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误读”还是“误导”——介绍两篇有关《色•戒》的影评文章

…………………………………………………
环球视野编者按语 2008年1月1日和3日，参考消息报连续刊登两篇评论电影《色•戒》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分别转自香港的《亚洲周刊》、《大公报》和《星岛日报》三家报刊。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分析和思考，本刊予以全文转载。
自《色•戒》这部电影问世以来，议论纷纷，影评如潮，有叫好者，更有怒斥者；有说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更有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有说《色•戒》张扬了人性与本能，有说《色•戒》为汉奸“整容”，总之，褒贬不一，势不两立。
参考消息上这两篇文章，在对《色•戒》的评价上，就存在上述两种声音。一篇说，“李安——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另一篇认为，不是“误读”了李安，而是李安“误导”了民族文化——“《色•戒》现象敲响了民族文化警钟”！真乃是，一方充分肯定，一方彻底否定；一方是赞美有加，一方是批判激烈。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提出或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历史观和政治观。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论战双方的主要论点，因为这样对比着看，还是很有趣味的。
亚洲周刊邱立本的文章《李安——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属于肯定、赞美的一方。其主要论点是：
在文化观上。该文认为，李安的《色•戒》“是全球华人的文化现象”。他“将张爱玲一个大而化之的故事，演绎成一枚精雕细琢的文化戒指，套在全球华人的心灵手指上，创造了一则文化传奇，……超越了性爱的刻板印象，也超越了张爱玲原著的囿限。他是二零零七年最被误读的人物，也成为最能解读时代秘密的人物。”李安“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在艺术上，“将才华与情怀发挥到最高点”。“他在个人关系最亲密的性爱层次中，……彰现了家国命运与时代命运交缠的‘大叙事’，以小证大，让电影成为一道人文光束，照射历史的盲点，也照出人性幽微的角落，成为奇异的启蒙力量。”
在历史观上。该文认为，《色•戒》“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完全扭转了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被抹黑了的国民党形象”。《色•戒》体现的“是人性的真相”，“时代的氛围”。“《色•戒》的魅力”，不在“它的‘回纹针’杂技式性爱镜头”上，而“在于超越了性爱”。“在那种肃杀与亡国的时代转折点上，床上戏无论多么激烈，只是两个人的博弈与命运，但《色•戒》的背景，则是几亿中国人在沦为亡国奴之际的博弈与命运轨迹。”“李安其实是借性爱的杯酒，浇历史与人性的块垒”。该文还把《色•戒》与“六，四”风波后叛逃西方的自由化“精英”高行健的反动兼色情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相媲美。
在政治观上。该文说，《色•戒》“完全颠覆了共产党官方的论述。那些在戏剧中的国民党反面人物，从《智取威虎山》的‘坐山雕’﹑《沙家浜》的‘刁德一’到《江姐》中的‘徐鹏飞’，如今在李安的《色•戒》中都被平反，一跃而为大义凛然的中统特务。”该文认为，对汉奸也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汪精卫政权的灰色地带”，也“不能以‘汉奸’的简单标签就一笔抹煞这个有五年历史的政权”，“梁朝伟饰演的易默成，其实是融合当年汪政权领袖丁默邨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人物原型。李安以非常细致的历史考据重现历史现场，再现昔日汪政府的旗帜”，该文认为，“近年早已兴起一股研究汪精卫政府的民间历史热潮”，“将被国共视为‘十恶不赦’的政治人物回归人性的层面。”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方——《<色，戒>现象敲响民族文化警钟》一文，也即否定和批判一方的主要观点：
该文说，在内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书店与“”网站组织的《色•戒》电影沙龙，他们对《色•戒》展开了猛烈攻势。他们中的许多学者认为，《色•戒》电影所表达的历史主题， “颠覆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戒律’”。其具体表现是（1）歪曲历史。《色•戒》女主角原型，即国民党元老郑英伯之女郑苹如，受上级安排刺杀汉奸丁默邨(《色•戒》中男主角易先生原型)，事泄被捕后英勇就义，而《色•戒》篡改历史，“让事实中不存在的抗日烈士爱上大汉奸，让抗日烈士在肉体上被强奸的同时，精神上也被强奸”。（2）为汉奸涂脂抹粉。编写实验证剧《切•格瓦拉》的编导黄纪苏，批评《色•戒》“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用肉色呈上四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刘建平更指责导演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3）玷污了民族精神。《色•戒》电影的问世，“给维护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敲响警钟”。
该文说，在国外，比较有代表性是一些旅居美国的华裔作家的批评。他们明确的提出，“张爱玲的原著是‘汉奸文学’，不知李安为何选择这样的东西来拍电影。”
此外，该文引用老作家李国文的话说，“周作人、张爱玲这些人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地鼓吹’，成了‘顶尖的红人’。他质问道，他们笔下除了‘绅士闲适，墨客雅兴；男情女欲，悲欢爱仇；香奁脂腻，帘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绿水’之外，还能给读者什么呢？只有这些发出‘绮丽之音’的作家，能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使老作家何满子尤其感到不快的是，他的一篇表示反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举行“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短文竟屡遭退稿，无处可以发表。他批判张爱玲为“附逆文人”，敌伪时期“周旋于汉奸头子之间”，“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她和胡兰成“分明是一对狗男女”，如今却被“起劲地叫卖”。他不禁问道：“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六十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比较和鉴别中才能正确地认识真理。当我们阅读了双方如此尖锐对立的文字之后，再联想到近年来为汉奸和侵略者翻案的“侵略有理”、“汉奸有理”卖国主义邪风的骤起，联想到“李鸿章热”、“周作人热”、“张爱玲热”等美化汉奸丑类的文章纷纷出笼，联想到否定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革命，否定新中国，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难道不发人深省吗？至于这两篇文章发出的不同声音，究竟哪一方代表了真理呢？本刊认为，只要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答案就会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
附一：
港报认为：《色•戒》现象敲响民族文化警钟

