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坚持“奇文共赏”的态度，请列位看官先欣赏完原文再看我的评论

近几日读一本畅销书叫《中国不高兴》，当满纸扑面而来的犀利叫嚣、谩骂混合着愤青的口水和板砖式的黑话，夹杂“傻逼”“屎”“贱”的糙词和黑社会原理，我却不敢说我不高兴，那种激昂的“伪正义”腔调仿佛天生就给自己赋予了正当性，因为他们太聪明，有选择地打出了“爱国”这个吓人的旗号，是的，谁又敢说自己“不爱国”呀。我在“正义”前面加个“伪”字，是想说，这本书的作者就象一帮小毛贼想做江湖老大而不得，却成天自夸就是有资格做老大。书中通篇都在骂美国入室抢劫侵吞世界人民的财产，咬牙切齿地要当好汉仗剑行侠，喊出的都是惊天动地的江湖黑话，如“趁伙打劫”“除暴安良”“持剑经商”乃至“不能一起爽，也不能被别人吞掉”，其实骨子里还是嫌赃分得少，要杀掉美国这个老大自立门户，一派瞪着眼睛四处找人砍杀泄愤的模样。凡是说不出黑话或不愿附和着说黑话的人都被糟蹋成只会谈谈“文艺腔”的囊种，这份名单中就包括钱钟书、王小波和王朔。这几天我郁闷无奈地蹲在洗手间里苦想，越出这个狭小的空间，又有多少人为这种“伪正义”的黑话在跺脚叫好，却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中国人的自虐心理在作怪？当你徒劳地张开嘴巴想对此说个“不”字时，在语言暴力的鞭打面前心理会瞬间变得脆弱而失去任何的抵抗能力，只有张大嘴巴做失语状。或者在这些民族主义黑话面前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假装高兴地跳着脚欢呼一声“老大，你够狠！”。

这几年激愤的宣泄文字有点象习惯性流产止不住地随处乱淌，却到处披上了“历史记忆”和“理想主义”的时髦外衣，使得某些媒体红人和明星学者们都把“黑话”讲的刺激动听，富有正义的高亢节奏，如吃了迷幻药般享受着口水喷溅带来的快感。语言变成了械斗仇杀的工具，如果你稍显温润和礼貌就会被嘲笑得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仿佛港片里刚入黑道不懂行情的小马仔，出手杀人不够利落就只配给老大打洗脚水。可怕的是，这使得大家都似乎要按这些假江湖老大的规矩绷起脸来装的“不高兴”，谁要是显出“高兴”或按自己“不高兴”的表情发出声音而非照“老大”的“不高兴”流露激愤的表情都会遭唾骂，这使得任何批评在这种语言暴力构筑的正当性面前欲言又止。虽想不高兴也要显得因听到这“不高兴”而显得高兴，所以只好选择沉默以不要使自己变得更不高兴，沉默会感到压抑，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直到我今天读到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受奖词。才发现他们煽动大家一起不高兴的真正理由。

