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第二部）
沙黑 著

我得重下海去,

去那寂寥的大海和长天；

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航船，

一颗星星为我导航。

—— 约·梅斯菲尔德

目录

上卷

第 一 章 力尽（之一）

第 二 章 力尽（之二）

第 三 章 力尽 (之三)

第 四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第 五 章 力尽（之四）

第 六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第 七 章 力尽（之五）

下卷

第 八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第 九 章 力尽（之六）

第 十 章 力尽（之七）

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第十五章 服刑

上卷

第一章 力尽（之一）

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后，接着就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假开除”的秘密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他无权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倒像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的。这让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叭叭”掉进杯中。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李宝安哽噎的声音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什么事呢？

……曹家骏……！

悲声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我们一开始是挨了少数几个学生的拳头，当然，旁边也有别的学生略加劝阻的，但这向时，学生对我们其实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他丢了作为一个校长不能丢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是劝过他的，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但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死了，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于是一个浇菜水的农民发现了他。这个菜农认得是曹校长，跑来报告了学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是他的笔迹。公安局也去验过了，判断是自杀。他的家属到了现场，什么话也没有说，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红旗兵团的学生把我叫去……

他们，怎么说？他瞪着李宝安。

李宝安说，小家伙们脸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镇静，对我说，曹校长这样，不是我们学生所希望的，我们很难过，为他可惜。他被开除了党籍，这只是一种过程，他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错误。我们向你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要像他一样寻短见。小家伙们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他们的水平在运动中迅速提高，无师自通。他们还跟我招呼说，马上有大标语要贴出去，只能那样写，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标语？他问。

曹家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他听了说不出一句话。李宝安说，这条标语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杨书记，在劫在数在难逃啊！李宝安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望着窗外灰白的广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李宝安强忍悲痛，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用在苦恼上何必呢。李宝安点头。他问曹家骏家住何处？李宝安说，杨书记，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说，你告诉我，我假如路过那里，也好心里有数，默默凭吊，总不能无动于衷就走过去了。李宝安拿起桌上的笔写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辞了。他看到，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槐桥北街。

槐桥北街是一片幽静的居民区，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长成了曲折龙蛇形的老树下，有一条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洁净，终年静静地流淌，不知为何被称作溱水，显然从《诗经》借来，取其古意，而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溱水两岸住满人家，房屋都青砖青瓦、高大齐整，岸边小街宽度只在一丈左右。水边有些很老的垂杨树，岸下甚至生长有一些芦苇，特意要构成风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处显现着这样的幽静，但人们似乎也并不特别感到珍贵。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驳的拱形的砖桥，被叫做溱水桥，便利着两岸的来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两盏黯淡的路灯，河水幽幽地流，偶尔有鱼儿蹦起的水声。那里很少见行人。自从发现这条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欢从那里经过，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但他好像已经怕到那里去了……

李宝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会上总是显得很镇静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乱无主，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其实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在常委会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导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满的人也有，说话达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怎么好处理，因为那种情绪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说他是反党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闻或示以严肃神色，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来观察与思考中国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就这样，通过看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阅读《九评》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文选》，他觉得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甚至觉得他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赞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对运动，疑问就会出来，干部中那种反对的和不理解的意见就显得反映了实际的一些方面。当然，在毛主席的雄伟气魄面前，这些都显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眼前，但干部的思想现状，确实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无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是跟着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就不会错，至少不会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有人自杀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就某一运动统计起来，这样自杀掉的人乃至可能达到一定数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好像也不曾怎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发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的死，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免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在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实际上还要严重些。

意味深长的是，从李宝安所说可知，好像就连小小的初中学生，对于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过他们只能照着问题的这一面来做。比如，他们好像就知道，所谓“开除党籍”是目前特定情况下的事情，是一种过程，跟平时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犯了大错被组织上开除党籍是不一样的，不要当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严重。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呢？或者，虽然也是能悟到这一面的，却觉得脸丢尽了，无颜活下去。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们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至少还没有被发现真正属于问题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打倒”校长。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需要顺应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打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但心中却不要当成真的。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的指导负责）。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有暂且让步。正好发生照片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

严格说，裸照之类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究竟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曹家骏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兴趣呢？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权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并无什么实质性问题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整死了。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对、表示疑问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这一份责任。但这种“应当说”，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你不可能这样去“应当说”。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要说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种大事件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好像应该算，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可是问题很复杂。

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就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两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发动学生，用他们来推动贯彻8月9日向全国公布的《十六条》。一切是紧锣密鼓，因势利导，步步推进。这可算是一场特殊的“民主”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要求各级党委顺应潮流，“反修防修”。有则反之，无则防之，运动一场。

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阶段、“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医校教师郁平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现在，正好反了过来。唉，真是很难把握。

李宝安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现在情况的特殊，大约可以用临济和尚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领着工资，上班处理工作，回家过着日子，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沉住气，怎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有点不正常，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飞机、拳打脚踢这些“武斗”的成份，这是因为群众的性情和水平参差不齐。而市委呢，总的来说，不但暂时不能救你，而且还不能否定“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经过去”一下的，这是“劫”中会有之事。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正反两面的较深的理解，没有能逃过去，离了家舍，离了一切，就连他的学校整他的学生也以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的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基准较高，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他就不会去死了。糊涂污浊者生，清醒洁净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也就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反”、达到“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阳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面对这一分析，他觉得这里面已经决定了运动将会发生的一切斗争和可能的结局。

比如，那个上层的百分之五，既然这样被预先告知要针对他们（甚至他们是参加制定和通过文件的），那么他们会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辩，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应对和抵抗吗？既然运动在全国这样铺开，而核心的问题却又在上层的那个百分之五，那么这二者之间，此前此后，会有些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毛主席又将怎样把握中央斗争与全国运动的关系呢？很明显的一条是，展开全国的运动，来对中央的那个百分之五施加压力，形成了一种大包围。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某处战略包围，某处战役包围，某处围而不攻，某处隔而不围，某处坚守，某种打援，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啊。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看来，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但他当然相信，毛主席是为了党、为了人民；毛主席如果为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做，他老人家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姿态，于是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还是针对群众、针对学生而言的，何况是干部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之死的教训，从市委、从他来说，是在这里。当然，分析是可以这样分析的，但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本身的特点，将决定运动的一切，而一切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也要找组织、找你的上级、找自己的同志谈出来，而不能被群众运动吓破胆、寻短见，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百分之五以内，其实可能你连那个资格也没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树立了新的信心。在医校浪潮过去之后，本来就需要开一次常委会，现在，曹家骏自杀，将给这次常委会带来一些沉重，看来他需要主动作出某种检讨。想不到运动的发展，对于他竟有着这样的戏剧性，本来以为对两次浪潮的处理还是不错的，穿着人武部送来的崭新军装站在中山塔前挥手平息学潮，也十分潇洒！结果却有要在常委会上作检讨之势。这是历史在捉弄人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英雄和小丑之间，确实只相差着一步！在曹家骏问题上，需要从对中央精神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执行有误来检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当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确一些。他摇摇头，想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那还是有一定道理、说着了一定事实情况的，虽然他杨敬尧远远称不上是“老革命”。

他跟宗进庭较为深入细致的交谈了一次。这位资格、级别都高于他，经验比他丰富，能力很强，职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龄也该称之为兄长，他心中是特别尊敬的。办公室送来一份传单，是医校的那个被捕教师郁平写的，其中谈到的问题，令他吃惊。从这份传单，他才知道老宗历史上有过事情，并且跟这个教师是老乡，有过家族矛盾。之所以在医校逮捕这个教师，骨里可能有着个人恩怨在内。这当然很不好。可以说，市委的被动也与此有关。传单一出，公布于世，更为被动。但这也很难批评老宗，因为运动“横扫”阶段那样做，总的来说，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老宗是夹带了个人的东西而已。事已至此，反过来他却要对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为这份传单而否定其前期的工作、使积极性受到挫伤。

老宗跟他，在对运动的理解上，虽无明显不同，却隐约有着区别。如果说他是在努力理解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想积极而成功地领导好本地的运动，老宗却是一下子就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转这个运动的立场上，这种倾向性比较强烈，乃至比较明显，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条》对干部情况的估计来对照，老宗就可能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或“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只是还差着以前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

可是，对老宗岂能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决不能滋长这种疑问。老宗不可能是一个“走资派”，他也很难想象市委里出了一个“走资派”，他从来没有感到身边有“走资派”这样的“敌情”。他不是斗争不坚决，而是还没有真切发现应该斗争的对象，就像有力气使不出劲来一样。所以，他早就要对第一线上的老宗有所保护和安慰，在常委会上，他强调市委领导层没有属于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说，对于团结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他很想有个机会跟老宗好好讨论一下思想深处的认识，只是从组织纪律上说，从谦虚谨慎上说，对于政治问题随便讨论或私下讨论是不妥当的。领导干部不是自由民，就事论事地领导好运动，别的一切存而不论、放在心中，才比较稳当。

郁平的传单反映着郁平问题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击报复的成份，如果是那样，也并非不可思议，在从来的运动中，以及在平时的工作中，干部挟杂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奇怪，这也正是我们要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原因。郁平问题，事关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对待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对其妻子的处理是否适当，都需要实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乔丽在抱着小孩投河自尽那个有罪的一瞬间，其精神不应被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正常的母亲能这样淹死自己的小孩，何况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可以这样说，如果她当时有抱着孩子一块儿死的念头，其精神不能被认为正常的，如果她当时没有死的念头却这样抱着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把乔丽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当，有点残忍。作为郁平，如果本人实属蒙冤，老婆孩子又这样惨，“文革”之初又被“横扫”坐牢，悲愤之情，确实可以理解。待这次运动过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应予复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虽然思想认识难以交流，但郁平传单这个具体问题，却一定要见面，要尽快给老宗以一种关心。他让秘书去请宗市长来。

二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宗身架显得特别沉稳、特别结实，像是一条大青牛，轻易就能挤倒一座墙似的。没等他开口，老宗就说，我知道你要召见我。他上前去握手、让座。秘书泡了茶，退了出去。他问，你看到郁平的传单了吗？老宗说，岂止看到，是直接闯到办公室来送在我手上的，气焰嚣张！老宗呼呼出着气。

他说，我已经查问过了，传单上所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有过结论，不算是问题。我找你，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老宗说，谢谢你。从组织上说，不能算是问题，从当前运动说，倒是形成了一个问题。他听着，抽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闹得这样，还不曾有直接针对我们的大字报出现，全市也没有。我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出现、不应该出现、或者怕它出现；我是说，对学生，可以松一点，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紧一点？这样两方面结合，对于稳定局面、引导运动有好处。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况问题确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这样激烈的主张，他很难同意。他说，我们的干部，经历了复杂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只要组织上有过结论的，就不应当翻历史的陈账，更不应当写到大字报和传单上去，文化大革命也不是算旧账的运动。对郁平的传单，要消除影响，通过我们的工作渠道，跟各级干部打招呼，跟医校的学生打招呼。但这个人是学生闹静坐刚刚放出去的，怎样对他再紧？重新抓起来吗？不太好。

老宗想了一下，说，运动应该随时握住“收”的绳头，到时说“收”就“收”起来了。对于郁平，终究是不能放过的。你说不好再紧，我还在考虑。他听了，觉得老宗这人的思维，是有独特之处的，也有点像大青牛一样，虽然倔强，却也令人神旺。不过，想到郁平传单上表达的那种悲痛，他却又难以苟同老宗的说法。他不好跟老宗辩起来，他顺着说，对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暂且不急比较有利，再看看他还有什么行动，至于他的历史问题，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这件事，暂且就这样不了而了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

老宗闷声闷气说，我晓得了，老秦来告诉我，曹家骏死了。他说，到我这里来报信的是李宝安，宝安这个同志还比较冷静。干部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预先没有料到，是个教训，要迅速通报各级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昭阳初中问题的处理，可能软了一些，没有顶住压力，指导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他不觉就自我检讨起来。宗进庭摇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你我，问题大着呢，说不清！说着就站了起来，也就走出去了，显得有些冲动。老宗的情绪和倾向，他很难责备，但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能跟他们一样，总之，他还得提醒老宗冷静一些。

他伸手取了一支烟点上，忽然想到，刚才他只顾检讨自己的责任，却没有考虑到老宗的处境，因为到昭阳中学去宣布两个人的处分决定的，是老宗，现在曹家骏自杀了，老宗心里会特别窝囊，但其实老宗只是代表市委去的。运动以来，老宗一直处在一线，现在又被郁平用传单公布出历史上的污点。看来，特别是这次运动，站在一线是极不讨好的，中央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作为书记，他要主动为老宗分担压力，如果有什么问题，该把一切主要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

他带上香烟火柴，到老宗办公室去。老宗闷闷的坐着，面前连茶杯也没有。他高声把老宗的秘书从隔壁叫来，说，给我们泡两杯茶！他对老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老宗说，我闷得很，心里有许多话没法说。他说，曹家骏的处分决定是市委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你不要多想它了，李宝安劝说过曹家骏，但也不曾能阻止他。运动以来，有些问题，当时处理不错，就是不错，至少不是全错。有些大问题我们无法深想，上面自然有人去想。中央高级干部那么多，他们比我们会想、比我们有办法，他们会发现问题、向毛主席报告情况的。

老宗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有时事物的本质，甚至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来向我们指明，何必现在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现在想不通，终有让你想通的一天。生也有涯，智也无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着他，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当的沟通和理解。不过，他对于自己忽然说出这些含糊不清而又含着悲壮的话来，也暗自感到失控和吃惊。

他点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现在有点冷静下来了。

他问，怎么就冷静下来的呢？老宗说，我们该做的工作，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的，对于起来“造反”的学生，要求做到“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工作组早就有过布置，在每个班级里都有我们暗中依靠的对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团支部的一两个学生；在工作组撤出之后，联络员继续负责。这情况是保密的，但可能被个别嘴不紧的学生给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让人感觉到了，想不到产生了一种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让学校里一下子降了温，这证明学生原来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晓得一个“怕”字的，不是完全没胆。他们果真完全没胆，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静坐的时候好像不晓得“怕”，那时被狂热性主宰，要表现“敢革命、敢造反”，不能临阵脱逃，但回校了，势头过去了，狂热性降下来，也就冷静下来，许多人能听得进、看得见、想得到问题的另一面了。哈哈，天下大事，不过如此而已啊！所以我认为各学校要抓住这个时机，顺风顺势地压下去，稳定学校，不要让少数造反学生再抬头，我估计今年内运动一定如期收场，所以我才考虑要不要对郁平再采取措施的问题。老程已经给各学校联络员作了布置，组织一批大字报集中上墙，而且要连续不断，大讲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讲我国被美帝苏修反动派包围的严峻形势，批判静坐市委的错误行为。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补上来了。他问，哪一点？宗进庭说，就是你说过的，要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目前各个学校，这样的队伍，都已经组织起来、壮大起来，医校加入“红色保卫军”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占了多数，而史宏的“井岗红卫兵”，销声匿迹，基本停止了活动。左派队伍是绝对听组织的话的。整个局面可算是扭转过来了！曹家骏如果能坚持到现在，他就不会去死。下面，我想在医校逮捕一个学生，你看是否可以？他忙问，史宏吗？老宗说，不是，目前还不大好抓他。但要抓的这个学生，也是静坐当中的头头，一来他的个人影响不算大，二来发现他有刑事罪，我们以刑事罪逮捕他。

听了老宗对情况的介绍，他心中不知为何暗起一种悲哀，好像对造反学生有着一种同情心似的，跟老宗在感情上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难直接表示反对，更主要的是，他实际上还拿不出另外一种具体明确的态度和做法，因为对运动还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会上确实说过要发展左派队伍，但当老宗刚才这样一说，他又觉得意思有偏。真是矛盾。不过，逮捕学生这件事，他却可以有个明确的态度，认为要慎重。他掐灭烟头，问，这个学生是犯了什么刑事罪？是很严重的吗？老宗说，是奸污妇女罪。他忍着一种厌恶，问，有无确凿证据？老宗说，揭发人是个年轻寡妇，与被揭发人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还有点远亲。寡妇本人到公安局来揭发，告的是猥亵、强奸，猥亵是实，强奸未遂，当场没有别人看见，时间就在闹静坐的一天晏下午。公安局同志说，这妇女神志清醒，看来不是瞎说，只要把当事人抓进去一问，就会把事实招供出来。按照惯例，已经可以传讯，但因为是学生，公安局特地来请示。

他一听，觉得有可能是个说不清的事情。老宗又说，那个学生叫孙富生，是参加谈判的，我见过，看上去确实比其它学生复杂一些，是有可能做这种坏事的。他说，还是缓一缓为好。对那个妇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尽量化解，而且她的岁数大些，又是一个过来之人，人家才是一个中学生，即使真的有什么事，总应该是她的责任大些吧？对那个学生，可以让他的老师找他个别交谈，如果他不承认，我们暂时也就算了。到运动后期，如果这个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发展，那时可以考虑立案。这样主要是从运动考虑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儿打击报复学生。《十六条》说了，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老宗说，好吧，就“问题一律不整”。但是否可以由派出所的人到医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谈？如果不承认，也不逼他，吓他一吓就行；如果承认，也不处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怎样，要让这个坏东西缩缩魂，也要让别的学生有所知道。他让步说，可以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列宁说过，在历史的大运动中，都会有些脏东西出来，会有冒险家、骗子混杂在群众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这次这样大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各种荒唐、混乱、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运动提供了机会，邪恶因素、糊涂因素，还有不好的历史文化因素、地方风俗因素等等，都会出来表现。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最后，有人会得到经验，有人会得到教训。

老宗说，对这些冒险家、脏东西，也要适时适当斗它一斗，压它一压。他说，汉代有两个将军，一个叫李广，他治军用兵的特点是大而化之，另一个叫程不识，正好相反，处处严谨，但两个人都同样打胜仗。老宗说，我是程不识，你是李广。他大笑，说，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则一些，我具体一些，你宽我严，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红脸，你唱白脸，我们之间不要有计较，只要最后取得胜利就行。他说，哪有李广程不识加起来还打败仗的？没有这回事！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计较起来、内部分裂了，这在我们，是不可能的。老宗说，对，不可能！你是书记，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你把舵，我划船！不过，我还是认为，必要时可以抓人。死了一个好人，让多少人震惊，再抓几个坏人，再震动一下，一正一反，有利于局面稳定，也有利于“收”。

他说，运动的底我还看不清。已经到“收”的时候了吗？我看不像。造反学生回校了，有所冷静了，不等于不会再起来。另外，工作组布置的“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个做法，行不行呢？还有，建立左派队伍这个问题，是否会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嫌具体了一点、过于介入了一点？老宗说，嫌“程不识”了一点？应当“李广”一些？他说，大约意思也就是这样。要保证不陷入被动，就要有距离，留有回旋余地。运动有放就有收，但过早插手或插得不准，反而不行。《十六条》第四条，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说“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还有第六条，说要让群众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去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特别还有第七条，说不能去“组织反击”，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否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说的就是袖手与插手的问题，有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缓一缓，吃得更准一些。中央为什么强调这些方面呢？中央难道不晓得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会很乱吗？中央也许认为需要这样乱一下比较有利呢？我们还要继续理解。

老宗一笑，说，你研究得可以。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来，递给他。他一看，是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字也写得不错，文章题目是《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看了头一段，只觉得文字老到，逻辑性强，是一种“刀笔”，其内容论证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静坐市委，都是反党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迎合了被打倒的国内阶级敌人和被赶跑的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文章加在学生头上，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不当之处，虽然不当，又很难剥离，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难挣脱，具有相当的威力。他看了看，点点头，还给老宗，问：什么人写的？老宗说，是个青年教师，他是用这个来将功折罪的，这才是“一论”，下面还有“二论、三论……”。其实昭阳中学的事情，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都是他的鬼点子，我也早就怀疑是他了，他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内定右派”。他怕起来了，先是退，躲进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还是心中不安，就主动送来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静坐当中出现的那份匿名的批评静坐的大字报，也是他写的，他那时就暗中将功折罪或者说是为自己做个伏笔了，但还不曾有勇气向我承认以前的作为。我对他进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时转变立场，答应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继续这样发挥好的作用。这个大字报，我认为很及时，我们需要这样有理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样能写的人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想让他写下去，至于怎样上墙，由我给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听到此，他不觉说，你安排？你替他保密？这样具体的事，值得把你牵涉进去吗？老宗冷笑说，绝对不插手、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却要这样转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有时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还有发表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起来了吗？不但是插手，还亲自动手，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跟毛主席学！当然，在亭州，这样敏感的事情，由我来做。不是说了吗，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红脸，你唱白脸，要尽可能让你两手干净，而我，这双手肯定是不会干净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节，不会赤膊上阵。如果说学生是小兔崽子，那我就是老狐狸了，哈哈哈！

他听了既吃惊又感动。他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种情绪。他望着老宗，眼里不掩饰他的疑虑，但也不得不把头点点。老宗把材料收进抽屉，说，这样具体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以后有些很具体的事情，我就不对你说了，你不要见外，这种复杂情况下让你干净一些，让你“李广”一些，对全局比较有利。

对此，他觉得不好说什么，只好默认了，而且确实有些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过，昭阳中学里可能有个很坏的、至少是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在全市开了个“头炮”，来逼市委，而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老宗放声大笑，说，你估计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范公望，他确实鬼得很呢，我们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来向我坦白，我们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终归是在我们的料算中、在群众的视线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赶快来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过我们，但我们的这个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来暗中投靠，他毕竟是聪明绝顶、鬼精鬼精的一个家伙！他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不由得感慨地说，实际上不就是这个教师整死了校长吗？老宗说，但毕竟不是亲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骏死之前，他就转变过来了。据他说，当时学生对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这个女教师平时跟他谈得来，他心里也想这个女教师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话把学生的火点了起来，学生冲掉了批斗女教师的会场，并且进而揪出曹家骏戴高帽子游校。他没有想到事情有这样的发展，一吓，躲进了学校最边远的一个厕所，他没有参加游斗曹校长的队伍。学生从厕所里把他找了出来。他说，你们怎么去揪曹校长了？学生说，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反正就一窝蜂挡不住，而且只有随大流。已经这样了，怎么办？他镇静了一下，回答说，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运动难免过火。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你们在亭州放了第一炮。这是要载入历史的。你们要像北京学生那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要由出身好的当头，才站得住脚。你们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骏，只要坚持，一定胜利，这是当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应你们。曹家骏的错误已经有了一条，就是运动初期在“上挂下联、横扫牛鬼蛇神”名义下，把矛头指向教师群众，而且布置学生监视学生，这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光有这条错误还不够，你们要抓紧搜集曹校长平时搞修正主义、贪污腐化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是教师，不能参加你们学生组织，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这样，他煽动和指导了学生，起了关键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着政治危险救了她，立即就嫁给了他，也不在乎他有“内定右派”的问题，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这上头没什么讲究了。但她先前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却没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打头炮”的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了。医校学生静坐时，他们结起婚来。到民政局去登记领证，还是我打电话让老秦出的证明。那时我虽怀疑是他煽动学生打倒曹家骏，但真实情况还不知道，他主动靠拢我，我当然采取团结他的态度。大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进一步转变过来、要将功折罪。

他听了，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讽刺太大了。老宗问，怎么是讽刺呢？他说，亭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开会呀、烦恼呀、说话呀，其实不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叫柳春芳的女教师吗？她是个起点。老宗说，还是你的眼光厉害！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昭阳中学的事情，医校也就不会闻风而动，也就没有曹家骏之死，也就没有我们此时的交谈，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但没有昭阳中学的“头一炮”，终归还是会有“头一炮”打出来的。他说，“头一炮”会有的，但这段小小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而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问题是，里面是否还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呢？老宗说，女人的故事大约还是会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这不奇怪。他说，你能回答人为什么会分为男人女人吗？你能回答天地阴阳万物雌雄吗？你不能回答！我们只能思议我们能够思议的。起必然作用的是历史底部的深处的必然的东西。老宗问，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是什么呢？他顺手拿起老宗桌上的中央八届十一全会公报，说，都反映在这里面了。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要发展，往哪儿发展、怎样发展？而且国内情况，总是联系着国际风云。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但看来不是说了“相信”二字就没有事了，运动才算是开始呢。毛主席早就说过，谁胜谁负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认识这个论断，现在看来，很现实哪，这谁胜谁负，这长时期，原因不仅在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内部，也不仅是在下面，更重要的是在上面，真是很复杂很激烈的事情。谈话至此，嘎然而止，他看着老宗，老宗也看着他，一时无言。他抽起一支烟来，说，复杂了，我要上厕所了，不过不是最边远的。老宗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老宗的笑声中溜之大吉。

谈话以玩笑方式机智地结束，他心中却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愉快，他多少是为了安慰老宗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一种忧虑带了回来，因为老宗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所说到的情况，反映着亭州的运动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插手推动着这一倾向，在做着所谓“收”的工作。老宗插手所做的事情，比如暗中整学生的材料，比如组织另一面来批判压制这一面，他已向老宗提出疑问，可是看来老宗不会停止这样做。从对立统一看，这也是必然，可是，既有这个必然，那就还有另一个必然，受到压抑的学生，是不是有一天又会起来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受压。来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都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开发表的社论，都是不准像老宗这样做的。这岂不形成了一种较量？而这一较量，回顾起来，从运动一开始，实际上就有了。并且，小小亭州的这种较量，确实有点对应着、呼应着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羡慕老宗，能态度明确坚定不移站在一边，站在虽处守势却暗地里人多力众的一边。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明确取老宗这样的立场态度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坚执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与毛主席的精神有违，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似乎也确有不同，至少是处在反复思考尚未一定当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灵活的、兼顾两面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也看清了全过程，一切都需要某种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他要让自己正确地安全地汇入最终的必然的“合”的当中去，而在过程中力避过于“正”和过于“反”。如果说党有意志，那么，他相信，这就是党的意志，超越一切意志之上，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着共同意志。党会处理极其复杂的分歧和矛盾，立于不败之地，将理想的远景与实际的推进最好地“合”起来，寻找到一条“合”的路。再严重的对立，其正反两面，最后总是要“合”在一个统一体中，问题只是在“合”的当中各占多少成份，是你为主，还是我为主，完全否定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时不好调和，可以求同存异，自古君子“和而不同”嘛。还是那句话，“劫在途中，不离家舍”。他相信，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具有高度领导艺术的毛主席，还有中央那些声名显赫的人们，最终是会这样做的。“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句话，就是这种伏笔，最后总要讲和。这实际上还是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管如何民主，最后总要集中起来、捏到一块。现在，他既不能完全赞成老宗，又不能明确反对老宗，为了一种大局，也为了事物的客观过程，他得默认自己唱的是白脸，而且接受老宗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老宗去做。他吐出一口郁塞之气来，胸中生长着浩然之气，“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准备迎接任何风浪，安全地胜利地抵达明日彼岸。

那天，从老宗那里出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几户，屋里灯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饭，好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宁静的村庄。王雪不在家，儿子却已经到机关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了，告诉他，妈在单位有点事。他点个头，也就坐下来吃晚饭。他问儿子，建国，你们市一中情况怎样？儿子说，我们学校有个叫高均的老师进京告状去了，这情况早上只是传说，后来学校里贴满“红卫兵团”、“文革筹”的大字报大标语，说一定要把反党分子高均从北京揪回来、批倒批臭，情况就得到了证实，人心惶惶的，不知学校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儿子把情况从头说起。儿子说了一通，大体是这样：

学校的运动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进而批判一个教导处副主任，四个老教师，认为他们就是本校的“黑帮”。另外还有一个犯了贪污腐化的食堂事务长。在学生当中，也有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团”，开了大会，各班学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农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由班上的团支书领取红袖章回班分发。蔡校长宣读了兵团七个负责人的任命书（蔡美凤确曾打电话说要让他的儿子杨建国担任红卫兵第一负责人，被他明确谢绝了），另外还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由老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学校里在大会堂开过一次批判会，站到上面去低头挨批的就是教导处副主任和那四个老教师，其中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地主分子，一个做过国民党县文教科长，一个是戴帽右派，这确实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只是不懂当初为什么还要用这些人做教师的呢？空气还是很紧张的。押上台时，很狼狈，有点看得出刚才受了折腾。最后，把食堂事务长押上台时，那狼狈可耻的样子，让下面发出了哄笑声。对于这次批判会，党员里发生了不同意见，有两个党员教师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叫到一间屋子里去“开会”，实际上受到了“内部批判”。

语文组八月十六日贴出大字报，题为《揪出蔡美凤这只黑手》，认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为学校党支书的蔡美凤这只黑手将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甚至利用红卫兵打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教师，这完全是要维护蔡美凤自己的一统天下。大字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说，蔡美凤长期以来在学校里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现在是到清算的时候了，让文革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语文组大字报一出，震动很大。很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分头组织各班学生和教研室老师写反驳的文章，一时铺天盖地。说长期以来语文教研组就隐藏有一个反党小集团，由于隐蔽较深，善于伪装，人们还看不清他们，现在终于跳出来了。其中为首分子，就是这篇反党大字报的执笔者高均，两年前毕业于省师范学院，分配来我校工作。文革前伪装积极学毛选、两次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向党支部递交要求入党报告，现在却竟然把学校党的领导说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伪装，这是为什么？不奇怪，因为高均的父亲现在还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五十倍，他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资产阶级少爷，并且有经济条件拉拢腐蚀气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们。群众过去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现在是到了跟一切反党分子清算的时候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使高均之流预感到灭顶之灾，但他们却利令智昏当作跟共产党较量一回的好机会，高均不但不再假装要求入党，而且公然跳出来做反党的急先锋了。语文组过去和他经常聚会、品尝他的奶油糖和苹果，现在参与一起策划这份反党大字报的人们，不管你们家庭出身如何、过去说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贪过高均的什么小便宜，要赶快觉悟，起来揭露高均，跟这个资产阶级少爷加反党急先锋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后来，工作组长被上面调走，派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据说原工作组长事前知道语文组这份大字报，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加以默认。学校“红卫兵团”跟高均父亲所在公司的“文革办”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金条和封资修“四旧”，还有那份大字报的底稿，上面有语文组其它两个人修改的笔迹。这是高均等人密谋反党的铁证。学校里已经派出一个教师两个学生出发到北京去，要把高均抓回来斗争。

他沉思起来。前不久他还到市一中去视察过的，那时看到满眼大字报，认为一切正常，运动开展不错，还给予了表扬，哪里想到情况这样复杂、斗争这样激烈。要不是偶尔问了儿子一句，还真是停留表面、不知实情！

他在全市有关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较原则的，但也不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当前出现的情况，却比较偏向于领导压制群众。这种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领导者，当然就是老宗。相较而言，他的意见就没有得到下面的尊重和落实。从个人角度，他不见怪，只是从运动的角度考虑，觉得存在着问题。但从总的情势看，暂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仍较有利。这层纸且不捅破，浑浑沌沌的相处，到最后一切自然会分明起来，也许会显得从来都不曾有过分歧，能这样是最理想的。这也许就是政治的艺术。这样一想，心里似乎稍稍轻松起来，倒是有点为那个“资产阶级少爷”高均担心。

儿子问他，爸你说我们学校这情况该怎么看？他说，先不要忙着说看法，观察一些时再说。

门口忽然闯来一群客人，是六条大汉，身上都穿着工厂里的藏青色劳动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来，工人们发现他正在晚餐，连忙后退，摇着手说，杨书记吃饭！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屋。他也就站着将碗里剩粥扒干净，并且习惯地挟了一块馍头把碗里的粥浆子抹起来送进嘴里，让建国收了桌上碗杂，端出茶盘。工人们这才进来，一边说影响杨书记休息，一边把茶盘端还给建国，说我们不喝茶，我们谈几句就走。于是就围着桌子坐下，六张质朴的脸朝着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气。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那时他怦然心跳，好像历史在庄严告知他四个大字：工人运动！当这些人出现在门口时，他有些“怕”，这会儿面对面看着他们，倒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了。市委书记为什么要怕工人呢？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虽然几个具体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但毕竟直接就是工人阶级里的成员，而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让人看着高兴。

为头的一条大汉，四方脸，浓眉大眼，卧狮鼻，风菱嘴，气势鲁莽，态度有礼，开口说，我们都是华兴机械厂的工人。他一听，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厂，这些青年算是产业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发着钢铁的和科技的气息。他就这样初识后来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刘克成。而这时的刘克成，自报的身份是华兴机械厂电工，他们是为了“工人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来。刘克成说，我们工人虽然在生产的岗位上，但是没有一天不密切关注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是当前最大的国家大事，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党中央的文件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刘克成从工人用的那种帆布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他用粗大的指头指着其中一段读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刘克成睁着又大又圆的眼，对他说，党中央号召的这七种人里面，“全国工人”排列在第一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光要搞好生产，还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带头作用。我们还学习了《九评》，那上面告诉我们苏联、南斯拉夫是怎样变修的。可是我们厂里的“四清工作组”不但不按照党的要求做，反而打击压制起来干革命的工人，记黑名单、整黑材料。

一个工人说，我姓乔，我写了“四清工作组”的大字报，但大字报刚贴上墙不久，就被撕掉了，还受到追查。他问，大字报的内容呢？这个工人说，“四清工作组”专整工人小偷小摸干私活，不整干部大手大脚谋私利，他们没有按照党中央《二十三条》办事。他问，干部是怎样谋私利的？姓乔的工人说，比如，厂里砌宿舍楼，有比较高级的，有一般化的，也有更加好的，权大的住最好的，权小的住差一些的，还有安排上级部门和外单位人来住的，我们工人呢，几代同堂、家里都转不过身，也别想人家能考虑有你一间。另外还有好多问题，反正他们谋私利的事不会让人晓得，但群众心里是有数的。他听了点头。

一个眉目清秀的工人说，我姓韩，我写了厂长的大字报，第一，厂长独断独行，买回的机器不能用，锈成了废铁，浪费了国家资金；第二，厂长以更新淘汰的名义，卖掉了厂里还有用的几台车床，卖到乡下农机厂去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可是“四清工作组”说，买回机器不能用的事情，问题在省里、部里，而那卖下乡的车床含有“支农”的意思。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他问，你在哪个车间？工人说，我在设备科。他问，你是技术员吗？工人们说，他本来也在车间，有过三项发明创造，都有国家专利，是土专家，现在不在车间了。他听了点头说好。

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姓包，我写过厂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的大字报，他们弄出一些制度来，把我们工人管得直笔笔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当成工厂的主人翁来信任和依靠，这是束缚工人阶级生产力，工会主席不为工人说话，心里只想着着升官。他问，毛主席是怎样要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的？这个姓包的工人回答说，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但干部怕苦怕累怕麻烦，丢在脑后不认真贯彻，他们平时讲得多的是“三老四严”，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些话本来不错，但不应当只针对工人，首先应当针对他们自己，他们要带头做到，厂才弄得好。

他听了点头，觉得触及到比较重要的问题，但这时也很难深入讨论。他转而问刘克成：医校红卫兵静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学生，有你们吗？刘克成说，我们厂工会带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总工会统一指挥，去跟学生辩论、说是保卫市委。我们学习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认为厂工会这样做是不对的，市委不会要他们这样去保卫。正好有电机厂的陈安国几个人也来跟我们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商议，决定用小分队来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但跑步路线不在市委门口。我们约定了双方的路线，交叉进行。

他说，这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兵法吧？刘克成和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刘克成说，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领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来。听了这话，他不觉点头。不过，他跟这些工人如此交谈，似乎等于对他们有一种默认以至鼓励，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难道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吗？这似乎也很难。交谈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样继续下去，无法中止。一个工人说，我们参加跑步的，都被厂里“四清工作组”把名单记下来了，还找我们个别谈话，要我们交待，不但要扣工资，还说我们已经犯了“反党”的错误，有人扬言说我们没有好下场，我们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大。

渐渐，他觉得这些工人，包括刘克成，总的都比较淳朴可爱，至于关心政治，对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报揭发厂里领导上的问题，还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来声援学生，这些都无法否定他们，而且还应当表示肯定和支持。从《十六条》以及现实情况看，工人起来关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从厂里向社会延伸之势，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对待。作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谓“引蛇出洞”，用在眼前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学生身上一样，看来都有点对不上号，首先还是需要突破经验主义、多从正面看待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群众。

