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此文为回应前辈徐景安先生文章《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所作，徐先生文章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9xif.html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而非普世
——致徐景安先生
郭翔鹤
近来“普世”二字成了时髦，京沪穗等地无论是德高先生还是青年俊彦，人人捧着个“普世”顶在头上，仿佛天主降临，似乎以此一方剂便可拯万民。拜读了徐先生与司马先生关于“普世”的论战文章，尽管身在万里之外的喀土穆，还是极想写一篇感想，谈谈身为80后的我对“普世”的理解。
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不反对“普世”，但“普世”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有，何必拿人家的？与60、70年代的台湾类似，大陆现在需要的是一场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借此重塑民族共同信仰，顺便把近百年来的“洋务”、“改良”、“立宪”、“德先生”、“塞先生”诸多西来口号的美好梦想全部实现，当然“普世”的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岂不善哉？
说句可能有点无礼但是实在的话，未来五十年是80后接管社会的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对中国的前景至关重要。这半个世纪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共同价值观，是由我们定的。老先生们的建议我们会采纳，但已经旁观了你们的十多年、读着你们这一代人编的近代史长大的80后们，对于你们及你们的上一代不断把各种洋玩意搬来折腾社会的做法未必还会继承。这种折腾往往是循环往复的，仿佛近来名媛们又开始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扮当作时尚，总是显得没完没了。比如，这次您和司马先生的争论，就是把多年前的“德先生”和“塞先生”的争论旧调重弹一番，实在令人无奈。如果中国继续陷入这样的循环自虐怪圈，必然反弹乏力，民族复兴的伟大设想也可能中途而废。因此，我特别想跟二位谈谈身为小朋友的我，以及许多和我一样的80后的感想，这些感想是关于中国未来的路的。

什么是普世？
用搜索引擎搜了一下，平衡了百度、维基及诸子网站各方面的解释后认为，“普世”超越了哲学上“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的定义，正如您所说，是现代西方社会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实际上，普世价值观近年来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比如在我相对熟悉的传媒界，许多热血同行（大多是75、80后）都捧着这种价值观，在新闻采访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着，总希望用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行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
但让我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价值观指导下，都会产生相应的政治配套工具，“普世”亦不例外。西方“普世”观催生了现代民主政治，例如多党制和议会制，例如新闻专业主义媒体，比如国家化的军队，比如欧洲地区普世共同体，泛雅利安公约组织等。“普世”还往往与宗教配套销售，“买一赠一”，具体来说，美国在近百年来推行“普世”的过程中，一个至上的原则就是，要实现接受普世价值观地区的基督教化，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近邻韩国——目前他们8成以上的人口已经信仰基督了。日本在接受“普世”价值后，也常常与他们眼中“非普世”的我国抬杠。而这两个国家，一千五百年来从来都是视我们为宗主国的，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陌生过。一些我们的亚洲邻居也是如此，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泥……这些国家从前都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不是宣扬封建时代的中华自大思维，我想说的是，从前他们都是仰视我们的价值观的，到现在连邻居之间的互相尊重都谈不上了，经常因为点小利益问题就在我们领海上搞点小动作，虽然影响不大，但总不是太舒服，这显然对我国在本世纪重新成为亚洲大国是不利的。
难道，我们选择了“普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如果选择了“普世”，我们要不要接受配套工具和“买一赠一”，这些显然都很成问题。
近一百多年来，我国每到关键的时候，便马上会找一个西洋玩意，来解决燃眉之急，这次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均***P由3000美元冲5000美元的关键当口，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的时候，我们又找到了“普世”。不过又有多少人想过，这个“普世”，早在几十年前就以“德先生”的称谓来过中国了，如今“德先生”做了拉皮抽了经年油脂，青春焕发又来中国，我们的德高先生和青年俊彦们居然有当新星捧了起来，实在让人深感有意思。而你们的对手司马先生一帮人，则是信奉打了青春激素的“塞先生”，支持“塞先生”的人无非奉西方既成科学理论为上帝，试图用“纯洁的”科学推动国家发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有什么好争的呢？争来争去历史又回到原点，岂非空谈误国？

