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张维迎

黎阳

2007．11．6．

——“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改革）受益的”。

不对。那些“癌症村”里患了不治之症的村民就不是受益的。“死亡之海”——渤海湾周围的渔民就不是受益的。国营企业里年迈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却被迫“下岗”、“买断工龄”而举家自尽的工人就不是受益的。因无钱看病自行了断的贫苦老人们就不是受益的。“山西黑砖窑”里的奴工就不是受益的。因矿主枉顾安全造成的大量事故中惨死井下的工人就不是受益的。在“血汗工厂”里断手断脚又被一脚踢开的伤残工人就不是受益的。讨薪被毒打致死致残的工人就不是受益的。为子女学费而倾家荡产甚至自杀的家长就不是受益的。……总之，“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些被“精英”们划为“改革代价”的人都不是受益的。

张维迎一口咬定“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受益的”，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只有受了益的才算人，其他的都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卑贱的劣等动物”，不属于人类，没有人权，活该被淘汰，不包括在“中国所有的人”之列。也就是说，先取消没受益的人当“人”的资格，再宣布“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改革）受益的”就振振有词了。

——“这个社会并不是理性的东西大家一定接受，否则科学研究精神就没那么重要了，尤其在社会变革中。群体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偷换概念。“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群体行为”是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人，不管有没有“理性”，有没有“科学研究精神”，都跟没头苍蝇一样。比如几年前游园灯会炸了群人踩死人，在场的人，什么“精英”不“精英”的，表现都没什么区别。只要不出现那种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共产党领导下，根本就不会出现“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群体行为”。

鲁迅说：“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这有形的“武力”是暴力，这无形的“武力”就是“话语权”。张维迎能够不用任何理由便随心所欲自封“科学研究精神”的代表，把一切不同意见斥为“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是因为他有“话语权”——只有他们一伙的话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平面媒体上，不同意见则从来就休想登出片言只语。（他从来不敢在对方有机会还口的地方——比如网络上——与人辩论，从来都在只登载他的言论、决不给对方任何平等说话机会的平面刊物上信口开河，还口口声声“我觉得现在比改革开放之前公平多了”）在如此“武力”面前，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宣布只有自己才是“人”，才有“科学研究精神”，而且“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其他人呢？“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屠宰厂里，“理性”而有“科学研究精神”的是操作工，“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是被送上屠宰传送带的牛马猪羊。纳粹德国的“杀人工厂”里，“理性”而有“科学研究精神”的是党卫军刽子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是被送进毒气室里的受害者——只有看透了这种心理，才能明白为什么张维迎会一贯对人民大众如此轻蔑，如此不屑一顾。

口口声声“理性”的张维迎自己其实并不怎么“理性”。“我不与无耻的人辩论”——破口大骂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无耻的人”，“理性”吗？《小康》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分歧以及尊重不同诉求，他用释迦牟尼的典故咒骂有分歧和不同诉求的人是肚皮里塞了枕头装怀孕来栽赃陷害无理取闹的泼妇——以“文明”的方式变相的满口脏话骂大街，“理性”吗？

——“我认为现在政府仍然太大，在改革中也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者。这就需要推进新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减小政府部门的权力”

似是而非的歪曲。权力是工具，是武器。武器的要害是管制使用，政府权力的要害也是管制使用。不是减少政府权力，而是监管政府权力。问题的实质是杜绝公权私用，也就是说要防止的是政府的公权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就如同武器管制的要害是防止武器被用来打不该打的人一样。武器的关键在于为谁所用，即掌握在谁手里，瞄准谁、打击谁。这完全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立场，也就是说，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思想意识这个“软件”，而不取决于武器本身这个“硬件”，更跟武器的威力无关。同样，政府的权力如同武器，光谈威力大小没意义，关键在于为谁所用。跟武器一样，决定如何运用权力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是掌权人的思想本质，也是“软件”。“软件”的问题只能用解决“软件”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能用解决“硬件”的办法去解决，搞什么“限制威力”、“限制权力”。武器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那威力越大越好，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样是越大越好，为什么要“缩权”？难道能因为为了防止武器被人拿来对付自己，就要减小武器的威力，让它打不死人？难道能因为防止政府权力被人滥用所以就要减小政府的权力，让它办不成事？“渤海湾已成死海”，是政府管制污染的权力太大还是太小？“政令不出中南海”，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还是太小？确保武器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靠武器本身，而是靠监管，靠监管使用武器的人：你对付敌人就毫无障碍，你胆敢倒戈就当场处决。反腐败，确保“权为民用”同样靠监管：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则寸步难行。这一切都要靠“软件”而非“硬件”。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权力大不大？那时候有多少“钱权交易”？有多少腐败？为什么腐败只大批产生在“精英”当道的时代？道理非常简单：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严格监管，当权者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寸则步难行，想搞腐败都难。贪官一旦败露，立刻受到严厉打击，成为过街老鼠，为整个社会所不齿不容。所以腐败受到有效抑制。张维迎所谓“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减小政府部门的权力”的“理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用砍政府机构权力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就如同用砸掉计算机的办法来解决计算机病毒问题一样，用毁灭“硬件”来解决属于“软件”的问题，纯粹是找借口搞破坏。