于是，他对这几个工人在原则上表示肯定，要求他们按照《十六条》指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他明确表态说，如果记你们的名单、整你们的材料，说你们“反党”，那是不对的。市委一定负责跟你们厂里的“工作组”讲清这个问题，中央《十六条》没有让这样做！说到此，他不觉真的有点生气，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些雕虫小技，用在这些工人身上，特别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对刘克成说，但你们到厂里不要专门提这个要求，不要为这个闹起来，对于来自群众的议论，不要计较，用你们的行动来回答你们是不是正确的。刘克成说，我们一定照杨书记说的做！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即使做一大堆我们的黑材料，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即使写我们一大堆好材料，也帮不了我们。刘克成这句淳朴稚气的话，让他不禁笑了起来，工人们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拿起报纸，指着说，中央的《公报》已经把要求说得很全面，要求你们做到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你们要时时牢记，句句对照，如果这样，我敢说，你们的表现就是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是属于你们的问题，而只能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说着，他指着自己。

工人们带着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别，他送他们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着两个工人，这时站了起来。刘克成和工人们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别。

他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一丛身影，想着刘克成在他门外布了岗哨，感到工人比起学生，将更有组织、更有气势、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觉得历史好像在告知他四个庄严的大字：工人运动！

一时，他似乎预感到，作为市委书记，他的工作也许将更不容易，而刘克成这些人，不知将会怎样地“叱咤风云”，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将是他所直接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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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力尽（之二）

一

那天晚上，工人们离开后不久，妻子王雪回来了，她不是从卫生局，而是从医院回来的，因为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了!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医院东北角太平间后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那里旷野荒芜、林木丛杂，乱草遍地、无人行走。下午，一个胆大顽皮的小孩到小池塘边去钓鱼，发现远处水草旁边好像浮着一个西瓜，但很快判断出是一个淹死的人。小孩就去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情况。勇敢的派出所长下到池塘里去，把仅有头顶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来。迅速赶到的法医当场验尸、论定自杀。人们估计王家山投水自尽的时间是凌晨。人们叹息：这个曾在马背上挥刀砍敌、生得魁梧高大的骑兵英雄，如此窝囊地死在这个无名的小池塘里，并且远离他的北方的家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这个王副院长爱搞腐化，也爱在医院里伺弄花草，开玩笑时被称为“花草院长”。其人为腐化问题受到过不止一次处分，结果成为一个资格虽老、功劳虽大、能力虽强，级别却一降再降的人。这次事情的开头是一张标题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已经印成传单，王雪带回来一份。内容主要是说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权力，胁迫和引诱妇女，利用分房、调房、修房、安排临时工这些机会，软硬兼施，令妇女就范，如果拒绝，就要遭到打击报复，当然，也有以色相交换好处、主动上门投怀送抱的。传单中用“×××”提到的“蓝大褂”妇女有五个之多，其中还有什么“国民党的官太太”，都遭到王家山玩弄，有的离开医院而去。这五个工友妇女的事情“众所周知”，至于其它类似的人和事，远不止五个，就不再具体触及了，但医校郁平的传单《捉放之后》里提到的乔丽，也是其中一例：王家山引诱逼迫乔丽，但遭到了拒绝。乔丽抱着孩子投河，成了刑事犯，不能说与此无关。乔丽走上悲剧结局，王家山却心安理得无动于衷，继续疯狂捕捉其它的目标，软弱的进了他的无耻圈套，不顺从的给人家穿小鞋。人们应该这样含羞忍辱、默默无声下去吗？人民的江山能容忍这样阴暗的角落吗？不！现在是给王家山这种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大字报上墙之后，拔出钢笔在上面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共产党员”，乃至还有“和乔丽相同命运的人”等等。过了一夜，大字报上这样的签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笔迹说明着群众心中确实郁结着某种义愤。王家山吓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但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还是被一伙工友和几个青年的医护人员揪了出来，把他反剪双手、戴上纸做的高帽，胸前挂着硬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红叉，押进医院小会堂批斗。台上台下站满了人，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迫于这样的声势压力，王家山承认了利用职权、侮辱妇女是“犯罪”。当问遭他欺负的妇女有多少时，他说记不得了，这混账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少量的笑声之外，更引起群情激愤，这时发生了拳打脚踢的事情，台上很乱，台下也有人要上台去参加痛打。在比较冷静的人提醒下，王家山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会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众的唾骂，不时有拳脚袭击他。“战斗队”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凶声恶气要他闭门思过写检查，作了这样的“勒令”之后，人群就散了，并无具体的看守措施，也没有谁去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自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他问，医院里的领导呢？还有工作组呢？王雪说，当时那种情况，谁能劝得住？都躲得远远的，可能还有背后支持群众的。但话说回来，过去闹土改的时候，群情激愤，活活打死老地主的也有啊！他说，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医院，知识分子很多，不能等同于土改时的农村。王雪说，都是群众运动。群众平时不敢讲话，这时候爆发出来，也很正常。想要文质彬彬、请客吃饭的样子，谁能保证？政策虽然不允许，但谁能去拦得住？他平时确实有问题。他第一批就“四清”过关了，可是群众还是有账要跟他算。群众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不同。我们让他“下楼”，群众还是要他“下台”。我也不赞成乱斗乱打、侮辱人格，但我理解群众。我们有党委，有监委，可还是没有能管住这些干部，群众一起来，就管住了。靠我们自己清来清去，还是不清，有的倒把好人给清了。他说，一切也是相对而言，想要水那么清澈见底，是不可能的。王雪说，我们在不搞西方民主的前提下，无非一个是平时抓，一个是搞运动。我们没有对立面的党或者自由的报刊来指责，我们只有一靠自己自觉、二靠发动人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果再不能解决，而且大家都很不理解，以后怎么办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说，不管怎么依靠人民，搞死了干部总之不好。发动群众就乱，乱了又要治，眼看把群众运动掌握好都很难……

王雪说，搞死了王家山这情况是不好，但这只能是极少数，毛主席在谈农民运动时讲，“罚不当罪的极少”。那是什么社会？现在更应当如此。王家山还不能说是被群众搞死的，只能说是被群众运动吓死的。现在有些情况也可以拿历史来做比喻，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贵族的残暴，引起了平民的残暴，而当贵族镇压平民的时候，又加倍残暴。那么总的来说，贵族作为社会统治阶级应当负责。八十年后爆发巴黎公社，这种现象又重复出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给以深刻揭露。法国的历史就这样残暴着过去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如果恶得威胁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安全，势必还是要制服恶才行。共产党把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摆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而是摆在“人民国家”这个关系上，与传统的历史实行彻底绝裂，这是指出了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新路。

他说，但人民国家也不等于人民来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总要靠干部来做……

王雪说，群众反王家山，并不是不要他做工作，而是要求他忠于工作、不要沾污工作。如果我们监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搞大运动的必要性也就会相应减小，否则，自古还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一说呢，何况现在群众是什么觉悟？人民越是相信我们说的“人民国家”，人民关心国家的政治热情就越高，但我们一些人却大惊小怪，视为不正常，其实是他们自己觉悟低。文化大革命就是来做监委没有做好的那一部份工作，就跟搞清洁卫生一样，平时小扫，过年大扫，叫做“掸尘”。

他哈哈笑了起来，掸尘？王家山就被“掸”死了。

王雪说，首先是我们平时没有把王家山教育好。如果所有的王家山加在一起，愈演愈烈，我们不闻不问，对党和国家就很危险。赫鲁晓夫降下了斯大林这面旗帜、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刀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心安理得地改变颜色。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简单的心理学问题。赫鲁晓夫代表的是苏联的各种王家山。

美国杜勒斯欢欣鼓舞说，看到了“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就可望“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期间里，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一代人是多长时间？三十年吧？这就是说，他们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和平改变”的不远的将来，并且他们不是袖手旁观的，他们有他们的“政策”。

毛主席从这里进一步得到启示，心中酝酿了若干年，来搞这一场运动。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命运，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考虑，真正是人民江山人民管。过去打下江山依靠人民，如今反修防修还要依靠人民。共产党用自己几十年浴血奋斗，赋予中国人民一个新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所以现在要求人民共同地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形式，要在运动中观察和研究，最终才能去粗取精，加以完善。但从相信群众角度，不应当怕乱。毛主席在文革一开始就说了，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和依靠人民。

他夸赞王雪分析独特。

王雪说，我认为，一九五七年那时，毛主席就抱着这种很好的出发点，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方向很明确，甚至可以看作文革的先河。可是后来变成了“引蛇出洞”，好像本来就埋伏这一笔似的。这种“伏笔”的看法是不对的，但好多人就喜欢这样津津乐道，以为就这样懂得了政治，其实是误解。事实如果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党、毛主席，就不光明正大了，这是值得反过来想一想的。

现在，一些人用一九五七年来吓唬群众，用他们的所谓“政治经验”来“教育”青年，但《十六条》并不赞成这个，他们的这种“政治经验”是可笑的。

可以说，这回毛主席吸取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教训，预防着半途改向。因为那样一来，没有人敢说话了，反修防修也就无从谈起。

群众现在敢于参加到运动中来，是因为他们从《十六条》直接知道了毛主席，而且他们好像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决不会先把人骗出来、然后再打成反党反革命。毛主席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决不可能！

一方面需要这种真正的大民主，另一方面这种大民主也要有实践和建设的过程，从一九五七提倡大鸣大放半途改向，到一九六六又提倡大鸣大放，而且用《十六条》确实下来，给人民以民主的保证，就体现着客观的实践的过程。毛主席这回紧扣出发点和主题。这并不是毛主席允许右派出来向党进攻，而是要紧紧抓主要矛盾。现在右派已经不敢公然要求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也许将来有一天还敢，但现在是把这种希望寄托在通过修正主义来实现。《十六条》把党内走资派称为右派，确实为主要目标，概念的这个变化是又深刻又严峻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本来的“四类分子”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后面加上了一个“右”。虽然现在经过三次甄别，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但总的还是很难消除某种阴影，就是又要人家讲话，又打击人家，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如果文化大革命又一回造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今后还会有谁来相信我们的党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好像决心跟这种情况划清界限，决不这样做，《十六条》已经公布于世，天下皆知了。可是我们许多人反而不理解，总是偏要那样想、而且准备那样做。这正是五七年反右的一种消极面的影响，是不对的，是应当扭转过来的。

群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要跟这样自视高明的人、这样阴险残酷的做法作斗争，所以喊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其实，凭他们赤手空拳、乌合之众、千里之外，哪里能保卫到毛主席？说穿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要喊着毛主席才行。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真正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的，他们甚至认为毛主席不顾一切地要和人民在一起。如果认为群众是“个人崇拜”，那就小看群众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哪个人民群众是呆子、傻子、白痴？但群众也决不会借着文化大革命，像一九五七年有的大知识分子那样向共产党进攻，毛主席相信这一条，把这作为根本的道理，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他听了不觉点头。

王雪说，现在满天下喊毛主席万岁，一个人真的能万岁吗？以他老人家思想的伟大深邃，他如果同意这样，岂不荒谬？所以他高喊“人民万岁”，这既是他庄严的回答，也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思想。他在一九五六年六十三岁时就提出自己退下来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实现了这个愿望，退出了国家主席一职，考虑的就是自己不可能“万岁”，要培养、锻炼、考察接自己班的人。现在，人民高喊“万岁”，是人民需要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他也需要人民的力量，他寄托于人民。他要不是这样，他就不是毛泽东。

七十三岁的毛主席决心亲手给党和国家打一次消毒、预防针，很多人都被这一针打疼了，很不理解，因为我们的病好像还不算大，而针头用得很粗、药下得很重，来这么一下，真是吃不消、有怨言。可是，要知道，等到病真的全身上下发出来，就来不及了，针也打不下去了！

他笑了起来。王雪所言，他全懂，听来却有趣有味。不过他内心潜在地、总好像在考虑着另一面的许多问题。

王雪继续说道，例如王家山这样的人，还能带领导群众搞社会主义吗？不，他不懂社会主义，他向往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他现在不得不为社会主义做事，但他更乐意为资本主义做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生活，那才能满足他为所欲为。他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仍然是可以分析的。

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发达，而且长期掠夺世界财富，社会主义使得遍地木犁的苏联很短时间内就跟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并驾齐驱了，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要改变苏联颜色的，只能是苏联各个层次上的王家山，这些失去理想、为着私欲而活着的庸人，他们齐起心来要这样做。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束缚了自己。他们压迫人民，使人民失去信心，最终必将亡党亡国，但他们自己不亡，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对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人民生活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的提法，要加以纠正。我总觉得，那前一句话是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早了，隐含着应该倒退的意思，那后一句话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适用。所以它遭到毛主席否定是不奇怪的。但不等于说，毛主席认为不要发展生产力、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他说，“八大”的报告，是中央几个大秀才，根据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写的，总的意思不会错，但你刚才指的那段关于主要矛盾的话，可能是他们的发明，毛主席后来确实不同意。

王雪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抓经济建设，但政治斗争却绕不过。确有一些人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东欧有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有一股国际性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切导致毛主席赞成将大鸣大放的主题，从帮助党整风变成反右斗争，并且亲自写文章反击右派分子。

后来发生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刮五风”，这是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结果也会影响政治方向。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发言：“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假如你当时是主持大跃进工作的人，正坐在毛主席身边听着，你不应当感到很惭愧吗？你不应当引咎自责吗？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呢？调查研究不是党的优良传统吗？结果却要毛主席来承担责任。

他叹口气，说，这个就不说了。

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右得出奇，一会左得“可爱”。到底是为什么？只有问他自己。但毛主席肚量大，宽以待人，还是放手使用，直到现在，才有了组织处理，把有关人的位子降了下来。但为什么把这个作为这次运动的开始，而不是运动的结束呢？毛主席一定是认为，发动全党全民提高觉悟，比降职、撤职更重要。

他心里堵着，叹口气，让王雪说下去。

毛主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建设、又受着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需要的正是“大跃进”，而不是慢腾腾。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形式，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并且以集体化的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这是了不起的宏图大略。但毛主席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不是浮夸乱来的大跃进。所以，在大跃进前夕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空气，在后来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纠偏，在上海会议上压指标，直至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纠“左”的十九个问题。全党全民建设热情高涨，好像大家都跑到前头去了，而毛主席成了落后的人。我总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当时有的情况多么严重，河南省吴芝圃就多次不听毛主席的直接批评，最后浮夸到饿死了老百姓，成了全国的反面典型，还有安徽的曾希圣。他们大刮“五风”，受到夸奖，得到提拔，许多情况白纸黑字都反映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人民日报》上。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他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是在革命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比如，美国与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在英国与印度煽动下，西藏农奴主准备叛乱；伊拉克宣布独立，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还有赫鲁晓夫正在大搞修正主义。等等。毛主席在研究对付这些事。于是有了炮击金门，这既是有力回答《共同防御条约》，又是对中东民族解放力量的呼应；有了从容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暗无天日的农奴制；有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有了对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揭露和理论回答。这样的一大摊子工作。

官僚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五风”刮起，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人民日报》九月十三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文章题目不错，但大刮“五风”，是不对的。我敢说，出这篇社论，毛主席不知道。但毛主席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就大跃进以来的这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我记得传达下来时你很感动，你说过不应当由毛主席负责，据说不少省委是不肯传达的，在毛主席催促下，才作了传达。我想，毛主席把责任承担过来，是为了让大家轻装上阵，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也许将来会有人抓住这个做毛主席的文章，那只是他们的无知和浅薄。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与其说这是毛主席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对中央、还有省以下各级领导人的辩护，为的是爱护大家的积极性。这是毛主席的胸怀，也是一个当家人的态度和雄才大略，

有人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如果是自我批评，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不是批评毛主席，因为大跃进工作不是毛主席负责的，而且毛主席一再对狂热性泼冷水，自称保守分子、自称右倾机会主义。讲“七分人祸”时，毛主席就坐在身边，底下坐着县委以上干部七千人。

他说，“七分人祸”当然不敢、也不应该是批评毛主席。这是代表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批评全党，或批评某些地区的工作。

王雪说，如果打开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报纸，那上面许多浮夸的话，并不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毛主席对这些提都不提，对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如何一直在纠正问题，也只字不提，只是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是对的，如果相反，怨你怪他，那还是毛主席吗？我觉得毛主席是最宽厚的长者，也是最冷静的战士。尽管他一直在纠“左”，后来还对挫折承担主要责任，但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他同时不许右倾，不同意把大跃进说得一团糟，要爱护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庐山会议明明是为反“左”而开的，有人上书也是反“左”、反“五风”的，而且那个“万言书”是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和巨大成绩的，跟毛主席一致，后来怎么出了那么大的事，是毛主席容不得这样呢，还是毛主席不得不选择这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存疑。可是，五九年以后的反“右倾”，又弄得过份了，一直反到基层，公社的科长也能打成右倾分子，这就奇怪了，是毛主席让这样做吗？那样爱护全党积极性的毛主席不可能这样做！但想一想也不奇怪，比如前一阵刮了“五风”的一位公社书记，当然不喜欢手下一个科长的反“左”倾，正好反右倾贯彻下来来了，就来收拾这个科长，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为了稳固他的小小的官僚统治。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不管好歹，唯上级是从，而不是唯真理是从，甚至也不是唯毛主席是从。有时我觉得，情况有点像老师布置学生写毛笔字，学生总是写不好，左过去，右过来，忽粗忽细，歪歪扭扭，当然，不是故意的。

他笑了起来。王雪说，我这还是最善意的比喻。他说，还是善意理解比较好，留有余地嘛。

王雪瞪着大眼，继续说，如果是西方，那好办，不管贵党内部是什么情况，反正贵党这一届没有干好，请下台，我来。在我们，当然只有内部批评与自我批批评，宽以待人，党内平衡，加强团结，继续前进。

六二年一月的中央会议，毛主席说把会开得大些，一直扩大到县委书记，开成了七千人大会，而且中央的报告，政治局先不讨论，作为草稿交下去讨论，然后再往上集中。在大会上，让七千人进行批评，叫做“出气会”。这还不够民主吗？这还不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吗？回头看，我觉得这是把一九五七年半途而废的“大鸣大放”，在党内搞成了，反映着毛主席在党内实行“相信和依靠群众”，也反映着毛主席有所预防，巧妙绕开了一些人自觉不自觉的官僚主义的一套。

当然，可以想象，有的人会真的大出其气，有的人会知道分寸，还有的人就不会去得罪自己的上级。但总的来说，是个出气的大会，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大会，以后几年的形势就越来越好，短短四年，现在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成功。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把七千人大会扩大成了七亿人的大会。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我认为毛主席越来越形成了一种大思路。

现在有一种聪明绝顶的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政治局里很孤立了，就利用个人崇拜，来发动学生、依靠群众。照这个说法，那毛主席早在六二年一月，就玩这一手了，那时他在中央就吃不开，所以要把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七千人大会、把中央报告草稿直接交给七千人讨论，要不然，他会被迫就范、失败、下台。果真是这样的吗？凭什么毛主席应该下台呢？假如毛主席下台，谁应该上台呢？这个人应当比毛主席伟大、正确才行。但对这个问题，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就不作回答、含糊其词，简直是流氓！是见缝下蛆的苍蝇！

毛主席有时显得很孤立，这个家不好当，都是打江山过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他要搞社会主义，人家要确立新民主主义；他要大办合作社，人家要大砍合作社；人家大刮“五风”，他要压缩空气；有人站出来要追究“五风”，他反而把这样的人捺下去。他是党的主席，可是又退到二线，还要对一线负责。别人做下的事情，他要作自我检讨。但我们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种恢宏的气势，那种谈笑风生、一气呵成，那种从容不迫、深邃远大，说明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哪里能体会毛主席的胸怀一点点？我有时真傻乎乎的想，毛主席大约是天上给我们派来教我们怎样做人的。

毛主席有时就喜欢做少数派，比如革命就要胜利了，多少人想到的是坐江山、做老爷，毛主席却来泼冷水，说是“进京赶考”。实际上可以说在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提出了反修防修任务。

他不由得赞叹说，这向时，你读了不少书呢！

王雪过目不忘一样背诵起八届十一全会《公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字里行间荡气回肠、多么自信。我认为从中就能体会到毛主席的欣慰和自信。短短几年，终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困难中走出来了！在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同时，还从容不迫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又开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一种特别雄伟的气魄，坚定不移的方向。

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过，假如从十七世纪算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三百几十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我劝同志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段话说明毛主席多么清醒，他是把国内国外、几百年前几百年后，都想过了。他认为我们已经搞起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对我们自己能管用，中国决不能、也用不着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中国对于自己如何搞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信心和经验，需要的是坚持下去。

毛主席从纠“五风”开始的一系列的态度和措施，在某种巨大混乱之中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在正确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基础上凝聚党心民心。这样不但及时纠正了“五风”，而且应对了接着发生的两大困难：一个是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第二是连续三年三分之一农田大旱。内外交困，达于极点。但确实几年之内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这是一股神力，毛主席的正确把舵，反“左”反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使全党在挫折中团结、自信、振作、调整，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吗？

他说，是这样。

但对这样的一段历史，有的人就喜欢窃窃私语，我忍不住横眉冷对。可能有一天会有人找个借口来斗我，让我吃点苦。文化大革命嘛。

他笑了起来。

王雪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有这样一段话，“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这段话是概括当前形势的，同时也是对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完整表述，体现的是“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把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概括为“三大革命运动”。

他说，这段《公报》，确实高度概括了毛主席建设我们这个国家的大思路。但毛主席从来不认为光有了一个总原则、有了这几句话就行了，他带头调查研究、制定具体条例。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黄河以北亩产可达多少，淮河以南亩产可达多少，早几年就在毛主席主持下制定了，党的会议上也通过了，指标很实事求是，但不久之后就刮起了“五风”，这么重要的纲要被丢在一边。至今没看到毛主席批评说：你们怎么不按这个去做工作？怎么浮夸起来的？毛主席没有这样指着鼻子责问过谁。

革命热情要同科学态度相结合，难道以前就一点不懂吗？如果以前一点也不懂，那中国革命怎么取得胜利的呢？还有调查研究，一直是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作风，还要毛主席把着手再教一遍吗？但以前懂，不等于现在还懂，想一点曲折也没有，是不可能的，永远如此！

王雪笑道，你一开口就比我说得好。他说，今天我主要还是听你说。

王雪说，《九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他们一九五三年的法令让私人有权购买国有资产，到一九六三年又用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产阶级随着私人企业而成长起来。铁托集团在“工人自治”的幌子下，让国有企业成为厂长、经理的天下，他们只管在上面坐收利润，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回到了受奴役的地位。他们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农村成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他们用法令规定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农村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和高利贷统治了农村。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泛滥成灾，是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天堂。铁托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几十亿美元收买下成了美国的附庸，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开除了几十万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员，被逮捕监禁的有三万以上，同时赦免十几万从前的敌人。文章就这样全面解剖了南斯拉夫这个典型，说是“和平演变”，其实是很残酷的！相对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南斯拉夫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科学呢？社会主义重新成了空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被美国牵着鼻子控制住了。而苏联却向南斯拉夫取经，我们的文章语重心长向苏联呼吁说，“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惊心动魄，好像是对一个巨大恶梦的预言一样！

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地肯定了《九评》，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大话、空话、废话。现在有不少群众重读《九评》。目前学校里至少初三以上直至大学的学生，都处在《九评》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培养之下，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斗争，所以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有一定自觉性的，要不然，他们的政治热情就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像王家山，也许并不明确具有“走资”的思想，但他在本质上接受什么、向往什么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南斯拉夫、苏修这股风吹进来，他就会跟着跑，他虽然什么也不懂，但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跟着瞎说：毛主席这一套不行，“大跃进”不是出了问题吗，社会主义要另外搞。至于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就不管了。

王雪说，昨天，我看到朝阳中学翻印的一份传单，说北京有几十所各类高干子女寄宿学校，那个条件、待遇，真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以小学而言，国家按学生人头的补贴是每人二、三十元，而给这种高干子女学校是每人一、二百元，在师资方面、物质条件的方面，都大不相同。传单说，毛主席早就明确指示不让办这样的贵族学校，但还是有人那样做了，而且就做下来了！平时，人不敢说，文化大革命一来，大字报、传单就出来了，而且是中央人事局里的干部写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他笑道，你真是热血沸腾，平时也看不出来。

王雪说，别忘了我跟你一样是高中毕业、做过热血青年、投奔了革命，当然，你实际水平高些，现在应当算是党内大知识分子了。他被刺得哈哈一笑，说，你的思想，确实反映了完整的一套立场、观点、方法……

王雪说，这一套就是不主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各种混乱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也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监视和调控之下，为国家民族所用。但资本主义总是要用私有制来战胜公有制，侵蚀、瓦解社会主义，到时自会有附着在资本主义那张皮上的人，去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这一套，要么是那一套，没有中间道路可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写上这句话总是有原因、有针对性的。你可以埋头建设，不谈什么主义，但你其实每天都面对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文化大革命的大道理就是如此，也可以说不过如此。如果一个身有大患的人还自以为很健康，反而怀疑、讥笑、痛恨扁鹊这样的良医，这是医生和病人双重的悲剧。

王雪的小脸儿激动得红红的。他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有兴趣继续这样较抽象地谈下去。他故意抬杠，问，为什么没有中间道路呢？

二

王雪说，不但现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谈到这个，两年前的《九评》上就讨论过这个，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了，明天还会再被提出来。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多次说过第三条道路是幻想。列宁也早就说过，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斯大林也说过，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确实这样一再被提出！是不是也许真的能创造出来呢？王雪看着他，好像要“引蛇出洞”。

他说，是啊，尽管导师们这样说过了，但这个问题还是一再被提出。我们可以试着从资本主义这一面来分析：从历史看，资本主义不是走不通，而且是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也有与上一个社会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后来就稳定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时候，前一社会里较高等级上的人们，凭着手中已有的特权，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正在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也与王室、权贵互相利用，社会出现种种丑恶与不义，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遭到无数有良心的人们的谴责，特别是各种思想家、作家们的揭露批判，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你骂它也没用。确如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几百年了，越来越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娱乐文化，在全世界占上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在进行，十九世纪以来，首先是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强大潮流，产生一大批巨人级的文学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加以无情揭露、讽刺。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继承着巴尔扎克的事业，西方的一些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量。但资本主义依然我行我素，一直发展到今天。按照毛主席的估计，我们把社会主义干好了，也要一百年左右才能赶上人家。

资本主义不是没有国内阶级矛盾，不是没有跟国外附属国、殖民地的矛盾，但凭着巴尔扎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的制约作用，凭着国家要求社会各阶级以长远眼光顾全大局，使不同利益达成妥协、得到调和，总之，凭着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与平衡，资本主义使自己日益完善，并且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份，虽然仍不时会有各种社会问题，但动摇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向来就有影响，虽然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资本主义阵营也日趋稳固。双方对峙，进入冷战。你可以而且应该批判资本主义，但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上了，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灭亡，相反，社会主义阵营才建立了几时，已出现分化瓦解，爆发了中苏两党大论战。

也就是说，本来对资本主义最具竞争力的社会主义，眼前却有了危机。所以有人考虑对社会主义做些修正，用中国古话说，叫做“变法”。南斯拉夫、苏联确实是有改弦更张、转向资本主义之意，或者结果必然如此，所以遭到我们的批判。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们政治上很幼稚。

我想，他们是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不义，终究会过去的。何不忍受两三代人的阵痛，跟世界资本主义接轨呢？那就不要争论了，放下自己的一些坚硬的东西，“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就是毛主席时常讲的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

一是那边吸引力大，发展三百几十年了，占优势；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穷，生产力落后。《九评》讲得好：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毛主席虽然不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也不反对跟资本主义世界搞外交、做生意，更不反对在经济上、在各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总的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这是一个原则立场，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血的教训，是最清醒的。毛主席说得很明确，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相反说“资本主义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我是从历史角度，加上现实角度，理解着文化大革命、理解着毛主席！

王雪大眼睛瞪着他，捉摸着他的话中之意，好像防着上他的当。

他说，所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总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也不能因为反修防修，而把自己僵化起来。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方面也要不断调整、以利发展，这两方面加起来才完整。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越过了资本主义这一必然阶段而建立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存在着，而且做的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所以，“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会在现实中常被提出。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资本主义未曾充分发展而有的种种落后和苦恼，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补课”。鲁迅说得好，“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很发人深思的。我记得列宁说过，假如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并且胜利了，那么目前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就不算模范先进了，就算是落后的国家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这段话大约在《“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这就说明在一个本来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差着好多东西的，可以叫住先天不足。但“补课”不等于拱手让资本主义来统治，然后再来个“二次革命”，那时再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会这么愚蠢吗？那样一来，共产党就变成托派、取消派了，自己解除武装，等着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推下台。

王雪想了一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既可能胜利成功向前，也可能受挫向后倒退。既然有这样两种可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就并不是无事可做。毛主席所考虑的一切，都为了争取上述第一种情况，避免出现第二种情况，他正在现有条件下尽他最大的努力。他反复警告我们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是很容易的。他的忧虑的深邃和正确，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真正被多数人体会得到。

社会主义使苏联只用资本主义世界六分之一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强国，登月都实现了，以至于能跟美国抗衡。但为什么还要“修”过去呢？他们的变“修”，不是因为经济落后要“补课”，而是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根本前提。

所谓共产党人，就是代表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代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代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修正是从这里“修”的，这样它就不再代表革命无产阶级，不再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不再代表广大人民，最多只是口头上代表，形成极其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终将被人民抛弃。他们嘴上高唱“共产主义”，我们指出，他们是假共产主义。

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齐起心来要改变国家的颜色，他们向着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成果张开血盆大口，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怎样才能保证自己高高在上、跟人民划清界限呢？怎样才能把国家人民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而又合法化呢？只有“修”，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让人民重新成为被统治者、失去社会主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国家社会在一些动听的说法下，实际上向革命之前的俄国变过去。

他说，早在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前，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主席让解放军停止进军的脚步、不打香港，为的就是留一个跟资本主义世界沟通的门户。不能因为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因为“反修防修”，就不全面理解毛主席的思想。

王雪一笑，说，但是，要谨防中间道路论！一般所说中间道路，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毛主席说，中间道路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铁托、赫鲁晓夫的路线，就是向中间的调和的道路移动，结果掉进了资本主义泥坑，丢掉工农，彻底改换阶级基础，对内成了资本主义代理人，对外成了帝国主义应声虫、俘虏。一些人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立场，那么，最严重的斗争就在这里，就在党内。

所以《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群众之所以拥护文化大革命，也因为文化大革命把真正的大问题从暗处挑到明处、从人的心里提了出来，并且要依靠群众来解决，这真让群众心头一亮、耳目一新、干劲冲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意思在这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假如毛主席不代表人民，人民要崇拜他做什么？

毛主席反修防修的革命思想，代表了人民的心声。现在，凡是强调《十六条》上革命对象新提法的，就是造反派，而强调要打击“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用“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九五七年的结局向人们提出警告、企图阻挠运动开展的，就是保守派。保守派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新思想；而利用保守派的人，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新思想。说群众运动乱，确实有乱的一面，但如果这样一看，就能看出乱中有序、阵营清楚。现在问题是：你乱我，我乱你，最后到底是哪条路线乱得过哪条路线呢？

他点头说：你说到妙处了！

王雪继续说，三大战役是解决“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两条道路之选择”的争论，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战定乾坤。“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两年前毛主席写在《九评》里的话所估计的时间，有这样大的提前量，而且还说无产阶级可能丧失政权。我们在理解上，不太找得到具体感觉，也许要等到南斯拉夫、苏联真正完全亡党亡国、土崩瓦解了，才能有体会。但从实质上说，那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丧失了政权。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认为建设要搞、但方向要明。正如列宁所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以刚刚进城时来说，多种经济并存，互有冲突，你是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能脚踏两条船吗？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走中间道路，但实践证明走不上去。

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就因为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共产党干部下水，不法资本家有“五毒”。如果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怎么行呢？新中国就会跟老中国没有两样。

响应统战政策的进步资本家也有，但资本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当时许多不法资本家都在做伤害新中国、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且有意跟新中国较量！

当时从全国向上海调运大米、棉花等物资，就是为了对付资本家的挑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也是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所以毛主席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斯西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这是在为刚刚建立六年，既取得成绩，也有过挫折，遭受过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呐喊、辩护，当然是针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这个问题的，是语重心长的，也是大声疾呼的。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论十大关系”，力求从战略上指导经济建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应该记住，毛主席提出“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这一年。同时，正如你刚才提到，毛主席还亲手制定了那样冷静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先是1955年底，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发各省征询意见，到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由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1958年5月又在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这样的毛主席，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怎么会去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东西呢？这是讲不通的，也是跟毛主席当时力纠“五风”的事实不符的。如果现在与将来有人硬要这样讲，那就是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是历史的跳梁小丑。

毛主席说过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批评“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的观点，这就包容了你所谓“补课”之类的要求，但毛主席不能容许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

因为毛主席有这样既坚定又灵活的思想，有这样的坚定性，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打破封锁，努力跟世界沟通，有出口的产品，有进口的设备，不但在短期内就把国家建设起来了，不但在世界上不孤独，还能援越抗美、支持亚非拉。对此仇视和污蔑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及其应声虫，还有糊涂虫。

王雪瞪大杏眼看着他，好像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虫，他哈哈大笑起来。

王雪笑道，当我听到外援某个国家多少钱，我就跟有些老百姓一样想，啊呀，我们自己勒紧裤带搞建设，生活很艰苦。过一会儿才想通，说，国家这样做，自有国家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小眼光看大问题。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早就以最简要的语言总结了两条，一个是坚持革命立场，一个是向人家学习。只有你们这种水平高的人，总想在坚持革命立场上打些折扣，直到抛弃根本，在向人家学习上搞些扩大，直到奴颜婢膝！老是在心里想，社会主义道路要往后退一退，资本主义课程要好好补一补，如果补资本主义的课呀，真是吃一杯“十全大补”酒，晕乎乎的，美妙极了。他们一定还想跟毛主席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总要多少来一点资本主义，走一走中间道路，来个新式的“曲线救国”。

其实，到时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复辟过来，它的势力越过越大，你的势力越过越小，西风压倒了东风，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从这段话看来，修正主义打的就是中间道路的旗号。当然，也许有人心里会说，老子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老子就是认为资本主义行得通！只不过他们永远都不能这样勇敢地说出来，因为毛主席一直致力于把社会主义信念深深扎进党和人民的心中，毛主席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

他不禁双手举起，说，我绝对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毛主席，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人能跟毛主席讨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毛主席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要有余地，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可以说，他老人家一直忍到现在、忍了多少年了。但我假定站在跟你论辩的一方，还是要说，这个所谓“中间道路”，在哲学上，在现实形态上，总是有所存在的，也是可以在有效控制之下来为建设国家服务的，不能绝对否定这种灵活性。在革命根据地里，在解放初期，我们已经取得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那个社会也有那个社会的矛盾，但可以做工作。那就是一种中间的形态。那个状态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补课”的，也许比纯粹的社会主义更适合目前的社会水平。

王雪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思想文化建设，虽然付了些学费，但有了很大成绩，也看得见很大希望，为什么不在这上头继续多做工作，而要回头去做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呢？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几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不管有多少罪恶，不管巴尔扎克这些作家如何批判，确实也就过来了，但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挫折灾难，不也过来了吗？而且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可言，只是一些人们没有好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坚如磐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什么我们还要三心二意的呢？如果向后退，如果一旦弄得社会主义前功尽弃，必将是最大的混乱、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危险。连你都老是在考虑所谓“灵活”，都有这种中间性的思想，这正好说明毛主席为什么老是讲两条道路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老是说资本主义随时都可能复辟。这是真正从大处着眼。

他老人家一九六三年五月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对这种复辟所需要的时间作了估算，说：我们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要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敌人腐蚀侵袭、化分瓦解、软硬兼施，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段话已经写进了《九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警钟。

他笑道，我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

王雪说，我再背一段毛主席的话给你听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匈牙利事件”。这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及时就讲了这话。这跟我们目前的运动也可算是有联系的吧？说明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在关心什么、注意什么、思考什么，不是现在突发奇想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党内来说，根本不是晴天霹雳，就算是晴天霹雳，那是因为你们耳朵里长老茧了，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听明白之后也不应当是不可理解的。

只有经过长期的考虑，有一种情势紧迫，才会让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下这么大的决心，即使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即使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会产生很大混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污泥浊水会趁机冒一些出来，他老人家也仍然充满信心、不怕指责、一切在所不惜！他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他为了现在，更为了将来。他相信人民会跟上他、历史会肯定他，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但也不是不顾一切，他不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吗？人民会理解他的。