中国为什么没想到自己解决问题？
从庚子赔款开始，中国人才算真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前中国人还认为，靠发展现代企业，或者搞君主立宪，或者考察一下美利坚，应该还可以在虎狼环伺的地球上活下去。庚子赔款协议签订了，中国人的自信心这才被彻底摧毁了，于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种“中国的什么都要不得”的消极思潮开始在社会各阶层蔓延。当年有这种想法的，并不仅限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老蒋也这么想过，延安的人们也这么想过。鲁迅先生辛辣地批判过中医，还说传统婚礼是“性交的仪式”。老蒋搞过“新生活运动”，简化汉字的设想也是国民政府先提出来的。而我身为其中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出于对新社会破旧立新的美好憧憬，把破除中国过去一切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简化汉字在一开始便是以最终把民族文字变为先进民族的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维系社会数千年的宗族昭穆给破除了，乡村里的家谱也没有几本留下来的。以前留下来的文物雕像的脸都给凿去了。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这些陪伴了我们几千年的神仙全都被扫地出门。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这种做法影响依然深远——前一阵南方地区某个乡政府因为铁栏杆内有土地公（其实原来就在那里，建新大楼时为满足老百姓需求而保留的），还被当封建迷信挂到新浪首页被狠批了一通。
几十年来，我们（确切地说是你们这一代人和你们的上一代人）是如此地不自信，以至于把“五千年深的古屋”里的一些旧家当，全部搬出来烧了埋了，最后把屋子全部重新装修，地板用希腊的石头，屋顶是哥特式，家具是意大利的，墙上还有罗马浮雕，就是没有一样是自己的，而且还觉得自个儿美得不行。然而，在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后，我们发现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上，我们连蔽体的一件旧衣服都找不出来——家当已经都烧了埋了。许多洋人慕中国的文明古国之名来这儿旅游，最后却读失望地说：“这哪儿是中国啊，这不是都学我们的么，还没有学像。”
说的没错啊，如今的中国人，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体育，几乎没有哪样是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有的时候回到自己家的时候觉得特别陌生——这里哪里像是一个中国人的家？
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我们在精神上、文化上已经一穷二白了。我的文化只剩下了近代民谣“茉莉花”和黄梅戏，我们的服装只剩下了旗袍马褂，我们拿得出手的文化符号就是“福文化”、“金玉满堂”，最多再摆上两件清三代的瓷器。我们的玉德周礼呢？我们的冕服华冠呢？我们的五经六艺呢？我们的重屋社稷呢？没有人知道去了哪里。
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生来便是浸泡在否定传统的社会染缸里的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产生了对过去的一切事物的天然排斥，走得极端一点的，就像司马、方舟、祚庥等先生，已经把传统文化当作洪水猛兽，在他们的著作言说里，易经成了风水迷信，中医成了害人巫蛊，对西方科学的崇拜在他们那里已经到了唯命是从、违而诛之的地步。生在闽南的方先生当年“衣冠南渡”的祖先，要是看到他们如今的激愤，恐怕也要摇头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对于传统文化的恢复是异常艰难的，更不要说从中找些东西出来作为价值观了。如果说中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还有漫长的心理关要过，那就是“自信心”这一关。

传统中国真的有那么糟糕么？
否定中国的过去，否定中国人的自信心。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致，而这两个极致，却没有逃过封建社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最后被西方人冲进来，中国人差点弄到亡国灭种的地步。而且，明清两代弄到最后，都是君昏臣贪，生灵涂炭，社会在经过2000年的进展后，似乎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黑暗，这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已经到了不抛弃不行的地步了。
