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人生产劳动条件之恶劣，令人堪忧……

陈寒鸣

当代工人，尤其是受雇于非公企业工人的生产劳动条件之恶劣，令人堪忧。

2001年10月，《中国青年报》记者乔装成民工暗访被矿工举报为“吃人魔窟”的陕西省洛南县陈耳金矿。记者猫腰进入一个坑道前行，安全帽不时擦碰洞顶的岩石。前行约200米，就到了已经采空的矿石带，这里非常陡峭，不时出现成堆的石块。民工们指着石头说：这是塌方留下的，下面埋着好几个民工的尸骨。继续爬行，采空的矿石带上偶尔碰到一两根矿柱，就像用火柴棒支撑着一大堆砖石一样，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打钻的钎头“嘟嘟嘟”地震响，浓烈的粉尘扑面而来，二三米外的两个100瓦灯泡顿时不见了光芒。记者掏出用塑料袋裹着的照相机，刚拍了两张，取景器就被粉尘蒙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几个民工用衣领捂着口鼻继续作业。记者使劲睁眼朝脚下看，生怕跌入已采空的矿缝，粉尘却模糊了视线，眼睫毛也被糊住，眼球火辣辣地灼痛，刺鼻的粉尘呛得人无法呼吸，剧烈的咳嗽让记者口吐黄水，只得把头深深地缩进衣领，用内衣捂住口鼻……约两个小时，打好了八处炮眼，记者和几个民工稍作休息，但凭手电筒的光亮怎么也认不出几位民工的面孔了。装药、放炮，矿道里又一次扬起浓烈的粉尘，负责搬运的民工已开始搬运矿石。近三个小时的打钻作业，记者胸腔憋闷，难以坚持，走出洞口，清洗口鼻眼睛，沉淀在白瓷碗底的粉尘有一指多厚。对于记者来说，这只是短暂的体验，而对长年累月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有简陋的工棚里，记者看到了一份《坑道施工安全合同》，上面写着：“乙方（工人）施工期间必须保障个人安全，如发生伤亡、致残等一切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概不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引起的不安全事故及火灾、人为事故；在甲方施工工地发生疾病，因其他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事故，概由乙自行负担。”这显然是份完全不把工人当作人看等的“霸王”合同。据了解，该矿的十多个坑道均被私人承包，其中4个坑道已采空废弃；5号坑道因安全问题而被查封过，但现在又有人组织工人在开采了。（据2001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就在该矿，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严重的粉尘危害着职工的身体，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从1992年起陆续到该矿打工的40多名青壮年劳工，由于矿山缺乏粉尘防护措施而患上了“尘肺病”，目前此病在国内外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李光成等多名工人已经先后去世。2001年8—9月，数十名患有此病的幸存者先后向陈耳金矿、洛南县政府提出工伤职业病待遇的申请和申诉，却均遭拒绝。当媒体对陈耳金矿触目惊心的粉尘肆虐状况曝光后，洛南县政府于2001年10月27—31日成立了以该县人事局、卫生防疫站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矿粉尘危害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在只是选取该矿13号和15号坑作取样调查，且无粉尘取样，更不可能对粉尘浓度做出准确数值检测的情况下，联合调查组居然作出“陈耳矿安全生产和劳动卫生保护措施健全，粉尘浓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结论。至于该矿主管生产的经理孙振明则根本不知国家规定的矿山作业粉尘浓度的上限标准；一些承包经营坑道的老板从未听产过“粉尘浓度”这个名词，更没有对劳工们进行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2001年11月12日，经过多番周折后，商洛地区卫生局终于同意对劳工进行尘肺检查；15日，山阳县42名幸存者自费到地区防疫站接受检查。一般情况下，尘肺鉴定结果一周内就可以告知患者，但还未等到结果，年仅33岁的秦吉友就在11月22日离开了人世。11月22日离开了人世。11月26日出来的结果表明，初步查出有28名劳工患有尘肺，但名单不能公布；由于事态严重，为慎起见，需要对其进行复查。12月14日，这些劳工到商洛地区中心医院接受先进仪器的复查。尘肺鉴定结果还没出来，29岁的杨桂成于12月24日凌晨病逝。当日，劳工代表再一次来到商洛地区卫生防疫站，要求了解尘肺鉴定结果。该站朱站长说，这需要请示地区卫生局和地区行署。2001年12月25日和2002年元月4日、8日、11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曾多产供销与商洛地区联系，但卫生防疫站领导一再说未见卫生局、行署领导批示，不好作任何答复；地区卫生局马局长则说，没有宣传部门的同意，他拒绝采访，记者可以去找洛南县下放。商洛地区行署的秘书科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说：陈耳金矿不存在粉尘浓度超标问题；洛南县政府、山阳县政府也没有劳工因病死亡的报告；至于尘肺鉴定结论，由地区卫生局和卫生防疫站自主决定公布。但是，时至今日，诊断结果一直秘而不宣。（据2002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由于劳动环境恶劣，以致出现“热死”现象：