他点头，并且一声叹息。

王雪继续说，《九评》里的第五评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联合国演讲时，谈到美苏和平的几个条件，其中就有东德要合并到西德去，不许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还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么几条，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咄咄逼人、一步不让，也看到毛主席对国内问题的思考和决定是如何联系着国际风云。

西方帝国主义永远仇视社会主义、仇视新中国。如果说他们是对的，那也行，服从他们就是了，但中国人民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证明，那样服从是不行的。

难怪毛主席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总是用许多让人警醒的词语，比如：很长的历史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你死我活的；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防止帝国主义侵袭，等等。不让我们松懈、麻木、高枕无忧。

假如实行资本主义，会给人民带来福音，也行，再好的主义是为了人民嘛，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是真正的空想！这是近代以来无数血泪凝结而成的真理。难道这个真理过时了？那我们真是白活了，无数烈士仁人的鲜血也白流了，甚至会遭到讥笑和诅咒，认为那个鲜血本来就不该去流，认为那是祸害、灾难、作乱。这样，简直就是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大围剿”这一切做辩护了。分歧其实是极其深刻和尖锐的，我们就简直是跟当年的国民党和他们的“理论家”仍在继续斗争一样。难怪群众现在因为观点的不同，有的争论得亲弟兄对立、一家人分裂，大家都吃错了什么药似的。

总之，我完全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在这个运动中会发生多少王家山事件。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呢？不是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吗？世界上难道有过非常单纯的历史、非常单纯的革命吗？这人跟那人不会一样，这地跟那地不会一样，善善恶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人民就这样自己教育自己，历史就这样无情翻过，最后自有司马迁这样的人，来把一切的光明与黑暗写书传世。

他叹道，唉，你讲透了，你上升到诗意了。

王雪说，但我想到的，比表达出来的，还要多。陈毅元帅说，我们不是不会享受，而是我们心中有人民，所以我们能克制我们的私欲。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要求就在这里。可在我的灵魂深处，就有相反的欲望。毛主席在进京之前告诫全党：全国胜利以后我们一些人可能会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多么深刻，但问题也就如此简单，危险就在我们自身、就在我们的灵魂里，真是古人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不是一个唯心的问题，而是现实得像一块石头、一座大山一样不容回避。

毛主席还说过，民主革命以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私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依据，而我们手中的权力，就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容易。党坚持不懈用毛泽东思想、用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党心人心，成为巩固政权、经济建设的思想保证。

毛主席强调要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不是要求过高，而是从现实里来的，可惜能好好理解的人不多，认为斗这斗那、批这批那，过得太紧张。等到腐朽意识形态像肮脏的潮水涌来淹没我们的时候，那就为时已晚。

我们两人加起来的工资，按照亭州城市平民生活费每月六元至八元，能养活二十多人的一个家庭！可是当我看着存款折子时，当我听到某资本家拿多少定息，如何住着好房子、过着高级的生活，我就想着能有更多的钱，不想人民。

老百姓的情况是，银行跟他们无关。早上烧饼三分钱一个，如果吃烧饼，那就是花费了，因为一角钱一斤米，一角六分钱一斤干面，不如一家人在家里喝粥，如果做几个面疙瘩、放几片菜叶在粥里，这就叫讲究了。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不上高中了，劳动局安排他进厂，每月十三元，第二年就是二十多元，很满意，自己也能糊口养家或者攒点钱了。孩子上小学，学杂费只有一元到几元钱，实在困难的还可减免，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把孩子送去上学。到了中学，国家就有助学金。如果能考上中专或大学，就更不要家里用钱了，连吃饭都是国家的。考不上呢，街道上、劳动局会来安排你进厂、工作，比上大学还早些拿到工资。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第一年每月就是四十八元五角，这笔工资能让亭州小城里一个六口之家过下去。从另一面来说，大学毕业生也服从国家分配，有理想、能吃苦。工人生了什么病，都是厂里负担，其没有工作的父母亲属，也能享受一定的医疗照顾，首先考虑对人民的态度问题，而不是考虑经济问题。否则，经济再好，意义何在？农村里把困难的人列为“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责。农村每个公社都有卫生院，有七、八个医护人员，有的大队还有卫生员。农村里也有自己的农机厂、商店之类，城市里每年都要向农村招工，等等。

人民知道国家底子穷，要建设，生活还不能有很大的提高，一切还处在逐步积累的阶段，但是有信心、有前途，虽穷却不觉得穷，热气腾腾。

要说那样品行不好的资本主义也就“过来了”，那么，这样品行好的社会主义虽有过挫折，同样也就“过来了”，为什么不具有更大的存在理由呢？而且社会主义的这点挫折，跟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以来到帝国主义的罪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讲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焦裕禄基本能代表干部的总体状况，所以老百姓尊敬我们、信任我们、理解我们、寄希望于我们！

将来国家到了可以更多提高人民生活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是膨胀私欲，没有拉开自己跟群众的距离，天下一定还是会这样团结、这样坚如磐石。如果像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那样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建国这十七年下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能经得起挫折的考验吗？能经得起先是一些人在大跃进中刮“五风”折腾，后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吗？能万众一心不怕美帝国主义从西到东的三面封锁吗？能顶得住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的压力吗？

老百姓处在生活实际当中，他们心里有一本账，他们知道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更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了些什么！他们能理解毛主席的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但在小仁政方面，国家也不是无所作为。

共产党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包括消灭土匪恶霸黑道，改造妓女，禁绝毒品，人心向善，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老百姓家里就连跳蚤臭虫也绝迹了，每个县城都有“卫生防疫站”在工作，全国全民防治血吸虫等等，“东亚病夫”正在健康起来。

毛主席是全党的教员，共产党是人民的教员，社会治安和风气之好，从古未有，更是动荡不安的百年以来未有，老百姓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过日子，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美好的未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的幻想！

文化大革命这样放开，当然会发生各种不好的事情，但其意义甚至我们现在很难全部领会得到，可能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人们才会有深切的理解。什么好事里面会没有问题、没有错误？就连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有后来觉得很明显的错误！

什么？他惊了一下。

王雪说，爱国卫生运动是对的，除苍蝇、除蚊子、除老鼠也是对的，但除麻雀就不那么对了，后来有通知把打麻雀换成了除臭虫。可能科学发展到某一天会认为，就连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也能对人有用。不对就纠正，但总不能拿这个去否定、讥笑爱国卫生运动。这样的运动是永远要搞下去的。

谁也不敢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问题不光是群众方面的，首先还有我们这方面的。比如，我们五月份那个“上挂下联”，找出几个干部、几个老知识分子来“斗黑帮”，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做法对不对？全国这样做，一共要有多少人无辜遭殃？上欺毛主席，下欺老百姓，是很欺人的。

还有，“横扫”、“引蛇出洞”，要把多少群众打成“反党分子”之类，而且至今有人坚信这个所谓的“政治经验”，这对不对？

这些做法算是一种“聪明”，还是算“莫予毒”？我看就是因为预见到这个、要反对这个，这回运动，把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明明白白，都写在文件上，直接公布在报纸上，给了群众，大家去对照、去执行。

我们手中最大的特权，政治之权，至少被夺去了一半，交到了群众手上。这还得了？这是许多人不理解、情绪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主席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提倡光明正大的党风，要不然，中国革命能从井岗山一步步胜利走来就不可思议、就是侮辱人类！只有小人、糊涂人、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污蔑自己的党、污蔑党的历史、污蔑自己民族的人，才会污蔑毛主席！

我敢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圣人！立德、立功、立言，几千年来第一人！王雪的眼睛火辣辣的，含着泪水。

他很感动。王雪说，最近，我感受到、甚至亲耳听到一些含蓄的或者竟然也不那么含蓄的反面的思想，虽然只言片语、躲躲闪闪、阴阴的透露出来，但要么庸俗、无知，要么桀犬吠尧！让我心里憋着气，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预见到很多很多！

他能理解王雪指的是哪一类的思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力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好像一场预防未来战争的大演习。毛主席不惜代价这样来做一回，而人民理解了毛主席，挺身而出，甘愿面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

我们不应当落在人民后面，更不应当否定人民。对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谁能超过毛主席？谁能比毛主席更为中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操心负责？谁能比毛主席更大公无私？我能体会到那样坚定的毛主席，其实心里很苦，他简直嚐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雪眼睛里的泪水流了下来。

一种感动也让他眼睛湿润了……

儿子在外面轻敲房门，报告说：宗市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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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力尽(之三)

一

他和王雪走了出去，宗进庭已经坐下来，没有注意到他们刚刚流过泪的眼睛，好在灯泡也不怎么亮。老宗说，本不想来的，但还是来了，医院里出事，我是分管的。王雪说，我想明天早上再向你报告。宗进庭说，一天之内自杀了两个干部，这样下去，经过运动能否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好团结，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呢！他对王雪解释说，朝阳中学的校长曹家骏，也自杀了。宗进庭说，一个王家山，一个曹家骏，结果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骏马，都是吹牛，都回老家了。王雪对宗进庭说，医院的这个，是生活错误，大字报一出，支持的人不少，下午一个批斗会，抬不起头，夜里爬进小池塘，就完了。宗进庭说，主要是没有“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其中还有阶级报复！哪有乱起来能控制得住的？《十六条》叫他文斗，他就文斗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全国之大，人之复杂，还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解放以来，我们的干部哪一天挨过这种侮辱？平时群众看见一个共青团员也肃然起敬，何谈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领导人？“斗”的权利一向是领导掌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是紧密依靠的基础，靠他们去斗！现在反过来了，到了群众手上，反而斗到我们头上来了，怎能不乱？真是造反了！总是要“复命为常”的，会有那一天！

他说，这两个人的问题，都不至于就到该死的程度。宗进庭说，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即使该死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死了！他说，现在有个教育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干部，往往并不是政治问题让我们通不过，而首先是我们的生活问题让群众不满。群众，就是从生活问题这个途径，来判断我们的政治如何。但问题已经犯了，群众要来“斗”，要来“打倒”，怎么办？只有自己沉住气，相信组织最终会有正确分析。不要觉得受了群众冲击就想到自杀，就不想到别的。一方面，人民尊敬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应当看到“载舟之水也覆舟”，他们有“覆舟”的权利。这王家山，作为一个干部，可以说，不怎么合格。当然，讲生活问题，不是变成言不及义，政治问题还是头一位的。宗进庭说，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大革命，只怕你天天言及大义也没有用。我今天不到你们这里来谈几句，真是要闷死。我看明天下午就可以开个全市干部大会，你讲一讲，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让干部有个正确的对待，天大的压力，也不能走上绝路！各级领导不能一盘散沙，即使外表散了，内里也不能散，该做的工作还是继续做。对运动，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对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有记录，人不是好死的，这样死人的事情，该谁的责任谁也跑不掉！他点头说，明天早上先开个常委会，下午开干部大会。宗进庭说，我去让办公室发通知。说罢，起身就走了。

王雪把他拉进房间，掩上房门，说，医院里发生的悲剧，是跟老宗有联系的。此话令他吃惊。王雪说，这联系，其实你也知道，就写在郁平那张传单里。自从郁平出事被遣送下乡，乔丽就成了王家山流着一尺长涎水的一个目标。看来乔丽是拒绝了他，就被安排到那么差的一个住处，纳入街道上的“四类分子家属”，这不是施加压力吗？医院的周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医院的大字报也特别提到这事，激起了群众的同情。所以，郁平的大字报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医院里这个“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表面上是穿蓝大褂的，背后有穿白大褂的，大字报执笔起草的，就是妇产科一个男医生，名叫秦川。我闻讯一去，医院党支部书记就把比较内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他们掌握了“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名单，还有积极参加批斗会的医护人员名单，认为王家山之死是“阶级报复事件”，因为名单里的工人，有几个出身“地富反坏”家庭，其中还有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秦川虽然出身没有这种问题，但他本人与乔丽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写王家山的大字报，策划批斗会，就是同流合污。

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另一种空气，对立的组织出现了，叫做“红医兵战斗队”，贴出了大标语，说“致死王家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一定要追查批王大会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还有“不许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实”。

我明确说，不能这样定性，应当说，敢于站出来造反的群众，代表着一种正义性，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应当打击他们，更不应当暗中组织或支持另一部份群众来形成对立，要正面认识和分析王家山事件，这样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回来迟，就是跟他们开会的。

他问，他们听你的吗？王雪说，也许有人心里还是有不同看法，但表面上都表态了，结果决定明天召开全院群众大会，从正面把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王家山事件，好好讲一讲，以稳定医院的局面。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认识弄下去，医院里还能太平吗？

我找到那个秦川，跟他谈了话。我问他，听说大字报是你写的？他承认。我很直接问他，可以跟我谈谈你跟乔丽的关系吗？他说，我在大字报中提到乔丽当时受到王家山的某种胁迫，这是揭露一个事实，至于我跟乔丽有过什么样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我跟乔丽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也只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特别痛恨，并不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不应当痛恨，更不能说明王家山就不恶劣。我当时即使跟乔丽结婚也是无可指责的，后来她让我明白了她的情况的特殊性，我就跟别人结了婚，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跟乔丽也熟，对我跟乔丽的一切十分了解、十分理解，所以别人在大字报上挑拨了也没用。

你看，事物内部情况里面，还有更内部的情况，比表面上的东西总是要多一些、不同一些。

他点点头。王雪说，也许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认为只有把秦川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局面才能稳定。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哪能这么容易就把人看成反革命？那种稳定又算什么稳定？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想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说成阶级报复，其实也是很难的呀，而且这些人既然站出来了，那就说明他们也有思想，你要把他们打下去，就像要把一个气足足的、又很结实的皮球捺到水下一样难。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不主张这样做，《十六条》不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吗？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硬要相反，他们恨不能挥手之间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天下太平！什么“复命为常”，照这样说，不等于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对老宗，你不能全顺着他来。到现在为止，运动跟他这个人有着很具体的关系。从他的情绪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相当抵触。运动是他分管，弄出了许多问题。朱市长要不抽调出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

他说，你提醒我，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在常委会领导之下，是集体负责的，不是老宗一个人负责，他确实是把个人的一些因素带了进来，但影响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总的形势。他可能倾向于接受某一种影响，但对运动，常委会还是要集体负责，不能归结到他个人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任何一个常委，如果他的个人的东西过于明显，确实影响了运动、造成了损失，这就要引起注意，要加以纠正，必要时重新分工，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宗的情绪和一些观点，也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代表性，起参考作用嘛，刚才他引用了《老子》，有的我也有同感，两个干部确实就死于群众手中有了“邦之利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一时可以容忍、乃至利用，长久下去终是不行的，所以最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要“复命为常”、恢复正常社会的，当然，那是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大势，老宗没有说错。问题在于要不要爱护群众积极性？应当怎样逐步恢复正常？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谈恢复的时候？会有一个客观过程的。

王雪说，要这样说，那倒也没有问题。他说，运动嘛，不可避免一会儿左过来，一会儿右过去，此伏彼起。当然，我们主观上应当尽量做得好一点。明天的常委会上，我要主动作检查。

王雪的大眼睛又瞪了起来。他说，两个基层领导干部自杀，我作为市委书记不主动检查还行？让曹家骏、李宝安“经过去”，其实是把他们两个抛出去了，这跟“上挂下联”的时候抛出两个人不一样，那是上面的布置，而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就像把两只羊抛给了狼群一样。群众虽然不是狼群，但在形势上有这种意味。

现在是群众这边气盛，干部这边气短。古代称一方长官为“牧守”，视群众为羊群，但历史证明，当群众揭竿而起，羊群就变成狼群。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跟以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运动有点不一样，好像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下的，中央说，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好像群众直接受中央指挥，而革命方向是朝着我们这方面的，因为走资派是在干部队伍里。

几千年的历史有一条规律，人民会在一定时候“造反”，或者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是把一个王朝推翻，总之是对现实有所不满，要求变革，毛主席是主动利用这种历史动力，用于反修防修、治党治国。因为共产党说国家是人民的，所以人民是热爱共产党的，因而可以相信人民。毛主席气魄之伟大、运动来势之猛烈，真是非比一般。所以曹家骏这样一个做校长的人，甚至王家山这样的一个骑兵英雄，才会精神崩溃，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竟然就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许多人会不理解……

王雪说，你主动作些检讨，也许是可以的，但其实你没有错，总的来说，这次运动确实就是让群众冲击干部，就是发动人民“造反”。西方是人民随时可以上街；我们是中央发号召，群众上了街。西方上了街有警察管理，有水龙头、警棍、催泪弹，我们上了街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西方民主有烧汽车之类的暴烈行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上规矩，所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共产党为人民民主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已经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写在宪法上。但纸上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了？毛主席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不然他何以要让群众“造反”呢？人民民主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它如果受到压抑，就会产生“造反”的倾向，毛主席因势利导，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从亭州医院看，王家山这种人就该受到冲击，过火行为虽然不对，却是难免。对干部过火到残酷，全面而言，大约也只能是少数。正因为是群众运动，社会治安倒是空前的好，平常有的一些坏人坏事，这时候反而没有了，因为有一种“群众民主”的空气，另一面也就是“红色恐怖”，那些做坏事的人很害怕。

如果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是直接打死了人，大面积的，那么这种恶事的后面，就一定有一种叫人相信和服从的“权威”。比如，医院“造反有理战斗队”斗争王家山时，确有过火行为，但这跟他们在“反修防修”口号之下把医院所有领导干部都斗了、都打死，是不同的；反过来，假如“红医兵”把医院里所有斗争过王家山的人都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许牛鬼蛇神翻天”的口号之下打死，这也不同寻常。过火行为一是难免，二是可以教育，而那种残酷的、极端的事件，就不是过火的问题，就是一种疯狂，这种疯狂是精神的病态，能煽动起这种疯狂，一定有阴谋，那就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秦川这样的人好像不具备这种号召力，起码像老宗、像你这样的人，才具有那种号召力，只要你们决定这样做，就可以做到。亭州运动初期，情况就有这种意味，你们想做到的，就做到了。那时全市文教系统很恐怖，一下子就死了好几个知识分子群众，而且也有个别学校的领导干部。他们也都不该死，只不过消息没有扩散，也没有人提出疑问，大家好像都麻木不仁了。这种做法后来如果继续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另一回事、老母鸡变成鸭。

目前的老宗，并没有放弃这种思路，这其实就是一种对抗的阴谋的思路，却装出正统的一贯正确的面孔。正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所揭示的那样，这就是来自贵族方面的倾向。

可是老宗也是从农村、从农民家庭出来的，怎么会固执这种贵族式的倾向，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其实从一进城，这种倾向就开始滋生，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身，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我们仰视，把我们看成新的贵族，形成了环绕着我们的一种空气，一种习惯势力，适合我们身上贵族倾向的生长发育，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渐变，官是官，民是民，贵是贵，贱是贱。我不喜欢这种贵族性，贵族性对于我们是很危险的。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过，后来还拿刘子善、张青山开了杀戒，起了一定作用，但根深蒂固，渐渐地又来了，这正是毛主席号召人民“造反”的原因，他觉得光靠他手上的一把刀不行。

他抓住王雪挥动的手，说，你虽然有道理，但我要来劝劝你，你冷静一点，把你的血凉下来一些，而且你的思想也嫌尖锐了一些。就运动初期而言，我们是习惯于那样做的，认为那样做很自然，没想到这回那是错的了。其实，以后又将如何，谁能说得准？市委肯定不能绝对地顺着“造反”的这个方向，那到底怎么弄呢？今天死一个干部，明天再死一个，虽不是你所说“大面积”的，虽然是少数的过火行为造成的，那也不行啊，加起来就多了。市委面对具体现实，还是要全面考虑、做一点平衡性的工作为好。文化大革命我们拥护，但《十六条》也明明讲，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嘛，干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最后也要给出路的。你群众有这种大民主权利，我们干部没有吗？也应该有啊，但实际上没有，只能受群众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群众怎么样。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眼睛里还没有在亭州干部中发现一个称得上是“走资派”的人，作为领导，有时我感到真是一点数也没有。但说没有数，也有数，就是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个大数，也就是重在思想教育的意思。所以，运动还是不能顺着某一方面群众的性子，作用力不能只有一方面的，没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要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对我们做工作是有利的。最后，总是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双方，尽可能让矛盾妥善解决。这样看问题，才能客观些，能进能退、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也不反对形成另一派的群众，事实上总是会有另一派存在的，另一派的群众也有他们的一部份道理，两方面的道理加起来，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道理。就拿医院来说，假如一开始就有两派群众，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商量，开的批斗会可能就会规矩些，对王家山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全面些，王家山就不至于想到寻死，总之极端的东西就会少些，不好的后果就能避免。

另外，如果允许王家山为自己讲话，对他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也应当是大民主的一部份吗？可是没有，在群众的那种倾向性之下就不可能有。所以，群众大民主就会变成群众专政，而且难免草率、粗暴。

确实，把起来“造反”的人看成反革命是欠妥的，要把他们“大面积”地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把另一派群众说成保守派，也好像笼统了一些、又“大面积”了一些。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是人民内部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他们也有同等的民主权利，外国还有保守党呢。

王雪说，你这样说还可以，不过仍有偏向。在老宗眼中，在许多干部当中，只要一提到是“造反”的，心中就认为那是坏人，恨不得立即打成“反党分子”，用个什么帽子管制起来，然后天下太平。你所说的两派民主，何以实行不起来，主要根源不在别处，是在这里！有专制，才有“造反”。所以党报上宣传的是“造反有理”，而不是两派民主。

其实，造反派一般来自下层人民，尽管只是“奉旨造反”，仍然显得胆子忒大，而且他们是“天高皇帝远”，一旦不慎就会给人以否定他们的口实。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反他们平时想反而不敢反的官僚主义、特权自私、欺压民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是人民民主要求的一次大解放，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群众的心理不过如此而已。可是，把他们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群众感到了这种污蔑后面的杀机，他们就要来驳斥这种说法，阻止这种杀机的得逞。

他听了微微摇头，觉得不好回答。

王雪说，当然，可以指责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方式有问题，而且，如果上面没有毛主席支持，这大民主怎么搞得起来？又怎么能搞下去？这说得有些道理。我只能说，毛主席是在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莫过于此，如果再不能起到反修防修作用，以后的事情真是天知道了。但作为运动，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是有党中央领导的，党有关于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发到各级党委，并且还有党报社论随时直接引导全国人民。

毛主席彻底相信和依靠人民，这难道不对、不好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看到和听到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要不是毛主席在，马上就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又是什么民主呢？这将会助长什么呢？

他听了只有点头、叹气。

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从某一个方向上说下来的，就像一道线划下来一样，反之，从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说这句话，两个方向两把刀，最后切掉的百分之五是不同的。这就我们的现实，最后就看哪边力量大、哪边刀法好、哪边刀子快。你们不是没有“民主”，你们的“民主”厉害着呢，只是没有使出来，一使出来就会马上压倒这边的“民主”，那时老宗的威风就更大了，而你是不会反对老宗的，你会放手让他冲在前面，这明摆着，只是还没有到“秋后”，正在暗中准备着呢。

他好像被说中了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这个运动，现在形成了这个百分之五跟那个百分之五的较量，两把刀的较量，后面跟着各自的群众，或者不如说一边是普通百姓，一边是各级“官人”，谁都要坚持自己的“民主”权利，都声称代表一切最有理、最美好的东西。这两把刀谁更厉害？最后是谁切掉谁呢？不管怎样，我永远理解这些群众、同情这些“造反”者！共产党人当初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造反者吗？我们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基本面貌。我们要继续革命、彻底革命，一定要做好社会主义的工作，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

对这个原则，他点点头。

王雪说，北京的红卫兵前一阵流行“血统论”口号，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来变成“绝对如此”。这些学生公然在北京城里打死成百上千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对老师同学搞“红色恐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称为“狗崽子”，用各种酷刑对待不同意“血统论”的人，有些学生、老师、校长、工友，就屈死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中。这股狂风恶浪后来推进到北京周边乡下，又有成百上千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被打死，有的被灭门。这一切发生在北京，简直不可思议！

试问，这是《十六条》说的文化大革命吗？是毛主席让这样做的吗？要说“不理解”，能“不理解”到这种程度吗？简直是天大的政治玩笑！这就是疯狂、阴谋。这就逼使一些人起来造反，北京的“造反派”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里面必然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进去。亭州不也是这样的吗？只不过表现得没有那样极端。

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说的是全国人民必然会在运动中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我们的社会，得到教育和进步。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一个“收”字。毛主席强调的是“放”，放手发动群众。好事出来，说明我们的光明面，要坚持；坏事出来，说明我们的阴暗面，要克服。毛主席不会因为任何阻挡而赶快收兵。我们只有面对现实，而无法回避现实。

从北京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看来，毛主席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说到要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我认为这些话就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一种特意的提醒和教育。

现在有人把运动以来的什么坏事，都说成运动本身不好。这不实事求是。照他们这种逻辑，连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都是可以否定、清算的了！也可以说从古到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不必要的！可以叫做“造反无理、革命有害”论。这是尊重历史吗？这站的是帝王将相、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主席不会被这个吓倒。

那种贵族式的专政思想，那种蜕化变质的思想，已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将会在历史上刻下痕迹、在人民的意识里打下烙印，产生深远的革命意义。从社会主义理论说，所谓“邦之利器”，本来就应当属于人民。毛主席就是要依靠和利用人民这个根本的力量来管理国家，让我们避免南斯拉夫、苏联的悲剧，这是为党为国深谋远虑。

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一种实验、演习、探索、启蒙、开辟，总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推进和努力。运动中的问题也许将会很多很多、很大很大，运动本身在经受检验，会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因为国家的民主进步，是一切进步的保证！

他叹口气说，你这个理解是对的，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不像大发宏论这样轻松愉快，你如果这样充满激情，一往无前，要扭转乾坤似的，无论如何不行。况且我们谈了这半天，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你能说解决了多少问题呢？你不是卫生队的小丫头了，现在你的儿子是学生娃娃，你不是。对儿子，我们不教他信仰“血统论”，也不教他做造反派。

王雪笑道，那就是中间派！

他笑道，我所知道的有过几年的中间道路，就是根据地的和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把那视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过足那个瘾，他们希望我们打下江山之后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要说“复辟”，就中国而言，有些人无非就是想回到那个复杂多样的社会，认为比现在的公有制天下更能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但新民主主义既然是中间的形态，它就始终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可能，并且这两方面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不会太平。毛主席当时就说过，那个社会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会不“确”。这话是对的。但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有，说那个是有必要实行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其实也就是“补课论”，或者说是托派观点回潮。

我想，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是稳稳地站住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中国一百年可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说，到2150年左右，新中国就可以宣布，我们用一百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六十年的路程。那也并不遥远啊。现在我们三次核试验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自从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短短十年就做出的成绩，标志着科技和工业的水平，真是大有希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回到、又怎样回到新民主主义呢？

王雪一笑，说，你真多虑了，这很简单，跟南斯拉夫、跟苏联学就是了，他们就是老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准学这个。但也有相反的做法，那就是：先革掉你这个革命，再改造你那个改造，最后就回到我那个新民主主义了。王雪模仿出某种刻毒神情让他不觉笑了起来。

王雪撩一下头发，说，倒退是没有出路、不能长久的！可是，这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呢，为了一个王家山，从干部到群众，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对立。这种对立倒好像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真正的大问题反而没有人讨论。在外面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稍微深入谈谈的人。我感到一种可怕，因为照这样下去，运动能如所预计的开展下去吗？说实话，面对这么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面对已经发生和还会发生的一切极端事件，我甚至想到了马克思说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果这样，岂不可悲？

但我相信毛主席，他的伟大在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怕这种乱，而这种乱正好反映了矛盾的深刻所在，必须进行到底，他好像把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担心，都预计到了，并且写在中央文件里，来引导运动走向胜利。

他问，中央文件怎么写的？王雪回答，就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要求全国人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笑了起来，说，这段话确实可以这样去理解，是把一切不良情况都预计进去了，从而用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表述了对运动的正确引导。我对来访的工人造反派，也说过要他们好好学习这一段。从我们做工作的角度，从我们所处的工作位置，对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按照中央的这个要求去做工作，立足亭州，就事论事。哪一派的人都是群众，群众不同是因为看法不同，看法是五花八门、水平不一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谁对就支持谁，谁错就批评谁，不等于对的就全对，错的就全错。

王雪叹口气，说，你这个说法也可以，只是听上去豪兴不足，不像《公报》那样充满必胜的信念。他笑道，那我可能是婉约派，不是豪放派。不管怎样，我们说了半天空话，这就靠船下篙了。我们如能在亭州处理好现实中的问题，不出大乱子，实际上就是支持了党中央。

要根本解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既不是小小亭州能所胜任，也不是凭一次大运动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毛主席不是常说嘛，谁胜谁负要准备几百年的时间！《十六条》也说了，斗争会有反复，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毛主席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准备到后期要糊稀泥、讲中庸、走平衡，这是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相对论、革命发展阶段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到目前为止，我避免跟老宗显得不同，我要维护市委的统一。如果有所不同、有所分歧，也要尽可能不外表化，尽可能求同存异，在常委会上达到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群众分成明显两派，市委可不能这样。所以你在亭州医院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不要让老宗误解跟他有矛盾。因为有个乔丽、郁平的问题，那里是老宗的敏感区。当然，他如果对那里有过份之举，也是不行的……

二

……六六年九月初的那次常委会，在他主观上，是回头总结、弄清方向、再奔前程的一次会议。他向常委会通报了两个干部的自杀，介绍了工厂出现的动态，包括华兴机械厂的刘克成等几个工人到他家里走访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就前一阶段工作、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发表意见。

监委书记老魏打了个头炮，说，我有一口气，憋了多少天了，不吐不快。我老实说，对运动“很不理解”这个帽子适合我。现在没有我的事了，监委已经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群众，所以，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两个帽子，也适合我。头上一下子能戴三个“很”字帽子，也不简单。

我在思考，将来，党怎样管党？以前监委是党的一个专职部门，现在看来惭愧，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请群众来整我们。是的，自己管自己，总之不彻底，官官相护嘛。群众扒你皮，叫你就彻底。可我想来想去，这也不是个事呀。到底哪样才算个事呢，哪样才能弄得跟水晶似的又干净又透明呢？我也没这个水平考虑。

好，曹家骏、王家山，两个“家”，现在都上了西天，不要“家”了，四脚朝天，连空气也不呼吸了。王家山的事情，以前组织上也管过他，有处份，有教育，但不行，他还是犯，现在群众来扒他的皮，他再也不犯了，他的生命不存在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不是这张嘴要吃饭，我就回老家种山芋去！可是我自从拎了驳壳枪打游击，也有二十年不摸锄头不挑担子了，现在下乡到“三级所有”里去种大田、挣工分，一时恐怕还跟不上趟，算不得大劳力了。而且我老家那个大队，是四周最差的一个，工分值很低，只有三角钱。那我就不要脸，赖在这里，等天下乱够，有待组织安排吧。但愿到那时，诸位还存在、上级还存在、组织还存在！

老魏发言之后，大家都沉默，空气有点不对，会议好像开不下去。他试着转弯子说，常委会就应该集思广益，要充分发表意见。老魏提出了很尖锐的深刻的问题，有关于当前的，有关于将来的。

老魏说，杨书记，你这样给我升华上去，担当不起。

组织部长老李说，老魏，你不能走曹家骏、王家山的路啊！

老魏正把茶杯送到嘴边，急忙放下来，说，你才走那条路呢！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老李把脸一抹，丢了一支烟给老魏，说，你这么怕死吗？哪里说死就死了？我敢说，我们命大着呢，几个小毛鬼就能闹翻天了？正常情况下，党还是要用监委来管的，目前嘛，是特殊时期，但你也不是不监了，你还在老着脸吃这碗饭嘛，杨书记没有停你的工资！

大家又都笑了一下。老魏吸着烟，斜着眼看老李，说，行，没有停你的工资，我看你这副脸也不嫩，你就说说你的组织工作吧。

老李说，目前组织还是存在的，组织工作也是存在的，就是按照《十六条》说的发现左派。谁去发现？不是我们是谁？中国这么大，靠中央文革那么几个人够吗？他们只能发现聂元梓，还有蒯大富那么几个人，聂啊、蒯啊，连姓都是稀有的，要发现大批的，要发现普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大任务，不能“很不理解”，而要好好理解，主动工作！

但发现左派也不是容易的，你虽然有眼，说不定还会看错了人。所以《十六条》说要“善于发现”，这“善于”二字就是有一定难度的意思，不是说发现就发现了，也不是说你发现的就不会看走眼。所以，这个任务肯定要到运动结束，才会有个眉目。

比如，静坐市委的这些学生算不算左派、要不要从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就要自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任务，麻痹不得！你说你监委不监了，你回去种山芋，山芋才几个钱一斤？六年前饿肚皮的时候是八斤山芋换一斤米，现在山芋种得少了，可能五斤山芋换一斤米。山芋毕竟是山芋，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吃多了也不行。种山芋要有技术、劳力，你已经“修”了、吃不了那个苦了，只有留在这里陪着我们把这个官做下去。

其实你的任务也不比我小啊，你要监着你那个花名册上该你监的人，在这个运动中到底是个什么表现？你倒好，把三个帽子当乌龟壳，往里一缩，多安全，多惬意，还要躲在里面啃山芋过日子，你以为你就安全了、惬意了？人家不会把你连壳子带肉打得粉碎？

老魏点头说，好，说得好，是块老生姜，这么说我的任务确实还不小，行，帽子不戴了，乌龟壳撂掉，山芋也不种了，就赖在这里不走！常委们又都笑了。

他说，老魏说得对，老李也说得对，任务很大很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格外地把干劲鼓起来，要自己动手把头上三个“很”的帽子摘掉，善于多方面想问题，就能把问题想通。要转变动为主动，转消极为积极。不是我发大家的工资，而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大家的工资。对运动，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情况多么特殊，也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要特别注意谨慎、稳妥。

这时，他多么想把心里总是思考着的那些说出来，真诚地深入地跟大家讨论讨论，但他不能那样做、不可以那样做，那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情绪的低落，团结也会受到影响。他只能说这些既明确又不具体、既清楚又模棱两可、既有指导性又不着边际，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他对自己不满意，但也很满意。他只能做到这样，而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再说，他自己的思想里可以说也充满糊涂与混乱，总要不断力求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清醒。此时此刻他处于特定职位上，说话谨慎些，是大家能够理解、心照不宣的。而老魏老李的弦外之音，他也听得出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分抵触，抱着极其不满的情绪，正在形成另外的一套想法，倒也没有说要走什么不好的道路，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便于批评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心悦诚服。假如换了王雪，可能就会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可他不是王雪，他也不能做王雪，他还要努力抑制王雪的倾向。他对老魏老李他们，很难完全否定，正如很难完全同意王雪一样。但老魏老李他们在一种总的要求上，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很有可能犯对抗运动的错误的，若走到极端上去，也很可怕，他肯定不能跟着他们跑，他要掌握住、驾驭住他们，这也是爱护他们，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们跟你对立起来，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继续说道，我们集中在这里开这个会，就说明我们大家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党的工作，我们是认真为党工作的。我们要在运动中不断地理解运动，我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得力。请老李接着说吧！

老李说，我说前一阶段的运动，处理得是好的，两校闹事都应付过去了，学校秩序、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恢复，总的应当予以肯定。要说问题和不足，也有。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的自杀，哪有搞这样大的运动不死人的？我们在座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运动，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人死得是不该，但大家都在经受运动考验，作为市委，我们该说的话都说过，该做的工作都做过，但到时他们记不得了，头上丢了几个雨点，就以为落刀子了，一片乌云刚来，就以为天黑下来而且再也不亮了。对党的信念到哪里去了呢？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到哪里去了呢？

人已经死了，我不是还要批评他们，我是想来想去，他们二人没有必死的道理。那么我们的问题和不足在哪里？就在工作还要进一步做细。市委多次召开过干部大会，杨书记也多次讲到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但讲得比较原则，对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并不是估计不足，而是形势的发展不断需要我们对下面做进一步的叮嘱。不光是杨书记，我们都有份，我们在座的有哪个在常委会上，或者大会上，或者部门系统的会议上，反复地着重地提醒过自杀这个问题的？没有。凭我们大家的经验，应当是有这个很现实的预见性的。我们还是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要怕说这个事情。大会上还要着重地谈一谈。

