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上海一个写作班子详尽地把大量有关具体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针写入一本教科书---即“上海教科书”。后来此书被封禁，但国际上的革命同志翻译并出版了此书，命名为《毛主义经济学和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此书根植于并发展了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的认识，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篇紧接着10月21日发表的上一篇，是雷蒙德·罗塔为英文版所作的序的一部分。水平所限，翻译过程中望文生义、脱漏待补之处甚多，译者也在一边查资料一边加紧校对。欢迎指点！

（接上文）

《上海教科书》是毛主义革命者对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运作的最完整的阐述之一。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在现在的世界环境下，这本书承载了更高的价值------当前的观点是我们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别无选择，我们信仰的社会主义已然失败，也只能是失败。（这篇简介写于90年代初期，在苏东剧变后不久------译者注）　　

任何经历过那最后几年的人都记得，西方的统治阶级上演了一场意识形态胜利的炫耀。它从1989年苏联控制的东欧政权的倒台开始，及至苏联自己解体时，演变成了一场史诗性的庆典。但是前苏联崩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一种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公有制和国家计划都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在这个有阶级划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针对它们的革命。实际上，苏联的社会主义从50年代后就被打倒------而苏联的种种教训也是这本书的重要主题。　　

西方统治阶级正在庆祝的是西方式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一套经济布局能够（像西方式资本主义那样）理性和高效；没有别的政治体系能为个人发展提供足够空间。别提过去三十年在这个神奇的世界市场经济里穷国和富国之间翻了一倍的贫富差距，或者受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支配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每天四万死于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的儿童，也别提西方正在经历战后最痛苦和漫长的全球经济减速，别提那霸占了美国市中心的西方式市场居然要帮助俄国解决住房危机的荒谬想法。别提三个世纪以来工业发展对生态平衡贪婪而短视的掠夺，更别提这样一个经济体系需要人们在市场和人际关系中像畅销货那般竭力包装自己。只要不要考虑以上种种，那么这个市场经济真的是完美无缺啊！

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宣布了对苏联这个将剥削和腐化伪装成社会主义的集团的胜利，它同时也就宣布了人类不可能超越剥削、不平等、分裂、充满贪婪和自私的社会环境去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统治阶级正式宣布这不只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历史的终结”：社会和历史就无需再向前发展了。西方，仿佛接收了神的恩赐一般，了解了人类文明的终极奥义。任何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的事物往大了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小了说也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强制实现的结果就是走向噩梦。这种胜利的炫耀，就如同历史学家阿诺·迈尔形容的那样，“地狱里炸雷似的狂欢。”他们的意思好像就是，反正你无法拥有一个完美的社会，那你就得忍受永恒的贪婪、压迫和恶毒。而这些都是受政治影响的。　　

在很多选择拥抱资本主义的人们的眼里，苏联与社会主义错误地划上了等号，而它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和来自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导致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未来的深深疑问和困惑。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在人民自发和集体化努力的基础上，它是否可以终结所有的压迫和阶级差异；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制度能否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能否有效实行；提出这些问题后，毛泽东和他在1976年去世前的中国革命经验将是一个回答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昔日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鼓吹者兜售一种庸俗的的伪马克思主义，特征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合法统治权、善意的高福利、高技术效率和政治上的被动。与此相反，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和列宁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通往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过度，到那时男人女人们都高度自觉和自愿，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改变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而进行的短暂但是富有历史意义的领导实践努力。同时，在借鉴了苏联首次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努力的积极因素后，毛深刻地反思和改造了在斯大林手上制度化的主流计划经济模式。　　

毛概念化并贯彻了一系列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的方法，为的是防止重现官僚统治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他的方法意味着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将经济发展和劳动积极性联系到一起，重点放在人的能动性和集体利益，以及各项决议所实行的种种政治、意识环境上，并通过分散管理来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方案体系。　　