但是，明清能真的能代表传统中国吗？明清两代真的和古中国是一脉相传的么？这就要从让我们中国人切齿痛恨的“支那”蔑称说起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是1640年，也差不多就在那个时间前后，我国正在经历300年来又一次惨烈的改朝换代和民族融合，即阎崇年在央视讲得风云叱咤的“明亡清兴”那段日子。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对这次朝代更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翻阅了许多那个时候明朝的朝贡国朝鲜、日本的史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另一段史料则记说：“朝鲜李朝把清国视为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支那”的称谓，大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是一次宏大的历史事变，用任何单一的眼光评论其对错都是武断的。满族的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庞大疆域，而满族统治者是倾慕汉文化的，他们最终也吸收了汉文化，创造了有名的康乾盛世。然而，这次变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斩断了古代华夏文化与近现代的关联，华夏社会的民主创举：言官、史官制度遭到彻底毁坏，集权统治失去全部监督，成为肆意横行的猛兽。而为了维护一族、一群体之统治利益，可以肆意残杀百姓，镇压一切反抗的的行为，普通人甚至因不满言行、有时甚至是无心的言行也会遭到诛灭，这是清廷统治的一大特色。在清国的统治下，国民不能自由选择民族传统的发型、服装，亦不能书写怀念旧时风物的诗歌。从周代以来，庞大的史官机构会详细记录一朝的君臣言行实录，作为撰写客观历史的依据，然而明朝的实录被收集起来，经剔除了对清国不利的内容后，编成如今我们看到的面目全非的明史。而四库全书，则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图书集成，不仅剔除了任何对清国不利的书籍，而且连既有的书籍，也是逐字逐句修改成需要的内容。这种行为，在华夏史上是旷古未有的。从社会控制的效果上，清国的做法是在封建王朝中登峰造极的，如果“西夷”不至，清国真的有可能“开万世之太平”了。但“德先生”和“塞先生”指导下的西洋诸国的入侵，让雷打不动的“我大清”成了明日黄花，其亡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了。
其实，在清之前的明朝，其专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明代已与古代华夏社会曾经达到的民主程度相去甚远了。在明朝与宋朝之间，隔阂着近百年的元代。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刚刚经历了空前的人口衰减，四川等文化、经济中心都因战乱而成为无人区，一方面华夏中央统治传承和士大夫体系被拦腰截断——此前无论是三国还是南北朝，抑或五代十六国，这一传承都从未中断过。明朝建国后，虽一切效法古制，但新君为保自家之天下，宋代的民主社会体系并未得到有效传承，这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始终达不到宋代在全球同等地位的主要原因。何况，传承的链条截然已断，要再保证高效率的社会民主政治，也是痴人说梦了。
在这一节里，我要着重言说宋代的封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朝代，是中国离工业社会最近的一个时期，中国曾经有希望比英国早2到3个世纪进入君主立宪的工业社会，这要从赵匡胤的“祖宗家法”说起。

宋，世界民主的先声
在现代历史教科书中，宋代被描绘成一个懦弱、衰颓的时代。带给历史学家们的第一印象便是，这个朝代的“武功”，在华夏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最不堪下笔的。宋代在军事上的衰败，让历史学家们有了进行上述描绘的事实依据。
但一些历史数据让我产生了怀疑：如同不能对清国进行单一的评价一般，宋代中国难道就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中国的“懦夫”时代吗？这个朝代有哪些闪光点值得我们铭记呢？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宋代的正面研究一直在我国历史学界难入主流。但近来来这一状况有了较大改观，经过现代东西方历史学家的重新推算：宋朝中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时仅四川一省，人口峰值便达到1290万。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到22％——几百年后的清廷号称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康乾最鼎盛时期这个比例不足9％。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宋朝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时期。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发展。即使是只有中国半壁江山的南宋，其经济总量居然能占当时世界的80%。北宋时中国税收达到1亿两白银，北宋中期后，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南宋15%是税收为海关税，该时期，中国人均海外贸易收入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4两银子。北宋东京人烧炭，南宋杭州普通人穿丝衣。宋代的科技与当时国际水平比较，其高水平超过以后任何一个时期。宋代的熟练雇工工资高於知府的工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宋代发行了纸币，出现了通货膨胀。