酷暑下，请关爱露天作业的农民工兄弟。

高温烈日下露天作业，三位身体健康状况农民工中暑身亡——

常见有炎炎夏日“热死人”的报道，通常说的是高温引发人体原有疾病恶化，导致死亡。但现在，身体健康的壮劳力“热死”，正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炎炎7月，宁波市第二医院的防暑门诊热闹起来。然而，比连续高温肆虐更让医生们震惊的是，眼瞅着几位农民工接连在他们眼前热死了！

7月11日，在江北洪塘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廖某，趁中午休息时间，头顶烈日捡了30多公斤废钢丝，然后用手推车拉到洪塘一废品收购站出售，卖了50多元钱。在返回工地途中，他一头倒在路地，反被一同事发现送往医院，但终因中暑太重抢救无效死亡。这位来自；四川达州市的农民工，才33岁！

当天下午时多，该院神经内科也收治了一名四川农民工，今年36岁，送到医院时也已昏迷。以往死亡于中暑的通常为老年体弱者，壮劳力死于中暑还比较罕见。造成这些农民工严重中暑的原因都是在高温烈日下露天作业。

简易工棚内15平方米放着3张高低床，挤着十来个农民工，像个蒸笼。——

高温下作业的农民工们，有没有得到相应的防暑降温保障？热死农民工的消息传出后，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兵分4路调查几家建筑工地，发现农民工们生存况令人揪心。

工棚像蒸笼。在北仓一个建筑工地的简单房，15平方米的面积，放着3张高低床，挤着十来个农民工。因为整个工棚从早到晚处于阳光曝哂下，棚内温度要比外面高，站一回儿身上的汗就往外冒。来自四川的刘铁春因为“身体不舒服”正躺在床上休息，他说：“八成是中暑了。在这样的蒸笼里晚上如何歇息？”他苦涩地笑了笑：“上半夜在屋外乘凉，等下半夜凉快一点再回屋睡。”

干活时间长。记者在江东百太东路一工地看到，100多名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工正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地站在屋顶及脚手架上忙着施工。一名正在忙着施工铲土的湖南籍男子抹了一把汗对记者说，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从早上6时直到晚上6时，中午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因为工地活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都不敢偷懒，甚至还有人干到晚上9点钟才歇手。

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工地旁有一间开水房，前来打水的工人很多，每人手中都拎着一个大塑料杯。一位农民工苦笑着对记者说：“没办法，就这条件。”当被问及“工地有没有采取一些防暑降温措施”时，农民工们都摇了摇头——绿豆汤之类的常用防暑食品从没见过，更别提其他冷饮了。工地上的许多人都向记者表示，工地从未向他们配发过任何防暑降温的食品和药物，更不用说发高温费了。

记者从劳动部门了解到，《劳动法》中规定，高温季节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包括发放降温费、增加劳动报酬和调整工作时间等）。那么，高温条件下，用工单位是否依法办事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建筑单位时，用工单位闪烁其辞：“目前没有明确规定高温到什么程度要给工人发放防暑降温费用，即使有规定，公司也没有这部分预算。”