村上春树成为今年的焦点不是因为他被授予了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此之前已获奖无数，似乎并不应该在意这个不大不小的奖项，他的被人关注是因为他坚持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屠杀平民的日子里去领奖。人们都以为，他的领奖是对强暴战争行为的一种狂热支持，甚至让人想到了他的日本人身份，想到了二战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想到了他可能是个“新纳粹”。但是当你读到他的获奖感言，再联想到我们这些象感染了流行感冒似的装出“不高兴”样子的人群时，你会感到一阵耻辱！因为出人意料地是，当村上春树站在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的面前，面对这个曾颁给罗素、西蒙波伏娃、米兰昆德拉等大作家的奖项时，却不是说着某种恭维感激的话，而是用一种委婉雅致的文学家言辞严峻批评了以色列的军事暴行。更为出人意料的是，村上的表达是如此平和沉静，语调温度绝对低到愤青所能容忍的水平线以下，在习惯用打打杀杀的准“文革”语言泄愤的“老大”们看来是既不过瘾也不黑话，可就是这貌似“文艺腔”的语言却以一种极端弱势的姿态，表达了弱势思想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村上春树面对争议没有选择沉默和逃避，他说逆众议而行是小说家的天性，因此表示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語。”但他拒绝发表任何确定的政治信息，拒绝以世俗认可的方式判断对错，却偏好用超现实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表示如果在他的话里寻找直接的政治信息是不可能的，但随之他却把心中最隐秘的一条原则展现在了颁奖者们的面前：他说这句话从来没有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上，而是刻划在心灵深处的墙上，那句话就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以下是他对这句话的注脚：“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她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很难想象这是个侵华日军的后人所发出的声音。可在中国愤青们看来这是典型的“文艺腔”，软绵绵的特没劲。村上的父亲是侵华远征军中的一员，每天早晨都要在餐前为死于战争的人祈祷。不管他的父辈祈祷是否有其诚意，或者根本就是有作秀的嫌疑，至少他们的儿辈已经开始意识到选择做“鸡蛋”的重要，知道“以卵击石”是一种良知的发现，是韧性的抵抗，起码知道“鸡蛋”和“高墙”的区别。而中国这些假装“不高兴”的人们还在选择站在体制高墙上高兴地哼着小曲，不屑地说做鸡蛋多掉价呀！“鸡蛋”怎么能和“高墙”比呢，“高墙”坚硬如磐，即使在高墙的角落下蜗居也是咱们的幸运，没有“高墙”的庇护哪有“鸡蛋”的安宁幸福；没有“高墙”抵挡“帝国主义”的风沙，哪有咱们今天生活的和和美美。因此他们奉劝大伙不但不要“以卵击石”，而且要把这墙垒得高高的，垒的高才不怕被抢。不但要垒墙，还要学人家西方，时常应该冲到墙外去抢去争，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高墙论”，比如说中国就是要大搞“军备竞赛”，最好到处打家劫舍，好听点叫“持剑经商”，脸皮厚点干脆说风水轮流转，早该轮到咱们杀人越货登场分赃了，不能让美国佬一家独占。这一切都贴着反帝爱国的标签，却是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家逻辑，让人想起了当年日本学习欧美，以亚洲为资源地发动战争的陈词滥调。

这套“高墙逻辑”并不是土特产，而是西方一直未间断地痛揍东方给调教出来的一套生存哲学，洋人逼着你去学，不学或学的不像还得挨揍，直揍到你学会为止。于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仅变成了一种生存伎俩，而且成为安身立命的总纲。于是相互仇杀才有了光荣的说辞。没有人敢问，这些“高墙逻辑”大多是怎样打着动听的旗号把民众的血肉涂抹堆砌成层垒的涂料的。我不知道多少日本人想做“鸡蛋”，但我知道甘地也是一枚彻头彻尾的“鸡蛋”，如果我们把甘地的非暴力抗争都嘲笑为“文艺腔”的话，那么那些貌似慷慨激昂的“愤青”口中到底还能吐出多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发明的高级“腔调”而不仅仅是粗口黑话？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一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国还是多点“文艺腔”为好！

如果大家对“文艺腔”有些许陌生的话，哪么看看这篇文章您就知道什么是文艺腔，以及文艺腔为什么会被批判了。我在这里仅评论两点：

首先，作者举了村上春树的例子想证明什么呢？证明即使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作家的文艺腔也无法阻止以色列的推土机碾过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吗？证明文艺腔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吗？

其次，作者自己也承认：“这套“高墙逻辑”并不是土特产，而是西方一直未间断地痛揍东方给调教出来的一套生存哲学，洋人逼着你去学，不学或学的不像还得挨揍，直揍到你学会为止。”这相当于承认：高墙不是我们自己要修的，是外界条件逼我们修的。也就是说，该不该修墙取决于我们的外部条件是否允许我们不要这堵墙，而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至于今天中国的外界条件如何，作者显然也没有进行任何分析。

难怪中国有些文人只会抒情不会议论呢，他们不知道议论也是需要分析的，而分析是需要理工科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