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战略决策，是正确。其次，唯有毛主席，才能拯救中央红军。

　　尹一鸿：毛主席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救星！

　　一一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2018年12月26日，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

　　毛主席不仅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大救星，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主席是上下五千年来，唯一一位为中国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开天辟地、挣铁饭碗的、举世无双的一代伟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勤务员”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一支“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人民军队。没有毛主席，中国工人阶级也绝不可能会享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权益，与免费分配工作、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之福利，史称“五免福利”。而所有这些，已经被“秋收起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六十九年的历史印证了一一这个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首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红色摇篮。

　　如果没有毛主席，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没有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的政治主张。那么，在蒋介石“宁肯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中，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希望几乎为零。

　　“八七会议”后，即1927年9月9日，毛主席与卢德铭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武装起义。

　　但是，由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要求红军以攻打大城市为主，“先打下一两个省，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大好了”的瞎指挥。况且，秋收起义部队也从5000人，到撤至文家市时仅存1500余人了，1927年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了。这又怎么可能去“先打下一两个省”呢?

　　因此，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后，毛主席主持了前委会议，作出了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定。并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

　　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3日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并于1927年10月27日开赴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茨坪，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个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走向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半年后，即1928年4月，迎来了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共约2万余人最后仅保存800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毛主席会师。

　　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朱总司令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仅存的800余人，又到哪里去会师呢?!

　　并且由此，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摇篮，成了中国工农武装革命“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工农兵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红色新中国的革命摇篮。

　　在这个红色的革命摇篮里，古往今来唯一一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零三页《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茁壮成长了；古往今来唯一一支“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九页《论联合政府》)的光荣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

　　历史证明，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是正确。

　　其次，唯有毛主席，才能拯救中央红军。

　　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朱毛”红军，先后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四次重兵围剿，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朱毛”红军由此蜚声遐迩。可是，由于王明进左倾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之严重错误，不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而且也给中央红军带来了几乎全军覆灭严重后果。

　　1931年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并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了“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所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的内容，于是投机取巧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意在争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权。

　　此时间，一方面由于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即叛变。上海的中共党中央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也被迫转移到了苏区。

　　另一方面，王明也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中央苏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王明先后上曾组织过四个“三人团”。尤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对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造成的危害最大。该“三人团”不仅驾空、排斥和剥夺了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甚至还导致了盲目逃跑主义中的“湘江战役”之惨败，使出发时仅存的八万红军锐减至三万。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央苏区进行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灭绝人性的“三光”大屠杀。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遭屠戮。蒋匪军起初杀人用人头计数以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用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残杀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数万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仅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就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据不完全统计，仅瑞金就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者亦达2142余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也被蒋匪军屠杀了3000余人，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也达1466人之多，群众658人。一时间，红色苏区便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博古、李德在盲目逃跑中，居然把毛主席排斥在中央红军“转移人员”的名单之外，其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要牢牢篡夺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要不是周恩来等人坚决反对，要不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那么，毛主席拯救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之大手笔，也就断然“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毫无疑问，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因谋权之一己私心，而给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倘若他们排斥毛主席参加长征的阴谋得逞，其博古、李德等人，也难逃兵败大渡河之石达开第二的下场!

　　结论：毛主席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