“清凉风”何时吹进农民工的心？谁来监督企业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目前，宁波全市登记注册的外来农民工有170万人。他们在家政、建筑、环卫等四大行业撑起城市建设的一片蓝天。建筑行业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最多的行业，仅在市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就达3万名之多。

让农民工享有同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已是城乡统筹的难题。实际上，对高温生产产生的后果，宁波是有预防的，措施也是到位的。记者注意到，媒体断断续续报道宁波市领导或社会团体到工作一线的慰问活动：送毛巾、送藿香正气丸、送绿豆汤。被慰问的，有公交司机、有码头工人、有电力职工，也有交通民警，遗憾的是少见进城找要的农民工——他们是高温露天作业的最大群体。也许，人们已习惯于这种社会保障上存在的城乡差别。

农民工热死催来夏日里“清凉的风”：7月24日，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加强企业夏季防暑降温工作。……舆论认为，这阵阵清风能否吹到农民工兄弟的心中，可不是发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谁来监督企业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谁来真正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见2004年8月4日《人民日报》）

这也不是一例二例，如据1998年10月号《女报》杂志报道，1998年7月21日，深圳公明镇庆丰鞋厂的女工熊金云连续3次请假不获准。早已重病在身、精疲力尽的她就在车间里倒地身亡了，死时，她的左手还抓着一只尚未做完的鞋子。劳动部门调查后发现，这个庆丰鞋厂从不与工人签定劳动合同；超时加班，平均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左右；每月每位员工被扣15元的劳工保险费，但厂方从未给员工投保；工人进厂时需缴纳保证金等。该厂老板承认7月的深圳持续高温，熊金云所在的成型车间室内比室外还要闷热，但他强调：“所有的鞋厂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受雇于私有企业主的工人来说，这样的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竟是常规，工人们只能忍受。至于只想谋利而并不把工人当人看待的私有企业主，是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为改善工人的劳动利中和工作环境而增加成本投入的。

曾见到一篇网文：

在玉尘中窒息——玉器加工背后的故事

作者：satiago3… 文章来源：世界眼中的我们

去年12月16日翻译的旧文，做资料链接用。

从来没有想到在光彩夺目的玉器背后还有那么多悲惨的人物，那么多辛酸的故事。感谢洛杉矶时报告诉我一位中国玉石切割工人的故事。不过我希望中国的记者们也能够在这方面作些有深度的报道。刚刚我用Google搜了一下，关于玉石加工导致硅肺的新闻，只找到一个“人大代表帮硅肺工讨赔偿”，主旨还不是谈玉石工人的，而是赞扬人大代表的。我相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报道与题材，太多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分享，共同承担的苦难与欢乐，各位记者们，你们要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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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尘中窒息

——在中国的玉石加工厂工作数年之后，31岁的冯兴中已经濒临死亡。他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公正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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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中的工作是用电锯将一块块牛羊一般大小的巨石切开，并将这些粗笨庞大的家伙割成一片一片的，以至于可以将它们扔进一个碗里。每个月他这样可以挣20美元。

在玉石加工厂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一片片的翡翠、绿松石、玛瑙以及其他玉石修整成更小的心形或者球形，抛光、钻眼，将它们串到耳坠、手镯和项链上去，最后将成品运送到美国的商店里去。

不过冯不会考虑这些，在他这震耳欲聋的12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冯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从头到脚都是红色的、绿色的或者黄色的灰尘，究竟是什么颜色取决于他所切割的石头。

从18岁到26岁，冯甚至连一个面具都没有地苦干，并试图将自己从一个赤贫的农民转变为一个成功的城市工人。他和一个同事结了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

“我们曾有一个美丽的梦”，冯说，“在这里挣点钱，然后回到家乡，去做小生意。”

今天，冯最希望的是尽量多活一阵，以便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厂子里拿到点钱。正是他的工厂令他得了硅肺——一种被人们称为是灰肺的无法治愈的疾病，该病每年杀死24000多从事采矿、采石、建筑和造船业的中国工人。