老李的发言对他虽然很爱护很尊重，但其实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作为市委，作为市委书记，对于二人自杀，不可回避，到了干部大会上，不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长老黄说，我认为，对市委前一段的工作，首先要肯定。把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暂时“经过去”，是情况所迫、势在必行，要不然，学生将要闹到什么程度，谁也很难估计。他们“经过去”之后，学生也就退了，有些事情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次运动是个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认识不足。除此之外，我倒想提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也是不好的，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运动有压制群众的倾向。朝阳中学目前怎么样了？医校目前怎么样了？市一中怎么样了？总的好像被一盆冷水浇过，火快要熄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不太正常，有一天还会闹起来。在教师学生当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的，但用一部份教师学生，整另一部份教师学生，搞“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样做，有问题。认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方面还远远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中央的标准也已经公布了，就在《十六条》上，党内《通知》上也有，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既然是运动，那就会有它的规律，我们因势利导，最后水到渠成。如果硬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运动，那就会适得其反。从工作上说，我们对于过左、过右的倾向，都不能提倡，要不然都会出事情。从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的。

他觉得老黄的思路，跟他有些接近。他说，过左过右都是不良倾向，都对运动有害，都要纠正。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到下午大会上都要说。我作为主要领导，对前一阶段运动，是要做检讨的，首先要在这个常委会上做个检讨。检讨的内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够正确，不是从右的一面、抵触的一面不够正确，而是从左的一面、顺从的一面不够正确。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是不是就一定非要“经过去”不可？看来也不一定。但我主张让他们“经过去”，客观上说，是把他们抛出去了，这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另一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大家都说自己有“三个很不”，我就没有吗？也有，你们有的我都有，但我另外还有。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要有原则，不能软弱无力。即使正确的群众运动，也会有不正确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做辩护，这是针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攻击，辩护是对的，但辩护不等于支持这样做，假如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更好吗？即使当时的农民，多数人也不会主张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但只要有一个人滚了，就会成为污蔑的口实。

毛主席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讲怎样正确开展农民运动，他不会提倡大家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文化大革命了，《十六条》说要文斗，事实上呢，就有武斗；提倡文斗正因为发现了武斗，而且我们有这种历史经验。这样的问题还会有，所以《十六条》才有指导意义。

前一阶段运动中两个干部的死亡，我要负主要责任。开除二人党籍是不对的，撤职罢官也是不对的。《十六条》有指示，此类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我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提到高度讲，是一种机会主义。软了一些，做了群众运动尾巴，带来了严重后果。光说干部不可以自杀，光批评和要求干部，那是不行的，必须由我向大会做出这样的检讨，同时强调干部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自杀，大家听了才能接受。

但如果因为我做了检讨，就说我们应当跟造反学生对抗，那就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问题，刚才老黄已经分析过了，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引起注意。

以前我也说过“引蛇出洞”，但从实践来看，拿这个去针对学生，或者针对工人，有点不符合实际，也跟《十六条》不符合。即使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也并非预谋，而是后来回头看，好像起到了这种作用。如果看成预谋，那我们党还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呢？我们这样伟大的党，需要这样做吗？所以不应当这样看问题。

以后，凡是在这句话影响之下，学校里针对学生，工厂里针对工人，各单位针对群众，所记的名单、所做的材料，我认为都要封存，等待处理。但也不必说是黑名单、黑材料。我们不赞成这样难听的说法。至于群众这样说，你也不能叫他们不说，适当做些解释就行。

过去我们确实熟悉这一套工作。北京的传单上说，是王明这个师傅从苏联学来这个专门整人的做法，而毛主席向来反对这一套。总之，现在已经明确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要跟上《十六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

《十六条》也明确说过，不能认为反对本单位负责人或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其实，我们也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今天的常委会实际上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会，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信任群众，他们也会在那里用中央精神做对照，自己教育自己。

不要担心会把坏人放跑了，不会的，坏人坏事总之不行，群众也不会赞成坏人坏事，群众总是坏人坏事的直接受害者，群众总是希望有点规矩的。但我们因为担心以后跟坏人坏事算账没有账本，就记下这个人的名单，整理那个人的材料，这就造成了紧张恐惧的空气，客观上就会背离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宗旨，这是不相信群众，是不适应形势的。下午的大会上，我想也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一边讲着，一边觉得他的发言，有些跟以前有所不同，好像多少是受了王雪的影响，还多少受了刘克成那些青年工人的影响，甚至儿子所说的学校情况对他也有所影响。不知老宗听了是否会有误解，但这些观点确有讲一讲的必要。

老黄又说，我认为支持一部份群众，去针对另一部份群众，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已经很明确，就是让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对象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群众，你了解多少，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你就写大字报，大鸣、大放，你如果不了解情况，没有什么可以揭露批判的，你暂时可以不写大字报，看看别人的大字报，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大辩论，你也可以暂时不发表看法，只拿耳朵听。

运动如果是这样进行，那就不会乱。可是事实上还是乱了，原因是什么呢？《十六条》上也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共产党内部，二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中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接着的一条就是要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怕字当头，不要“三个很不”。

对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做得总的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说总的要肯定市委前一段的工作。但社会习惯势力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就是比较保守，认为不能提领导的意见，不能写领导的大字报，总之除了不能还是不能，要都是这样，运动还怎么发动、怎么开展起来呢？如果我们支持这种保守的观点，去反对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说他们是“反党”，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准备跟他们“秋后算账”，这样就会形成对运动的阻力，这就不符合《十六条》的要求。

曹家骏自杀了，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走资派或什么分子，但怎样看待那些写曹家骏大字报、批斗曹家骏的师生呢？是不是要整他们、从他们里面找反革命？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转向了。

同样如此，假如把医校史宏为首的几个学生定成反革命，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运动的任务了？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成了笑话吗？那等于是让毛主席不能实现他的意图，并且硬要把文化大革命弄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让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跟一九五七年是绝不一样的，《十六条》特地有个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说这样做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但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弄成这样的结局，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在注意到两个干部自杀事件的同时，在工作上需要继续鼓励群众积极开展运动，不能在制止不好的倾向时，又搞另一种不好倾向。这样倾过来、倾过去，那就没有正的时候了，就有把运动搞糟的可能。

他听了，觉得言之成理，而且讲得比较有高度和深度。大家听了一时沉默不语，但突然，茶杯盖子“咣啷”一响，老宗硬梆梆的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十个曹家骏死了，一百个曹家骏死了，其实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样的运动，还要鼓励吗？这也决不会是毛主席意图中的运动！

我认为我们既要支持正确开展运动的群众，也要批评言行不正确的群众，同时还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群众，“秋后算账”这句话还是要说的。难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对吗？我没有听到党有这个说法！党欢迎你提意见，可是你向党进攻，那就要反击你，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有的人现在就可以跟他算账，比如，医校的牛鬼蛇神教师郁平，我坚持认为现在就可以逮捕他！我还要说一句，群众不是碰不得的，群众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人会犯罪，有人会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我们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我们对群众还不了解吗？

前一阶段群众运动有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左”。为什么还没有材料能说明曹家骏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愿意把这个词说得完整一些），就提出要打倒他、要开除他的党籍呢？至于他的生活作风，其实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是他们提出打倒、开除在前，发现曹家骏私生活照片、引起群众愤恨情绪在后。这就充分说明朝阳中学的群众运动是在大方向正确的表象下，做错事、坏事、不正确的事，照这样“大方向正确”下去，还有什么党？还有什么国？还有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回家吃饭的日子吗？我们如果坐视不管，还要去支持、支持、支持，不是对我们自己麻木不仁、对党和国家麻木不仁吗？也是对毛主席不负责！那还有什么正确可言？

目前让群众自己总结、自己教育自己一下，是有必要的。作为组织，总要做一些材料的工作，至于这些材料日后派什么用场，那是另外一回事，要不然历史怎么写？不能一听说记了名单、做了材料，就是整群众。这不还是一个怕字吗？杨书记刚才说了，是另一种怕字当头，另一种“三个很不”，也是要不得的。当然，我并不认为杨书记就是这种“怕”字当头，杨书记自己那样说，我们不能那样说。

现在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把丑话说在前头，正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个结果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并不愿意把那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但他们也狠啊！要共产党下台呢！那不是天下大乱？

据公安局说，昨天在暗处发现几条反标，社会上也有人公然说反动话，这要立即组织侦破和打击。我看文化大革命归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治安工作不能松，《十六条》第七条也明确说了，在运动中，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要依法处理。所谓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应当不包括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问题。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来怎么样，我们是要用这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让人们更正确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老宗说话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跟老黄的正好相反，甚至让他脸上也挂不住。他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表态早了些。他想不到老宗把郁平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但当然，老宗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不因为知道他不同意这么做，就不能提到常委会上来商量。他也并不因此对老宗有意见，相反，他欣赏老宗的这种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的态度。至于郁平问题，那就看看大家的态度吧。

他说，刚才两位同志发表的意见，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很好地讨论，而如果没有很好的讨论，就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只有常委会上充分发表每个人的意见，而且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意见，才能为下午的干部大会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准备。请大家继续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献计献策。

老魏说，我看刚才的两个同志，有的话虽说得不同，其实是分别强调了两个侧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杨书记在前面已经总论过了。运动嘛，总会有左有右，可是又不能过左过右，作为领导，我们负有工作的责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他又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都说同意老魏说的。老魏却说，我也要做个检讨，我一上来就掼乌纱帽，闹情绪，这不对头，幸好老李又给我戴了起来。

老魏用他的机智，把弯子转了过来，气氛好了些。老宗既然把郁平的问题看得很重，他不能不重视，他说，老宗刚才提出要二次逮捕郁平，这个问题请大家也讨论一下。老宗是否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再做一些阐述？

老宗说，郁平写的传单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我历史上确有其事，就是当时恋着我的老婆而在北撤时间上有所拖延，在当时情况下，组织上要及时地严厉处分我。有些同志可能知道，多数同志不一定知道，现在是都知道了。

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情，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向组织说清楚，组织也早已有了结论，现在郁平这样给我翻出来，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好像我就不能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好像应当立即把我清洗出党才对。

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让群众跟我们算旧账，那历史越长的，旧账也会越多；有些问题能说清，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此风不可长！当然，不能因为人家写你的大字报，就抓人家，而是这个人的情况特殊。根据他历史上的严重问题，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认为有必要把他逮捕起来，对于进一步整顿学校秩序，正常开展运动，比较有利。

老魏表态说，我同意把他关起来，这种历史反革命关他十回不要紧。

常委里没有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妥协和草率。但这个问题，如果细说起来，确实很复杂。除了担心草菅了郁平这个人，他还担心会不会引起新的学潮。可这些，一时都好像没有说的必要了，如何能让老宗挺直腰杆、继续工作下去，如何作出保护常委一班人的姿态，才是最必要的。所以，他也决定适当向老宗妥协。

他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就这样办。不过，我建议不要用逮捕，而用拘留，另外，惊动的人越少越好，把他送进看守所与外面隔绝起来就行了。在下午大会上，我要专门就这个传单的问题，代表组织，为老宗讲几句话、消除影响。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不负责任乱翻旧账，而且是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的，又翻出来，那确实就要造成极大混乱，也背离了运动的宗旨。如果要揭露某人历史上隐瞒的问题，或者私生活问题，可以向组织反映，不能这样一下子写到大字报上去。如果属于申诉，属于喊冤，应当仅限于谈自己蒙冤受屈，不能乱写人家。大字报虽是民主方式，但它是粗糙的东西，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写出来就是对的，它也会有副作用。大家听了都点头。

他及时总结说，这次常委会很重要、开得很好，我们是团结的、清醒的。刚才老宗所说出现反标的问题，作为正常治安工作，当然要抓，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如果涉及学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即使不涉及学生，破案以后如何处理，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正如大家刚才考虑到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保卫文化大革命、配合文化大革命。我和老宗下午要做重点发言，大家精神饱满，下午的全市干部大会一个不缺一起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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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她这是被关进看守所了。她怎么会有坐牢的一天的？奇怪啊！这是真的吗？

乔丽！你要好好反省，你怎么会这样的！

一个女的公安人员在铁门外关照了她这一句，转身走了，背影多么挺拔，秀气。那也是一个女人，多么不同，多么幸福。她太惨了，她是毁了！她真的是坐牢了。坐牢！哈哈！

好茫然啊！她像一只球，滚啊滚啊，停不下来，现在一下子停下来了，安静了，她好像也清醒了，知道以前都是做梦一样活着的，而且活错了。是的，她怎么会这样的？她也不知道啊！但变成这样的，的确是她自己，是她这个人，不是别人。

让她好好想想……

她是从同事们异样的目光里开始知道的。本来总是正常的眼神，看她好像是在看一个可怕的、避之唯恐不远的东西了，有所同情、而又认为不可以有这种同情，也包含在那些恐惧的目光里，她都感觉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到盥洗间去照了一下镜子，她并没有什么改变，她还是那个所谓男人爱看、女人也爱看的乔丽。她感到害怕，感到委屈，哭泣起来。

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同事走来关心她，乔丽，你怎么哭了？你都知道了吗？她才大为吃惊，知道？我知道什么呀？为什么大家用可怕的目光看我？说到此，她突然想起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和孩子，难道是他们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她想到的是某些突然发生的不测之祸，首先以为是孩子在托儿所出事了，啊，我的孩子！她几乎就要朝外面奔去。

女同事伸手拦住了她，同情而冷静地对她说，不是孩子，是郁平。郁平？他怎么？她急着问。他被开除公职了，组织上查出了他有严重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她惊恐着。解放前有一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杀害，是他告的密。女同事终于说了这样可怕的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情。

但她简直不能相信郁平会做那样的事情，郁平不会是那样的人！不，不可能……她喃喃地说着，可是她自己心里也很快就相信了，这样的事当然是有可能的呀！电影上不是早就演过吗，一个看上去气质好得不得了、温文尔雅的人，原来却是藏得很深的恶狼一样的特务，或者，是个曾经被拉下水、做过坏事的可怜虫，后来隐瞒不下去了，必须受到惩办，这样的人往往是知识分子……郁平就是这样的人么？她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么？有可能，有可能的呀，组织不会弄错的！她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感到自己的一生全完了，她倒在女同事的臂膀里……

多亏那个女同事的劝说，使她恢复了一些气力，试着能面对可怕的现实。接着，院领导派人来叫她了，她马上猜到了谈话内容。她这就去接受她的已经知道了一点的可怕现实。灾难降临头顶，幸福离她而去。她将不是从前的她了，而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活该遭人唾弃的人。她将抬不起头来，她是某种“分子”的家属了。她就像站在她必须下去的一个入口，那下面冰冷漆黑、肮脏发臭、深不见底、永无出头之日、绝无任何希望！

她到了院领导那里，一路上她都流着眼泪，而且几乎绊倒。她终于从院领导那里正式地知道了一切，无形的看不见的那片黑暗，将她团团笼罩住了，命运的利爪将她紧紧抓在冰冷的手心，把她送进了她必须进去的入口，她连挣扎也没有，只有听天由命。她用着自己全部的力量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绝望而瘫倒，并且能走出了领导的办公室。眼前一切对于她已经不同，好像是看着一个陌生的世界，惚恍着，明亮刺眼。

所有的人，包括刚才还帮助过她的，都离开她远远的了，她已经满身带上了最可怕的病毒。她今后说话要留神，不可随便；她的工作更要严谨，不能出事；某些场合某些事情，她应该主动后退几步；而另外一些场合和事情，她却一定要比别人积极。如此等等，一下子，她都无师自通地想到了。

她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班。她强作镇静，怕看别人，也不敢企盼别人的关心和安慰。事实上，谁也不来跟她说一句话。这一切都在告诉她，她确实已经是她自己所明白的那种人了。

她到托儿所抱了亮亮。苦命的孩子。她哭着。但亮亮是不懂的，那时亮亮出生才半年！她抱着这小小的一团，急步地走。她只想快点看见郁平，她恨不得把手中的亮亮扔到他脸上去！他这骗子，他既然有那样严重的历史问题，就不该装得那样好，不该追求她，不该来害人！她是多么幼稚，多么不知道社会啊。她成为一个牺牲品，成了人们的笑料和可怜的对象！她急步走着，急于回到家中。她克服着一种恐惧，想着那被揭露出可耻历史、狰狞面目的郁平，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了？

一脚跨进家门，她和郁平四目相对，她的怒气、她的恐惧，却忽然都从她心中消失。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没有什么不同，而郁平眼睛里的痛苦却震颤着她！

是真的？是真的吗？她问了他这一句，好像一切都还可能是假的。

郁平说，他们弄错了。

郁平不愤怒、不着急，好像反而很宽厚似的。

她的心一下子告诉她，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她有些放心、有些同情地看着郁平，一刹那间想到了无数未来的内容，并且意识到，他们得面对一段艰难时光了；而她，应当以一种坚韧的毅力跟郁平共渡难关，这坚韧的毅力原是潜在于她的身体里的，是每一个妇女都有，都可能有一天用得着的。

她似乎已经无条件地相信了郁平，似乎已经理解了一切，但忽然，她心里又乱极了。这时，她发现郁平竟然前所未有地忙了一桌好菜，那意味着什么是不用说的了，她万感交集，抱着亮亮冲进卧室，呜咽哭泣起来！

她终于顺从地坐到了饭桌旁，听郁平解释着，她心里让她相信郁平所说的一切，相信他是被冤枉了；一时失去的力量又回到她的身上，她是一定能经受生活的这种特殊考验的。郁平向她保证说，他很快就能得到平反，他是清白无辜的，这些话也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必须跟郁平风雨同舟。

可是当郁平说到他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原籍农村，离开她和孩子，她又控制不住自己了，觉得她刚才想得太简单，而事实的严重却是她想象不到的。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很不好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就丢下筷子，疯了一样在屋子里走动，哭泣！关于郁平将被遣送农村，医院领导找她谈话时没有说，不知是他们忘记说了，还是不便于告诉她，总之她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生活到底还要她接受多少东西，她甚至一点也不明白了，反正一切将很坏很糟很惨，并且谁也无法帮助她，她真难以想象今后怎么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生活！

他们对我是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又不符合处分，将来总要纠正的，他们一定要给我彻底平反，纠正这一切！

郁平一开口，她就又得到了一些安慰，郁平的声音，郁平一出口总有几分深刻的语言，都在她心里起作用，使她又觉得，郁平还是郁平，只是那些抓这件工作的人把问题弄错了。就这样，她似乎也就进一步具体明白了她的现实，承认郁平不但要被暂时地开除公职，而且要被暂时地送到农村去，而她也要暂时地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所谓将郁平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大约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宽大开恩吧，因为在结论上，郁平的“罪行”是很严重的，什么都够得上了，却没有那样严重的对待他，正如他说的“处分不符合结论”。但总之，一切因为那弄错而暂时要落在头上的事情，都得接受，不接受也不行。人在“组织”面前应当绝对服从，不服从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在审干当中受到冤屈，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也是历来就有的，以后会有一个甄别、纠正、平反的阶段，你放心，多少大干部都经历过，甚至经历过不止一回，这就是在内部搞运动，从井岗山就有，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有新陈代谢一样。这种时候只有服从，只有等待，会有弄清楚的一天，除了相信组织，别的也没有办法，要冷静，不要失去信心。

郁平说的这些，她闻所未闻，她根本不懂，但她倒乐意听到这一套了，乐意处在这种不懂之中，那种大祸临头、可耻可悲的压力顿时也轻松了许多，因为实际上不是那回事了。

我也不是机械地消极地服从，我是要积极进行申诉的，如果驳回，我还可以向上级组织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我是有这个权利的，即使是坐在牢里的人，如果是冤屈，也可以通过他的上诉得到平反纠正。听了郁平这话，她好像更有了希望和力量。但郁平把他写好的申诉书给她看，她却一个字也没有看得进去。那的确写满了几张纸，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她应该给他这个申诉的时间，生活原是可能有灾有难的呀……于是，她倒为他准备起行李来。

尽管她暂时平静了一些，她心里却是百样滋味不住地翻腾！不管怎样，灾祸是切实降临了，一种衰弱越来越深地在全身蔓延。摆在眼前的是，几个时辰之后，郁平就要被送往农村去了，他将怎么吃苦，她看不到，但他是这个家的一大半，他走了，她怎么办？她首先得一个人挑起生活的担子，面对孤独，还要面对社会……

那临别的一夜，她精神疲惫而麻木。她蜷缩在郁平身旁，什么也不想，心中好像在同死去的什么告别，又好像死了什么一样。郁平有问题也罢，没有问题也罢，她好像都不管了，郁平只是她的男人，她现在依偎着他，她怕失去他，但她就要失去他了，所以她如此无条件地依偎着他。她什么也不是，她只是一个女人。明天她的男人可就要上路了啊！她害怕将来，她不要天亮！

天却一点一点地亮了，把一出好戏上演给她看。郁平实际上是被押解而去，那样尴尬，那样惶愧，又那样艰难坚持着一点点尊严，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正在看着他的背影的她。那崩溃的继续崩溃，那开始了的更成为事实。她望着人去之后远处空荡荡的地方，她的心好像全被拿空了，她站着的地方也好像塌陷了，看不见的乌云在无形中完全罩定了她，管定了她，天色也好像暗淡了一些，尽管她看到有邻居正走在早晨的阳光之中。她瘫坐下去，手中还抱着孩子，这孩子成了她以往生活唯一的果实，是个苦果！几个月的小东西静静睡在怀里，好像是一种嘲弄，好像是一种惩罚，又好像是一付镣铐！她忽然恨得拿起孩子瘦弱的小腿狠咬了一口，孩子被刀扎一样尖声哭了起来，她也泪如泉涌，哭泣呜咽！

她是什么？她出生，长大，受教育，这样地嫁人，生活，似乎幸福过，但下面就要挨苦了，有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等待着她。马上她就要一如以往去上班，但她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地不同了。人是生活在意味中的呀，这意味好像是由别人给你认定、并且你会感觉得到的，你不在乎、不承认也不行。她真不必看重自己，她即使看重自己又怎么样？她从来只不过是服从着生活的摆布，即使当时嫁给郁平，其实不也很盲目？她太渺小了，她本来就是非常渺小的人。她是医生，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的道理，知道就连她的生命之所以有，也不必太看重，那只不过是某种自然规律……

一切的感觉，一切的意义都不同了。过去，当她抱着孩子走向托儿所，步步都有甜蜜，自从那天之后，步步都踩着悲哀了。过去，她轻松愉快，一个一个的就诊者，她不知不觉就看掉了，而后是想着孩子，想着回家，自从那天之后，她但愿不要有人来就诊，同时，她又怕下班，好像愿意永远留在门诊室里。过去，她给人看病，认真负责，半天下来，并不吃力，自从那天之后，她要求自己谨慎小心，别出差错，一到下班，如释重负，心力交瘁。过去，她完满自足，觉得世界也完满自足，她微笑、和气、心情宁静，她无求，也不争、不傲，后来，她心中塞满的好像尽是废墟、垃圾，什么样的坏心情都有，发出酸酸的气息来。现在她只能勉强算是镇静的，人间在眼中有了以往不知道的深度和复杂性，她想到自己以前活得是太天真、太无知、太浅薄、太可恨了。过去，她当然也尊敬领导，那只是出于一种常识，后来，她尊敬领导，却好像是因为恐惧，她受着压抑和贬低，可又无法逃脱。她活得越来越累，天空有时在眼中摇晃，世界有时变得不可思议。她还是她，可是她好像被从人群中区分了出来，尽管她还厚颜地混在人群之中。她一天一天地失去着自己，而对自己越来越陌生……

郁平走后，时光一日一日过得很长。当她下班之后走向宿舍，当她一人在家，她渐渐感到她已经不配住那样好的房子了，似乎四周别人的私语和目光里也大有此意，她自己甚至也很想搬出去，最好是住到亭州最普通的街民们当中去，在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里静悄悄地安身，就像受伤的和有病的狗总是狐独地躲到角落上去一样。她的这个愿望虽然没有说出，却是很快实现了。医院行政科通知她，要调整住房，要请她移一移地方，并且第二天就来帮她搬家。这自然是情理中的，也是她预感中的，唯一的缺憾只是没有等她自己提出来，而有点扫地出门、很不客气的意思了……她走出行政科，觉得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既然她以前住得心安理得，她现在就不应当有怨恨，因为让她住和不让她住，依据的不都是同一个道理吗？行政科帮她搬家，虽然她有那么多的思想准备，但是，她仍感到惊心动魄，打击是尖锐而沉重的。她抱着孩子，可怜地站在一边，心中继续着一种崩溃的过程。

门口和路边站着一些闲人，看着她实际上是被赶出花园洋房的这一幕。她隐约听到一句话说，“先赢后输，拍拍屁股走路”。这大约算是对她的人生的一种总结。那么她曾经无非是用女性的青春做赌资，赢得了郁平这个可以住花园洋房的男人。不，她记得她不曾有这种投机的和诱惑的意识。可是，当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迈出人生这最重要一步的时候，那的确是决定了一生并且无可改悔的。至于以后的命运，是白头到老？是半途而废？生老病死，确实不能完全预知，这也就跟赌博相似，只不过没说是赌博！所以，闲人的刻毒的话也自有道理。她是把自己输得光光的了，只有任随别人怎样讥嘲、污蔑。

行政科的人把房子上了锁，她的美好时光、幸福生活，也就关闭和没收了。她和那房子默然告别，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离开，都在观看她如何倒霉和遭逢恶运。

那天，她跟在两辆板车后面，出了医院大门，至于又有多少人目睹了她的惨相，她已经无法在意。曲折而行了不知多少路，一条浅巷顶头的一间小屋，就是安排给她的新居，与前所居住的洋房和环境，形成的巨大反差，在进一步具体地向她说明：她应当怎样认识自己和世界。

她的青春当然做过许多美梦，但从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一天。那简陋小屋，给她以孤独凄凉，命运像小丑向她做着鬼脸，在她记忆中的所有美好彩图上肆意涂炭。她挣扎，像垂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抵抗着，搏斗着，要战胜命运这个小丑。不管怎样，她总不能从此活得不像个人样，有许多东西她是要像阵地一样坚守的，比如仪容、衣着，哪怕她在这崩溃中被抛落到更低的地方去……

当年，她在体育专科学校医务室，就像天上月亮，所有的星星都仰望着她，但所有的星星都被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矩离似的，没有一颗可以停留在她的身旁。那些教练、运动员，好像在发出无比的热量，远远近近地烤着她，他们的闪光也使她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一些人为一点小事到医务室来走一走，有意眩耀他们的体魄和肌肉。当时那种情况，让她觉得她非得解决个人问题不可了，不然真有不得安宁之势。就在那时，郁平出现了，在体校的环境中显得大为不同。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不肯去当校长、却来当基础课语文教员的人，年龄不算大、级别却较高，金光闪闪，甚至有几分神秘莫测，而且是单身，简直是为她而出现的。当他向她靠拢来时，她就让他在自己身边停留了下来，她幸福地依靠着，觉得自己也大放光芒！

可是，那个了不起的金光闪闪的郁平，当时大家都认、她也认的，现在，大家都不认了，都可以对此不负责任，她却不行，她还是要认，她要把一切的责任担负起来，她得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鄙薄，只有她是活该。对呀，那洋房不是你住过的吗？你是跟着享了福的。怎样享福，就怎样受罪！很公平的事情啊，她有什么可抱怨的，又能抱怨谁呢？如果她当时随便嫁给哪个三级的运动员、教练员，现在看来，也比嫁给郁平好几百倍！

她的确试图重新来一次的，可是她更加惨败，更加可耻，永无得救了。弄得她自己坐了牢的，是她自己！她竟然坐在牢里成了犯人！假如郁平的案子真是冤枉了的，假如郁平真的有获得纠正的一天，她对郁平、对自己，该怎么交待呢？她现在深深感到自己在某一基本的方面还没有长大，可是，社会并不这样认为，社会认为你不可原谅。你早已是成年人了，你是一个医生。医生能为人治病，就理当懂得一切。于是，她被送进了监牢……

……四周全是老旧的平房，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屋上矗立着瓦松，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一家挨着一家，墙连着墙，屋连着屋。一条条互相沟通的小巷，人们从中走出，又消失在其中。和这些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除了猫，狗，鸡，还有蛇，鼠，虫，它们悄悄爬行。男人们改不了看她时的怪怪的目光，里面有太多的欲望又有太多的懦怯，这懦怯压抑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好像反而怕她，真是好笑。可是实际上她怕他们。她觉得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扑上来把她揉碎、搓烂，然后四下散去，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果然，在后来的日子里，半夜会有人轻轻敲她的窗户，吓得她透不过气来，菜力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踏上回小屋的路，她就觉得自己是去经历一次致命的危险。当她进入那条小街，走进那个巷口，就会有一些贪婪荒淫的眼风扫向她。有些男人提前地守在巷口，而又装得若无其事。她进屋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关门，然后是让自己喘一口气。在小屋里，夏天的洗澡成了一场严密的布置和防范。睡觉前，她必用手电筒把每个角落都照一照，虽然小屋里根本藏不住人，但如果藏着一只猫，也会把她吓死。即使是大伏天，她也上下穿得好好的、扎得紧紧的，才能睡觉。这些，就是她过的日子！一个罪人的老婆，一个只带着怀抱中的小孩的年轻女人。她有时觉得自己的苦恼堆积得快要让她发疯，她几乎就自暴自弃过，在一个雨天的半夜，她只穿着汗衫裤衩站到了外面，希望有一个最强大的野汉子闯过来把她强奸了！但她又猛然惊醒，赶紧回屋，关上门，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大哭一场……

每天夜晚，寂静中会突然响起一个沙哑粗浊、拉长了的声音，反复在喊：喂，四防二保，防火，防盗，防止反革命破坏！她的心吓得跳跳的，感到小屋外面危机四伏。后来这声音也就使他心安，因为这使人感到有强大威严的力量在注视着人间的秩序和安全。

到那间小屋居住之后，她对郁平渐渐失去了信心。郁平得到的处分决定，盖的是市人委的红色大印，不知经过了多少郑重的调查研究，何止一个人在严肃地工作，涉及何止一个部门，人家都错了吗？在组织和郁平之间，她当然更应该相信组织。郁平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很可能是在继续骗她，是死要面子。想到她竟然嫁了这么一个人，她不但伤心，而且毛骨悚然。她已经进一步知道，郁平的性质是反革命，只不过是作内定处理。郁平是一个内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天哪，“反革命”这三个最可怕的、但本来与她绝不相干的字，竟然与她有了这样密切的联系，她怎么能知道？她怎么也想不通啊！

有一天，她的那个老同事（周医生）把她悄悄叫到一边，问她可知道郁平家里的情况？她这才发觉，她对郁平几乎是一无所知。她很惭愧地低下头，无言以对。她于是知道了，郁平的哥哥在解放区就作为特务被除奸、也就是被枪毙了，而郁平的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听到这样的情况，她感到自己就像什么似的全垮了下来！崩塌了的继续崩塌，降临了的更严重地降临，头上的乌云更黑更浓，寒气浸身，她下了地狱、下了深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周医生同情地叹着气，其实也是在责怪她，当初怎么就不查查清楚，就凭表面现象嫁人的呢？可是，那时她怎么可能懂得这些东西啊！

郁平是一个越来越黑的人了，父亲是大地主，哥哥被镇压，本人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多么可怕的家庭，最黑暗的角落，最晦气的地方，她竟然就陷在了里面！她才二十多岁，她就这样完结了吗？她悲痛，悔恨，可是，路是她自己走的，她能怪谁呢？她只有自己向隅而泣，真是一个可怜虫，提供给别人作为笑料和教训！

可是，郁平总是带着一丝光亮从黑暗的尽头出现，让她怜惘，让她幻想，因为郁平是留给了她一些好印象的，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而已。她于是也就体会到，或者说认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他和你日常相处时，完全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好人，乃至显得清白高贵，只有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之后，你才会知道他的实质。啊，难怪他不愿意担任领导工作的呢，校长主任都曾经推辞不当，只要当一个普通教员，原来他是心中有数、心中有鬼啊！

在这种反复的思考中，她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也比以前成熟些了。以前的乔丽已死，新的乔丽在换上一颗比较坚硬而又无情的心，但仍无法摆脱悲伤苦恼。她感到她不能再把郁平当作自己的丈夫了，她不可能和他再有夫妻的关系，最多也许还暂时存在一点点所谓义务。她觉得她已经能够用冷静的态度看待郁平。她想，她还得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但她等待的是什么呢？她对自己仍不免有点吃惊，她冷酷了，她等待的是郁平的所谓申诉被否定的一天，于是他的问题更为确定无疑。在她的潜意识里，已经倾向于不相信郁平了，只盼着郁平自己向命运彻底投降，也向她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分管行政的王副院长一头钻进了她的小屋，那是傍晚。他四下打量，问了些生活上的情况，说条件是差了些，一人犯法一人当，老婆孩子可没犯法。王副院长的话胆大得令她听着害怕，直率的同情却叫她感动。但她是警觉的，因为这个“花草院长”有个易犯所谓生活错误的不好的名声，据说如若不是这样，按他的资格能力，远远不会委屈在副院长这个职位。说实话，如果不是带着这个不好的名声，王副院长倒是和蔼可亲之人，而且很有男人气。

王副院长对她说，他是不放心，顺路来看看的，房子确实小了一些。他表示要去为她想想办法。她的心提到了嗓门上，她不知道王副院长下面会不会向她提出什么非份的要求，而天也已经黑了，她明显感到自己的弱小和女性的身份，她心里真是暗暗地怕极了，她怕自己没有抵抗这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他虽然和气礼貌，却是高大剽悍，只要他扑过来抱紧她，她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她可能会屈服的。但还好，副院长告辞了，走了。她倒惶愧了好久。

过了几天，副院长又到了她的小屋，说门诊时间不便于把她叫离岗位，所以还是下班以后顺路来告诉她，房子已经为她找到了，两小间，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可以分开来了，还有一个小天井可以晒晒衣服，给别人嫌小，给你正好。你就写个报告，直接送给我，不要交给别人，到时我再安排人帮你搬家。她望着副院长粗犷的脸盘，只觉得他质朴诚厚。心里不由得就想感谢他，但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副院长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这是我的工作，人与人之间不管怎样总要讲点儿同情吧？他叫她第二天下午抽个空，把报告送到他办公室去，不要叫别人代劳，以免误事。

她如约到副院长办公室去了，一个小孩子似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副院长家里来了客人，关照过了，可以到他的宿舍去找他。

她心里格登就是一响，因为副院长的宿舍是有名的，她听人们在窃窃的谈笑中说起过。副院长魁梧有力，从前当过骑兵营长，她在副院长面前，还有什么招架之力！她已经想象得出副院长像老鹰叉小鸡一样擒抱住了她！不，她不能去！她越想越怕，越想越羞耻，就把报告丢在办公室，回门诊室去。一出来，她就遇到了周医生。周医生站住了，不胜惊讶和恐惧似的看着她。这是因为看到她是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的。她一软弱，竟然就倒在周医生怀里，抱着周医生哭了起来，抽泣得停不下来。但她又无法回答出了什么事，她揩掉泪水，说，我只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在周医生追问下，她就把房子的事说了。周医生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同情你。他如果给你换房子，你心里也不要特别感谢他，因为这是应该的。领导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他如果没有下文，不提换房子的事了，你也不要问他了，就算没有这回事吧。这事情对别人不要说，我知道就行了。周医生虽然比她也大不了多少岁，却是成熟老练，她只有像个小孩子似的“嗯、嗯”地把头点着。周医生机警地四周一看，把她一拉，说，走吧！

王副院长再没有找她，这就证明了一切！有一次在医院里的小路上遇到了，王副院长说，房子我给你留着呢，你怎么不见面？她低着头，说我不想搬家了。王副院长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不识好人心。你的报告我带到宿舍去了，你抽个空到我宿舍去一下，我批给你，我会关心你的，中午有空吗？把孩子一抱，就到我那里去。她的心不由得怦怦猛跳，脸上火一样烧着，她让自己抬起了头，看着副院长，说，房子的事，你叫行政科通知我就是了。王副院长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摇摇头，还是那样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他就很镇静地走了。

这是一次历险，她没有上钩，但她只能被留在了小屋里。她已经被男人们看得较为容易到手。她多么感谢生活对她的“尊重”，生活里的某种无形的法则多么令她“敬佩”！但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主动走进王副院长的宿舍，投入到王副院长粗犷温暖的怀抱里去的，在被占有、被蹂躏的痛苦中，她将得到自暴自弃的快意……