毛的模式彻底击碎了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十分落后，要想发展只能依靠外资注入并参与国际化劳动分工。而新中国做的恰恰相反，与帝国主义体系彻底脱钩。它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基于优先发展农业，使用中低端科技以便能够大规模推广使用，同时发展更先进科技但防止使经济发展错位和脱节，加强独立自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一个贫穷的、经济发展被列强的瓜分统治严重扭曲和损害的国家，最终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并满足了自身人口的基本需求。　　

当然要承认的是，这期间也有困难和错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有若干弊端，新的社会制度确实有些瑕疵。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错误无法完全避免，有时是因为群众改造事物的热心过了头，有时是教条主义的结果，但这些都是发生在彻底革除剥削和阶级压迫并把广大人民群众纳入政治生活中的背景下。就是中央情报局也无法否认这令人可喜的进步速度，一批又一批观察家们不禁为这种新兴的价值观和态度所打动。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机制和原理也仅仅是解决更深次问题的更大举措的一部分：怎样才能彻底变革社会和人民，以便向无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波澜壮阔地前进。简而言之，毛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高瞻远瞩并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前秩序的维护者要污蔑毛的思想，仅仅因为一个很显然的原因———毛思想与他们的整个体系和对剥削的看法截然相反。不过，在一些更“开明”的知识分子阶层里，普遍流行的做法是把毛主义淡化成一个特殊历史空白时期的产物。不管是否有意如此，这都是对当前现状的一种争论。可问题依旧存在：毛主义的经验和理解能够切实带来真正彻底的解放吗？为了从根本上了解和改变世界，这个问题是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理：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到两件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理论及其深入研究；二是一种可实施的经济发展和计划的模型。长久以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社会主义重组学说就一直是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的一部分。但是一种广泛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在近期发展起来了。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乎把研究重心全部聚焦在了资本主义生产上。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的。19世纪中期，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成熟，它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力，造就了现代化的工业和数量庞大的新的产业雇佣工阶级。它拓宽了自身界限并加快了技术革新的脚步，仿佛自己不再受经济体制约束一般。工业资本主义真实地———而且非常无情地改造这个世界。它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市场，锻造出了适合它自身需要的国际分工。久而久之，这种体系还被赐予了一项极富特色的特征：总是被越来越频繁的严重经济危机所困扰。它不稳定，而且易发。历史表明，其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促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无产阶级，或者叫工人阶级———他们正在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努力。我们需要了解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理，并提出一套服务于日趋激烈的斗争的革命性战略和战术。　　

卡尔·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理。他将其置于历史的深度中———揭示出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复杂但暂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立根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以及资产阶级压榨底层劳动人民剩余劳动力的特殊机制上。他确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的本质关系，揭示了这种体系里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垄断的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大规模、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只有在成千上万的工人手里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但这样的生产力却总被用在资本家日益旺盛的对商业竞争的特殊（私人）兴趣上。并且，他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发展趋势）。　　

这些发现使马克思得以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创造了通往更高级、更团结的生产模式（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巨大发展和工业化大生产）和执行人（无产阶级），随着阶级差异和所有社会差异（包括阶级划分的产物）的消灭，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不过马克思从未想过去着手为未来的社会制定一个详细的蓝图。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是需要为之奋斗并经历千锤百炼才能定型的。社会主义和最终的共产主义之确切形态是由未来的历史发展和复杂的革命环境所决定的。　　

回顾马克思作出伟大发现之后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其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落后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是意料之中的。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得不解决眼前确切的压迫（和更为直接的）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性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尤其在俄国和德国这两个工人运动发展得十分迅速的地方表现得尤为如此，并且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结构性变化做出了重要分析，这种变化使得资本主义上升到一个全新阶段（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这些分析中最出类拔萃的）。这倒不是说，1917年革命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不感兴趣。相反，它感兴趣，这一时期的棘手问题，比如农业问题，都被以社会主义重组的眼光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派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社会主义难以孕育自错误和非革命的条件：对社会主义、集权、体制的资本主义趋向的发展延伸和合理化。　　