大多数人慢慢的因此病窒息而死，他们不知道抗议。但是冯，他要求得到赔偿。他向两个法院起诉他的老板。他在公司总部附近守候。他在香港劳工组织的帮助下要求仲裁，并已经赢了一场。

但是他还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31岁的冯声音轻微柔和，伴随着不时的咳嗽，“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冯所工作的工厂是中国深圳南部两千多家中小型玉石加工厂中的一家。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该地区每年要加工大约5万吨次等的玉石，占全世界的70%。

当冯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他的工厂时，当时这家名叫“高雅”（音译）的玉石厂大约有50个员工。狭小的工作车间里却没有任何通风系统。

“我们要求面具，但是他们说没有。没有为什么。”冯说，“他们知道我们是农民，我们渴望有一份工厂活干。”

该工厂的母公司是香港的Ko Ngar玉石有限公司，但是它拒绝讨论它的工厂，也不愿透露它所供应的零售商。但许多Ko Ngar的玉器最后会出现在美国。

根据PIERS统计的进出口数据，美国公司今年仅仅从Ko Ngar这里就进口了11万8000磅的货物。

一些美国公司，例如Oriental Crest Ltd. of Houston，是批发商；而另一些，如Fire Mountain Gems of Grants Pass、Ore.则在因特网上出售玉珠和珠宝饰物。

Oriental Crest Ltd.拒绝对Ko Ngar工厂的情况进行评论。而Fire Mountain Gems的主席Stuart Freedman则说他的公司会“深感惊讶如果Ko Ngar正在做任何危害工人的事情的话。”

“在我看来，Ko Ngar做生意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他说，并指出Fire Mountain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购买Ko Ngar的产品。

Freedman还说，他怀疑这样做的是一些中国工厂，而非Ko Ngar的下属分厂。就算Ko Ngar的分厂有这种行为，也很难说Ko Ngar是否知道存在这种不应有的情况。

冯和其他工人说一些长期的美国顾客偶尔也会进行检查。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他说，工厂的管理者命令进行了一次大清理。

“老板应该还放了一些人的假，使得车间里看起来不那么拥挤和飞满灰尘。”冯说。

晚上，冯和他的工作伙伴住在年久失修的宿舍里，睡的是三夹板的床。没有淋浴，他们洗澡只用毛巾和一桶水。

“我像这样生活了八年”，冯说，“我将我最好的年华给了他们。”

尽管艰苦的环境，冯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回到他的农村老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的希望。他娶了一个在同一家厂的玉石打磨工，毛广春（音译），她和冯一样，来自四川省的中部。

当毛怀孕时，他们要回冯的家乡，在经历了火车、客车以及穿越泥泞小道和野生竹林的艰难的四天跋涉之后，他们来到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儿子，亮，就出生在那里，然而他们将儿子交给冯的父母，又重新回到深圳。

“自从我出来之后，加起来我总共才回去了五六次。”冯说，“仅仅来回就要在路上花费8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

两年之后，毛再次怀孕。尽管生第二胎会触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被处以1200美元的罚款。但是小两口无法狠下心来去做人流。冯自己就是一个“计划外”孩子，他的父母为他的出生在1974年付了一笔罚款。

“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儿子”，冯说，“我知道我父亲身上的担子。我想两个儿子会让日子更容易一些。”

于是小两口再次回到家乡，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鹏，就在那里出生。毛和冯又马上回去工作，以挣钱来付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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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冯的胸开始疼痛。他感到呼吸困难，并经常咳嗽。其他工人也有同样的症状。管理者为员工们组织了一次体检。

冯和其他人被告知他们得了肺结核。冯记得老板当时说这种病会传染，但是也能治愈。患病的工人们拿到了250美元的补偿，并被要求回家休息半年。并承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份强度较低的工作。

“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将工厂停掉，并解雇了数百名工人。他搬出了原来的城镇，换了一个地方，也换了工厂的名字。”冯说，“当我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我推出大门，并说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在接受了肺结核治疗一年之后，冯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他自己找了一个医生去重新检查。结果查出来是硅肺。