自从郁平离开，日常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想一想她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从早到晚，还要上班，是怎么过的吧，真是一言难尽！她只感到疲倦，疲倦，永远消除不去的疲倦！

就拿水来说吧，过去在那洋房里，龙头一开就有水来了，那是医院水塔供应的自来水。可是，在还没有自来水的亭州，住在小巷里，她每天就得去打井水了。越过小街，到另一条巷子里，才有井。距离当然不能算是远，但对于她就不能算近。她每天上两趟井，一大早一趟，来回三次，给小水缸把水存满；中午，哄孩子睡下后，再上一趟井，在井边洗尿布、汰衣服，并且带回一小桶水。

井边不是她久留之地，她是井边的新人，引来多少注视的目光和背后的说三道四。井边有泼辣的家庭妇女，有用暗示的妙语引得妇女们笑个不停的男人，她只有赶紧做完她的事，一走了之。但如果有妇女向她问病，她就得耐心地好好回答她们，万不可得罪群众。

在井边，家庭妇女们说她是“只手人”，说得真是形象，的确，她就像只有一只手的人那样艰难，但这还只说到了她的现实的表面！

有的妇女问她，你怎么不把你妈妈接过来帮你带孩子的呢？问得真是太好了！她们不知道，就连郁平出事，她也还没有告诉妈妈和老家的人，她给妈妈的信上写的总是“一切如常”！假如妈妈和家里的人知道了她的情况，该是多么的痛心！她担心的是，她的如此境况还能对家里隐瞒多久？她自己倒霉也就罢了，她还将使家里所有的人跟着倒霉，她的弟妹们填写登记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不可避免就要填上姐夫郁平是“内定历史反革命”了，这对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追求进步这些前程大事，影响可真是好极了！他们将怎样地怨恨她呀！

她不但不把她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还决定尽可能不回家，对家里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愿奇迹会出现，郁平没事了，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虚惊。或者相反，郁平被证明确实是翻不了身了。那时，她是可以跟他分手的。她肯定不能跟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辈子过下去，她可不是那种老思想的、没有文化知识的女人。

也有的妇女出主意说，她可以花点钱把孩子托给人带。但她不想那样做。因为孩子虽然是累赘，她却又不能离开孩子，如果没有亮亮让她忙着，她的情况会更不好，亮亮虽是个孩子，当夜晚睡在怀里，却就像是一个依靠，能给她壮胆。另外，她也不想跟别的人家有什么联系。

日子就这样烦乱，郁闷，困难地过着。如果郁平不出事，随着周末的到来，他们就会找地方去娱乐了，有时参加周末晚会，有时看场电影，然后是筹划怎样过一个有意思的星期天。但如今，她情愿不要有周末和星期日，而让她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忙着，不要歇下来，那无所事事的周末和星期天对于她是太难过了。

亮亮这孩子，搬到小屋后不久，就病了，弄得她头昏脑胀。她打了孩子，脱口而出骂了讨债鬼、你早点死吧！孩子大哭着，她被自己的骂声惊呆了，而且，她怎么会骂出这样的粗鄙的话来！可是她心里确实在想，也许这孩子还是死了的好，长大了在世上做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有什么意思？她对自己害怕极了，她对孩子多么冷酷无情，好像有一个恶毒的妖怪躲在她的心里，就要这样来主宰她了，她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她赶紧抱了孩子，恐惧而心疼地哭了起来，不住地喊着乖乖、乖乖、我的好乖乖，用这个来克服心中不可阻止不断涌出的邪恶念头……

想从前，她抱着亮亮走在外面，感到四处射来的都是赞美、疼爱、羡慕的目光，好像路人皆知她的生活简直十全十美，都认为她的孩子可爱极了，孩子的未来也是光明而灿烂的；可是如今，好像人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糟不可言，她抱着的这个孩子又可怜又讨厌，也绝无好的未来。

她已经感到她不如她所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人家抱在手里的孩子不管怎样总定然是有一个清清白白的父亲的；人家即使一辈子没有文化知识，收入很低，工作很苦，但总定然是有一个能守在身边的丈夫的；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住过好房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上流生活，但人家就那样普普通通自得其乐，过得比她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她现在想过那种平平常常的日子还没有资格呢！可是她过去接受郁平也并非由于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她和郁平的生活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生活，只是就他们两个知识分子来说，比一般百姓过得比较宽裕和自如罢了，然而，回顾起来，确实已经是奢侈、奢侈！似乎她本来不该有那样的幸福……

她得到了一个通知，要她于星期天的下午二时，到街道居委会去开会。通知她的是一个老年的妇女，大约是居民小组长吧。她想，她既然住到了街道上，当然就得服从街道上的规矩，尽某些义务。于是她几乎是巴结地荣幸地接受了这个通知，并且按时地去了。

居委会设在旧时大户人家的屋子里。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人，都比她到得早，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只是些普通居民，没有年轻人，衣着陈旧，色调很灰。她抱着孩子一出现，那些人就一齐看住了她，好像弄不明白她是什么人，好像觉得她不至于是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的，可她分明是来开会，而且是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他们略微地露出了惊疑的神色，但没有一声议论，也没有人来问她，并且不再老是盯着她，很快就都掉过头或低下头，守定了他们自己。她暗暗奇怪这些人的纪律性特别好。

但会议的内容让她明白了，她参加的是一个“四类分子家属会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家里都是有“地富反坏”的，那些“分子”，有的就在家里，有的正在外面服刑劳改，会议精神就是要这些与会的人树立正确思想，使得家庭在监督与改造“分子”方面，起积极的而不是反面的作用。

她坐在那里，血液温度好像降到了零点，她竟然就这样真的成为“四类分子”家属了！她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级，类型，就这样被重新规定下来了！真是好极了！这些人这样规规矩矩，一点也不乱说乱动，原来如此啊！那么她确实必须这样看待她自己了，她正式成了这灰色一群中的一个，就连抱着的孩子也格外地灰暗而不幸了。她倒对那些人同情起来，觉得他们一定也同她一样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命运的，然而又只得认了这样的命运……

男人无颜见江东父老，是因为他的失败，女人的失败却好像只决定于她的婚姻家庭，像她这样半路上丈夫忽然一败涂地的，当然也足以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了。她无颜见她的同学，无颜见老家所有的亲人，她甚至对不起他们！

……真奇怪，她就跟着一个叫做郁平的人，到她从来也不知道的这个亭州来了，她在这里一落千丈，坐牢了，她坐在亭州看守所里。这间牢房不用说一定关过各种坏人，那么她也是一个坏人了。这是真的吗？可她还是她，她一直是她，她永远也不能相信她会成为该坐牢的坏人，但她已经坐牢了，哈哈，她是一个坏人了。她怎样才能想得通这一点呢？

郁平下乡之后，她想起他如今没有工资，一下子穷到了底。一个书本不离手的人，能靠种田为生吗？谁都知道农村很艰苦，种田是要力气的呀。如果他的下半辈子要她负担，那就说明他的问题是真的，是不会得到所谓纠正的，那么她还有什么必要负担他呢？过那种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才二十几岁呀，时代不同了，不是旧社会了，她没有必要做那种从一而终的妻子。对于反革命的丈夫越坚贞，就越反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她是只有和他分手的了！这个分手的念头，如此自然地反复地窜进她的头脑，又像是对她的指引一样，使她更看清了她的前途，但在这前途的尽头，却透出一种亮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也许可以因为她的年轻而得到改变，即使打了折扣，一切却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但她也多次想到，如果郁平问题确有能获得纠正的一天，当然更好！就这样，在第一个月，她就寄出了十五元给他，这是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足够他在乡下生活。她打算每个月都寄，直到她不必再寄的那可悲的一天，她要尽量这样做得好些！但是，郁平却把钱又寄了回来，汇单上写着“带好孩子，我能独立” 八个字。拿着那张汇单，她整个的人像掉进了茫茫大海……她不再寄钱给他了，但她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着。

怎么，他那老家，你还没有去过？你呀，现在应当请几天假，带上孩子，到那里的乡下去看他，见见他的父母，这是你的大礼，只有在这时候才显得出你来。你要想，你的男人不过是暂时遭了小人暗算，命里有这一难，日后自然平安无事。

邻居有那种老婆婆主动这样问她、劝她。可她当然是不能听从这种世俗之语的。她如果是那种简单的妇女，也许确实倒能安心，甚至倒过得有劲起来，但她是知识女性，她已经不可能是那样的妇女了。她自己心里似乎也很遗憾，但她对自己没有办法，她只能把心硬着，她不会下乡去的。

她心里曾经考虑过的东西，生活却给她无情地提破了。有一个心直口快的护士说，乔医生，你何必这样一个人守下去呢？男人出了这样的事，女人是可以和他离婚的，继续在一起过下去怎么可能啊？太不应该了，你还这样年轻呢。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使她从此在心里似乎时时面对着了这个问题。她心里说着“不行”，但分明有着另一面，也就是“行”。这二者从此在心里打起架来，尖锐而苦恼，但总是无法决定！

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似乎意味着特别的不幸，不管是她的男人不要她的，还是她不要她的男人的，都是一样。她想着这条路，不觉就摇头。可是，如果郁平就这样完了，那离婚二字的确也就很现实，不能回避。她对那个说话决断的护士，感到了一种敬佩。

她似乎正走在一条漫长的、有待走完的路上，还没有真的走到离婚的一步。假如离婚，接着面临的就是改嫁，这在她想去简直都有点不可思议了。可她似乎已经有所向往。天啦，人的心思会这样不能自主似的转得飞快，真让她感到另一种绝望，也就是对于自己作为人的绝望。她倒希望自己能像一棵树似的什么都不会想才好，可是办不到。

门诊部有一个扫扫地、送送开水的女人叫沈妈，每天都在她眼前出现几回，但她似乎都记不得沈妈的样子，不是没有眼睛看人家，而是觉得一个打杂的工友与己无关。没有想到，她却一下子和这个女人有了共同的东西，因为这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单独地过着，她的丈夫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判刑劳改去了。她这才注意到，沈妈的岁数其实并不大，那兰布帽子下分明有一个不错的脸蛋、一双好看的大眼，那蓝布大褂里也显然隐藏着一个很美的身体。医院的风流全让医护人员的白大褂白帽子占尽了，没有什么人把目光过多地投向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的工友。平平静静的沈妈，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被人们视而不见，也好像是有意把自己躲藏在那蓝大褂里的。沈妈的丈夫是十五年徒刑，已经过去了七年，还有八年。而沈妈显然是极其安静毫无二心地在等着她的丈夫刑满释放归来。她看着沈妈，心里想着，难道这就是她应当效法的榜样吗？她得不到答案。她不甘心。

她的事情沈妈想必也听说了，她有点怕沈妈把她引以为同病相怜的人，但沈妈却一点也没有露出这种意思，而且沈妈从来是低眉顺眼的，人不叫她，她不会抬头看人。这复又使她惭愧而无聊。她无缘无故似的在心里恨起沈妈来，恨眼前有这个女人，好像是特地为她配置着的一面镜子、一个先例、一个榜样。她恨那种内心死水一样的平静、那种无条件的逆来顺受、那种忍受一切的大度！

有一天，她冲动地说，沈妈，这里的开水以后不要你送了。沈妈很感意外，抬头看了她一眼，勉强地点了头，又低下头去。可是她以后却几次忘了去打开水，不知情的人责怪了沈妈，沈妈没有作解释，她也没有为沈妈作解释。后来沈妈送开水时分明对她有畏惧之意，回避着她的目光，灌好开水赶快就走了。她感到她不该这样对待沈妈。有一天她和沈妈在医院的小路上对面遇到，她说，沈妈，上次对不起你。沈妈忙说，不要，不要，并且逃也似的离开了她。沈妈一刹那间的眼神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她从中看见了许多的东西，有孤独，有怕事，而且竟然还有对她的同情与理解，却又自惭形秽地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同情与理解的资格，这一切都收缩在那瞳孔深处，在那里颤抖着不知所措！她转身望着沈妈匆忙离去的背影，流下了泪水，可是她又想大笑，她笑了起来，却发出了自己听着也怪异的哭泣声……

人秘科变动了她的工作，把她调到了妇产科，她是不同意的，因为她学的是内科，她到妇产科就没有了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地位，而且会影响作为一个医生在自己专业岗位上的进步，但她是不可能改变人秘科的意志的，她并且受到了一顿教育。其实，调动她的原因后来很清楚、也很简单，是把她的位子腾给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中年的医生，如果郁平好好的，那么被挪动的就可能是别的人了，现在只有她是好欺负的。

在那样的时候，她多么希望郁平能忽然出现在身边，哪怕就是一个劳改犯的郁平也行，反正是她的丈夫，能和她共同面对不公平的势利眼。可是，郁平正在乡下面对他自己的复杂而可怕的世界，不可能来和她在一起！

然而那时郁平到亭州来过，邻居给她送来了他留下的鸡蛋和老母鸡。她抱着亮亮站到巷头望了几回，没有望到郁平。她在办公室里也等着郁平，似乎已经不怕郁平出现在她的同事们面前给她丢脸，但郁平仍没有出现。回去之后，天黑了，她还希望郁平的到来，对于屋外的脚步声特别地留神。她的灯亮到九点半，直到喊“四防二保”的粗浊的喉咙响了起来，她才让自己蜷缩到被窝里和黑暗之中。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昏头胀脑地去上班。后来她收到了他的信，信中向她说明了一切，让她减少了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可是，自那以后，两年多来，她还能获得什么新的消息、新的信心和力量呢？并且，她不能靠它生活，不能靠它过一辈子，正如人不能光凭空气活着一样！果然，她坐牢了，这能怪她吗？人们啊，年轻的女人们啊，让你们都来试一试、试一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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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力尽（之四）

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自以为开得极其成功的、九月初那次全市干部大会，其效果是运动的向右急转。也许，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在大会上所作的较全面的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似乎完全被片面地作了领会，以至于是曲解。但问题似乎不在于他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也不在于老宗的发言有着老宗一贯的有时很激烈的倾向性，而在于一种人心、一种形势，即干部之心和运动的往复之势。

当医校学潮过去之后，所谓“保守势力”大为抬头，形成“秋后算账”的一种空气，这就从另一面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了。老黄在常委会上已经说到过，但说到归说到，并不能阻止这种形势。

他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形势。如果说这是对前一阵那种“造反”的抑制，从国家社会来说，在他看来，那也是有所必要的。事情倒可以理解成：为了这种必要性，市委书记也作了检讨。如果是这样理解，倒也好了，但完全不是这样，他也似乎掌握不住。他所应有的权力好像不知不觉从手中滑掉了。

许多的人，不止老宗一个，似乎有老李，也有老魏，乃至于是常委的多数，更有众多的声名显赫的部委科局级干部，他不知道他们在怎样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要知道，他来亭州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些常委、许多干部，都是老的。不少人从一进城就在亭州工作，或者是由本地工农、教师、职员而成为干部。他们在这里得到升迁和提拔别人，既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似水流年。

对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有的人也许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就能把他们分管的那个系统指挥起来，真是达到不落言筌、无为而治的程度了。而他对这个城市的领导，决定性的前提只是上级指定的市委书记身份，某种意义上仍像戏曲舞台上走马到任的官员，靠的是袖中有一方大印而已。可以说，跟这些干部相比，在实际上，他是学生，而他们是老师；他是客，而他们是主；他要尽量地尊重他们。当然，他不能以此放弃自己的责任，要不然党和国家派他来做什么的呢？

事情的效果，他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得到的，也就一叶而知秋了。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儿子说，我们学校出事了。告诉他：一个老师自杀，一个学生被捕。他头皮一麻，镇静了一下，问具体的情况。

儿子说，老师就是写蔡校长大字报的高均，学生是我们班上一个平时会说怪话的。高均因为被定成反党分子，并且受到一些学生拷打、折磨，在学校里上吊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发现的，很多人都去看了，很可怕，也很难看，因为从脸上到身上全被浇过墨汁，像从地狱来的。

他沉默片刻，问，谁把这个教师定成反党分子？谁定的？怎么定的？儿子说，高均被从北京抓回之后，有人对他作了宣布，要他写认罪书。他问，谁对他宣布？儿子说，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都说你在市委作了检查。

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都说我作了什么检查？儿子嗫嚅着告诉他，说是检查了“右倾”，造成了群众斗死干部。

对儿子的话，他不置可否，不便于解释，但他示以不为所动的神情。他问，那个学生是怎么回事？儿子说，学校里布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小节文章，让大家写，交上去对笔迹，第二天这个学生就被捕了，说他写了反标，正好他平时爱说怪话，大家也就将信将疑。老师说，全市出现多处反标，写反标的有男有女，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家听了寒毛都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运动很复杂，你在外面不要议论。

使他郁闷的是，常委会上说过抓学生、抓人要提交常委会讨论，但儿子所说这些情况，他却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他很想立即打电话问老宗，但转又觉得冒昧不妥。他也很想立即打电话问公安局长老汤，可也觉得用什么语气、从什么角度，都是颇费斟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静等。这些事情终归要向他报告，他终归会在某种形式之下被告知。这一切后面的最高指挥当然是老宗，表现着老宗的某种英雄气概和政治能力。他心头不觉反而轻松下来，从精神上把自己退后一步、抽身而出，以静观事情的发展。倘若运动果真能被老宗这样地“收”起来，并且真的就“收”起来了，又有何不可接受的呢？但倘若一切并不如老宗的料想，那也要由实践来让老宗明白一切并不如此简单。

老宗应当看到，除了由你老宗代表着的这一方，还有造反的群众这另一方，虽然目前受到你这一方的压制，处在某种“低潮”，但毛主席、党中央在原则上是支持这一方的，迅速地从无形中召唤、集结、培养起这样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以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反过来，这些人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也就在此，他们将会以执行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跟你们做斗争，即使不能把你们斗下去，至少也不能最后被“秋后算账”。问题集中到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群众切身的政治生命上来了。

也许，你如果能对他们说，保证不跟你们“算账”，你们回到学桌后面、机器前面去吧，我们甚至真的是能从正面理解和肯定你们的政治热情的呢，一切也就会风平浪静下来，什么跟“走资派”的斗争，也就不必再谈了。

但老宗这样的人坚持强硬立场，让造反的人有所畏惧，却似乎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事情就这样是力的较量、政治心理的较量，你进我退，我进你退。

他感到他已经把握到运动的某种脉搏，至少从亭州观察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切其实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将会如《十六条》所说“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然后大家彼此弄清了对方，弄清了谁也吃不了谁、谁也还是谁，而上面也终有一天认为那个“百分之五以下”解决了（这主要在上层，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说得很明白），中央就会发出“收”的信号，于是上下一致、见好就收，一切调和、偃旗息鼓，社会如《老子》所说“复命曰常”，浑水见清。

他不会像老宗这样从某一个方面去对抗。他要做的，是不能让这激荡的浑水泛滥出来，而希望看到它的早日沉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常曰明”的。人们也许不会听他的，但他要坚持，他的坚持也是不可少的一种力量，而且要加入那总的力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要执其中道，让两方面的人们都不要走极端，包括老宗也在其内。

奇妙的是，运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力量，有如棋盘上楚河汉界两边的车、马、炮一样，发生着生死的对立和较量，但不时地，却有惊人一致之处，甚至你接过我的口号，我接过你的口号，你今天这样做，我明天也这样做，如不了解内情，光看这些表面，是会被弄糊涂的。这正是浑沌。但也正如《老子》所说，虽然惚恍，不易判断，却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一切是有实质性内容的，都需要而且可以把握住，也能够把握住，但在方法上，要若客、若朴、若涉冬川、若畏四邻，谨慎地在这浑沌惚恍中做工作。能感受、把握这种微妙，好像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呢。

情况已经证明，老宗不仅是市委的一个常委，同时也是某一倾向的代表。需要完整看到老宗具有极其生动的两面，而不能僵化地只看其作为常委的一面，那样看就是不明事理，就会弄僵，这正是浑沌中一个可加把握的要点。

更详细的情况这天下午就知道了一些。来的是老黄，使他知道，宣布高均为反党分子的，是工作组留下来的联络员，当时在场的还有蔡美凤校长，以及学校的其它一些人。联络员是从法院抽调去的老姚，是个老庭长。

老姚对高均说，你可能看不起我这个老头，但我现在还是法院审判庭的庭长，同时也是市委派驻在学校的联络员，你的反党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你量了尺寸、做好了，抓在群众手上，什么时候给你戴，怎么处理你，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次运动中成了反党的急先锋，这就是我们对你这个人的结论。当天晚上，高均被一些学生拷打折腾到深夜，多次被打翻在地上。后来就自杀了，第二天上午发现时，人已经完全僵硬。

高均留下的纸条上写着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老姚拿着高均这张纸条，浓眉紧锁，法眼凝视，两手发抖，最后说，这是精神失常。

对于高均自杀的性质，公安局的看法与老姚一致。他问老黄是怎么知道情况的？老黄说，有个副校长跟我较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心中不安，告诉了我。还反映说：认定那个学生写反标，是带着框框的，抓去后有可能屈打成招。

他问，打吗？老黄说，打得厉害，用了狼狗。

他正吃惊，老黄说，狼狗没有对这个学生用，但对一个女青年用过了，是庆阳茶叶店的，每天打扮得格挣挣的站在那里卖茶叶，说是发现了她跟特务有联系，抓了进去，狼狗一上，扑在胸口上，女店员就承认自己写了反标。这情况是公安局内部一个老同志个别地跟我说的，这同志认为这次“打反”有不妥之处。

“打反”二字又令他暗吃一惊。

老黄说，一共抓了八个人，医校郁平一个，这是常委会上定的，其它不是常委会上定的，但老宗提到过反标问题。八人里面确有一个是特务，“文革”前已经暗中监控，表面身份是归国华侨、亭州电机厂技术员，一直没有惊动，还评过先进工作者，这次逮了起来，茶叶店的那个女店员跟这个华侨是工人文化宫周末舞会上的舞伴，所以怀疑她被吸收参加特务组织了。老宗的计划，这个华侨要判死刑。

“判死刑”三字更令他暗吃一惊。

他问，你怎么知道老宗有这个计划？老黄说，还是公安局这个老同志对我说的，说还有两个也可能要判死刑，一个是剧场里扫地、冲厕所的老头，抓起来后，承认就是自己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的反标。这老头身上很脏，一早起就喝酒，整天糊糊涂涂的，也没有亲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兵，怀疑是潜伏特务，是伪装糊涂，也正在审问。另一个是精神病人，群众称为疯子，这个疯子满嘴反动话，影响确实不好，以前派出所也抓起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疯子，不好处理，只好又放掉，这回抓起来是不会再放掉了。

他问，除了拘捕八人，面上的情况如何？

老黄说，我大体是听到一些的，现在没有一张大字报是写领导的了，全是群众写群众的，还有群众的“认罪书”。我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赞成学生、工人的所有造反行动，但目前这种局面，恐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运动自身也许会发生多种情况，但作为指导的方面，不能有偏向。人为地推向右边，或推向左边，都不行。听说医校有学生上北京告状去了，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市一中那个高均也是进京告状的，但被学校派去的师生给抓了回来。我听说打高均的时候蔡美凤就在隔壁房子里，她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校长，怎么可以这样？真是想不到！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情况也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及时到你这里来。

他说，我也在观察与思考之中。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想跟老宗商量一下，如果他认为一定要抓人，也要重证据，轻口供，避免错案，还有个时机问题要考虑，但目前有些问题我也不能看得很清楚。

老黄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他给自己确立的基本态度。老宗所为可能有点过份，但老宗所代表的总的意图，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很难加以纠正，更不好硬行纠正。这似乎已经成了这次运动一种难以改变的复杂性，就是说，很多干部敢于公然对抗中央精神，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接过中央的口号来自行其是。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跟老宗他们对立起来，而一定要借助实践的发展让他们自己有所认识。他需要很恰当地跟老宗处好关系。

想到此，他疑惑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否打了折扣？如果全国的大小市委书记都像他这样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做工作，而让老宗这样的做法占了上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是要被无数老宗这样的人弄成了另一回事？变相地不就是棋盘上的“叫将军”吗？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造反”呢。

到底如何才能既对得起上，又协调于下，既周旋于当前，又适应于将来，而且让自己问心无愧？这样的一个最佳之点，他一直在浑沌中寻找、捕捉、力求牢牢把握，但稍纵即逝，还没有较稳定的在握之感。

他希望着有别的常委来像老黄这样跟他谈谈，但没有出现，至于老宗，也不在办公室里。他几乎是无聊地翻阅起以前发下的一些文件来，把毛主席几个月前写给林彪同志的《五·七指示》又拜读了几遍。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实际上就公布了这个指示。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他猛然想到，中国目前发生的最大的事情，也是可以用《五·七指示》来说明的。正如毛主席在这个指示的最后所写的，“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来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主席说的，就是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做农、工、民等各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特别说到学校，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要“普及”，这是主张把军队几十年来是一个革命大学校、革命工作队的做法，发展和推广到全社会去，这就成了关于社会的总体设计，成了社论所说的“我们的纲领”。他觉得，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一般人很难过那种绷得很紧的日子，也很难想象把社会搞得那么规范，因为那至少是有点半军事化的，跟社会人们各有习惯、较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距离，也好像要使人们都过一样的日子、成为一样的人。毛主席的设想确实体现了一种比较革命化的要求，打破了一些界限，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带有“消灭三大差别”和“反修防修”的意义，他老人家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既革命又和谐，又统一又强大的国家社会，就像他老人家的一句题词写的：“全民皆兵”。只不过在具体实现的长途中，定然是要碰到人的和社会的现实问题的。

然而，从根据地、解放区，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斗争中、也在不知不觉中，是逐步向着毛主席的理想进步的，人与人之间，人在内心世界里，还有农村城市、江湖大地，都在毛主席要求下、在一个统一意志下改变面貌。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下去，真是“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每一个人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也正确认识主观世界，都是高尚的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每个人都将是多面手，又能做工，又懂种地，又能为文，又能为武，是专家学者，也是普通劳动者，还是战士，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境界里，充满战斗的奋进的欢乐，每一个人的这种快乐都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并且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大力量。“春风杨柳万千条”，天空无比明净，大地如花似锦，河水欢笑，鸟语花香。儿童们健康成长，个个聪明好学，努力向科学文学的高峰攀登……

毛主席在一生的奋斗中，教育出了一个好党，教育出了一个好的军队，毛主席还在教育着人民，并且，毛主席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太阳和北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毛主席有点像神，神也没有做到的，毛主席做到了，但毛主席在人民心中又是这样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心中感动着，泪水涌了上来……

《五·七指示》如果作为正面摆出的一张理想蓝图，那么从反面摆出来的，就是5月16日《通知》和《十六条》，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清洗、调动”党政军文上层反对这条路线的人。

八届十一全会《公报》上列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英明决策”九条的最后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实际上也就是《五·七指示》精神在《公报》中的体现。

他记得，一九五一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时，中央对山西省委倡办互助组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语，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意欲及时加以阻止。当然，后来的事实是，这一阻止本身却被阻止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可是写这条著名批语的人，后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五风”，又有很大责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真是不好理解。王雪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他不敢相信这样高级地位的人会有这样低级的心理学问题。这次运动，在上层，已明显是针对此人的。只不过《炮打司令部》对这些旧账并没有提。也可能是考虑到一下子提得太多不够策略吧？总之事情是闹大了。

现在距离一九五一年，已经很遥远了。但那时既然说过这话，那么不言而喻，相应地就另有一种自信是不错误、不危险、不空想的主张，它转入退却和隐伏，它要实行的，既不是“社会主义农业”，也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大约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农业”吧？也就是保持土地改革后的单干状况的农业，既不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向资本主义发展，就那样保持几十年再说。岂不正好是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正反两面，明明白白，虽有诸多令人困惑之处，却不是糊涂不清的，这正是浑沌中的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是确切的东西，是认识和分析某些问题的重要依据。他一阵悚然，就像触摸了神圣可怕不能触摸的东西一样。

老宗好像本能地跟这个运动抵触，想来老宗不会愿意照《五·七指示》说的那样去过日子。老宗还算是小官，何况是毛主席屡屡提到的“作了大官”的人们呢？毛主席是想从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从老根上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简直是跟人们过不去呢。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将越是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想到此，他好像对事物的某种实质又触摸到了一点，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他感到毛主席的善意和伟大、理论的彻底和信念的坚定，是要在实际中坚持马列主义早就指明的方向，一丝不苟啊。若从另一面，就会很平庸地说，这太好高骛远了，这太教条主义了。但仅仅这一点区别，对于治国，是十分不同的，是分道扬镳的。他联系自己扪心自问，切实感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无边，这势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在我们无数人的身上，那退却隐伏下去的力量和主张是多么有力，因为它们好像是更“实际”的。问题多么复杂和重大。他不禁忽然悲从中来！

他站到室外去，抽起一支烟，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舍树木，望着天空，觉得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确凿无疑的东西，即使本来再清楚不过、再坚信不过的东西，当其真的要贯彻到底时，好像反而被裹在一团灰蒙蒙的迷雾中看不清楚了，双脚好像不再踏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有点漂浮起来，有点不知所往了。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简直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样。那么如果不搞“文革”，不谈这些呢，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不，情况是照样存在的，正好向另外一面静悄悄地走去，只不过如在梦中昏睡不醒而已，而“文革”把一个大梦惊破了！还是毛主席清醒、深远、伟大啊，可是人们不理解！人们发觉自己都成了叶公，并非真的好龙，其实好乎似龙非龙者也！而一部份本来不起眼的人民，却出来声称自己是好乎真龙的，这岂能容忍？

他的背上滚过一道寒气，叮咛自己政治上要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有些问题，你这种基层地位的人，就不要去多加考虑了。

程主任在楼下走过，也看见了他，他做了个手势，程主任就上楼到他办公室里来了。程主任朝他桌上望了一眼，说，书记在看文件呢！他也就把文件递给程主任，说，我刚刚又学习了一遍，你一定学过好多遍了？程主任忙说，我学得不够，我理解不深。他说，你再认真看一遍。

程主任就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问，有什么体会？程主任说，主席讲的是革命化的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往前发展、如何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体指出了方向，是大破大立的，但也有革命传统做基础。真是把马列真理跟具体实践相结合。理想坚定，途径明白。我记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好像就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

他说，对的，我划在这里呢。说着，他取出列宁的书，读道：“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

程主任说，是这一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因为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实践，是大为具体和发展了，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确实是这样。这个指示，有些已经写在《十六条》的第十条《教学改革》上，总的精神也夹在社论里公布于世了，对社会已经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听说江南农村社队工业正在蓬勃兴起，一九五八以后农村有了工厂，现在大为发展。我有个姓张的邻居，很有学问，他正好有三个孩子，就到派出所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一个叫张是工，一个叫张是农，还有一个叫张是兵。我考虑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可以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我作为十七级干部，比起群众在待遇上要高一些，但也没有多少放不下的特殊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地主、资本家放下他们特殊的东西，用的是革命的、改造的、赎买的方式，如果革命要我们自己放弃特殊的东西，跟人民进一步打成一片，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总不应当想不通吧？当然，还有个习惯的问题，共产主义还不是人们的习惯，需要共产党人的带头示范作用，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努力。我敢说，如果毛主席有适龄子女，他一定会让他们走“五·七道路”的，就像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新中国刚建立，革命成功、安享幸福的思想抬头，毛主席此举的含义是很大的，他难道不晓得这个儿子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吗？他难道不晓得枪炮子弹的厉害吗？可是谁叫他是毛泽东呢？

说到此，老程含泪。他点头，说，看来你是认真思考过了，说实话，我也思考过了。真是《十六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程主任说，触及到灵魂深处了！

他说，你理解得不错，“五·七道路”是一个总的方向，只要是有一点革命经历的人，也并不陌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持和发扬，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全社会推行，这样持续不断努力。按照上级指示，这个月我们就要把二百多名街道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插队务农去，这也可以看作是贯彻《五·七指示》。一九五七年就出过“邢燕子”插队的先进典型。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肯定了这个方向。现在又有《五·七指示》。具体工作之所以开展还有困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带头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光靠我们过去的光荣传统还不能彻底说服人，要不然，工作应该是很好做的。

老程说，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目前在校的这些学生，想必至少也要有一部份插队务农去吧？看来这是必然的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战略考虑呢，都聚在城市里，美帝苏修把核武器掼下来，损失就大了，特别不能损失青年。

听老程这样一说，他心头不知怎的一坠，忽然想到了小宗静，还有儿子杨建国，当真让他们一辈子务农去吗？虽然光荣，虽然如老程突发奇想所说躲核武器安全些，但可真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他们可能具有的个人才华，怎样及时得到培养、怎样能够发挥出来呢？但如果是一时的锻炼，那跟一辈子的务农倒是不一样的。他不觉立即产生了这样“机会主义”的潜在意识。总之，这对所有青年人、所有家长，将是一大考验！事情尚未临头，他倒这样患得患失起来，真是可悲！

他不觉就荡开去说，地球上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之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不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要实现“世界大同”，想来真的是不容易、很遥远。现在即使让你老程是工、是农、是兵，也还不至于就叫你真的一辈子当工农兵，那你的工资还要不要取消或改变呢？你的工作岗位还是需要你的嘛，不让你干，也得安排别的一个人来干，那这个人的身份就又不是工农兵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压缩空气时就说过，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消灭不了，还要承认，还要用，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事情做起来会很复杂。好在现在还没有这样实施，看来也只能渐渐地做、灵活地做，不可能一下子做、绝对地做。只要不失掉这个方向，就还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绝对化了，引发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也不行，你说是不是？再说，你知道敌人的核武器哪一天掼下来？但确实，我们中国援越，跟美帝、苏修之间，关系很微妙。美帝在向越南增兵，越南的后面是我们，而苏修在北方虎视，总的来说是敌强我弱，打着一个，防着一个。对于我们以及百姓来说，是在过和平的日子，对于毛主席来说，一定程度上他仍处在战争环境之中，就像置沈阳、长春于不顾而打锦州一样，同时随时准备对付沈阳长春之敌，他老人家一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程主任带着理解的样子点点头。他觉得他的话说得大了些，他是一天兵也没有当过的，何必多谈兵，于是把话题往回收缩，问，最近运动情况怎样？

程主任说，各方面秩序好了些。相对来说，运动回到正常轨道上、比较实事求是了，乱写领导大字报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这样做的人现在遭到群众批判。

他说，我听我孩子讲，市一中有个教师自杀了。程主任说，那是精神失常。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别人反党，怎么能成为他自杀的理由呢？当别人说他反党时，别人并没有自杀。怎么他说别人反党，他就要自杀呢？这不合乎逻辑。即使别人冤枉他反党，他反过来说“是你们反党”，他也没有必要自杀呀，这能证明什么呢？要证明别人反党，要证明自己清白，就需要自杀吗？如果说是害怕戴反党的帽子，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戴上一个大帽子，看来不算稀奇了，现在真是大帽子满天飞，群众每个人都能给别人扣大帽子，也都可能被别人扣上一个大帽子，但都不是组织的结论，即使是组织的结论，如果错了，以后也可以甄别呀。他本人就写了大字报，给蔡校长戴了不止一个很大的大帽子，蔡校长也没有自杀；别人反过来给他把大帽子戴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戴起来呢，只是说了一下、吓了他一下，他就自杀了，这算是什么革命者？公安局给他定性为精神失常，我表示同意。不这样定，又哪样定呢？他在写校长大字报时，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当时他是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英雄，就连自己出身资本家、父亲还在拿定息，也不加考虑了，也在想象中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出身论”是不对的嘛，没想到后来一下子被说成反党分子，所以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想象自己全盘皆输、不能活了，但在登上死亡之路的时候，还要充一下英雄，甚至可以说是装扮一下英雄，所以写下了五个字作为遗书，他不但在英雄般的悲愤中死去，还要人们在他死后真的把他想象成英雄。他的精神病可以命名为得了“英雄狂”，至死都在妄想中把自己当作当英雄，至少，也是一个正面人物。这也说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触及灵魂，把最深处的东西就这样给触出来了。当然，我们一向提倡做革命英雄、做正面人物，但同一棵树上在结出正常果实之外，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歪果子、带病害的苦果子，也不算奇怪。不过，果子跟人还不一样，人有灵魂，有主观选择，而果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事情定性为精神病，确实说得通，他的遗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为这事，我甚至在家里找出一本精神病学来看了一遍。