可以说，宋代是中国最接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离不开政治、价值观等上层建筑的支持。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自宋太祖始，即经常与臣僚谈及如何使子孙世代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绍兴初年，宰相吕颐浩曾与宋高宗说起太祖时的一件事：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其一有云：“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在政治层面，首先要提的是赵匡胤的“祖宗家法”。读《宋史》，基本可以为赵匡胤总结出如下一些“祖宗家法”：“重文抑武”、“皇族不得进入政府”、“皇权受到谏台制约，不杀士大夫”、“宦官不得接触政治、太后垂帘有时效”、“行军作战需分左、中、右三军，不得打乱次序”……等等。实际上，这些家法都得到后世的严格执行。比如，赵匡胤曾要求史官给他看记录了他点什么事情，史官以周代以来的成例为由严辞拒绝——要是换到清国，这个史官怕早已被诛九族了吧？比如，包拯时期的皇帝仁宗要提贵妃的哥哥当官，违反了祖宗家法，包拯竟然当面指着皇帝斥责，其唾沫溅到皇帝面上，皇帝用袖子擦拭干后之后作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宋代多次出现幼帝情况，但垂帘的后妃大多在谏台逼迫下，皇帝一成年便还政。在“祖宗成规”的熏陶和士大夫阶层的严格抑制下，后妃们也形成固定心理定势，深知后妃预政不被统治集团所认可，是体制所不允许的，于是进行自我掩抑。在北宋末年守卫东京时，朝廷撤换了守城得力的李纲，汴梁的太学生发生暴动，把丞相一顿毒打，最后此事亦不了了之。
对中唐，晚唐史有所研究的人，应该会理解宋代“重文抑武”的良苦用心。宋代的皇帝是为百姓之安乐而行此政策的。安史之乱后，唐代为巩固边防，中央政府开始倚重节度使，然而这些藩镇拥兵自重后，开始不断与朝廷作战，在经历了漫长的拉锯战后，唐廷为藩镇所代，又经过若干年的五代变乱，赵匡胤掩有天下，而他自身就是一个拥兵自重的武将出身。观察到3个世纪来藩镇对老百姓和稳固国家带来的危害，赵匡胤一上台便实施了削弱藩镇和武将的政策。这一政策无疑是成功的，整个宋代，没有发生过一起武将变乱，没有一次后宫拥兵逼宫。不过，华夏族的国土位置是不幸的，没有英格兰、日本那样的海水围护，也没有西欧那样的制衡格局，有的只是自上古以来便不断来袭的四方之夷。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中央政权在古时大张“夷夏之防”，并非出于大汉族主义，而是先进文明保护其文明成果不为落后民族破坏、侵占。
目前，经过多年的战争、融合，中国各民族已经成为统一之中华民族。但正确评价历史，对各族人民都是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历史上游牧政权的上层贵族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不仅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苦难，也给本族的下层人民带来了连绵不绝的死亡与伤痛，今天历史学界应该予以严厉的批判。民国版《中国民族史》（林惠祥著）对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政权与中央政权的战争，有比较客观的记述。可以总结的一点是，游牧政权的特点是，平时游牧围猎，与汉族中央政权进行互市交易，但如果中央政权羸弱，或游牧地草原出现问题，***贵族立刻会发动铁骑南下，夺取奴隶、财富。在唐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安史之乱后，游牧***贵族发兵攻占长安，唐朝中央政权不得不以“子女、玉帛”作为交换，请另一个游牧贵族政权——回鹘帮忙，夺回了都城。最后，回鹘取走了洛阳的全部青壮年男女和财富，让东都变为一篇废墟。
可以说，修筑长城，是我们的祖先为保护自身先进、平和的文明不得已实行的悲壮策略。我们的国土位置，决定了我们要不断为保护先进的经济、政治文明成果而进行连绵不绝的战争。然而，这种不断经受的外来***侵略战争，到宋代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地步。宋代一开国，北方的辽国便势力大张，随后，金、西夏、蒙古等政权不断更替出现，一个更比一个强悍。北宋一方面通过削弱藩镇稳固了君权和政体，一方面也受到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不断在与北方游牧贵族政权的战争中落败。实际上，这一状况在南宋时有所改观，但南宋增强的兵备，也不过是为了防止北方侵略者进一步南下而已。
批评宋代军事懦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在蒙古贵族在对整个欧亚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南方中国是抵抗最为持久激烈，反侵略战果最为突出的。南宋军民通过流血牺牲，让蒙古***贵族集团认识到不能在宋、金领土推行“变耕地为牧场”的反人类行径，必须通过爱护人民、保护人口来巩固新政权，最终忽必烈汗开始大规模起用汉族士人，民族矛盾得以调和，国家得以族群融合、政治统一。
但宋元之更替的惨重代价是，古华夏2000多年的文明成果荡然无存，封建民主政体一去不复返，中国失去了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有利机会。
看中国之历史，300年根本不足以了解其因果脉络。回看千年之史，我们会更清楚我们曾经的文明的领先之处究竟何在。