【香港《大公报》文章】题：永远的争议（作者：陈安）
李安的新作《色•戒》既获奖，又卖座。我觉得其最成功之处是拍出了抗战时期上海、香港所特有的那种气氛：民众的同仇敌忾，学生们的慷慨高歌，附逆们的阴鸷嘴脸，颓废者的醉生梦死，还有受挫者的无可奈何。
在对该片的一片赞扬声中，我也听到了异音。纽约一名华裔作家就说，张爱玲的原著是「汉奸文学」，不知李安为何选择这样的东西来拍电影。这种说法显然不会得到普遍认同，却反映了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另一种看法。
对张爱玲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她在抗战后期突然崭露头角，又迅即销声匿迹，直至夏志清在美国写了书、柯灵在上海撰了文，她才似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对其评价也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沸沸扬扬的「张热」和一大批「张迷」。人们一般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应以人废言，尽管张爱玲当时嫁给了一个汉奸，她的杰出的文学才华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应予充分肯定。
在一片「张热」之中，我们又可以听闻异言。笔者读最近国内杂文、散文年度选集，发现老作家如李国文、何满子等都直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李国文写道，周作人、张爱玲这些人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地鼓吹」，成了「顶尖的红人」。他质问道，他们笔下除了「绅士闲适，墨客雅兴；男情女欲，悲欢爱仇；香奁脂腻，帘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绿水」之外，还能给读者什么呢？只有这些发出「绮丽之音」的作家，能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
使何满子尤其感到不快的是，他的一篇表示反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举行“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短文竟屡遭退稿，无处可以发表。他称张爱玲为“附逆文人”，敌伪时期“周旋于汉奸头子之间”，“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她和胡兰成“分明是一对狗男女”，如今却被“起劲地叫卖”。他不禁问道：“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六十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这，这，这，该说什么好呢？”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色•戒》在内地各大城市院线全线飘红。但最初几天的好奇心过后，内地的影评界内地的影评界开始出现激烈的反弹声浪，批评的焦点无关色情，而是认为电影颠覆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戒律”，
北京书店“”组织《色•戒)电影沙龙，有著名影视编导及知识分子与会，对《色•戒》展开攻势。
当内地年轻观众对影片中的色情场面品头论足时，知识界却敏感于《色•戒》所表达的历史主题。网站一名访客就指出，《色•戒》女主角原型，即国民党元老郑英伯之女郑苹如。受上级安排刺杀汉奸丁默邨(《色•戒》中男主角易先生原型)，事泄被捕后英勇就义。他据此批评《色•戒》，“让事实中不存在的抗日烈士爱上大汉奸，让抗日烈士在肉体上被强奸的同时，精神上也被强奸”。
比考据派的批评来得更猛烈的是民主主义“大是大非”派。编写实验证剧《切•格瓦拉》的编导黄纪苏，批评《色•戒》“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用肉色呈上四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刘建平更指责导演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给维护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敲响警钟”。（2008年1月3日《参考消息》）