一些更基础的因素也解释了社会主义概念化过程上的迟缓：毫无疑问，只有先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在理论的深度上了解它。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被创造，而且实际的挑战来自于在复杂条件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但这既不是问题的开始，也不是问题的结束，因为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绝不是摆在那里一目了然的———它需要我们探索。　　

毛泽东在他的《论苏维埃经济》中写道：““想了解客观规律，你必须去经历一个实践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探索规律的这个过程———也叫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变化———已经成为理论深入和概念重塑的一部分，而它们基于，同时也付诸于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社会实践。它牵涉到对具体的社会（主义）现实的调查，扬弃和改正以前的知识，以及在前进的道路上所要经历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些过程中有一些标志———一些关键的历史片段，不仅需要马克思，而且也使得他得以阐述和延伸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谈到在1917到1953年间在苏联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首次尝试。那之后随着斯大林去世，资本主义随之复辟，毛泽东在1966年到197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一大里程碑事件：毛泽东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潜在矛盾和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作为指引，他们弄清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它不仅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地陷入重大危机，而且为通往更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物质可能。只有一种基于社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混乱（市场经济下无意识和混乱的所谓“法则”）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矛盾。只有一个暴力性的政治革命才能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并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是拿起武器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变革先前对社会生产力技术进步的控制基础，结束资产阶级的历史，开始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人类创造的产品不再束缚人类自己；人类活动不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阶级领域的划分。无产阶级将着手开始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世界进程：劳动者将把自己和全人类从剥削的生产关系和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对道德思想的一种理解或者一种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旧社会矛盾和条件下的产物，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视为从低级通往高级阶段的途径：先是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但还是要接受后者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胎记，然后再到共产主义，阶级差别彻底消失，国家的概念不复存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传统所有制的改变，另一个是传统观念的变化。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对此进行了重述和延伸）。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能亲眼看见劳动阶级夺取武器并开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变阶级社会的任务。他们只能以强有力而富有暗示性的笔法，创建社会主义学说和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征及持续时间。此外，他们在通信联系中，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出了一些假设。他们预言所有的生产资料，或多或少地能立刻成为社会公有财产；为社会需要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有商品属性（包括一般等价物）。曾经无计划的以盈利为目的被有计划的以使用为目的取代；工资将退出社会舞台。　　

但是，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上述的程度，这也不现实，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继续存在的并且占有经济比重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会影响到全部生产资料转向公有制的快速社会化进程；在私有制和完全公有制之间加入集体制作为中间状态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生产单位之间废除商品交换关系是不可取的。尽管“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效，但消费品的分配仍然需要依靠货币的中介和工资的偿付才能达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希望社会主义能在那些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高级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突破。显然，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资本主义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特征表现为巨大垄断和金融资本上的优势经济地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剧烈竞争，以及一小部分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占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第三世界的压迫和支配。帝国主义体系的发展和矛盾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无产阶级运动扩散到了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但在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挫折（这些国家利用在全球范围内靠剥削和掠夺来的大量财富积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　　

一些资产阶级批评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价值令人怀疑，因为社会主义实际展现出来的面貌和马克思预期的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十分肤浅的说法。马克思作出的假设绝非断言（所以也不能被当成硬性、牢靠的预言———马克思从未主张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详尽面貌作出预言）。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的经验强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的矛盾的一种历史性现象的观点，这在当前的全球进程中必须被更为充分地理解。　　

不过马克思的详尽期望未能完全实现的现实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鲍勃·阿瓦济安，美国共产主义革命党主席，总结了这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自从20世纪首次露面以来，已被证明是复杂和不稳固的社会结构，而社会主义变革是一项比马克思和列宁当初预料的更加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这个“复杂性”是和正视社会主义“第一波浪潮”中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困难密切相关的，这个困难包括如何在我们这个至今仍受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上创造、继承和发展革命事业。这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力量的问题，同等重要的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