华夏民主文明成果，何止一个“普世”！
宋代社会的民主政治成果，一方面来自于儒家学派的全面成熟，一方面来自于当政者对历代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
到了这里，我又不得不重申：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否定传统的声音占据社会思潮主流，发生了普通民众一提起孔子、四书五经、家谱昭穆就极度反感，认为是封建糟粕的情形。这种情况，让热爱传统文化的新一代深为不齿。由于文化自虐的价值观从出生时开始，就占据了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其中许多人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但我还是相信，这一代人中毕竟有77级的社会精英，也有现代派的思想者，对于理性的分析，他们应该还是可以入耳的。
我想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元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民主思想的总结，已经全面涵盖了今天西方的“普世”成果。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民主、司法清正、军事强大，中国就必须实行传统文艺复兴，找回自家雪藏多年的本体器官来接济自身，而非延续一百多年来不断高价购买外来的移植器官续命的传统。
试问，今日之中国社会，为何会有余华所谓“伦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经历，为何会有啃老族、杨丽娟、艳照门、俯卧撑？南怀瑾先生的这段话，我在上一篇博文中有所引用，现在我想再次引用，大概能够对大家有所启示：
“中国的宗法社会，以祠堂为中心，地方政治靠祠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警察，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警察，也不知道什么叫警察。你说要警察来管，那是个笑话。一个乡村里头，平安无事，白天门都是打开的，家里没有人都可以，有鸡、狗啊守门，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乡长’，像这些‘长’的‘短’的都没有，只有个‘保正’，也叫做‘里正’。譬如说我们南家那个地方，里正就是南家年纪大的一位老头子，或者驼个背、弯个腰，啥事都没有，他来做保正了。如果地方上一个鸡给人家偷了，算大事了，等于美国那两幢高楼被人家炸了，全村人都出来了，那不得了，怎么有人偷鸡摸狗的？我们是那个社会情况中出生的，当年的社会是这样安定，上海的社会也是这样安定，后来变化到今天。”
南怀瑾先生所言的古代华夏社会的上述优点，在我国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有所留存，比如这次四川地震，人们在震区看多了多年没有见到的传统民风。问题是，民风要靠文字教育来维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道德教育和经典已经远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再过一、两代人，我们就连仅存的一点遗存都要失去了。
其实，宗族昭穆是源自周礼的民族瑰宝，华夏文明正是靠父系宗祠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古代文明中惟一一个同文同种延续至今的文明。宗族对社会个体的要求，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述，是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读书人在进入学堂之前，先要做的是正心修身，正心修身，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邻居开始。其次，要保持言语行为谨慎，爱护信用，近君子而远小人，要做到这些了，才开始进入学堂。
如今的中国孩子，则是生下来就做小皇帝，有那么一部分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小那么一点的九零后，父母对他们来说就是金钱的来源而已，他们的悖逆行为，在古时候都够得上杀头了。至于尊敬兄长、邻居的儒雅，早已为“古惑仔”的地痞文化取代，稍有不满就要对他人动拳头解决问题。在乡村里，由于宗族的稳定道德体系已经失去，现在一家人多几个兄弟，就可以豪强霸占，恃强凌弱，在乡里横行无忌——这种状况，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有所体会。
想起《大明宫词》里上官仪给皇子们上课时的台词：“昔者燕昭王好武，则乡野匹夫横行，血雨腥风”，大抵就是如此。我们搞了太长时间的文攻武斗，群众已经养成了嗜血好斗的习性，不大像传统里儒雅好礼的中国人了。但那些日子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如今要建设和谐社会了，要让中国人回归从前的温和敦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我宗族六经，从幼年时期开始对孩子推行基本儒学教养，然后再入现代小学堂。实际上，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乃至我们的台湾地区都是这么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他们是成功的。近一点看，从朱镕基总理到W**总理，他们非凡的气度是怎么获得的？朱、温二人的儒学功底，从他们的讲话、文章中可见一二。但是，儒学必须要由全民继承，才能保证其传承有序，不至于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彻底死亡，进入橱窗，成为少数官员、学者、专家、专业人员的研究对象和修身法宝。