程主任一口气这样说下来，他感到很有意思。程主任说，当然，也会有人不这样看。但如果讲他是受了迫害，那么他有没有迫害校长呢？是他要搞倒校长在前，别人反击他在后，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当然，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培养起来的，我们的教育从小学起国家就要用钱，简直是用国家的钱堆起来的，到头来就这样年纪轻轻的死了，对国家人民贡献何在？确实是很可惜、很不应该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还有点问题，对于“英雄教育”，对于怎样做“正面人物”，还欠缺正确的指导，应当建立比较正确的英雄人物观、正面人物观，生理学里面要加进精神病学的初级内容，要编写专门教材。所以……

程主任忽然停住不说了。他问，“所以”什么？程主任说，所以……当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人民内部时，人们一方面要当英雄，另一方面怕当狗熊，都要做正面的，怕成为反面的，怕成为最后的“百分之五”，这也是产生大帽子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只要大帽子落到别人头上，那个预定要打击的“百分之五”够数了，自己大约就没事了。反党啊，右派啊，反革命啊，反动分子啊，这些大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吃不消，但拿来压在别人头上，看着别人头上戴上了大帽子，不管那是不是恰当的，自己好像都无所谓，暗自庆幸，可能还幸灾乐祸。这涉及世风世道问题。谁都希望自己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至于无情的急风暴雨、污泥浊水，都落到别人身上去吧。可什么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往往并不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斗倒我，我就斗倒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自己先把可怕的鬼脸子戴起来好把别人吓走、吓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就会像这个青年教师，今天唯我独革不可一世，明天一片黑暗活不下去，临死还要充一个大英雄和正面人物……我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有毒的东西，四处蔓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社会心理，看不见，感得到，挡不住，抗不了，跟着跑，在无形中渐渐地、迅速地笼罩一切、裹挟一切，毒化人们的灵魂，大家都变得不正常，眼睛都红了，神经都紧张得绷起来，随时准备像阿Q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下缩起脑袋，但一定情况下也随时能像阿Q一样去欺负小D、小尼姑一类的更弱者。有的人可能会变得像狼一样咬下你一块肉来。如果运动这样下去，或者说受到这种影响，那就会像瘟疫蔓延、极其危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混战，造成群众性的精神不正常。照这样下去，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能说我们不可以搞运动，但从我们历来搞过的一些运动看，这种顺风跑、乱紧张、出怪事的现象必然会有，只是程度不等，为害也不同。这次运动这么大，这个问题一出现就很严重，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百倍几万倍，如果让它控制了人的头脑，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看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错是不错，但代价会很大，什么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而等到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不对、吸取到教训、自己教育了自己，那后果必然已经是很严重、很惨重了。我这样说也许是一叶障目、杞人忧天，也许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把身上的病毒引发出来、生一场大病，才能健康。我说不清……

他点点头，说，你说得真是深有道理，我们应该尽量做好我们的工作，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程主任说，虽然目前情况总的比前一阵好，但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他说，怎么不能呢？程主任于是说，这次“打反”，可能对运动的某些方面起到震慑作用，但我想，虽然“有反必肃”，但如何把握，大约需要特别地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在运动中“打反”，不是平常的“打反”，我们不能孤立地、常规性地处理问题。程主任也有这一考虑，增加了他想对老宗有所进言以至有所纠正的信心。

那天晚上，他对王雪说，你这个局党委书记，也有好些时不向我汇报工作了。王雪说，一来我想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有些问题确实越想越复杂，二来，这向时你对我这个下级视而不见，我成了你的盲点。王雪的讽刺让他笑了起来。王雪一向认为他“笑起来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他说，好吧，盲点现在变成聚焦了，就听你说说吧。

原来，那次全市干部大会之后，卫生系统就行动起来，用不着她这个党委书记的布置，也用不着向她报告。是谁在指挥呢，她看不见，也不好问。可能本来就只是上下的一种默契，你根本无法说是谁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当然是在亭州医院。锅炉工小钱被公安局拘留。小钱平时练石锁、举石担，拳脚有功。虽然王家山是投水自尽，但法医验出他身上有好几处挨过拳打脚踢留下的青斑，从时间上说，就是在挨批斗时落下的，有群众检举揭发打王家山时小钱很突出，小钱如果给你一拳一脚，确实不同一般。小钱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双手沾有我军鲜血，在肃反运动中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我方镇压，小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另外，医院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都是针对妇产科医生秦川的，“勒令”他交待与劳改犯乔丽“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秦川“一手策划”了王家山事件。不但有大字报，还有批斗行动，秦川脸上被打肿、小腿骨折。有个妇女难产，没有人能解决，结果由两个护士扶着秦川接生。秦川宿舍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向秦川之妻小刘“喊话”，说她是受了秦川的“感情欺骗”。另有一份大字报更为独特，说“秦川思想意识极坏，见到好看的产妇，就给认真检查，而对不好看的产妇，就敷衍了事”，这样臭的大字报，不知出于哪一位医护人员之手，真是令人作呕！

王雪说罢，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气愤地瞪着他，好像他也得对这种混账大字报负有责任似的。他忍不住“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一样又放肆又胆怯似的笑了起来。

王雪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在卫生局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几天来，她就没有看到局长、副局长。一般干部对她也有一种回避，好像怕跟她说话。她到医院去，也找不到医院的领导。她只好自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拦住个把认识的人做交谈，以便了解情况。她得出一个结论，问题就在市里的那次干部大会，好像到处都知道杨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群众闹事、干部自杀，甚至还有人说，杨书记马上就要调走了。他问，那么，干部们一般认为，我是支持学生、支持造反的吗？

是这样！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这样冷淡，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动用专政机关，该镇压的镇压，让一些人缩缩魂，多数干部都不反对这样做。

他不由得吃惊，怎么想到“镇压”这个词呢？他故意“引导”说，任何时候都是“有反必肃”的呀。王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时候”，但不是“任何时候”，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搞“有反必肃”？

王雪说的道理跟老程是一致的。但他必须说服王雪至少要放“策略”一些。他说，你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也时刻都在观察之中，必要时我将会请示地委书记，但尽量不要惊动地委，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好问题。地委有地委的麻烦，他们负有七县二市的责任，加上荷州有三所大学，工作量可想而知。地委书记因为极度疲倦已经住进医院了，我相信不是装病，是真的累坏了。对于亭州当前的矛盾，不要急于下结论，我其实是在等待，到我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常委会上我要摆出我的立场观点，但也不是一点委婉都不需要。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这样直言不讳，要沉默，要含蓄，要留有余地，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王雪仰面望着他，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不会在外面这样说话的。我还要劝你，别忙着阻止老宗，也别忙在常委会上说什么，要让矛盾有更充分的暴露，到底他们“打反”是怎样打的，打出什么结果来，他们让群众斗群众是怎样斗的，斗出什么结果来，那时再说话，也可能那时不用你说话，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教训。确实，单有光明磊落还不行，有时还是要来一点深藏不露。我是完全赞成你、理解你的，我不希望你像我这样身上老是有一团火似的。我现在感到我这个人有点像赤发鬼牛唐，他那个红头发，就象征着他整个的人是在熊熊燃烧、火焰往上直窜。我们只知道外国人有红头发，想不到我们的《水浒》上就写过我们中国人的红头发，而且还这样有象征性。反正我这向时确实避免跟你说话，怕影响你。

他欣慰地点点头。在这样复杂情况下，如果王雪跟他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这样好的沟通、协调，那也是一种麻烦。他有心想跟王雪讨论一下《五·七指示》，他萌生了到一个山青水秀之处当农夫的想法，但他随即熄灭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况且这一幻想简直是用不正确、不严肃的态度对待了《五·七指示》。

办公室给他送来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件，拆看一看，写信人竟然是高均。死鬼会给他写信吗？这真让他吃了一惊，手都颤抖了一下。但这封信定然是高均生前在北京寄出的。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一贯向党靠拢，认真改造自己，所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经过考虑，我义无反顾、积极投身运动，经受革命的洗礼。我有私心杂念，但我投身运动的善良动机是真诚的。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蔡美凤，利用职位，盗用党的名义，依靠一伙亲信，欺骗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贴她大字报的人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分子，并且指使学生整人打人，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逼我交待语文组是哪些人一起策划写她大字报的。大部份师生敢怒而不敢言，我气愤不过，只身一人到了北京，为的是看一看革命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我没有请假，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这是我不对，在这封信中，我先向党做个检讨。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革命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更觉得蔡美凤确有问题、并且是严重的。本来我们语文组几个教师已经商量好了，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蔡美凤平时如何离开党的正确路线、运动期间又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蔡美凤指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我父亲所在公司的职工，合在一起，突然袭击抄了我的家，把我写好的初稿搜走了。但我头脑中的东西是搜不走的，现在我将蔡美凤主要问题列个提纲寄上，请市委看看蔡美凤是《十六条》所列干部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

高均所列蔡美凤问题，平时的错误有七条：全民的建党路线；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抵制毛泽东思想；虚报成绩欺骗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教育路线；教学工作紊乱；丧失立场。运动中的错误有五条：不许别人写她和她的亲信的大字报；从不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开秘密会议布置揪人斗人，亲自指挥学生打人；大量抛出历史档案材料和教师集训期间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引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斗教师，至今被斗教师已有二十多人，都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二名老教师自杀身亡；提出保卫党支部的口号，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保护她自己。高均在信中问道：让蔡美凤这样一手遮天下去，我校运动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开展？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怎样能进行下去？

高均的信，政治水平不算高，言语有幼稚之处，所揭发问题也可能存在夸张不确之处，但总的还是反映了该校平时的和文革的情况，有一定真实性。从高均所说，可以透视到学校作为一个单位会有的一些普遍矛盾，蔡美凤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会有的缺点、错误，还有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他觉得他还不便直接去调查处理市一中的问题，他还是尽可能静观下去，到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但老宗不让他静观了，而是让秘书来请示他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一举动本身让他感到不寻常，却促使他更抱一种虚心的态度，打算到会上多多倾听，力求汲收老宗的正确想法、集中大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来丰富、以至调整自己的思想。他在主持会议时，对于这一点，开宗明义诚恳地作了表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家畅所欲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老宗的“头炮”也就打出来了。老宗说，我需要向书记和常委会报告我手上的有关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请示和决定一些事情。在上次干部大会之后，在各级干部和革命左派力量的努力下，运动形势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恢复到各学校按班级集中，教师按教研组集中。有了秩序的恢复，才能有思想的整顿。但整顿还没有达到更为公开、更为理直气壮的程度，群众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那些不安定的危险的分子，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再起来“造反”。我们还要作好运动可能有反复的准备。各个学校在前一阵浪潮当中的一些急先锋、为头的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在群众批判的压力下写出了自我检查，用大字报张贴出来，白纸黑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有个别比较顽固的，比如医校造反学生头头史宏就跑到北京去了，还留下了所谓一封公开信，说什么“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目前，医校正在组织对这封反动信件的批判。现在的反动跟从前不同，现在的反动有时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上次常委会上我已报告过社会上出现一些反标的事情，那是直接暴露无遗的反动。这些反标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一部份，已将作案人员抓捕在押。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的老兵，是有潜伏任务的，但以前十几年未有任何行动，现在以为有机可乘了，暗中书写反标两条。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工人、一个社会闲杂人员。另有一名海外派遣特务，携有电台，以前是暗中监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出发，这次也抓了起来。上次常委会上决定拘留的医校历史反革命教师郁平，已经按照会上的决定，尽量不发生惊动，实行拘留。亭州医院的锅炉工钱某，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其父在肃反中被我方镇压，该人在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事件中实施严重阶级报复，予以逮捕。另外医校有一个犯流氓罪的学生，本来考虑暂时不抓，但他是闹静坐的学生头头之一，这样的人混在学生队伍里，会继续煽动闹事，以掩盖他自己，所以还是及时抓起来为宜，也让多数天真单纯的学生好好地惊一惊、想一想。另外还有专门说反动话的疯子，这种人就不能看作是疯子，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话，专说别人不敢说的反动话呢？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万岁，他偏说打倒，但他从来就不说打倒他自己，也没有说他自己万岁，说明他其实不疯，是装疯。凭这个人说的那么多反动话，把他敲掉十回都够了。老宗把手中材料举了一举，以上所说，都是证据确凿、材料在手，请大家过目。

大家看了下来。材料确实是齐备的，有审讯笔录，有每个人的照片，反标也拍有照片，被认为书写反标的人都被收有本人笔迹，有刑侦方面的检验认定，还有犯罪人员自己写的坦白交待。锅炉工钱某也写有坦白书，另有群众对他的检举揭发。关于疯子，有多个群众的证词，有的是文革以前的，有的是现在的。老宗说，对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公安机关负责。现在我作为分管常委，提请常委会研究、批准处理。

老宗言罢，大家都不则声，自然是等他开口了。

他对老宗说，工作是你具体抓的，你考虑得比较多，你再讲讲，然后大家讨论。

老宗说，行。对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内部会有人理解成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等，这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在人民外部，在阶级敌人理解起来，就会当成一次他们进攻的好机会，趁机捣乱。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直到把我们共产党闹下台。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外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无形的联系。阶级敌人为人民内部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叫好拍手，人民内部的坏人坏事无政府主义为阶级敌人提供搞破坏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阶级敌人抓起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教育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收敛收敛。否则，让他们的极端民主化泛滥成灾，同时各种阶级敌人又这样趁机捣乱，彼此呼应、两下合流，而我们不闻不问，不干涉，不反击，那就还有大事要出，不但文化大革命要遭破坏，而且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这次抓捕的一些人，有的本来就在人民外部，有的是从人民内部堕落下去的。市一中那个学生，出身干部家庭，但父母都远在江西省，亭州这里只有一个管不了他的姑老太，不知怎么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长期以来就处在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平时什么话都敢说，生活上臘里臘塌，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本来，学生的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现行反革命问题除外，《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考虑再三，才同意公安局拘捕这个学生。那个女店员，平时对现实不满，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被那个派遣特务拖下了泥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是社会渣滓，房子有两小间带一个小院，从大门口开始，到睡的床边上，全是他捡来的垃圾，外面的人要进去，脚都没处伸。他身上的衣服也像一堆垃圾，用垃圾布粗针大线的往上加。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样的人也乱写乱画，真是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都出世了。也有人以为他是精神不正常，但从他写的反标说明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跟那个疯子一样，是对我们深怀刻骨仇恨。经查明，这个人是旧社会官僚子弟，而且还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可他就是不想为新社会服务，宁可把自己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给你新社会抹黑现丑，发泄对人民政权的不满。至于医院锅炉工钱某，对我们的干部实行阶级报复，是有目共睹，也有法医的检验报告为证。所以，我认为，对抓起来的这批人，郁平除外，一是要公开处理，二是要抓紧处理，其中有二到三人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这必将对运动健康开展产生重要影响。

老魏说，我同意老宗的汇报和意见，要抓紧处理这批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枪一响，就会冷静下来。老李说，我同意，这可以对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分子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但也要防止引起另外的一种效果和说法，我们在出的《布告》的语言上，要照顾到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

除了不在家的朱市长，底下该是宣传部长老黄表态了。

老黄说，抓起来的这些人，郁平之外，除了以归国华侨身份做掩护的特务是很明显的一个敌人，必须依法惩处，其余的人，本来都在人民内部，即使那个在剧场里打扫厕所的老头，有一定历史问题，也还不是管制分子，至于说他是潜伏特务，实际上没有证据。那个社会闲杂人员，平时行为虽然古怪，但对社会不曾有过危害。那个茶叶店的女店员，说她被吸收为特务，也没有根据。那个华侨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钱，又爱好社交娱乐，朋友较多，有男有女，不能说跟他有接触的就会被吸收为特务，这也要有证据才行。两个学生，一个是反标问题，一个是流氓问题。这些反标的照片我都看了，是反标，是应该追查，但说实话，我对照了一下抓来的这些人的笔迹，都很难说一定就是写反标的人。说那个检垃圾的人是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只是老百姓的一种传说。公安局找不到他平时或从前写的字，说那条反标属于他。我不知道凭这些材料怎样就能认定了这些人是作案者，我也不敢相信抓来的这些人里面连一个写反标的都不是，我简直感到很糊涂。我也犹豫，我是不是太多虑了？但我既有疑惑就该说出来。也许我确实是糊涂了。还有那个锅炉工，也是证据不足的，批斗王家山时一片混乱，你能说有哪几拳哪一脚算是他的呢？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方镇压的，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功夫，就说是他怎样怎样。这种阶级论，这种论断，我看过于简单。另外，从那个华侨自我交待看，他虽然藏有电台，但他这个特务不是政治特务，是受雇于外国公司专门收集经济情报的，对这个人的处理，最好还是请示一下上级有关部门。此外就是那个疯子，我也见过这个人的，确实是个疯子，什么脏东西都吃，站在街头痴痴呆呆的，还流着口水。考虑到群众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处理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一枪打掉很简单，但带来的问题可能很复杂。

老黄说过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他把材料推给坐在右边的老李，说，大家是不是再仔细看一看？老李把材料慢慢推回给他，说，我们又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职能部门报送的材料研究问题的处理。如果有疑问，可以发还职能部门，让他们重新鉴定、继续侦查，请上级部门帮着做鉴定也行。老魏说，我认为材料不会有问题，公安局那么多同志不是吃干饭的，有的老公安已经是专家了，还有老宗这向时一直亲自坐镇抓这件事。

老黄说，相信材料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不能凭“相信”二字办事。对老宗、对公安局的同志，我也相信，但研究人命关天的事情确实不能光是这样说。我们应当考虑同志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对这些人定案要准。另外，退一步说，即使这几个工人学生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要跟这个归国华侨特务、还有说反动话的疯子、打扫厕所的国民党老兵这些人放在一起，搞一个“打反、镇压”？在方式上、时机上也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群众也不会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你在《布告》上怎么说要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可以搁一搁、缓一缓，把材料发还公安局，一方面再过细鉴定，保证不出错，一方面继续进行侦查，有些事情还有待请示。那两个学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确定，那就坚决地尽快地释放回去，还要跟学校里讲清楚，情况不写进档案，不影响前途和进步。

他这时的思绪却飘移开去，似乎想从眼前的争执高高地远远地超越出去。眼前情况很清楚，老宗是要借助“打反”，晓谕骚动的造反的人们，以进一步控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有一种“铁腕”的精神，其支持者有老魏。老黄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正力求抓住破绽以挫败老宗的计划，老李算是老黄的半个支持者，但也不一定就反对老宗。现在就剩下他没有表态，他主要一面是倾向于老黄的，这一票投下去，老宗的计划就挫败了。从市一中高均自杀的情况看，这个“打反”一搞，形势还会更加“向右转”，可能会带来更大问题。但他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加以反对，他怕伤了老宗的和气，也怕在常委班子里形成明显的两派，这样是很不利的。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给人以造反派的支持者的印象，他觉得所谓革命造反以及对革命造反的支持，有些很难收手的问题潜在着，他不能把自己卷到这里面去，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群众起来造反，是能够理解的，他对已经见到过的造反者们也总是和颜悦色、待之以礼的，但他终归很难把自己无保留地卷进去，他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如果不顾及这样的另一面，也是违背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自己简单化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幼稚者或政治投机者了。他虽然很觉得一种痛苦和为难，但他无法硬行改变自己，无法把一个复杂的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让他自我告诫，不必那样急着要跟上什么似的，也不必那样急着要反对什么似的。暂且这样兼顾问题的两面，不左也不右，不前也不后，还能过得下去。他就让自己这样守住“中道”，尽力而为吧。要学那解牛的庖丁，“以无厚入有间”，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他已经捕捉到那个“有间”了，但还得让老宗再说一说。这时老宗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眼睛朝老黄射出一种藏有杀机的寒光，老黄先是一惊，接着腰好像挺了一挺，用自己的目光无畏地迎向老宗的目光。二人虽然对面坐着未动，实际上却这样无声地“斗”了一下，他好像听到空中有宝剑交锋的“嚓”的一声，这种想象出于他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峨嵋剑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

老宗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仍看着老黄。接着松驰下来，面呈笑容，放下茶杯，说，黄部长的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首先要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当前的运动？我们这样“打反”，对运动的哪方面有利、哪方面无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前提不确定，这些人可以暂不处理，即使那个华侨特务，我们虽然早就晓得他是特务，不还是一直让他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过着的吗？而且还让他在小小亭州活得像个社会名流呢。如果常委会对于现在开展一次“打反”有较大分歧，我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天塌不下来。

老宗的话嘎然而止。他注意到，老黄脸上有点僵住，但还是能够很镇静的。老宗虽不是针对老黄而言，至少却是在老黄面前炫耀了一种威权，甚至暗含一种威胁，体现着一种很绝对的权力，即生杀大权。老宗的位置一直在这个权力上，而老黄则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安排到这种岗位上。作为宣传部长，老黄也是文人，并且老黄被认为是亭州的才子，工人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有时老黄也去跳几圈的，“活得像个社会名流”一类的话，也就好像擦了老黄的边儿，耍弄了他一下。老魏老李不则声，装得一点也没有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一切就看他说什么了。

他已经捕捉到了“有间”，也就是当前情境和事理中的一种空隙，他可以像“游刃”一样从中穿过去。他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飞越，“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而觉得眼前的争执虽是存在的，却已经是不合理、不足畏、挥之即去的了。

胸有成竹的他，从从容容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说，这个“有反必肃”的“反”和“肃”，都会跟一定政治形势发生联系，这个“有”和这个“必”，是一来一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安局同志的努力，充分肯定宗市长所抓的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怀疑这一点，那是错误的。至于笔迹材料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是个技术问题，可作进一步鉴定，对反标继续侦查，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认为这都不成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我们对中央精神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就是说，“反”和“肃”和“政治”，这三者是有联系的，中央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力求排除这种联系，暂时把它搁置在一边。这体现了一种高超的哲学态度。我这话的根据，就在《十六条》，还有5月16日《通知》。这是政治策略上的根据。理论上哲学上的根据也有，就是毛主席的《矛盾论》。事物和斗争有方方面面，有大大小小，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当前的重点和将来的重点，一切又都是互相转化、有所上升有所下降、有所向前有所后退。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恰恰不必从运动的方面来联系追查反标和抓人的事情。我们的某种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这叫缩小外延、就事论事。

第二层要说的意思，比较抽象一些。就是说，我们大家的思想，能不能从眼前跳出去。我们观看事物，有时需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文件，负起我们这一级组织的责任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展政治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发出的号召，最后就是归结到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然如此，我们在某些方面就不能过于就事论事，要力求站得更高一点，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牢牢记住中央指出的这个总目的，而不要让眼前的东西纠缠住我们。

所以，从这个根本上说，眼前的许多事情，包括引起的许多不同意见，一方面是有它的意义的，需要处理好，另一方面又都是过眼云烟，是为将来的新的局面作准备的。我们在策略上，就要考虑如何既合现在之理，又合将来之理，力求以将来的某种合理性来引导我们、也引导群众。对目前某种合理性的强调，同时就可能突出了其中的不合理性而带来不好的后果，这就是辩证法所应当看到的。这样，就要我们在某种节奏、某种强度上，做到不紧不松、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出问题。

前一阵出现干部自杀的现象，这一阵出现群众自杀的现象，都是不行的，这就说明着合理之中的不合理在起作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算到家。什么叫“到家”？就是“中道”，站在当中想一想。但当然，我们又不能反过来因为防止和纠正不合理，而把合理的也否定了，那就又不到家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和做到的科学态度，这甚至有点微妙，但不是神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微妙的把握，叫做“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尽量不要纠缠到矛盾里去，永远掌握主动权。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完全超越眼前现实是不可能的，你毕竟还是处在这个“环中”，四周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纠缠进去，就使自己越出“环中”，卡住，转不动了，或者被某一方面拽过去了，进入了四周的大循环，那是苦海无边。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甚至也可说是性命相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刚才大家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都有价值，表面上有冲突，实际上可以综合起来，而且应该和必须综合起来，使我们全体行动一致，退守“环中”的有利位置。敲山震虎是有道理的，不要挫折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有道理的，都要考虑到。落实到具体，我就是个骑墙派。

我的意见是：案子继续查，既不大张旗鼓，也不立即就办，而是箭搁弦上，引而不发，跃如也。对已经抓起来的人，那个派遣特务不放，留待以后处理；那个捡垃圾的社会闲杂人员，还是当精神不正常的人处理为好，放他回家，依靠群众，继续观察；那个冲厕所的国民党老兵，其笔迹要特别再对照，如果嫌疑较大，就关押着，暂不释放，如果嫌疑不算很大，就放回去，交给单位，加强监视，谅他也没有能量做坏事；其余的学生、工人，都放回去。在释放时，对他们每个人说什么，对每个人所在单位说什么，都要从有利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考虑。那个说反动话的疯子，究竟是个疯子呢，还是装疯？好像很难判断。我认为，要基本判断他是一个疯子，这是群众多年以来所公认的，我们为什么不认？但他为什么偏偏说反动话，不说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头脑里有一根筋是反的。你说烧饼好吃，不能丢到茅坑里去，他一听，偏要丢到茅坑里去；你说狗屎这东西不好吃，他一听，偏要拿起来吃。大家这样说，他偏要那样说，其实他并不是有什么反动思想，他只是有个不健全的脑子，乱七八糟、混乱无序，其实没有思想。对这样特殊的疯子，怎么办？还是不要当反革命处理，要不然不得人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家里是有人的，要把责任给他家里的人，让他们把他看在家里，不要放出来。至于怎样才看得住，派出所可以给一些帮助。这样的处理，刚才大家都说到过，老宗也有原则的灵活的意见，现在我加以综合。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就请老宗做好公安局同志的思想工作，第一，肯定他们、感谢他们，第二，向他们说明问题的复杂性。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

这时，他是有把握的，但也做好了以三票（黄、李、杨）对两票（宗、魏）通过的思想准备。他所说的那些具体的和抽象的道理，归根结底，是不同意老宗这个“打反”行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得准备老宗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不可能向老宗让步，他的意见已经既委婉又明朗地摆出来了。时间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好久，常委们都沉默着，而他静等。他慢慢地抽了一口烟，他看到，老李第一个举起手来，老魏第二个，老宗第三个，老黄第四个。他的心放了下来，也举了一下手。他满意地注意到，老宗是第三个举起手来的，老黄是延迟到第四个举手的。

他说，行，这个重大问题，常委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的态度我都很欣赏、敬佩，说明我们也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说明同志们的水平是很高的。案件问题依然存在，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月之后再谈。我重点要对老宗表示感谢，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他的负责精神。他这次所准备的“打反”工作，没有白做，是我们总体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把弦上之箭有力射出去的那么一天！

最后一言，使大家笑了起来。

老宗说，杨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说一些情况。这几个工人、学生，虽然放掉，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收获，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审讯时我亲自在场，那个工人承认，他趁乱用拳头打王院长时，心中确实有着很痛快的感觉，而且他是运了功打出去的。他说溜了嘴，说好像报了仇一样。问他报什么仇？他又不敢说。他能报什么仇呢？他为什么不敢说呢？不就是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掉的吗？医校那个学生头头，问他怎么当上学生头头的？他承认，虽然头头是大家推选、大家同意的，但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愿望，自己的眼神态度，也向群众表达了这种愿望。那么他为什么要当这样的头头呢？不是也有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兴趣吗？他说是为了逞英雄。为什么要逞英雄呢？他说他并不是要在男同学眼中逞英雄，主要是想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又问：难道只是逞一下英雄就够了吗？他回答说，如果当了左派，革命胜利之后，就能把他所想的女同学娶来做老婆。常委们“扑哧”笑了起来。老宗说，我们并没有诱逼他这样说，这都是他自己要这样回答的。问他：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骗我们吧？他说确实是最内心的东西。其实，他内心的东西一定还不止这一点，但只要他承认了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何必再问他？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流氓犯罪呢？这个他矢口否认，但承认心里有流氓念头。你们说，这些回答是真实的吗？我看至少有几分真实，或者是用这几分真实来掩盖更深更坏的事实。一个中学生能说出这些来，哪怕是能编出这些来，也还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总之，这就是某一个造反英雄的灵魂，而且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我说嘛，哪有口号上喊的那么崇高！我看，凡是出头的人，十有八九内心有这些不干净的、以求一逞的东西！闹静坐时，这个学生是参加谈判的，也可以说当时我就把他看出来了！今天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点，这次就把他们放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灵魂深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打着革命旗号来推翻了我们。东海龙王那么老的资格，败在小哪叱的手里总之不好！虽然是神话，也是历史教训，作家不是凭空瞎写的，只不过他反过来站在小哪叱的立场，那是文学的需要。至于那个女店员，也并没有完全抓错她，她承认跟那个华侨是有所谓最密切关系的，她梦想那个华侨有一天能带她到海外去过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在实际上，她已经是特务外围。总之我们抓起来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散会了，常委们走出会议室，他喊道，老宗。但老宗却只是掉过头来对他举了一下手，就在门口消失了。他的意思，是要跟老宗进一步沟通思想，因为老宗要求召开的这个会，不但没有实现老宗原先的意图，实际上反而被他否定了，不管他说得多么婉转，而且让老宗最后讲了那么一大通，老宗肚子里还是会有个不痛快。另外，对于运动如何指导，他也想跟老宗谈一谈。没想到老宗却这样拒绝了他，好像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这是因为理解了呢，还是因为不理解？从表面的神情看，老宗并无不快。但老宗的拒绝，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书记是常委一班人的班长，做为一个常委，书记有话要跟你说，你怎么掉头走了呢？好像因为外面是一个造反的时代，影响到内部也有点随便起来了。但何必让这么一点阴影留在心头呢？何必计较呢？他调整了一下心情，不留芥蒂，收拾起桌上的香烟火柴，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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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小刘医生，让她多么羡慕啊。她一进妇产科就注意到了小刘医生。那是一个刚离大学门、国家分配来的姑娘。青春，希望，活泼，可爱，幸福，什么都有，在小刘身上闪闪发光，没有人不从心里喜欢小刘，她也一样。但小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的黯淡，不幸，失败，让她自惭形秽。她也曾经这样鲜嫩，纯洁，充满未来，可是像什么似的被她弄丢了、被鬼抢走了，再也不会拥有了。小刘的本钱还在手中，一分一毫也没有动。她对小刘是眼红了，但那是什么都换取不来的，抢也抢不来，偷也偷不来，青春属于人的只有一次，你只有愧，只有悔，只有恨！

小刘也注意到了她。在小刘眼中，她大约就像鲜花眼中的残花败柳吧？小刘对她固然也流露有同情，但同情也就意味着一种认识，她成了一个只值得引以为鉴的失败的女人。小刘一定把从她身上得到的人生教训暗暗记取在心。她多么爱这个姑娘，就像爱着自己的过去，可是，她似乎却希望不好的命运同样降临于小刘，让这个姑娘就在她眼前尝尝不幸的滋味,使她立即得到一个相同命运、互相同情的伙伴！

当她看出小刘医生向英俊的秦川医生暗暗送去爱情的秋波时，她更强烈感到自己过来人的身份，有一落千丈之感。小刘23岁，正好是她结婚那年的岁数，小刘的一切正在开始，而她的却过去了。她还注意到秦川医生是28岁，这差不多是郁平结婚那年的岁数。她其实比小刘只大三岁，而且她比秦川还小两岁，可是在她自己的心理上，以及在人们的眼中，她好像比小刘、秦川都年长一辈似的，这真是奇怪！

小小的妇产科，人员不多，小刘和秦川好像彼此无可回避，非得谈起恋爱来不可似的。妇产科里有一种氛围，像适当的温度一样，情意绵绵，促成着这件事的成功。人们，特别是妇产科的人们，好像乐于看到一对青年在他们眼前恋爱和结为夫妇。可是她却在自己心里发现了相反的东西，她倒是在希望小刘与秦川的事情不成功！她暗暗高兴地看出秦川对小刘并不热情，那柳叶似的聪明的眼，却常常朝她有着幽幽的一瞥。

下班之后，她到托儿所抱了孩子，走向她的小屋，像往下坡走一样进一步走进她的冰冷寂寞的现实中。她想起在妇产科她对小刘的种种无理的妒恨，那样地翻江倒海似的，醋得心头酸酸辣辣，就感到惭愧，可耻，可悲。她憎恶自己，憎恶隐藏在她的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要有那些卑鄙的心理？这样地克服着，有时心中是好了一些。可是在每日上班朝着医院一步步走去的路上，心里面就又故态复萌了，另一个自我也就像上班一样来到她的心头。她的内心活动如果暴露出来，人们将会对她何等鄙视，要对她发出怎样无情的嘲笑，也许会把她作为最可恨的女人赶走呢！连她自己都要对自己说，你滚出去！她只能竭力掩盖着、压抑着心里的一切，让自己神情淡漠，目光低垂。过去在家乡她就听说过，女人脸上不要有笑容，要像个冷美人，心里是冰冷的。她在妇产科就做到了这样。

怎么能怪她呢，可是也只能怪她……那天，她在洗手间洗她的口罩，秦川进来了，站到她的旁边，一边洗着手一边很镇静地对她说，给我一个时间，我有话要和你谈。她马上准确地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她如同触电一样跳开，恐惧万分，连连说着不行不行，可是她心里多么高兴，多么激动，感到多么不同寻常，她仿佛立即闻到了自己身上一股青春的气息，就连空气中也一下子充满了特殊的芬芳。她意识到她这样说“不行”，就已经暴露了她心里不能暴露的东西。可她决不是有意的，然而她又似乎是有意的，她是在玩弄“爱情”的诡计，并且这诡计在继续。她依然是冷面，但心里的另一个自我却抓住时机，利用她的大眼睛，向秦川暴露了她的渴望。她对自己多么不满，但她又感到了一种骄傲、甚至带着恶毒！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她也好像已经看到了成功的狂欢的一切！她确实是有两个相反的自我的，而且暗藏的比公开的更强。秦川神情严肃得可怕，那鲜艳丰润的嘴唇在发抖，那柳叶眼坚定明亮，很坚决地说，我会去找你！

秦川走了，她感到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分明知道有一种简直不敢去想的幸福正降临于她；有一种新的生活，她似乎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获得，就像伸手到桌上拿一只水果一样。可是她不能接受，也不配享有，那是不道德的，那对于她是很可耻的。她马上想到了她的现状，郁平和孩子，小刘，妇产科所有的人，甚至还想到来生孩子的妇女和她们的家属，她是被这一切规定了的一个人，她不是不希望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变，而是她决不可能通过得到秦川来改变一切，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能自欺欺人的！可是她的心里却就想着一切是可以的！

假如秦川未必是要追求她，而是要跟她谈工作上的或别的方面的事情，她是该为自己惊惶着连连说着不行不行的那种失态，那种把内心暴露无遗的虚弱的眼神，那种“爱情诡计”，而羞耻得无地自容的了！但她的心却在告诉她，不必往别的方面去想，刚才她对秦川直感到的一切是真实的，而她的失态其实正成了秦川所希望得到的一种回报和允诺！啊，难道她真的要重新开始了吗？她难道将真的将坠入情网，为自己获得一个秘密的情人？乃至一个公开的丈夫？她不敢去想，可是她分明在想。那么她是将要把自己弄得“臭不可闻也”的了？可是她似乎有自己应有的权利。她是她自己的，一个人应当永远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有感情的和生活的权利！何况她特别有着重新选择的理由！她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是郁平对不起她，是世界对不起她，她可没有做错什么！

然而，她知道，想是随便怎么想都可以，做却很难随便怎么做。她那稍稍放纵开来的思想，马上收敛了，这使她能够冷静地回到了办公室。可是她感到她的脸绷得多么紧，她的眼睛不敢看别人，就像做了一回贼似的。她感到小刘在看她，同事们在看她，好像刚才的一幕她们都知道、都猜到了，都对她鄙视、厌恶。她试着抬起头来，她看到的一切却是正常的，是她自己太心虚了。多么无地自容啊！

真是糟透了，不能这样下去，要坚决地丢开一切胡思乱想。她对自己要求着。但是，秦川刚才那感情冲动、意志坚决的样子，可怕而又可爱，她已经能感到秦川心里的、甚至身体上的一切，她是需要的，她焦渴地需要，她是抵挡不住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她有些绝望地问自己。答案却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不能！然而心里却又不甘，偏要往那里去想，说能、能、能！啊，她对自己真是害怕极了，她会做出丑事来的，多么恐惧，又多么向往啊！