“医生告诉我目前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冯说。

怀着愤怒，他在2002年的时候通过海丰的一个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要求获得赔偿。他的公司从徽州附近搬到那里，并将它的名字从“高雅”改为“高艺”。

但是该委员会拒绝受理，因为它所工作的工厂原来是在徽州。

然后，他尝试起诉。但是两个法院都拒绝受理，理由是在海丰的工厂和在徽州的不是同一家。

“他们把名字从高雅改成了高艺，”冯说，“只是一个字，他们就推掉了所有的责任。”

劳工权利主张者和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起诉在一个司法程序对雇主有利的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不断升级的斗争。

“在中国，司法腐败到处可见，法律是用来对付穷人的。”人民大学社会学家周晓正说，“对于农民工而言，几乎不可能得到救济并保护自己。”

冯和其他工人认为他们原来的老板对法院行了贿。“他们说什么‘人民法院’，‘人民法律’，全是胡说八道。”41岁的吴国俊说，他也是其中一位受害者。“他们只在乎钱。”

冯从朋友和亲人那里借了钱打官司和维持生计。他的债务已经将近1万美元。

正当事情看来毫无指望的时候，《中国工人日报》伸出了援助之手。该报让冯住进了深圳的一栋公寓里，并帮助他重新开始诉讼。它还给了冯一个公共平台来说出自己的不平。

今年六月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国际性的玉石会议，冯和其他工人在大会上出示了他们那变黑的X光片。冯用他那嘶哑的声音，通过一个麦克风叫着他老板的名字，并且呼喊着：“不要血腥的钱！”

这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希望。

“我曾经不相信还会有一个组织肯站出来为我们的权利战斗。”冯后来说。

《工人日报》通过一个徽东县（即那家厂的原址）的一个仲裁委员会重新开始了对高雅的索赔程序。冯要求一笔包括他的病疗费以及他家庭生活费的总计76000美元的赔偿。

《工人日报》认定“高雅”加工厂是下属于拥有1000多员工，总部在香港，并有一栋新的大楼在海丰的Ko Ngar公司的。Ko Ngar的中文翻译就是“高雅”。Ko Ngar是广东话的发音，而“高雅”则是普通话发音。

今年5月，委员会给出了支持冯的判决。该工厂被要求支持给高3800美元的医疗费，以及每月100美元的生活费。

这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工人日报》里支持冯的Staphany Wong说，委员会只是命令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高雅加工厂支付给冯，却不是实际存在的高艺加工厂。

“当然，原先的那家厂不再存在，因此没有人会赔偿冯。”她说。

《工人日报》正试图继续上诉。同时，在香港正在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以试图令西方公司意识到中国工人所处的糟糕的工厂环境。

“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中国煤矿工人的命运。但是很少人意识到中国玉石工人的工作安全问题。”《工人日报》的主编韩东方（音译）说。

“我们试图引起国际购买商的注意，告诉他们这些工人正在一个接着一个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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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在深圳等待他的上诉请求被批准时，他的家庭却被拆散，并都为生存而奋斗。

他的妻子正在另一个城市打工。她的房间太破败太狭小，对于冯而言根本无法一直在那里生活，而且也没有电话或传真可以让他知晓诉讼进展的。

他的儿子，现在分别是8岁和10岁，几乎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他们仍然住在遥远的乡村，他们所出生的地方，由冯的疾病缠身的，孤寡的母亲来照顾。

巨大的蜘蛛网在他们农舍的水泥墙上摇晃，各种虫子在厨房爬动。他们所能够往米饭和捡来的蔬菜上撒的只有被装在一个肮脏的袋子里的盐。赤着脚，穿着脏衣服，孩子们用一台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动画频道的小黑白电视来打发时间。

冯没有把他的病告诉他母亲。但是她猜到他快死了。

“我认识我们村子干同样活的一个小伙子，他三年前死了。我想我的儿子得了同样的病……我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64岁的李素兰（音译）说，她的一只眼已经瞎了。

她最大的担忧是两个孙子。“如果我儿子死了，我也会死。而他的妻子如果不回来的话，那么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她说。