儒家讲“民贵君轻”，这不是“普世”么？这句话的全部内容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为，要成为天子，就要由民来决定，这不是“普世”么？
孟子在上面这句话后面接着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意为，把国家搞不好就要下台，回家去卖红薯，这不是“普世”么。
孟子还接着说：“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意思是说，天子要把位置给别人，不仅要祭天使天满意，还要让百姓满意才行，天子没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天下给人——这不是“普世”么？
齐宣王曾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 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说，纣王是“一夫”，因此武王伐纣不是***而是革命行为，因为“一夫”人人得而诛之——这不是“普世”么？
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要求国家遵守信用，爱护官吏百姓，爱惜民力——这不是“普世”么。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求国家推行德政，用更先进的社会文明成果来让百姓、四夷安心归附，这不是超越美国用军队实现“普世”的做法了么？
……凡此种种，翻阅《论语》、《孟子》、《礼记》诸多经典，几乎句句教人“普世”精神。无怪董仲舒要惊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在其它民族还在深林里茹毛饮血的时候，我华夏已经如此深刻地理解了现代“普世”精神，只是受历史条件局限，孔孟并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时代实现“普世”。受暴力侵略打断，宋儒的民主政体传承也没能延续下去。

中国需要一场全国性华夏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根基的。当时中世纪中断了希腊罗马文明长达千年，已经不是同种的欧洲人拿出古代的民主文明成果，成就了强大的现代文明。
我们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同文同种，和所有推行当初这些文明成果的人血脉相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复兴我们自己的文艺，而非要去别人的国土乞讨未必合适的“普世”来解决问题呢？
实际上，中国的中华文艺复兴运动，早在台湾岛就已经开始了。1966年之前，台湾深受西方价值观蚕食，中国人组成的台湾社会深感水土不服，社会价值观紊乱。1966年12月25日台湾“国大宪政研究会”开会，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讲话，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行三民主义，凭借传统人本精神与伦理观念，唤醒理性良知。1966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9届4中全会在台北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方案》。1967年4月9日蒋介石就孔孟学会召开年会致函会议，称发扬孔孟学说有助三民主义的实行，革新国民生活，实现文化复兴。1967年7月28日台湾当局成立“中华复兴运动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孙科、王云五、钱穆、于斌、左舜生、林语堂、王世宪、钱思亮、谢东闵组成主席团。
1967年8月28日台湾“教育部”为推动9年国民教育发布10点指示：(1)推动文化复兴运动。(2)国民学校制定长期规划。(3)学校按“教育部”规定，安排教学时数。(4)学校不准买卖未经审核的补习材料。(5)教师尽心教育，不得做有收入之辅导。(6)制定学生作业指导方法,低年级学生课外作业不高于半小时,高年级学生不高于1小时。(7)加强艺能教育，培养实际工作能力。(8)学校中发挥教师专长，实施分科教学。(9)学校中成立各种教学研究会。(10)国民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1967年11月21日国民党9届5中全会通过:(1)发扬中华传统文化。(2)尊重人格独立。(3)尊重****。(4)实行耕者有其田。(5)推动社会福利。(6)保障择业自由。(7)维持家庭伦理关系。(8)宗教信仰自由。(9)各民族平等(10)维护国际和平。
1968年3月29日蒋介石就“青年节”发表“告青年书”，提出以科学报国，发展民族文化之精义。伦理、民主、科学一脉相联，民主不兴、科学与伦理便不兴。国家建设以发展科学为第一要务，要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对民族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
1968年10月15日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推动委员会”制定几项工作重点:(1)推行国民生活须知。(2)加强体育运动。(3)订定国民生活礼仪。(4)贯彻教育改革。(5)设定标准文艺活动中心。(6)建立大规模国民社会教育馆。(7)整理国剧、国乐。(8)编译今译、今注古籍作为国民读本。(10)翻译介绍世界名著。
