫中共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邦的第一要务。这种发展思路所产生的一个偏差就是只顾发展生产，推进经济增长，做大国民财富这种消费蛋糕，而在推进效率的考量中，忽视分配的合理调节和社会公平的解决。缺乏从分配层面解决中国所存问题的配套设计，是中国改革开放总体设计的一大缺失。这种缺失成了滋长中国不稳定因素和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源头。　　
　　随着区域发展、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这种发展的加快，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如愿以偿地减少下来。社会不稳定隐患的滋长，让邓小平终于认识到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和社会公平的扭曲，也同样会让中国出大问题、大乱子。仅靠发展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也还需进行分配改革，推进社会公平，让更多的人分享这种改革发展的成果。　　
　　东部经济的发达富裕与西部经济的落后贫穷，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面对西部的共富诉求，中共组织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发展差距，但与西部民众的心理期待仍存有较大的距离。老、少、边、穷之地的经济落后，中央财政投资开发的长期偏低，也为境内东突分裂势力提供了煽动民族分离情绪的口实和缘由。　　
　　穷极思变，穷极生乱。从人的生存层面上看，中国的农民为什么多次起义，有人说是官逼民反，其实这里面的始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发端于农民的贫穷与生计的艰难，二是发端于分配的扭曲与社会的不公。民族的分离情绪，民众的社会骚乱，何以滋生，其缘由也还在于此。中共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把中国的农民动员起来，其政治动员的两个根本点，也同样在于此。所以，用兵平乱只能暂时性的靖边维稳，就像中国的中原王朝用兵西北靖边所经历过的那样。长久地安边固邦，让民众归附，只能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公平这个根本。这才是推进新疆维稳的长久之计。　　
　　民生的改善，富足殷实的物质生活享受，是赢得民心，让民众归附的最管用、最持久的武器。　　
　　毛泽东曾告诫中共的进城干部，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什么中共的不少进城干部没有被战场上的炮弹炸倒，而却让这种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炸倒了，这就是物质生活享受的作用所致。　　
　　同样，只要把新疆的经济开发加快了，社会的公平推进了，民生的问题解决了，让新疆的各族民众都过上了富足、殷实的生活，试想，那里的边民还会再滋长民族分离情绪吗？东突的分裂行径还会再有存活的土壤吗？一句话，经济的加快发展是基础，推进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公平是关键。不抓住这两个根本点，新疆就难以长久地维稳，东突的分裂行径就还有继续存活的土壤。　　
　　基于此，笔者以为，中共的新疆维稳方略要紧紧抓住上面所述的两个根本点。要以这次7·5事件的处置和善后为契机，坚决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以收入的公平分配、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扩大它们的生活消费需求为载体，推进社会的公平，平息社会上的那种因区域、贫富、收入差距的拉大所滋长起来的不满情绪。要加大中央对新疆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用生活补贴、艰苦地区工作津贴等形式，尽快改善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也还要运用产业政策、信贷、税收、财政支持等经济杠杆，引导、支持和安排更多的项目、技术、资金、人才投资与新疆的经济开发中来，以此构建新疆持续、快速发展，东部带动西部共同致富的坚实基础。　　
　　通过经济的加快发展、中央财政的更多支持和社会公平的推进，尽快让新疆各族民众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更多实惠和物质生活上的更好享受。这才是怀柔边民、维稳新疆的根本。它要比这次中央专门发给7·5事件的受难者的安抚金和经济损失补偿金所起到的怀柔作用持久得多。据凤凰媒体报道，中央给每一位7·5事件死难者20万安抚金。这样的安抚金只能短期的怀柔，而不如经济的加快发展、社会公平的推进更能持久地吸引民众的归附。　　
　　三、推进反恐国际合作，封堵东突疆独境外活动空间。　　
　　推进反恐的国际合作，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作为制造民族分裂、社会骚乱、血腥暴力犯罪的策动者，恐怖组织不除，世界的和谐，人民的安宁就永无消停之日。　　
　　正因为如此，这次参加意大利八国峰会与发展中国家对话的五国代表，在获知中国发生7·5群体性暴力犯罪事件之后，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宣言，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急切呼吁反恐的国际合作。　　
　　现把这个政治宣言摘要出来。据中新社拉奎拉　7月8日　电（记者张朔）报道，“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领导人集体会晤，8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会后发表了政治宣言，明确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宣言》称，恐怖主义是全球性灾难，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阻止恐怖分子行径，惩罚恐怖行动的实施者、资助者和其他参与者，联合国会员国应尽早完成并通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条约》，为国际社会提供反恐法律框架。”　　
　　推进反恐的国际合作，中国应通过八国峰会与发展中国家对话活动，呼吁各方在这个《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条约》的制定中，坚持把“任何国家都不能为那种旨在搞民族分裂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组织提供资助和藏身、活动之地，每个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在自己的境内限制、阻止那些旨在挑拨别国民族纷争，制造民族分裂言论的散播和闹独活动的造势等”条款，写进这个条约之中。　　
　　坚持把这样的国际反恐合作条款写进条约，可以解决一些霸权国家暗中豢养、资助、纵容别国的民族分裂者、政治上的闹独者，并通过它们在境外煽动起来的分裂行径，扰乱别国的和平崛起和社会稳定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果没有对这种别国民族分离与闹独情绪策划、煽动者的豢养、资助和纵容，要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自然就容易多了。　　
　　按照这种条约的规定，达赖也好，热比娅也好，其境外的闹独分裂行径，都应该受到所在国政府的限制和阻止。如此以来，肯定要有助于新疆的维稳。　　
　　但也要看到，签订这样的国际反恐合作条约，肯定要困难得多，路肯定漫长。因为它伤到了西方和平演变和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的软肋和要害之处，而让它们对达赖、热比娅的境外分裂闹独行径的暗中资助、纵容和操控背负起违约违法的罪名。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格局和东、西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暗中较量，将会让西方的几个大国竭其所能地阻止这种义务条款写进国际合作反恐条约之中。但中国可以联合那些有着类似隐患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尽力促成这种义务条款的认定和签订。一旦认定了、写了进去，中国就可以依据这种条约请求达赖、热比娅的境外活动所在国政府，依条约规定限制和阻止它们的分裂闹独行径。中国应抱着“其路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促成这种义务条款的认定。　　
　　从国际政治斗争的现状上看，西方的几个主要大国肯定不会认同我们中国提出的这种国际反恐合作义务条款。因为我们境外的分裂势力就主要藏身它们那里，其境外活动的资金也可能来自它们所谓的民间基金组织那里。如果没有它们的暗中资助，单单这种境外分裂分子的日常生存都可能成问题。如果连自己的日常生计都无着落，它们还会有精力、有时间在分裂闹独上瞎折腾吗？没有它们的暗中资助、纵容，达赖、热比娅的境外分裂活动还能再那么猖獗吗？法国的萨科奇会见过达赖，就是美国的小布什也会见过热比娅，这样高规格的会见，能不助长它们的分裂行径吗？　　
　　由此可见，构建这种国际反恐合作条约，对于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却妨碍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手脚。这种矛盾一时半时还难以化解。除非世界大同了，人类良知觉醒了，或西方的几个大国放弃了自己的和平演变，而愿意接纳这种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存，和平竞争。　　
　　这种反恐条约的构想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达成的希望可能很渺茫。但一旦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和争取认定了这种国际反恐合作义务条款，依约封堵境外东突疆独的活动空间，就可能容易多了。　　
　　2009年7月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