一回到小屋，她就又抑制不住地陷入幻想。她和秦川进入了疯狂，无休无止地爱着，极大的满足，而又永不满足。她陷入了这种白日梦，身子都软了。她看到秦川抱起了她的孩子，那样毅然而勇敢，站在她的身边，把她接受为他的妻子，带着她和亮亮走进一所新居，在那里和她组成了一个合法的新的家庭，于是，她的一切重新开始了。她看到人们原谅了并且忘记了她的过去，而把她只看作秦川的妻子。她甚至可以跟秦川一起做一次工作调动，换一个城市，那就更好。她将不再受到歧视，重新获得了尊敬，又成了幸福而可爱的乔丽。下了班，秦川抱着孩子，她搂偎着秦川，一起往新居走去，她从人们脸上重新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那无言的深深的羡慕。

她恨不能马上实现这一切，但她却从绮梦中惊醒，回到她的冰冷而灰暗的现实。啊，难道她无须等待郁平了吗？她怎么这样容易就陷入别有所归的幻想的呢？可是，生活就像活跃的小溪流水哗哗地淌，无法静止，它把种种可能放到你的思想里面，让你心活，神思不定。她不但想到了离婚，而且想到了和秦川结合的可能，还从各个方面想象了这种幸福，甚至是无耻得很的。她对自己把头直摇，可是她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到那种心如止水的宁静呢？

可怜啊，只要秦川跟她说的是别的事，只要秦川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她好像就会绝望似的。她知道这都是发昏，可还是愿意冒着绝望的危险，越来越深地陷没在幻想之中，生怕失去这个幻想。在这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状况下，她出了乱子，她在给一个孕妇量血压时，竟然手忙脚乱把血压计给跌坏了。她的眼睛不听话地总是朝秦川看去。内在的那个无耻的她总是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干扰着正做着医生的她。她好像只是凭一点点理智在掌握着自己，而这一点点理智好像已经不够用了。有一个孕妇眼中充满爱意地对她说，乔医生，你脸上的颜色多好看啊，真是可以拿桃花相比呢，而且是清晨带露开放的桃花！她听了多么高兴，但她明白，她脸上这个好颜色，是她的血液正在体内可耻地燃烧！

不贞，守不住，像无情的大山一样从头上压下来！但是，她为什么要认定郁平的现实就是她必须遵从的现实呢？她为什么只能按照常规对她的要求去做，而不能按照她自己内心的要求去做呢？她没有一个女人的天生的那些权利吗？因此，那个雨天的晚上，当她心中煎熬地听着外面的雨声，盼望着，秦川也就真的给盼来了！简直是奇迹啊！

他放下雨伞，关上了门，这种勇敢和冷静就征服了她，她不知怎样就一下子偎依在了秦川的怀抱里，让他紧紧抱着她！连一句话都不曾要有！她发出了一声哭泣，全身不自主地颤抖。她的身子在秦川的抚慰下感到无限的需要。秦川吻着她，当她渴望得急迫、一切很自然地将发生的时候，她却突然清醒，她推开了秦川，惊慌着说，不能！尽管秦川控制住了他自己，那最惊心动魄的事情没有发生，她还是在一定界限下接受了秦川无休止的抱吻和抚爱。她软软的，其实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渴求煎熬着她，她几乎想松口说我要。后来，她抱紧了秦川，说，别动，抱紧我，我要死了。就那样，她一动不动地让秦川抱着，可以说是昏了过去。老实的秦川果然也就只是抱着她，没有非礼。冷酷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回到她的心中，让她逐渐苏醒、冷静，使她明白，她和秦川正在发生的关系，对于她，对于秦川，都潜伏着无数的危险！这危险就站在窗口、站在门外！她从秦川怀里挣扎出来，把秦川拉起，给他整好衣服，说，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很不好，很危险，你走吧，我不能害你，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路，你是纯洁的、有前途的，你应当好好的去找个人，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秦川表白着对她的爱情，说出无数坚决的话语，这些本来是她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却一句也不敢听下去了，她说，我现在是“分子”家属，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你没有必要走这条不好的路，真的不好。不可能了，你死了心吧！

秦川被她推到门外，站在雨中，可怜地望着她，她沉默着，只要她把这沉默多延长一会儿，他就会再跨进门来，而她也就不想再拒绝了。但她坚决地关上了门，又停了一会，听到了秦川在雨中离去的声音。她心里百感交集，多么后悔没有把秦川留下来啊！多么希望秦川又走回来！

喂！四防二保……！这沙哑粗浊的喊话声把她吓了一跳，好像是针对着她的，因为她刚才和秦川的那一出，算是什么呢？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做坏事！啊，如果被发现、被抓住，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双双被扭送到派出所去的。这就是人们平时神秘而有味地所说的捉奸。这就是社会。他们成了坏分子。那真是可怕极了！她再也不能让秦川到她这里来了，一定要让他断了这条路。

但是，她好像从此也就知道，她是能获得新的爱情，她也是能够爱别人的，并且能爱得很成熟很销魂。只要她同意，她就可以跟另外一个男人去爱，而且是秦川这样很好的还很纯洁的男人，去在爱中过往后的日子。她想，离开郁平这样一个“内定历史反革命”，社会应该是允许的。正如那个护士所说，她完全可以跟郁平离婚。她以前和郁平也有过热恋，她也曾被郁平像秦川这样抱吻抚爱过，还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她却又让秦川这样地抱吻抚爱过了，虽然适可而止，却体验到了更为狂热更为放肆的快乐。她以女子的软弱和信赖以及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依偎在秦川的怀里，她感受到秦川的手指在她身上细微的颤动和秦川忍耐着的巨大有力的爱欲！那时，郁平是可以被她忘却，可以当着并不存在的！这里有一条自然的无情的法则，干脆说，就是生物学的法则，男人们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甚至会在这条法则面前失去已经属于自己的女子，而女人呢，也永远服从着这同一条法则，或者属于某个男人，或者不属于某个男人，或者能离开某个男人而改属另一个男人。也许，道德想把人们从这里提高一些，跟生物学分离开来，于是给人们立出了许多规矩，可是那条法则却永远又自然又有力量，那些所谓的道德和规矩却反而是不讲理、不公正的！自然的力量将把郁平从她身边、从她心中，无情地去掉，而把另一个男人，就是秦川，甚至或许是别的一个，多情地、火热地送来，她不再作为一个“家属”干枯而阴郁地活着，她像桃花一样又鲜艳地开放了，于是熔化在狂爱之中，忘记一切而重新得到一切，又是那样滋润、可爱、活泼泼的！啊，这会是她不久的未来吗？这真是她面临的伸手可及的新的现实吗？

在那个雨夜后来漫长的时间里，她可怕地发现，她感觉不到，甚至不曾有过爱情！她不是和郁平热恋过吗？可是她发现，那是她的青春的幻想加上郁平当时具有的光辉，而更为真实的东西是没有的，像对秦川这样的、甚至于是无耻的赤裸的渴望，是没有的！如果郁平不出事，她就将那样以为她是生活在爱情里，同时也生活在道德里，以为她高贵而又幸福得不得了，以为她真实得不得了。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正是郁平出事，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自己！她从前真是肤浅啊！

可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否定，是为了有理由开始新的生活吗？不，她从来就不懂得、不了解、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她现在也未必就懂，她不要自欺欺人！她现在只是想摆脱她的很具体的困境罢了，她就像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想随手抓住什么来救出自己，她是害人精！对她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言，那简直令人作呕……

失败的生活把她的一切都玷污了，使她的一切都变了味，连同过去的生活在内。而在她有了失败的生活之后，她也就不配享有、不配懂得、不配考虑什么新的生活了，那只是一种思想混乱！她如果作为女人、作为这样卑污的女人而再失身于人，她将更惨，更为可耻、可悲，声名狼藉，什么也讲不清楚，不管这一失身对于她来说是多么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且有多么美丽的幻想！别人不会这样看你，社会就是社会，它已经把你从某种角度看死了！你内心的一切，对于社会来说，不存在！

她的心顿然地冷透，打了一个寒颤。她用毛巾使劲地擦嘴唇，好像可以把秦川的吻擦掉似的。但她一想起小刘，她的心情又不同了，她觉得自豪，她比小刘有魅力！她尽管生过孩子，岁数还大些，而且头顶笼罩着可怕的阴影，她还是比小刘有魅力！作为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资本，大大超过她对自己的了解。是的，她毕竟才26岁，这足以提高她多少的信心啊！她不能死守着自己的不幸，她应当看到生活，生活是热烈活泼、向着前方的，生活是流淌的溪水、江水，不是静止的一潭死水。她应当向人们证明，她并不只值得怜悯和唾弃，她并不是一堆垃圾，她仍然能够生活，她有权利生活，她仍然能够爱和被爱，而且是真正的和疯狂的、不为人知的幸福的那种爱！她应当感谢秦川，是他让她重新有了这样的信心，把她像熄灭的火焰一样又点燃了，使她又发现了并且证明了另一个依然鲜活的自己！在那个雨夜，她后来竟然带着近于幸福和很满意的感觉安然入睡，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第二天早上，她一进医院就遇到了人秘科长，她相当主动地高兴地向他问早，人秘科长诧异得睁大了眼，他不明白她的心情怎么突然地这么好，他不知道她的心里甚至在感谢他，如果不是他调动她的工作，她就不会这么接近到秦川，不可能发生亲密的关系！她甚至顺手摘了一朵小花凑到鼻子上，欣赏着那淡淡幽幽的清新和芬芳。她心情亢奋，步态有点轻浮地走向妇产科，想着如何把小花插在墨水瓶里。不过，她还是把小花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她得放老实点！她得满足人们对她这种人的看法和要求，不要触犯！

她成功地收敛了自己，无表情地走进办公室，走向她的位子。她觉得她受到了注视，好像大家都知道她和秦川接吻拥抱过了！她不敢朝小刘看，好像她偷窃了小刘。她也不敢朝秦川看，她既怕看到一个戴起面具来的秦川，更怕看到一个不知道掩饰秘密的秦川，也怕自己的眼睛会暴露昨天的秘密。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敢看，她怕看到人们正义的、鄙视的、责备的、以及种种猜疑的、追问的目光。她忽然心中有什么控制不住，她哭起来了！

她的四周立即站满了人，关心她，询问她，其中也有小刘的声音。她明白自己是精神有点失常了，她努力让自己恢复着，她连忙说没有事、我没有事。她站起来，离开位子，到洗手间去。大家给她让开了路，都同情地看着她。她虽然没有看任何一个人，但她注意到秦川就站在她的身旁。秦川公然地跟着她走进了洗手间，她不敢回头看，但她心里又感动又害怕。为什么？你怎么了？秦川站在她身后问她。她立即转过身，睁大了眼，可怕地望着秦川，恐惧地说，不要跟着我！秦川这才忽然明白了似的，立即离开了。啊，她对秦川似乎有了这种下命令的权利！

她决定不能在家里接待秦川。其实在家里时她早已决定了无数次。但好像出了家门、到了工作单位、走进人群之中，这才真正明白，她确实不敢在秦川这件事上面对社会！从洗手间出来，她就到孕妇们那里去，经过秦川面前时，她留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表情。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她给孕妇们量好了血压回办公室时看到，如同刚才大家围着她一样，现在都围着小刘了，却只有秦川除外，他若无其事地伏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东西。小刘正在伏案哭泣，肩膀哭得一动一动的。她才一进门，许多人就掉过头来看她，目光里大有责怪的意思，但又有点躲闪和含糊。她全明白了，小刘是观察到、敏感到什么，伤了一颗单恋的心了。而大家也都猜到了什么，自然就在心里责备她，认为她这样一个人，也来跟小刘争夺爱情，真是太不应该了，简直不要脸！而秦川在一旁装着不管闲事，其实也正受到众人无声的谴责，认为他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有前途的未婚男子，在纯洁年轻的小刘与污秽残败的乔丽之间，怎么竟然冷淡前者而追求后者的呢，真是太遗憾了，况且后者的丈夫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她是有夫之妇，这是在犯错误啊，要受到教育和处分的！

她进不得，退不得，只好装着什么也不明白，把手上的东西放下，就到洗手间去，哗哗地洗手。不想秦川却又跟了进来，而且把一只手大胆地放在她的肩上，说，我不管，我爱的是你！她真是魂飞魄散，她把秦川用力一推，斥责说，你疯了！不准走近我！她丢下秦川，赶紧走了出去，到托儿所抱了孩子，流泪，流泪，为她的不知所措的生活而流泪！

两个孕妇一齐进了产房，大家忙了起来。她也准备配合。主任却叫她守办公室。她愣住了，除下了口罩，呆呆的，就像祥林嫂得到了不准碰祝福的东西的指示一样。她的心沉了下去，因为这显然是主任防止她的在场，会影响秦川和小刘的工作，他们两个都是妇产科的主要人手，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在忙自己，没有看她，但主任的意思大家听着心里都明白。她和秦川这种似无若有的关系，简直等于迅速地得到了验证、并且公开了。人们对她的看法不会好了，一定把什么都怪到她的头上，说她在诱惑秦川。她到底是一个过来之人啊，而她的丈夫出事不过才两个月，她就“守不住”了，简直太不光彩！主任一定会找她谈心的，也会找秦川谈心。多么丢人，多么糟糕！

主任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到她的小屋去的，还带了给孩子吃的东西。这样四十多岁，洞察世事，人情练达的中年妇女，本来就令她敬畏，何况是主任呢。她一见到主任进门，就脆弱地流泪了。主任对她说了许多关心，安慰，鼓励的话，就像曾经在她心里的一样，对她的处境与心情了如指掌。在主任面前，她不由得感到自己不过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女孩。主任渐渐就说到：有些事，我知道不怪你，你的处境是尴尬的，但你的立场要稳。我这人并不封建，也不古板，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明天能做的，今天还不一定就能做，一点也不可以马虎。主任连秦川二字提也没有提，但句句都说的是关于秦川，她听得非常信服，她流下泪来。主任说，让时间来慢慢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吧！她的点头和哽咽表示着她是同意和接受主任的劝告的。主任说，我很喜欢你，也很同情你，我愿意关心你、帮助你。她的心被一阵触动，眼泪直流，主任也流泪了，她不知怎么就扑在了主任的怀里，主任陪着她哭了好久。啊，她等于像幼稚的小姑娘一样把什么都承认了！

随着夜晚降临，她怕了起来，她感到秦川会来的，她决心拒绝他，可是她又似乎在等待着他，好像有好多话要对秦川说。她实际上无力拒绝秦川！

果然，秦川来了，而她的门不知怎么竟是虚掩着的！

不！她只来得及说出这一个字，就被秦川紧紧地拥抱着并且吻紧了嘴，她软了下来，比饥渴的人接受食物和水还饥渴地接受了那火热的抱吻，她闭上了眼睛，让自己苟且和沉醉，但她还是把秦川推了开去，说，不行！

秦川低下了头，并且坐了下来，说，主任找过我了，我也知道现在是不行的，可是我不能看见你，又不能看不见你，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

她几乎想去安慰他，但她知道那是不可以的，她会和他一起滑进深渊！

我有家，有孩子。她说。

我要救你！秦川忽然站了起来，整个人都像放大了一样站在她的面前。

她却忽然感到秦川比她的岁数要小些，简直像个不知人世艰难的少年，她像老大姐一样伸出双手，捧住秦川的脸，看着他，说，不，你不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

轮到她软弱而痛苦了，秦川想抱住她，被她推拒了。

我等。他说。

你不用等。她摇着头，无力地说。

秦川又想表白什么，她止住了他，说，你是真的，我知道你是真的，但你不现实，你不成熟，你是个呆子，我不能害你，我不可能答应你，你救不了我，只能害我，也害你自己，我们不能爱！

他痛苦地固执地说，我不相信这一套，我等，我一定要等。

她多么可怜他，她心里的怜意和柔情涌泉一样止不住，她走了过去，扑在了他的怀里！她说不清自己了！接下去是他的狂吻拥抱和慌乱，她任凭他摆弄，他猛烈地无经验地却成功地得到了她，她放松了一切的抵抗……可很快，一切对于她化作了恐惧和万分的痛苦，她唯有哭泣！

秦川对她山誓海盟，她不要这些，她只要他不再来找她，不要增加她的痛苦！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已经知道我了！以后不要再来了！你不要陷到我的生活里来，你也不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复杂，我已经够苦的了，你走吧，你一定不要再来了，我是感激你的！说到此她竟然抱住了他，而他立即又一次得到了她，并且变得成熟而有力。他们疯了，他是那样欲海难填，而她也仿佛要在其中毁灭自己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是在这个毫无安全可言的极其危险的小屋里……

她从昏睡和精疲力竭中猛地醒来，把秦川推醒，因为她好像看到了自己跟秦川一起被“捉住”，作为搞腐化的伤风败俗的坏分子押在街道居委会里，当众挨斗、丢人，并且他们被这样交给医院，于是他们受到了医院组织上的处分，又可耻又倒霉……不，不能落到那种地步上去……

最后，秦川听了她的话，抑制住他自己，答应不再来找她，在医院里也尽可能回避。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连小刘也似乎聪明了些，成了埋头工作、目不旁视的人。想到秦川和她有过了那样的关系，当她看到小刘时，心里多么暗自骄傲和满足啊，她觉得自己简直是邪恶的了，可是她心里也同情小刘。生活，使她暗暗得到了补偿，让她能够过下去！但她不敢再要了，她把欲望压抑下去，让心如止水。

春节一天天临近，她敷衍着人们的关心，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准备，她还忙什么过年呢？但是，年三十夜的到来却使她难受极了。她从医院食堂买回饭菜，抱着孩子返回，一路上已见行人稀少，人们行色匆忙，都急着回家团圆。她把门关上，好像要把人世的习俗和那份郑重其事关在门外。她吃，也仅仅因为不吃就会饥饿，还因为她得给孩子喂奶。她吃得实在是什么滋味也没有，而且饭菜都冷了。

不远处有一家放起爆竹来，接着，又响起了几家，她赶紧抱了孩子出门，她要躲，要躲到听不见爆竹声的地方去。她把孩子裹得结结实实，把她自己的头也用围巾裹起来，向郊外走去。她不得不在四处的爆竹声中艰难穿过，她总算到了亭州的城边儿上，那是一道围着城的土坡，乱生着草木，是亭州古城墙遗址，郁平带她去散步过的。她站在那里，四周空无一人。城里的爆竹声稍微远了些，乡下的爆竹声从另一面传来，但隔着很宽的城河。她就站在这两面的当中。可是，野外的西北风不用多久就把她吹冷了。她抵御不住寒气，她手中还抱着孩子呢！她无处可逃，只有向人世投降。她沮丧地往回走。她到小屋里去品尝她的孤独凄凉，就像人们在这一晚免不了要品尝一点烈酒一样。

她在亭州的第一个春节就是这么过的。她没有回江南老家过年。她的事情还没有告诉家里。江南老家成了她怕去的地方了。回到小屋时，她发现门上挂着一个布娃娃和一个装在小网袋里的红皮球。不用说，这是秦川给孩子送来的礼物。她苦笑了一下，把这份礼物收了下来，放在孩子睡觉的地方，心里得到着一种有罪的温暖。

一天中午，她正哄孩子睡觉，突然，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吓了她一跳，竟是郁平！她看着他，只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明明是她的丈夫，她却感到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人，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把她和他隔开着，这是不对的，但她却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阻隔，而且她已经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时之间就那样愣住了，一片空白似的。

郁平一时之间也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过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是她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只知道他是在对她说着什么话。郁平的抖动着的手从衣服口袋里要往外取出什么来，她看着他，不明白他从口袋里取一个东西为什么那样难。结果，东西取出来了，不过是折叠着的两张纸而已！郁平又开口说着，使她明白了，那两张纸是离婚协议书！

一刹那间，她心中所有涌来的旧日之情，立即被接着涌来的怨恨淹没了！他在他出事的时候说过，他是被冤枉了，会纠正他的问题的，他还写过信再三叫她相信他，她等啊等啊，可是，半年多不见，她等来的却是要跟她离婚！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没有希望了，他老老实实承认他的历史问题了，他还算有一点良心，主动来和她离婚！可是，她怎么办？她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被他骗了，就这样从此真的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就凭这张纸，就还了她的一切吗？郁平！男人！怎么这样麻木可恨啊……可是，事已如此，你能叫郁平怎么办呢？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就是叫她跟他从一而终。郁平倒是没有敢这样想！他仍然是那样一个温文自爱的知识分子，只是倒霉、落魄了！她可怜起他来，可是，唯其如此，他倒好像更可恶了！她似乎想扑过去，要跟他算账，但她知道这是没用的，她要叫，要哭，但叫不出、哭不出，挣扎不出来！郁平吓得往后退，这时那摆在桌上的所谓离婚协议书却吸引了她的目光，她想，一切还有什么闹头呢，离就离吧！她要跟她这倒霉的可悲的生活告别。她抓起笔一一签字，然后倒在铺上，哭了起来！

亮亮醒了，一声啼哭，好像也让她醒了过来，她抱起孩子，怔住了，事情不是结束得太快了吗？那是真的吗？她倒怕那是真的、不相信那是真的了。郁平是说了几句什么话的，可是她情绪激动得一句也没有能听清楚。郁平似乎仅仅出于为她着想而已，他一定是遇到更大的困难了，她就在他这样困难的时候让他一个人走了。不，不能这样就算离婚了，一切看来并没有结束，到底该怎么办还得好好想想……

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她看到秦川时，可以说是有了一种兴奋，她对自己的这种兴奋不满，但兴奋已经很可羞耻地发生了。秦川不是要等她的吗？郁平来和她离婚了！秦川所想的不是快要变成现实了吗？而且秦川已经得到过她了！她也喜欢秦川！啊，真是可怕，她不敢去想了，事情重大得她根本快定不了，她不知道哪样是对的和错的了，她当真丢掉郁平而与秦川成为夫妻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一切使她真的可以丢掉郁平，她也不可以真的就能马上和秦川生活到一起去！也许她确实得和秦川一起迁到别的城市去，就像郁平带着她来到亭州一样。她控制住了她的兴奋恐惧和混乱，反而显得格外冷静沉着，暂不去想这事。

她等候着郁平的出现，她感到他会再来的。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果然是他！她一时简直有点惊喜了，她确实想跟他好好谈一谈。郁平眼睛不看她，大步地跨进了屋，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气概不知为什么迥然不同了。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两份协议书，放在桌上，按在一只手下，好像怕风刮走似的。他说，民政局不批准离婚。她一听，心上的一块东西倒放了下来。郁平接着说，那里的一个科长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不能批准离婚，至于道理何在，科长没有讲，好像上面有这种精神。她感到奇怪起来，到底上面有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要有这个精神？这要让天下多少女人非得跟她们的这种丈夫把夫妻继续做下去？这是对的吗？这不是一种强迫吗？想到此，她真有些愤慨了。郁平当然不会诌出这么一种说法来的。郁平收起一份协议书，留下了一份，说，我们自己签过字了，我们自己可以认为它是有效的。

她看着郁平，看着这个在某种情况面前已经无可奈何的人，他对于她深感抱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用离婚来解脱她，而对于他自己，他已经不加考虑甚至也无法考虑了。他这番好心，说明他的善良，也说明他极为困难，已经毫无办法。她同情他，又感到郁平极有可能确实是有那样的历史问题的。现实进一步使她无法想象怎样过往后的日子。她忽然想到郁平也有可能已经知道秦川得到了她，在那可耻的时候，郁平可能就正站在窗外呢！她脸热心跳，无地自容了，她低下了头，她成了哑巴，成了聋子，成了痴呆。郁平忽然就起身走了，她似乎想拦住他，但她变得非常迟钝。郁平消失在门口，这既让她轻松，又使她沉重，她好像听到自己的灵魂里发出一丝颤抖呻吟，一股苦水在心里泛起，她哇一声呕吐起来……

她感到郁平这一去是不会在她面前出现了，郁平的形象在她心目中忽然具有了悲壮的意味，那是有价值的高贵的东西。她连忙奔出门外，一直奔到巷口，但哪里还有郁平的人影呢？一种重大性变化沉甸甸坠着她的心，有一种悲哀在上升，虽然与她有关，却是大于她的，渐渐把她吞没了……

那份协议书在门外吹来的微风下轻轻地动着，她坐到桌旁，呆呆地望着它，这份东西带给她的将是什么她看不清。她和郁平也许就这样永远分手了，世界上许多事情也许就发生得这样简单，简单到使人觉得不会是真的，但确实已经发生和不可改变了。这结局，又似乎正是她所需要的。但当她刚想把这作为所希望的接受时，它却变成了她其实所不希望的，反过来，当她要确认这是她所不希望的时，却又变成了是她所希望的。真是万分矛盾啊！

开始了，开始了吗？她望着协议书，问自己，她的心却不能给她既明确又肯定的回答。她大约倒宁愿受罪，继续处在“家属”的地位，也不敢相信她会有幸福，不敢相信这一纸离婚协议会给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她打开桌上厚厚的医学书藉，里面夹着她和郁平的结婚照片，她把协议书和照片夹在了一起，又用其它书压在这本书上。这似乎意味着要把今后到底如何交给时间去决定。

街道居委会的小组长老太太又来通知她开会了，她没有像上次那样满口答应，她问老太太：是“家属”会吗？老太太被她问住了，想了一下，说，对，是“家属”会，乔医生，想不到你年纪这么轻，就……唉，叫你去你就去，反正就是开个会，拿耳朵听就是了。她翻开那本书，把离婚协议拿给老太太看，说，我离婚了。老太太不识字，一听，就说，啊呀，乔医生，你真可怜！一边推开协议书，一边撩起衣襟揩眼泪，说，这事情我做主，你就不要去参加那个会了。后来果然没有要她去开那个会。协议书还真有用呢，郁平至少是在为她着想！

她主动地进了王副院长的办公室。她没有说话，却把离婚协议递了上去。王副院长仔细看了两遍，关心地说，啊，你离婚了？她把协议书宝贝一样拿回来，对王副院长说，院里把我安排到街道上住，是因为郁平出事了，我成了“家属”，现在，我离婚了，郁平的事情本来与我也没有关系，那是他自己的历史问题，我要求院里照顾我的生活困难，让我住到医院里来，我不能再住在那个小巷里了，那里条件差，厕所也远，我夜里一个人，怕！

王副院长大为惊奇，把嘴张了开来，而后就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样！唉呀，乔医生，你真是想得太多了，把你安排住在那里，是当时的住房调整，并无别的意思。你住在那里不方便，有困难，只要有可能，我们会让你得到改善的，这同你离婚不离婚没有关系。

她觉得王副院长言不由衷，但她也不奢望马上就能实现她的要求，向院里把问题提出来就行了。她就想离开，但王副院长叫她别忙走，问她，这协议书是郁平要写的，还是你要写的？她不想回答，但勉强回答说，双方自愿。王副院长又问，你们拿到离婚证了吗？这句话问得她哑了口。王副院长说，我不是要问这个，这是你们夫妻间的私事，我只是真心诚意劝你至少暂时不要离婚。你应该等他，因为我比你知道，像他出的这种事情，并不奇怪，组织上做的结论有时也不一定对，以后发现不对就会来纠正。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嘛，哪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的、哪能不受某种因素的影响呢！

这种话出自一个领导人之口，而且是对着她说的，她呆住了，甚至感到可怕。但王副院长的话却符合逻辑，只是那样的话没有谁敢说，也没有谁想到要去说，只有他这个胆子大的人能说。这个王副院长的确有点与众不同。可是，他也许是为了“钓”她的！

不，不可能……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像逃一样离开了。

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在妇产科门外的小径上她被秦川拦住了，秦川说晚上要去找她，她吃了一惊，忙说，不，你别去！她的火气大得有点出奇。她丢下惊讶的秦川就走。一抬头，她看见了门口倚着一个人，正是小刘，那么痛苦和嫉妒，刚才一定正观看着她和秦川呢！多么无聊，多么纷乱的一切啊！她昂然地从小刘身边走过。

她不再去想王副院长的话，但那些话却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心好像定了一些，好像知道她该怎么办了。她给妈妈写信，把一切告诉了家里，叫妈妈能来帮她带孩子。就让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吧，她一个人已经承受不下去了！

秦川进了她的小屋，想拥抱她，被她拒绝了，她冷淡得自己心里也很奇怪。她明确地说，你不要来了，我是要等郁平的，我是不能离婚、不能重新嫁人的，我建议你接受小刘。她抱起了孩子，像抱住一块用以抵挡的盾牌似的，说，你走吧！

秦川默然片刻，走了。她如释重负，心里倒很感谢王副院长。

她的妈妈很快到了亭州，找到了妇产科，她叫了一声妈妈，哭着扑在了母亲的怀抱！四周人们同情地、友好地、善意地看着她们母女在这困难处境里的相见，好像对她有了些原谅和好感。

郁平却又给她来了一封信，说他在丹阳弄到了能证明他清白无辜的材料等等。他既然跟她签了协议书，为什么还给她来这封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他们的所谓离婚协议，的确是不能算数、也不应当算数的，那只是书呆子郁平自己把自己弄得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撞。她的心里又透进了一线光明，她把郁平来信的内容告诉了母亲，母亲怜悯而又鼓励地对她说，姑娘，既然这样，你要等！

她想到自己是那样地对不起郁平了，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错误，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但生活，通过王副院长和她的母亲，使她得到了明确的指导，她渐渐感到一种平静的心情，况且母亲来和她生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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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尽（之五）

刘克成的百十多人的队伍在厂里集中的时候，市委从电话里就得到了报告。工人是步行，估计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市委。打电话的人是厂里“四清工作组”的组长老丁，他同时也是市工业局的副书记。说，工人走出车间，在蓝球场上聚集开会，打出了大旗，戴上了袖章，宣布成立“华兴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宣言》也贴上墙，传单都印得好好的了。有策划、有预谋、暗中串联、突然杀出！现在有人向工作组报告，他们的大旗是用厂里的国旗改做的！

办公室在电话里问明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工人向市委提出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四清工作组”销毁所有“黑材料”，并向全厂工人深刻检查背离《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错误。二是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厂“文革委员会”。三是要求市委改变目前对学生运动压制、对工人运动忽视的态度，把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起来。老丁说，追随刘克成的人员的情况都已掌握，第一，全部是工人，没有干部，没有党员，有少数团员；第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余四分之三出身不好不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医校的学生头头史宏目前秘密住在一个工人家中，刘克成等几个人每天都去跟史宏碰头。

得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具体接触过刘克成，不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率领一支工人队伍到市委来提出“三条要求”，如果说上次晚间的访问是探测，这回就好像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其要求的第三条是干预市委对运动的领导的，这有点非同寻常。而其第二条也不简单，其目的是要在厂里当权，其方法说是自由选举，既有“公平”的姿态，也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这些，都带有真正“造反”的性质。他一时还很难把这样厉害的“要求”跟他见到的活生生具体的、而且还有几分淳朴的刘克成联系起来。现实情况已经摆在面前，不容幻想了。来访的那天晚上，他曾不无忧惧地想到“工人运动”这个词，现在，那种忧惧复杂的感觉更为沉重压来，有点头晕目眩。而这一切又都跟史宏有关，这真是历史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演呢，其势将难以估量！

他召集了常委会，并且让“文革办”程主任参加。他让市委办公室报告得到的消息，请常委们发表意见。而那边老丁也将工人的《宣言》着人送过来了。

老魏说，运动正在深入，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你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就跟鱼群来了一样，你挡都挡不住它。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思想的准备。老宗问老魏，怎么准备？老魏说，鱼多啊，要准备大篓子啊！他们连国旗都敢改，你能手软吗？我敢说，总有一天，“有反必肃”的那个名单还需要扩大。

老李说，工人上街，来对我们提要求，其中还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解放以来还不曾有过。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过去没有上街，现在要上街呢？过去他们没有事情要上街，没有想到要上街，也没有胆子敢上街，现在是我们开展了运动，号召他们来的。《十六条》上说，“广大的工农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给了他们胆子、给了他们事情，所以现在他们上了街。学生也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学生只是打了个先锋，主力军还在后面。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上，总是摆在第一名的，第二是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写在《宪法》总纲第一条上，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改了这个，那真是复辟了，不但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旧社会都复辟过来了。我们这些人是立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上面的，假如基础或基础的一部份要翻我们，那还吃得消吗？但他们不曾说要来翻我们，他们提的不能算是无理要求，都在《十六条》之内，而《十六条》是我们的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九条、第十三条，就说到巴黎公社式选举问题，还有“四清”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中央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巴黎公社，但中央的指示我们是要服从的。至于工人提出的第三条要求，那是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这个工人运动是支持前一阵学生运动的，这在《十六条》上也能找到根据，而且我们的历史书告诉过他们，工人支持学生是天经地义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我们对他们不好硬打拦头板，要顺其势、观其行，看他们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保留我们有一天要说话的权利。我们受党和国家的委任，受人民的选举，也是受工农联盟的委托，在这里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他看着老黄，老黄说，我同意老魏、老李的观点。

他问老宗，老宗说，那我就在以上各位所说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三条要求，不必跟他们解释太多，市委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就行了。关键是第二条要求，那是实的。目前各厂我们已经搞了“文革委员会”，他们要搞巴黎公社式选举，那就是推翻旧的，成立新的。按照《十六条》所说，这个“文革委”，虽然是“群众组织”，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四清工作组”做检查，那么厂里的当家人，自然就是新的“文革委”，就是他们了。如意算盘就在这里。能答应吗？他们这个“兵团”，目前只有一百多人，而全厂近两千人，那其余人是什么态度？其余人也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呀。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至少要相信随着运动深入，群众会进一步发动起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时机才会成熟。民主的原则通过候选的方法体现，那就看群众愿意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了。《十六条》第九条规定，“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不等于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别人就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真正是革命的、正确的，群众就会相信谁。我们希望他们的“兵团”能够发展壮大，得到群众的多数票。但有一句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就是：假如厂里有别的人成立了别的“兵团”，持有跟他们相同相近的，或者有所区别的立场观点，是否也可以呢？接照民主原则，当然也可以。假如他们真的是这样民主的平等的态度，我们对他们倒没有反对的理由，甚至我愿意改变我的一些看法。但改五星红旗为他们的造反大旗，这个如果是事实，那还是要调查追究的。至于其第一条，如果对“四清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

他征求程主任意见，程主任说，刚才几位领导谈得合情合理，有政策依据，我们接待他们时，照这样跟他们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是不是拿国旗改成了他们的造反旗，这个要跟他们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性质是严重的，他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假如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怎么办？

他说，大家都谈得很好。程主任就综合刚才几位常委的意思去接待他们，只要他们是讲理的，是真诚的，就不会谈不通。我再补充说几条，第一，他们出于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成立自己的“兵团”，我们要表示支持。第二，他们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意见，我们表示虚心接受和研究。第三，关于在厂里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个方向是好的，如果厂里多数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在上级部门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在选举产生新的“文革委员会”之前，应当支持和帮助厂里原先由党委任命的“文革委员会”的工作。第四，“四清工作组”里有亭州本地的干部，也有外地的干部，性质是地委统一委派、直接领导，如果对其有意见，可以反映，市委也有责任向上反映群众的要求，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之前，市委还不好责令“四清工作组”怎么样。这一点要请他们理解。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新的“文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并且性质是“群众组织”，另外也还要有抓党的工作、抓群众工作、抓生产经营的领导机构。《十六条》的最后一条是谈到各级党委的存在的，所以将来不管形式怎么变，厂里大体还是党委、厂长、群众（也就是工会或文革命委员会）三足鼎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说要突破或改变这个基本格局，如果把这个“三位一体”革掉，那就涉及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根本制度。第六，关于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我们都作好准备，他们要求哪个接见，就哪个出去跟他们见面，既要肯定他们、又要教育他们，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最后，关于国旗的事情，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所说的，大家都同意，常委会也就结束，程主任赶往文革接待室。

虽然天气晴朗，他却好像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心头有点压力，可是他又想到一些有趣的意思。“文革”，理论上庄严重大，不可不严肃对待，但作为眼前的群众运动，作为史宏刘克成他们，虽然在沿用着历史运动的某些形式，革命的对象却不太明确，有点抽象，多少有点像是一出结局难料的喜剧正在开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重演或者被模仿时就会像是喜剧。他读过张闻天翻译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小册子，叫做《笑之研究》，其中也说到“重复”是形成滑稽的原因，若加以运用，也就成了喜剧的手段。平时千万要注意不可模仿和重复，假如他模仿和重复某个众所周知的上级领导人的动作和口声，他必定会成为笑料。现在市委和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醒“参加革命”的所有人们记住：文化大革命跟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还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要把形式主义弄得太厉害，不要把喜剧演得太过份，那就有可能弄出一些不愉快来。