1971年7月26日蒋介石在“中华文化复兴推动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提出：守经知常，创新应变，温故而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1973年4月22日台湾孔孟学会开会，蒋介石提出：国人应明礼守法，践行仁义，三民主义以孔孟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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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的社会发展为全球瞩目，在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从云门舞集到白先勇写《牡丹亭》，无一不让人拊掌赞叹。30年来，大陆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生的社会价值观涣散问题引人深思。事实证明，一个世界强国不仅要靠经济实力影响寰球，其精神成果能否为人接受，是否独具特色，更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不相信，仅靠“福文化”、“金玉满堂”、“茉莉花”和成龙的功夫片就能实现中国世界文化强国的目标。在西方，人们是抱着猎奇的目光来看中国功夫和马褂旗袍的，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人脑后依然有根丑陋的辫子，依然女人裹脚。我们不能光靠嘴皮子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百年来，我们摔碎了太多，砸碎了太多，如果再不挽救，我们的传统文化就真的没得救了。到时候谈何文化强国，谈何世界影响？
特别要提出的是，80后、90后完全是在传统文化的沙漠中长大的。但目前就一些传统文化论坛上80后、90后的表现来看，传统文化的凤凰涅槃让人欣慰。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对比——就像在西方世界长大的穆斯林青年，他们可能已经变得非常朋克，非常叛逆，但到了某一天，他们在接触到真正的传统后，他们就全部变成了最激进的穆斯林。这不是让当今的欧美国家最头痛的事情么——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培养起来的阿拉伯裔国民，为什么最后还是又回到了原点了呢？
我想，这个原因应该归结于，传统文化毕竟是流在我们血管中的基因。我在23岁之前，是一个崇尚西方文明，言必称卢梭，文必谈****的年轻人，和许多80后的孩子一样叛逆，一样对条条框框毫不在乎，以为自我中心主义是生存要义。后来有一天我放下了手里大部头的翻译作品，重新捧起《论语》的时候，我才发现西方人花了一本书说明的“普世”精神，中国的孔孟早就用竹简上的寥寥数语说得很明白了。西方有哥白尼，我在看了宋史后觉得，文天祥、陆秀夫的牺牲精神和所受的折磨，是远远大于哥白尼的。后来我又看到，我们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地民主进步，在黑暗的封建时代，它对推动社会公平和文明开化的积极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对它的批判的——要知道，在西方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中下阶层人民已经可以通过读书进入统治集团了，这是多么伟大的社会文明成果啊！
直到有一天，我有机会翻开了我的家谱，我才真正体会到我血液中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我看到14世纪我们的家族是如何迁徙入四川的，我看到了我的16代以前的祖先是哪一年考中了进士，又在哪一年去苏州当了知府。我在网上查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一个在有明一代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在《步辇图》等名画上盖上了他的私人印鉴。我看到了我20代以前的祖先是怎样在明代的边境守卫疆场，怎样被封为御史的。我看到了我的家族在元末和明末经历的流血和变乱，也看到了更久远以前的宋、唐时代，我的家族由陕西到山西到江西到湖北的迁徙脉络。这种时候，我重新回到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我们生存至今所经历的磨难，以及祖先为维护我们延续至今的生命所经历的牺牲和努力。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曾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背叛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就是背叛了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传统的民族，注定得不到世界的尊重。
我想，今后的五十年，八零、九零后接管社会之后，这场文艺的复兴在所难免。因为三千年来，我们总是在民族文化和血统在面临外来的威胁时，在最危难的时候，总是能够绝处逢生，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而这种传统的复兴，是华夏之正朔，政党采用它是名正言顺，是民心所向，是传承有序的共同信仰。采用传统文化，不会水土不服，不会面临遭受”买一送一”的社会混乱风险，不会影响主权和独立，是除去糟粕的民族精神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