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

文/吕伟明

《论语·子路》有这样一段问答。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答：“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鲁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答：“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细品起来，身为御用智囊的孔子完全体现了国君的立场，替国君寻找适合自己的答案。孔子的结论有两个：第一，如果知道做国君的艰难，那就相当于一言兴邦了；第二，做国君的快乐在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但是如果命令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那就相当于一言丧邦了。孔子顺着国君的思路说话，然而又在圆滑之中进行规谏，也可谓用心良苦。后世的君主都太聪明，或者都以为自己太聪明，让规谏的人很难再站到自己的立场，君主们也不喜欢有人站得和自己一样高，因此后世便多了东方朔式的滑稽和解缙式的左右逢源。

然而，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实例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当小国寡民时代被大一统所取代，战事与国是都越来越仰仗于君主及其智囊集团的智慧。先举一个一言兴邦的例子：公元632年，唐贞观六年，文武官员力请封禅，唐太宗将许之。魏征力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不应“崇虚名而受实害”。太宗乃止。帝王对谏官言论的决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宏观意识，而唐太宗与其智囊团队对政事的防微杜渐，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中国盛世。再举一个一言丧邦的例子：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用李斯议，禁私学，焚烧列国史籍，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次年，始皇坑杀诸生于咸阳。长子扶苏谏，始皇怒，使至上郡监蒙恬军。两年后，始皇死于沙丘，赵高篡权，矫诏立胡亥为太子，逼令扶苏自杀。又过两年，赵高诬李斯谋反，腰斩灭族。李斯一言不仅使天下万马齐喑，使帝国走上绝路，也使自己终罹灭门之祸。这两个例子的前后对比是很可观的，在历史剧变的一瞬间，一些重要建议对国家兴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著名的实例，诸如刘备用诸葛亮策进军蜀中，终成三国鼎立格局；朱元璋用朱升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终诛灭群雄，一统江山。

其实，无论策略是优是劣，古往今来所有的决定权都在最高统治者手里。如果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策略同时出现，这就需要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和胆量。1068年，判汝州富弼见宋神宗，劝帝“二十年口不言兵”。宋神宗拿不准，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王安石却上书主张变法，言“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前后矛盾的策略让宋神宗好生踌躇，不然他也不会在次年以富弼为宰相，又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宋神宗虽然最终选择了王安石的变法，但他的优柔寡断最终使变法功败垂成。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古往今来的国是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那么这些统治者肯定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此言差矣！了如指掌的是每个王朝的第一代、第二代，到了第三代，政事便陷入先治后乱的怪圈。官僚集团一旦形成，就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当整个国家形成金字塔式的政权体制，坐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不可能知晓最底层有没有砖块松动的信息，每一层都在享受着压迫下一层的快感，到了最高层却不得不无为而治。《呻吟语卷五·治道》总结得好：“愈上则愈聋瞽，其壅蔽者众也。愈下则愈聪明，其见闻者真也。故论见闻，则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监司，监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论壅蔽，则守令蔽监司，监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闻之也。”当国家陷入一层层的隐瞒和欺哄，最高层就变成了被指鹿为马的拙劣骗术玩弄的傀儡了。一旦陷入这种境地，必然出现《孟子·滕文公》所描述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乱局。

《孟子》所谓的“处士”是先秦诸子，个个都才华横溢且流芳百世。如果按图索骥的话，今天的哪些人物能够与千年前的处士相提并论呢？我看，只有那些经济学家才有这个资格。不过，这些经济学家是不是和处士们一样“志于道”呢？樊纲先生似乎已经说出了答案：“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既然这样，从人格层面上比较，经济学家就比千年前的处士们矮了一大截。再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许多端倪。萧灼基先生有高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如果在两千多年前，按照孔子“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观点，萧老先生的高论必定是处士们横议的对象。更有甚者，张曙光先生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几乎承认了腐败的合法性。如果和珅地下有灵，说不定要感谢张先生的平反。而照此论点引申，刘青山和张子善似乎早有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毛泽东对这两位腐败分子严惩不贷虽然将吏治整肃了三十年，却也是将中国市场经济推迟了三十年。

将当代这些经济学家的著名论断放到历史的高度分析，谁敢说他们是在一言兴邦还是在一言丧邦呢？毫无疑问，他们今日的地位来自于他们的历史贡献。然而，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国人，都不会相信厉以宁先生取消养老保险等福利的建议就能达到保持大家工作热情和能力的目的，更能够预计到茅于轼先生对保护耕地国策的非议造成的严峻后果。如果国家取消了种种社会保障措施，那么在经济危机面前的国人将会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国家真的不再坚守耕地红线，那么十几亿人最终会陷入高价买进口粮的漩涡，从而拖累全世界造成全球饥荒。那么，这些经济学家的论断还有没有价值呢？答案显而易见，如果经济学家代表利益集团说话，那么他们的论断都必然是片面性的，不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自然也不会对改善国计民生有太大的意义。又或者，他们已经站到金字塔的高层位置，已经看不见最底层民众的疾苦和风吹草动。学者如此，政事堪问乎？公元682年，唐高宗欲封禅嵩山，于嵩山南筑奉天宫，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时无人敢直言极谏已近二十年，善感谏，天下称为“凤鸣朝阳”。高宗朝，还是大唐盛世的上升时期，尚且如此，而今建国已经六十年，若有直言极谏者，想必不会有一众所谓经济学家的诸多谬论。

不过，当一众经济学家跻身智囊之列时，也难免存在“愈上愈聋瞽”的缺陷，想想他们的诸多言论也难免情有可原。两千多年前，苏秦就曾喟然长叹：“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物质利益的丰沛会消磨掉人的意志，一众经济学家大多已过思辨与求真的黄金年龄，急功近利之下言语之间便多了绝对性，与真理渐行渐远。对经济学家本人来说，这是可悲的一面。然而，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组成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智囊团，这又是可怕的一面。当今世界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更是人的头脑的较量。我们可以想见，假如国家决策出于这些已成聋瞽的智囊之手，未来必败无疑。

2009年2月3日22点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