那天，他不得不出去接见了刘克成和他的队伍，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程主任不无担心地说，刘克成他们带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这些字，还带了锣鼓家伙，他们一路敲锣打鼓而来，倒像是厂里搞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到市委来报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敲锣打鼓而来，还要敲锣打鼓而去，宣传他们受到了市委的接见，这是尊敬市委嘛，那就让他们敲锣打鼓好了。程主任听了点头。

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会见了刘克成和另外四个工人头头。刘克成他们以掌声迎接了他的出现。刘克成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迎上来，双手握住他伸过去的右手，连声叫着“杨书记”，那态度的发自内心、带着热诚、带着谦卑，是真实的，既无惶愧，也无不安，倒像是认为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他的欣赏和支持的，而他们也是真心爱戴他、寄某种希望于他的，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嘛。再看看其余四个工人，有三个年轻些的，一个年龄稍大些的。他们那明亮的眼睛、朴素的面容、整个身心的态度，也都跟刘克成一样对他涌动着一种敬仰、热爱和希望。一时间他心里反倒有点惭愧起来，感到自己的革命境界和思想灵魂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眼前的这些工人，他们真诚地投身到党中央号召进行的政治运动里，把无比重大的责任放在了自己平凡的双肩之上，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他在内心里却有着多少的存疑和保留啊！这么一感受，使他对自己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克服了某种偏见、放下了某种架子、解除了某种戒心，而努力以一种热情、喜爱，以及平等的、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

刘克成说，刚才程主任把市委的表态告诉我们了，我们拥护市委的表态，接受市委的意见。关于“四清工作组”，刚才我们已经跟程主任说了，在工作组指使下，各车间对所有在那天上街跑步支持学生的人，都扣除了十天考勤，而且还要写检查，如果拒绝写检查，就加扣二十天工资，并且还要处分。工人就是靠工资养家活口的，但是我们不能以写这个检查来换取工资。现在，十天考勤已经被扣了，下面就是要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扣掉。整理我们黑材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断地把别的工人叫到工作组去谈话，要他们揭发和监视我们这些人，也要我们互相揭发。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对现实不满的危险分子”。工作组实际上是在厂里造成白色恐怖，凡是上街跑步的，都好像成了反革命分子，群众不敢跟你说话。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不让回家，晚上也不让睡觉，说我的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我的后面跟着不少出身不好的人，这种人在北京叫做“黑崽子”。要我写交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一，工人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有权利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们用“唯成份论”看待人，难道要这些人去继承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才算是达到目的吗？这决不是党的正确路线。第二，市委承认学生静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工人上街跑步支持学生，当然也就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没有到市委门口去，假如凭这一点来说我们错了，还要看成反革命，那么在我们之前到市委门口去围攻学生的人该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们倒是正确的？不但不要写检查、不要扣考勤，还要看作是表现好，这不是颠倒是非，而且自相矛盾吗？第三，我要他们好好学习《十六条》，不要把斗争方向弄错，运动是要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方向，我们这些工人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们不但把斗争方向弄反了，而且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有人想跟我动手，我说，哪个敢动手，除非把我打死，要不然我跟他有账算！结果被我喝住。他们就这样“车轮战”，弄了我三天三夜，他们那样子，就是不怕逼出人命来。医校学生史宏江进海他们听说情况后，挺身而出，领着工人找“工作组”干涉，当时他们还煽动群众想抓学生，结果史宏发表了一通演讲，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和北京的情况，他们哑口无言，一个个跑掉了。有个知情的人领着他们找到关我的地方，把我救了出来。我们认识到要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才行。据我们了解，全市各个工厂起来造反的工人都在受压制，有挨批斗的，有女朋友不敢再跟他的，也有亲生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个别自杀掉的也有，这可以调查。学校里造过反的学生、支持学生的教师，也在受压制，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一遍一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社论，感到毛主席党中央把什么都预见到了，我们觉得运动不能这样下去，觉得我们要站出来。史宏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走访了“中央文革”，还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所说的一切，他带回来的一些传单，都说明我们受压不是孤立的，我们这点儿受压也算不了什么，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个人的命运已经跟党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如果因为这样造反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就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就不是自己个人的小事情。如果本来造反是为了当英雄，那现在还不如回去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个英雄不好当，好像要作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

听到此，他不觉暗起着一些感动。眼前的工人，确实只是我们的普通群众，不应当用某种成见看待他们。他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说，你反映的问题，市委一定加以重视。压制工人是不对的，所扣考勤要恢复，要你们写检查的事要停止，造成后果的要调查。他问，国旗是怎么回事？刘克成说，是个谣言，我们把管事的人带来了。刘克成做了一个手势，走出去一个工人，不一会带进一个人来，也是一个工人，瘦瘦的，年岁稍大一些。刘克成说，老梅，市委杨书记在这里，你把真实情况跟杨书记说。老梅说，国旗没有少，都锁在箱子里。会堂后台有一些不用的红旗，还有横幅，堆在那里，他们没有跟我说，就去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但不是国旗。外面怎么说起他们用了国旗的，我不知道。我一听到这话，就开箱数了几遍，因为我有责任呀，结果十面国旗一面不少，我就放了心。正好刘克成派人找到我，我就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还贴了封条。现在两把钥匙都在这里，市委可以立即派人去验收。老梅说着拿出两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情况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工人们都看着他。他说，老梅，你做得对。我们就请“文革办”的程主任立即让公安局拿这两把钥匙去验收，我们在这里等电话报告结果。我看验收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他此言一出，工人脸上都出现欣慰的感动的神色，有个工人红着眼圈含着泪水说，杨书记，我们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们呢？他无言以对，工人也都沉默着。

老程拿着钥匙出去了，他找了个轻松话题，问工人们，你们拿了红旗、横幅，怎么做成你们的大旗、袖章的？一个工人说，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也是我到会堂后台去拿的，因为如果跟厂里要，就不可能得到同意，所以不如自己想办法，说得不好听，三要不如一偷，会堂后台平时没有人去，东西就堆在那里，我就取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门口传达室是支持我们的人，说明了一下，就让我把东西带出厂了。回来后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洗了半天，一起到城河里汰干净，晾在家里天井里，第二天用熨斗烫平。旗子上的黄字，是宫平在旧报纸上写的，他的字好。也是我老婆把字蒙在一块黄布上，照样子留个折边剪下，用缝纫机厾上去的。袖章是我老婆把横幅裁剪下来用缝纫机做的。上面的字，是写在硬骨纸上，用刀子镂空，用黄漆刷上去的，都是“土法上马”。他问，是你一个人刷的吗？他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他听着笑了起来，工人们见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问，那你的家属也是在厂里做工人吗？那工人回答，她是一布厂的挡车工，三班倒。这话使他想起在一次视察时进过织布厂的车间，那里织布机轰响得惊天动地，像什么似的把人无情地笼罩而且埋葬在里面，心脏好像随时都会因此而停止跳动，对面说话也只见嘴动而听不到说什么，像着了怪一样，当时他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心中万分的悲悯，因为他想到多少女工就这样一辈子每天要在里面工作八小时，而逢到上夜班就更辛苦。她们虽然也是为个人挣钱，但更是为国家做贡献。他看着那工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工人说，我也姓梅，叫梅有韬。他问，是做事很有韬略的意思吗？工人不好意思地把头点点。他说，你做事确实是很有韬略的呢！工人们又都笑了起来。他说，代我向你的家属问个好，纺织女工真是不简单啊，叫我在她们车间里，勉强呆半个小时能坚持，一个小时就绝对吃不消了，可是她们不但“三班倒”，每天呆在里面八小时，而且能做到万米无疵布，一直要做到退休，每天下班回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劳动，休息不好。工人们听了都不说话。梅有韬说，杨书记，确实是这样！

程主任走来，说，公安局电话来了，十面红旗不少，都在箱子里。工人们不吱声，都看着他。他缓缓抽了两口烟，站起来，说，刘克成，还有一些工人都在外在吗？刘克成说，都在外面，等书记接见。他手一挥，说，走！就在前头走了出去。他问刘克成，你说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刘克成说，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很对。他问，你自己呢？刘克成想了一下说，感到我就该站出来，不站出来对不起毛主席。我心里也有点怕，也想到过出风头，但那都是私心杂念，不能靠那个。他听了点头。说着已到门口，工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他看着排了队站在市委门口的工人们，想起不久之前站在这里的学生们，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面孔，他们的脸上虽然残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但有一半已经渐显凝重，显示着力量，就好比他们的双手，是跟做中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了，已经握过铁锤和摆弄过复杂的机器，所发出的鼓掌声也坚脆得像放爆竹似的。他就这样开始面对更为深入的一种社会形势，而进一步切实感到做为市委书记，肩上的担子跟以前是更不一样的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好！他觉得他传达出了他心中的某种感动，而这感动，也立即被工人们所理解，并且感动了这些工人，于是工人们报之以一阵持久有力的鼓掌，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尊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诚。他们仰望着他，眼睛闪闪发亮。

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并且让群众听了感到很实在很切身。他夸奖他们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了许多劝勉和指导的话，甚至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刘克成带头鼓掌之后，说，请杨书记给我们授旗！这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但当然不好拒绝。拿着旗子的工人把旗子递给刘克成，并且退站到一旁去，而剩下刘克成站在他对面。当过兵的刘克成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把旗子递给他。工人梅有韬小两口亲手做的这面旗帜，拿在手中似乎有着着特殊的感觉和份量。他的手有点颤动着，把旗帜授给了刘克成。刘克成接过旗帜，转过身，用一只手拿着，举起另一只手领呼“毛主席万岁”。工人们发出的雷鸣一样的口号声里已经没有了中学生所残留的那种童少之音。刘克成走出几步，把旗帜交给原先的那个旗手，也像是授旗一样。刘克成手一挥，旗手就领着这支队伍转身离开了。刘克成跟他又握了一下手，敬一个军礼，就向队伍的前头跑去。锣鼓敲打了起来。他目送他们在市委门前的街口消失，这才转身进中山塔，身边跟着程主任，好像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压抑和空虚，耳中却听到那节奏单一而欢快热烈、渐渐远去的锣鼓声：咚咚咚咣！咚咚咚咣！咚咣、咚咣、咚咚咣！

虽然工人们离开了，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他的头脑里一时却老是有着刘克成的那副大脸盘。看来，这充满斗争的运动，在另一方面是充满了利用。刘克成就正在利用他，好像跟他已经有了某种友好关系似的，要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在厂里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具有某种威信和说服力。反过来，他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某种好感、某种信任，来施加某种影响、打下某种基础，以便他们在运动中能比较听话，在不可测的将来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掌握。他是在利用自己给群众的较好的印象来为党工作，并无自己个人的什么目的。但那可能有的个人目的，作为一种可能有的存在，就很逻辑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取悦群众”，或者更难听是“讨好造反派”。如果有人要攻击他，那么这将是他们要说的话。但如果真的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疑问和攻击，那可算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他犯不着去讨好造反派，他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怎么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搞掉，党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干部搞掉。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要的是党，不是造反派，就像给人治病一样，最后要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凭什么要无原则地讨好造反派呢？事实上倒是造反派从学生到工人，都对他这个市委书记极其敬仰或者说是“讨好”！如果说他对他们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那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是一个市委书记应有的风度，并不是他个人在作什么表演、做什么政治交易！其实，他是把造反的命运，在心中下了悲观的灰暗的判断的，虽然运动目前还正在方兴未艾。但他如果泄露天机，对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说，你们都偃旗息鼓回家去吧，你们这不是出来做蜡烛吗？药用过之后大体上也就是药渣而已，药渣很讨厌，谁都不喜欢，要倒进垃圾箱里去的！他如果这样说，他成为什么人了？谁都会说他“反党”，所有的常委将举手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认为他简直是个疯子、傻瓜。对群众不能这样泄漏天机，对身边的和下级的干部，也同样不可把什么话都提前说出来，一切只能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他体会到他有一颗最能同情和理解的心。从毛主席，到毛主席在5月16日《通知》和《炮打司令部》中针对的人们；从造反的或反对造反的群众，到不理解的干部以及胆小怕事站在一边的人们；甚至还有老是被视为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以某某“分子”总称之的人们及其子女；他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都知道他们。

关于“分子”，正如王雪所说，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摘帽子的政策，只不过“文革”一到，这些人在整体上作为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不知怎么反而被强调了起来，却不是《通知》和《十六条》所明文强调的，倒是整个社会在自发地、好像自我恐惧地在强调，既像对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远、拒之唯恐不力，同时又作为有力的武器去对付别人。惭愧的是，老宗，甚至是市委，一开始也是以这种很顺手、很现成的武器来开展运动的，这已经受到了比如医校学生的指责和对抗。可悲的是，以老宗为代表，至今也不能算是放弃了这一武器。话说回来，即使是造反的学生、工人，虽然可以让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但组织的头头在出身上还是必须避开这一条的，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弱点。这是怎样的一种怪现象？文革一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优点和不足，进步和问题，就像一锅粥，全煮在里面，上下翻腾，不断现身。学生和工人实际上所取的是有所否定、有所扬弃的态度，真正带有“造反”的性质。那些“分子”，作为人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好像倒是在造反派身上看到了一些，也就难怪有一种观点总是把造反派和这些人一起笼统称为“牛鬼蛇神”，并且以此观察、分析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而不时以“无产阶级专政”去警告造反派。这到底对不对呢？世界是多么混沌啊。

“分子”们的子女，因为年轻，血气方刚，也因为知道党的政策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自暴自弃，也并不退缩，而是勇敢参加“造反”的行列，虽然不当头儿，但属于坚定分子，好像暗暗为他们的希望而斗争，只是不好独立作为一条要求提出来。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你说他们是“黑崽子”、是“反党”，要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懂得，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有爱国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一句话，有做人的权利。“黑子女”在“文革”合法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对所受压制及其社会成见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抗是在合法的和谨慎的范围之内。敢于越过某种藩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危及到国家社会的，恰恰是自认为高贵的人们，前一阵北京的红卫兵在城里和乡下就公然打死了多少“牛鬼蛇神”。这样的情况在今后、在全国的某个地方，难保不会还有发生。真是可怕，可悲！

就在第二天，亭州电机厂的工人陈安国也领着百十人的队伍来到市委门口，他们倒没有敲锣打鼓，而是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而来，他们也打着一面大旗，写着“电机厂红旗兵团”。他们的要求有三条，承认他们“红旗兵团”是革命组织，要求驻电机厂的“四清工作组”作检查，要求市委正确对待前一阶段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这些要求，与刘克成提出的，如出一辙，好像商量过的，只是换了说法而已。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又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怎么接待华兴机械厂刘克成他们的，就怎么接待亭州电机厂的这些工人。老魏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市委书记就不要做其它事情，就整天接见群众，给他们做授旗仪式吧！老李说，出个通告，以后市委不再这样做了。老黄说，万一为这个在市委门口闹起来，不值得，要么可以让常委轮流接见，列出一个顺序名单，轮到哪一位，就哪一位出门接见，杨书记可以不列入，这样一来减轻杨书记负担，二来有了规矩群众就没意见，三来大家都到第一线去感受运动的情况。大家赞成老黄的意见。

亭州电机厂为头的工人陈安国估计也是二十几岁的人，只是显老些，看上去有三十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方脸宽腮，有一双暴突的大眼和过于分明的双眼皮，声如铜钟，说话不乏文彩，初中文化，在厂里本是一名钳工，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他心中不禁感慨，工人中有着许多的人才，平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在厂里可能连个小组长也不是，运动一来，就英雄起于四方，令人吃惊。毛主席总是让我们尊重群众，共产党不就是领导泥腿子打下江山的吗？多少普通工农成了如今的高级干部，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千百年历史的事实！难道从前的群众藏龙卧虎，今日的群众就只值得轻视吗？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我们的全体，还真的就会这样忘乎所以而不知不觉。毛主席认为不讲党群关系是很大的危险。对这些“英雄”怎么办？就是因势利导，用他们做“药”来治我们的病，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党的基础是工农群众，也历来总是从工农群众或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材。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初也不过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高中生，家庭出身还是破落地主呢。中央的大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已经对北京的学生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就是语重心长。所以，他也不想轻视这些人，他感到自己有这样的胸怀，希望他们能在斗争中好好成长。

继刘克成，陈安国之后，像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一样，纷纷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在厂里“揭竿而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名词给自己做了命名，来“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所提出的要求与刘克成陈安国他们的相似，像是去请教过的，估计有的也未必就去请教过，只是认同而已，甚至好像是有意这样简单认同，目的只是为组织起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样看来，全市确实在形成一个“工人运动”，以支持前一阵的学生运动，来标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与此同时，全市大小工厂单位贴领导大字报的多了起来，有的同驻厂“四清工作组”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但事物确实总是“一分为二”，工人队伍里的对立面也出现了，事实上这种对立面在学生静坐期间已经出现。

当他发觉这种所谓保守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全市的组织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据程主任所说，这一阵到市委门口来要求接见的工人组织，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人数都比较多，占着本单位人数的大半，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组织名称，旗帜是统一的格式，都是崭新的红旗，当中是毛体的“主力军”三个大字，上面一行宋体字“革命职工总司令部”，下面一行仿宋字“某某支队”。在这些旗帜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造反”二字。

程主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却不禁笑了起来，他之所以发笑，不是感到高兴，是有一种幽默感油然而起，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站着我们平时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序列，他们站在后面，而让经过他们挑选认定的群众骨干出面，打出群众组织的旗号。这种组织性和力量是那些零星的自发的造反派不可企及的。这形势他不感到好，也不感到不好。他感到的是这种外化和强化了多少倍的对立，是人民分成了两大块的这种令人觉得有趣而又担忧的形势。但他是无法取消这种情况的，既无法取消所谓造反的一面，也无法取消所谓保守的一面。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这形势不仅亭州如此，而且是全国性的。他担心着毛主席党中央将怎样收拾全国性的这种局面？他唯有回答程主任说，现在，谁要成立群众组织，我们都支持，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

就在程主任告诉他“主力军”的事情的第二天，亭州四乡八野的农民上了街，他们以郊区公社为“纵队”，以生产大队为“支队”，旗帜上三个大字是毛体的“同盟军”，下面一行小字是某纵队某支队。农民大军就这样打着旗号游行到市委门口，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这一天轮到老李，他看到老李精神抖擞地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口那边就传来震天响的口号声。接见是顺利而成功了，可能也会有授旗仪式，一切都有喜剧味道，连他以前的接见和授旗，也被补上了这种可笑的意味。

他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声色，“主力军、同盟军”的背后情况，他虽然猜得到，却是一无所知，他是被排斥在外的，但他不生气，他理解成大家对他的爱护，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同的，正如老宗早就对他说过的那样，他的手不必弄脏，他应当唱白脸，而让他们唱红脸。难道不应当有这种默契吗？难道他不应当理解这种无言的分工协作吗？同志们其实就在做着他考虑过的如何收拾局面的工作，岂能片面地让造反派成了气候而不可收拾？至于“收拾”二字，是有个方向问题的，不是收拾到这个方向，就是收拾到那个方向，正如王雪在家里谈到过的最后切掉什么样的百分之五。想起来这有点可怕了。他意识到，所谓党的意志，在文革开展以来的现实情况下，已经出现分化，但还不至于公开。其中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意志，当然也算党的意志的一大块。党的意志是有集中性的，集中就包括不同意见的综合，有让步、妥协、平衡，要不然党就有分裂的可能。那么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顽强意志，在将来综合意志中仍然是份量很重的，必将进入毛主席的考虑之中。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进去了，既分析了干部的“四种情况”，又指明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

就像顺理成章一样，继“主力军”与“同盟军”之后，学生的统一组织也出现了，并且比工人农民还进了一步，召开了全市组织的成立大会。各学校的“兵团”都制作了统一的旗号，按时在市一中大操场集中，成立了“红色保卫军革命总部”，显然是医校的“红色保卫军”的一种认同和扩大。共青团市委书记周爱山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讲了话。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就游行到中山塔门口。常委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必须出去接见并且给他们授旗。他心中很有数，这可算是一支“保皇派”的学生队伍。但这些学生同样是群众，而且人数更多，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和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以及出身“红五类”的人，大多数都在这里面，是格外应当重视的。说实话，他很乐意接见这支学生队伍，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心里稍有不踏实之处，这是因为想到了那些“造反”学生的存在。

他再一次郑重穿起秘书取来的军装，他在接见全体学生之前，特地在里面先接见了学生头头，跟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他高兴而满意地看到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懂礼貌的，周周正正、平平和和，没有突出的个性，给人纯洁善良听话之感，对他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亲近、依顺之情。凭着直感他就知道这是我们一向重视和培养的，他们终于这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了，他的眼睛都不禁有点为之湿润。他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心，他是否感情上不接受比如史宏这样的学生呢？不，他甚至承认史宏那样的孩子可能更符合党对这次运动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这些孩子强、比这些孩子有革命性。可是，他心中喜欢和重视的，还是眼前的这些天生就可靠的好孩子。他在内心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着偏见，但他的这种感情，是不可改变、也是不容改变的。

常委们未必这样理解他，当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接见必须由他出面时，其中好像另有意味，好像含有对他的考验和嘲弄一样。他们认为他的倾向在造反的群众这一方面，这种误解在无形中已经形成，但他也不必解释，日久见人心嘛。作为市委书记，他只能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对各方面的群众都要平等对待，引导他们正确开展运动，至于心中的好恶以及思考，那是应该提防着不要带到工作中来的。

那天他让老宗跟他一起去接见学生。他带有试探地说，老宗，形势大好呀！老宗说，形势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好的，我们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应的认识的过程，现在知道了，这次运动有个特殊形式，就是让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这个自觉，跟没有这个自觉，是不一样的。学生闹静坐时，学生懂了，我们不懂，我们还在那里利用工会、利用工作组、利用党委，总之是老路子，这怎么行呢？不会转这个弯、动这个脑筋。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跟上来了。先是向造反派学习，接着是超过他们，成立的组织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人员情况比他们好，指挥系统比他们强，各种条件比他们优越，是市委在文革中直接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除了工人、农民、学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可以起核心作用的，也要成立，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由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英雄、老战士做骨干。你就放心吧，谁也动摇不了我们铁打的江山！我们确实需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前没有放手，现在要放开手、放开脚！他听出弦外之音，微笑着点点头。

站在中山塔门口，他让那些学生头头就站在他和老宗的身边，一起面对着全体学生。他发表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谓同样，就是他心中照顾到以前对另外一些学生表现出的热情。他对于“红色保卫军”的成立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语重心长指出，作为学校里的多数派，作为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你们要更加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学，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就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他要求他们在运动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十六条》，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反修防修的世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和平演变的希望彻底破产！他觉得他的讲话从总的立意到语气口吻，都充满了鼓励和期望，几乎明显要表达偏爱之情，而且用“接班人”的话题暗示和鼓舞了这些孩子。他感到站在他身旁的老宗神气很旺，面带笑容，对他的讲话是很满意的。他讲话之后，老宗带头鼓掌。

那天接见后唯一的遗憾是，他努力要回忆那几个学生头头的名字和面容，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没有特别的印象了。

在后院宿舍区，他碰见了老宗家的老二宗静，手上拿着几份传单，在小路上跳跳蹦蹦的走来。他喜爱地叫了一声“小静”。小丫头到了他面前，仰面叫了一声“杨伯伯”，把手中东西一扬，放到身后，说，我来找建国哥哥的，他不在家。他问，什么好传单，能给我看吗？小静就把手上的传单给他，说，看过要还我，这是我要做收藏的。他说，我就在这里看一看，好吗？小静说，好吧，正好陪我玩玩，来，你坐下。小丫头拉他在旁边石凳上坐下，而后就坐在他的身边，捧着脑袋想自己的心思。他就很有兴趣地看起传单来。

其中引起他注意的，首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大字报传单。他第一次看到，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领导人，被直点其名写上了大字报的题目：《刘某某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光是这个标题，就已经使他像是树木遭了连根的震撼一样，所有枝叶都簌簌颤抖，天旋地转，身体好像就要倾倒下来。

“坏了！”头脑里不知是一个什么声音，风一样吹来就令遍体皆冷。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公然直点其名的传单。他从一种恐怖的幻觉中清醒，而后就仔细看这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传单。这是一份批判文字，至于所批判的内容，他不陌生，就是八月初市委按上级要求组织师生从录音收听的“中央首长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讲话”，其中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名言，少奇同志还有这样一些话：

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些话，都在大字报中遭到严厉的责问和批判。他记得他收听录音时，也是注意到这些话的，是深长思之而又玩味其弦外之音的。现在看了这份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中央内部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确有重大分歧，并且就公开暴露、诉诸群众了，而另一面的“诉诸”，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这篇震惊世界的大字报。虽未公开发表，却已举世皆知。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但一切也并非毫无精神准备，像他这样级别以上的人，几个月之前就得到过中央5月16日《通知》，那上面有些话就差着明说了。广大群众从前绝不可能这样了解到、关心到、干涉到党中央内部最上层的分歧，现在就连宗静这样十四岁的小丫头，也能知道这些内容了，并且捧着个小脑袋在沉重思考、深深忧虑着呢！

清华大学大字报的片面性在于，没有看到作为党和国家领袖之一的人，也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某种困惑，这种困惑至少在客观上带有对群众的一种必要的善意的提醒（记得他听录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这样高的领导人讲真话，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真情实感、事物的真实情况，不是很可贵吗？不也表现了一种民主的、相信群众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面看，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也言之成理，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立场上的。问题在于，中央这样高层的分歧，大学生写出大字报印出传单来指手划脚，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可就这样成了现实，群众就来“参加”了！然而你似乎也不能怪群众或者怕群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大的事情群众怎能无动于衷？要果真无动于衷，那就更不好了，哀莫大于心死嘛。

这如何是了？光是好奇也就足够让群众表现出极大狂热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大民主当然是好事，但这样一下子、一竿子到底大民主起来，就连干部也都没有准备，所以才很不理解，然而群众是不考虑这么多的。

这张大字报是一个信号，一个惊天动地的信号，它或者是错误发出的，或者是正确发出的，或者是一种冒失，或者是一种必然，都总之是升起在首都上空的信号。他迅速理解了一些问题，也立即坠入空前的困惑与恐惧之中，但他马上本能似的让自己逃避开去。他深感自己地位渺小、有着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的无力与恐惧。

运动初期北京市委的改组，地位显赫、令人崇仰的彭真的沉沦，他在小报所载的照片上看到彭真、万里等人被学生反绞着手臂、胸前挂有写着“打倒”字样的硬骨纸，硬捺着挨“批斗”，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觉得太过份。但他跟最普通的群众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好奇而恐惧的看客，保持沉默，只不过他不会像群众那样转而狂热起来。他为党为国能做到的，还是只有落实到“守土有责”四个字上来最为妥当。而到底怎么“守”、能不能“守”住，也已经渐成问题。但是，上层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什么？却令人不得不思考起来，陷入忧心忡忡之中……

还有一份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传单，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谭力夫八月十二日的一份大字报和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讲。这个大学生，演讲如此流畅挥洒，丝毫没有党八股气息、没有小家子气的拘束，倒像个高级干部的口吻，真令人开了眼界。

“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呢，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鼓掌）”

读来提神，可也令人深思：在这样高贵的语气里为什么露有悲音呢？反映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敢领导”？是一些什么人要让他下台？他为什么考虑到了“下台”？他是在什么“台”上？他骂的是谁？他是什么权力“还在手”？在下面听着他演讲并且给他“鼓掌”的是什么人？

“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鼓掌）”

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被斗地主的儿子”一类的师生了。那么小报照片上反绞彭真、万里的双臂进行“斗黑帮”的，难道倒是谭力夫这些学生，而不是“有人”这些学生？是的，像史宏这类学生，在运动初期还没有产生呢。事情真是复杂到越出常理、不可思议。

谭力夫的演讲直率无伪、自成一体，但理论上并不完备，政治上并不成熟，也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从语气之大和语言之辣可以看出，谭力夫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这大约也是能担任校文革副主任的原因，大体是学校党委、工作组指定的人选。至于那份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围绕一条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展开讨论，而谭力夫赞扬这个对联。

另有一份传单是北航附中“赤兵”的《自来红万岁》，语言刻板无味一些，但其中有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见阎王”三字令他吃惊，好像是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在北京城乡打杀许多“牛鬼蛇神”的一个注脚。由此可见，前一阵，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学生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争论，涉及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着怎样的分化和组合。

这情况似乎是落后于文化大革命所定主题的，简直属于需要启蒙的课题。对这个“血统与革命”、“出身与选择”的问题，党早已有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共产党之前，几千年的历史和常识也早已用无数事实昭示了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高深的问题，凭着一个正常的头脑也就能够正确加以判断。怎么如今在中学、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的地方，却忽然兴起这样的激烈争论呢？真叫人诧异，也深刻反映着某种问题。

但也不奇怪，历史上有些朝代，最明显的比如魏晋、元代，就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种荒谬之中，不也维持了许多年的统治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是生物学上的道理，有时就真的能在人类社会中用强权来推行！这是贬低人类、反人类的。

从谭力夫、赤兵的言语看，这争论可不是闹孩子气，而是很严峻的一件事情，问题被推到了这样极端的方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竟然惹起了这样的一种敏感、紧张和对抗，并且在北京有突出的表现，虽然由文革而起，反映的却是一种社会矛盾，这矛盾在文革前无声地存在着，而文革把它触及得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这样乱了起来。要做多么艰难的工作啊。但坏事也将是好事，凡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都将不再沉默，要求人们的正视和改进。

他不无痛心地看到，谭力夫、赤兵是不对的，是理直气壮地陷在愚昧野蛮乃至法西斯式的思想之中，而所谓“被斗地主的儿子”们，由于地位和处境的屈辱，倒反而掌握了真理，在文革的问题上是符合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始料不及地形成了又一个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在亭州也同样存在，刚刚在接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时，他就分明地有所感觉。只是亭州比起北京，没有那么多出身高贵的学生，矛盾没有那么激烈，也没有出现亭州的谭力夫。

问题在于，运动初期工作组自然而然是依靠“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搞了“破四旧”、“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并且组成了“红卫兵”和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学校里形成这些学生地位崇高以至傲慢自负的局面。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另外的一些学生带着受压的情绪和完全不同的观点起来了，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认为前一阶段运动违反了党中央指示的方向、是搞错了。这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出现，其中很自然的就包含了大部份“被斗地主的儿子”之类的、或一般平民的学生。

在文革前的年代里，这部份学生受到歧视、贬低的情况就潜在，是我们的“阶级路线”执行中的偏差（几乎不可避免），到文革这时，就激化起来了，而且有了表现出来的机会。运动初期的遭排斥、受压抑，成了光荣，他们成了正确的人，有成为中央所说的“左派”之势，而原来以“红五类”出身自居，并且在学校里处于“掌权”地位的，反而好像掉进了“犯下政治错误”的深沟，加上他们其中许多是干部子女，父母还有成为“走资派”之嫌，是造反群众的“矛头”所指，这一切，岂不完全是“翻天、变天”吗？斗争简直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局面。这是很危险的，但事先却没有想到，大约这些学生自己也没有想到。

确实，在“红五类”看来，一九五七年可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可是，问题越来越清楚，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这样的与以前相反，他们前一阵确实算不得正确了，而“黑五类”之类的学生倒“碰巧”是对了。“红五类”垂头丧气，“黑五类”扬眉吐气，“红”与“黑”的处境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对调了位置。

“革命接班人”当然只能是“革命左派”，而干部子女们却不是的了！这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万分困惑、愤慨冲天，想起了父母打江山的光荣历史，想起自己的“红”出身和在政治上一贯受到的重视，无论如何自己该是这个社会明天的主人，无论如何“革命左派”的称号不可以被别人夺去，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定要把这种很不利的局面再改变过来，把被颠倒的天经地义再颠倒过来。

殊不知他们用来作为最有力武器的这个“血统论”口号在理论上不正确，也不得人心。要拧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秩序上去，要把前一阵对一般群众的排斥和压制继续下去，看来是很难的了，中央和群众这两头都不同意，所以这些孩子在强词夺理之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音！谭力夫都有点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了，而《自来红万岁》则更为幼稚肤浅、声音嘶哑。

理解至此，他的眼睛湿润起来。

杨伯伯，你感动了？看上去一直捧着脑袋想自己心思的小丫头，原来却是注意着他的呢！他说，是啊，我有点感动。小宗静说，杨伯伯，看了谭力夫讲话，我也很感动，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动，所以来找建国哥哥，这下子好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谭力夫怎么会让人感动的呢？

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说的是他心里的真话，一腔热血，没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所以印在传单上，也能感动读者，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文章能打动人，跟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未必是一回事。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自来红万岁”的观点正确吗？我们能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吗？能这样治理一个国家吗？一部份人是自来红，一部份人是“自来黑”，有贵贱之分，有门第之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正常吗？凭着我们的“自来红”，去歧视、排斥、打击别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小宗静皱着眉，摇摇头。他说，观点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谭力夫的观点不正确，就不团结他，就反过来又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今天骂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骂他。人与人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应当这样不友好、这样对立，是不是？

小宗静点点头。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好好在这场运动中观察、思考、成长，自己教育自己。像谭力夫，受一点挫折对他今后也有好处。人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要不然将来把班给你们接，你们也接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这也包括了我们，包括了你们。我们都应当在运动中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科学化，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

小宗静说，杨伯伯，你说得对，我懂了。刚才我想到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尽管没有人说我，我却随时都会想到这件事。

这话令他惊讶，他问，什么事？能对我说吗？

小宗静说，到外面“破四旧”的时候，我打了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打的而且是一个老太太，因为街道上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主婆。我就好像看到她从前是怎样作威作福、欺负白毛女的，我就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恨不得就把她打倒在地。但我力气不大，只够打了她一巴掌。她看着我，眼睛里不但没有老妖婆的阶级仇恨，反而是一个老祖母、老外婆的善良神情，对于我动手打了她，感到意外，感到我这个小女孩没有教养，而且感到我可怜，她想抱住我喊我小孙女并且教育我，但是她由于身份不同，她无法开口，也无法安慰我。

这时我好像才知道，老地主婆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应当简单地用“地主婆”三个字去看她。其实我心里本来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打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就只觉得她是最可恨的地主婆、代表了天下所有的地主婆，我要通过敢打她来表现我是革命的，可是打过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从前这个老太太是不是作威作福，也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觉得自己挨打得冤枉，反而为我感到惋惜，反而原谅我，她的那个神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时都会浮现出来。我打了她，痛苦的倒成了我。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小宗静的话让他感动，多么好的孩子！他说，你的认识是对的，那个地主婆确实也是人，即使她过去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也是在旧社会，现在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生活十几年了，思想情感也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而且她作为地主婆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要不然就会把事情做得过份，让我们自己后悔。同样如此，别人在对待我们时，如果不首先看到我们也是人，反而只是用一个概念来套我们，这也会出问题，他们也会犯错误。

小宗静点点头，指着他手上的传单问，这一张传单我看不懂，能这样写大字报吗？我看了害怕。

他说，我认为不能这样写。但他们已经这样写了，我们呢，也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将来让历史告诉我们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看不懂不要紧，没有必要对什么问题都表态，要容许人有个学习的、思考的、认识的过程。有的数学题，有人一辈子也不会解，或者谁也解不到终极的答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弄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实在不懂可以暂且丢到一旁去，以后有机会再求理解。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吧，我想听你唱歌呢！

小宗静就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是一下子把那些苦恼的和难懂的问题轻轻松松丢到一旁去了，唱起了歌剧《江姐》上的《绣红旗》。歌曲复杂婉转，但她唱得很准，稚嫩的嗓子甜美文雅，脸上还富有表情。

他禁不住又眼睛湿润了，并且笑起来，说，你把杨伯伯的眼泪都唱下来了，不曾有人教你吧？你是自己学唱起来的吧？唱得真好！等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送你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到空政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去当演员，唱歌剧！小宗静扑在他脖子上，说，杨伯伯，你可要一言为定啊！他眼睛更加湿润着，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