——“分配资源就是两种办法，不是按照市场的办法分配就是按照权力分配。”

你张维迎的“资源”是按什么办法分配的？“市场的办法”？ 那为什么不见你主张把北大“民营化”？一天倒晚叫别人“市场化”，自己却死抱着“铁饭碗”不撒手，一边享受着“按照权力分配”一边鼓吹“按市场的办法分配”，有这么无耻的吗？

“按劳分配”这个本来非常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这么被张维迎一伙诡辩家用“市场的办法”、“权力的办法”之类胡说八道给搅混了。

——“在计划经济下老百姓有什么样的自尊？没有。”

毛泽东时代工人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参与管理，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给干部提意见而不必担心丢饭碗。现在的工人呢？谁有自尊？那些不得不托人送礼乞求免于下岗的老工人，“血汗工厂”里的劳工，“黑砖窑”里的奴工，奴役工厂里的“包身工”， “恶意讨薪”的民工，被迫卖笑的“三陪”，整天战战兢兢的小贩，“招聘会”上挤破头一职难求的大学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自尊？

——“我们不要以为原来那个文革期间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有什么好。”

至少那个时候不必担心假药，不必担心“生病即等死”。你说不好，拿出个好的来呀！毛泽东建立起那个时代的医疗体系用了多少年？你本事大，改革改了快三十年了，用的时间早超过毛泽东了，怎么就不见你拿出个“好”的来？

——“中国的改革20多年，如果我们按照阶层来看，哪一个阶层是先对地位下降最大？我觉得还是干部。我们想想80年代我们看到政府的高官是什么的？现在是什么样的？当时在一般市里，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可以安电话，坐火车只有那些人可以坐软卧。老百姓连硬卧都坐不上。哪个时间坐飞机、坐软卧都要开证明。”

卑鄙的挑拨。故意把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混为一谈。电话、软卧等等在当时是工作装备而不是生活用品，是为工作需要而不是为私人享受。只要工作需要，等级不够照样允许安电话、坐软卧，比如信使、保密员。硬把工作装备说成生活待遇，那等于说军警的配枪也是“贫富悬殊”的标志。

张维迎的这番话的实际意思是：既然现在电话、软卧之类不稀罕，那就证明干部的地位下降了。既然干部地位下降了，就证明如今社会不但没有两极分化，而且社会差别在缩小。既然现在社会差别在缩小，那就证明改革开放前才是真正的“贫富悬殊”。既然“贫富悬殊”不是现在的问题，那么“注重分配公平”、“制止社会不公正”、“防止社会贫富悬殊”等等要求就纯属多余。

用电话、软卧等局部的个别事例来掩盖社会贫富悬殊的整体现象，用个别的现象掩盖整体性本质，真不愧是“精英”，手法的确老辣。

——“其实好多社会保障市场自身就能提供。中国古代遭了灾年，富人会主动施粥的。在西方，大量的社会保障都来自教会、私人慈善机构。民间的救济活动是市场的一部分。”

阴险的误导。市场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计划经济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才是目的。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每种手段都各有其长，亦有其短。采用哪种手段才符合长远根本利益要看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市场经济不适用于战争状态或严重灾害状态。如果任凭市场经济规律自由作用，战时会导致资敌，灾害状态时会导致囤积居奇。欧美等国家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但两次世界大战时都毫无例外转入了计划经济，照样“凭票供应”。如果规定发生灾害也要不允许违犯“市场经济”规律，那就剥夺了国家动员救灾、发放救灾物资的权力，让一切灾害靠“市场调节”、“供求规律”来“自行解决”——这使灾民的生死存亡全靠有多少富人发多大善心，而且实际是在公开鼓励、保护富人乘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美其名曰“市场规则”。这不是人为加剧灾情制造动乱吗？

张维迎不愧是外国基金会精心培养的“基金会学者”，很善于为外国基金会谋利益，给中国社会下暗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