李用村子里的投币电话打给儿子，一边哭一边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冯总是跟她说快了。很快了。

“我想回家，照顾我母亲和我儿子。”他说，“但是我不能。我没有钱。”

毛是家里的唯一支柱。她仍然是一个玉石打磨工，现在工作于海丰最大的工厂之一，该厂有3000名员工。

直到今年为止，如果那里的工人想要一个面具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老板会从他们的薪水中扣掉25美分/面具。由于每个月只能挣100美元，而且只有1-2天的休息，许多工人都没有要面具。而另外一些则一直带着同一个肮脏的面具。最后，在50个工人病倒了之后，管理者才开始提供免费的面具。

毛每个月会给她的儿子寄25美元。在她的小房间里，有两张她儿子的照片。那个房间只能够放一张床，和一个用来接从天花板上漏下来的雨水的红色塑料盆。她试过用纸板和报纸来补天花板上最大的那些洞眼。

即使她有更大的空间，伙食费和孩子的上学费用对她而言依然太高，因此她无法把孩子们接到身边。她很羡慕那些将孩子带到这个棚户区来的伙伴们。“当我看到他们的孩子伴随在他们身边，他们是那么快乐的时候，一想到我自己的家，我就要发疯。”毛说，“我们就像松散的沙子一样，被风吹得四散分居。”

冯必须要坐几个小时的公车才能看到他的妻子。他们几个月才能相聚一回。当他要出发的时候，他会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色的衬衫，并努力让他自己看上去很好。

冯努力让他妻子相信，他们家总有一天会在一起。但是每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他们俩都默不出声。当她流下眼泪的时候，他转而瞧向天空。他们俩都知道他快死了。

“当我现在看到人们仍然在玉石加工厂干活的时候，我试图告诉他们你还年轻，离开这里，干点别的活。”冯说，“无论他们给你多少钱，都不值得让你为他们干。我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其实，不仅像这类企业的劳动环境恶劣，即使受雇于外资或港台投资兴办的所谓“世界工厂”，工人们亦因劳动环境恶劣而受害。这方面的资料甚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录引，兹仅以2005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作为结束：

从潘岳为“世界工厂”下的新定义谈起

邬 风 英

近年来，主要是靠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经济模式，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许多中国人也为此沾沾自喜。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中国在这个模式中不过是“世界民工”而已，拿的是一点血汗钱，而环境污染、能源耗费的严重后果，却都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7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

潘岳的说法决不是无的放矢，有数据为证：现在中国每天的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每到用电高峰季节，就频频拉闸限电，而不少地区民众想喝一口干净的水而不可得，这些都让国民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收益如何呢？有学者作了这样一番结算：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更糟糕的问题还在于，中国要摆脱目前的处境相当困难。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被“锁定”的状态，即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现在中国经济对外国的核心技术、资金以及市场的依赖，远远超过外国投资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这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和他们讨价还价，只能接受他们的不合理条件。中国自有品牌、技术的产品市场，又基本上被外国产品所挤占。而一旦外资由于追逐更高利润等因素的考虑，将技术和资金转到别处，则眼下“热火朝天”的世界工厂，则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死寂的遍步污染物的废弃工地，那时我们可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既然代价如此沉重，收益如此可怜，前景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会振振有辞地声称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不惜继续为外国人“打二十年工”呢？现在看来，除了认识上误区之外，还有一少部分人，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员、为外资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新一代买办以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等，他们从这个结构当中，最大限度的获得了好处：不仅获得了有利于快速升迁的GDP数字，而且分得了留给中国的那一小部分利润中的绝大部分，在消费水平上以大跃进的速度实现了和西方接轨，他们当然要乐此不疲了。

这样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不仅当代人就会身受其害，我们也无法面对子孙后代的眼睛。那么如何才能解套呢？在我看来，仅仅按照别人制订的那套“游戏规则”，靠自发的博弈远远不够的，那只能在“被动锁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智慧，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用迎头赶上的方式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像潘岳这样敢于直面“世界工厂”的真相，并将其坦然地告诉人民，则不妨视作这次绝地求生努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