附二：
李安——2007最被误读的人物

亚洲周刊 邱立本

原文提要：李安电影《色•戒》引发政治光谱的两极化反应，被中国大陆左派指为「汉奸文艺」，被台独批判为「不爱台湾」。但他其实颠覆了民进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论述，也超越了性爱的刻板印象与张爱玲的原著小说，成为一枚精雕细琢的文化戒指，戴在全球华人的心灵手指上。
二零零七年岁暮，亚洲周刊编辑部构思年度风云人物时，首先闪进我脑海的是李安。但历经内部的「脑力激?」会议，发现李安不仅是「风云人物」，而是掀动风云﹑而又在风云中被不同力量误读的人物。因而亚洲周刊最后决定用「二零零七最被误读的人物」来描绘这一年的李安，认定这才是更精准的解读，也更能说明他所创造的文化现象。
这位一九五四年生于台湾，原籍江西的导演，在二零零七年推出作品《色•戒》，不旋踵间陷于异常激烈的文字炮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全球华人社会的反对声音，将他称作「为汉奸作伥」﹑「歪曲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中国大陆左派重镇「」网，对李安口诛笔伐，写过《切格瓦拉》剧本的黄纪苏说，「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北京几位自称「大学生支农志愿者」甚至联名上书文化部，要求「严斥《色•戒》汉奸文艺」。台湾绿营及台独的媒体，则认为李安只是拍「中国人抗战的故事」，有「大中国情结」﹑「不爱台湾」……
也许从来没有一出电影，会引起如此不同政治光谱和文化光谱上的两极反应。这出被八卦刊物与不少读者视为「色情」﹑「咸湿」的电影，其实是承载沉重历史和细腻感情的电影。它颠覆了民进党﹑共产党﹑国民党权力者长期以来的历史论述，也超越了占据观众眼球的「性爱」局限，更超越了原著张爱玲小说的框架，造就更光芒夺目的《色•戒》。
李安在零六年凭《断背山》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奠定了他的国际大导演地位，但他只有在零七年的《色•戒》中，才将才华与情怀发挥到最高点。他在个人关系最亲密的性爱层次中，在缠绵缱绻的“小叙事”中，彰现了家国命运与时代命运交缠的“大叙事”，以小证大，让电影成为一道人文光束，照射历史的盲点，也照出人性幽微的角落，成为奇异的启蒙力量。
二零零六年挟《断背山》奥斯卡光环回台湾的李安，曾经被总统陈水扁接见，并颁予勋章，但在二零零七年他的《色•戒》荣获金狮奖回台湾时，不仅没有被官方接待，还受到绿营的一些媒体批判，说他的电影都只是「中国人的电影」，里面说了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英文，却没有讲台湾话，因而不是「台湾人的电影」。

绿营戒惧的中国悲情

其实绿营及台独势力对《色•戒》的戒惧，在于这部电影的主轴说出了八年抗战期间，全球华人社会所凝聚的一股「中国悲情」。电影重现那个大时代氛围，荡气回肠，冲击很多中国人的心灵。那是一九四零年间，抗日战争已打了三年，沦丧了半壁江山，就在日军攻陷香港的前一年，女主角汤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演出的话剧，喊出「中国不能亡」的口号，全场观众在感染下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高喊「中国不能亡」。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政治口号，而是牵涉到当时几亿中国人的命运。因为在日军步步逼迫下，中国面对全国沦陷的亡国命运，也是电影后来在上海沦陷区场景的主调。上海老百姓经过外白渡桥时，要向日军鞠躬，汤唯在电影院看好莱坞电影，也要插播日本皇军的宣传片，在大学上课，也强迫学习日语，那种「亡国奴」的心境与体会，展现了如今已被淡忘的「中国悲情」。
正是这种「中国悲情」，超越了今日台湾当权派政治论述中所强调的「台湾悲情」，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也还原了台湾问题的根源，让全球观众重温那段历史，了解数亿中国人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生存状态。一些台独人士所颂扬的日本殖民统治，曾经被无数中国人所抵抗，而最终的抗战胜利，也使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几亿人的「中国悲情」，其实和台湾一两千万民众历经日本殖民统治及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台湾悲情」，都是时代的悲剧，但如果不了解「中国悲情」的存在，就不会了解今天台海关系的本质，不了解为何台独被全球华人社会所反对，也被台湾岛上所有体会「中国悲情」的人所反对。
李安在电影之外从来不多谈政治，但他在金马奖《色•戒》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等多项殊荣的得奖感言中强调，台湾必须重视文化传统，而他自己也要为「中国电影」而努力。片言词组，道尽了他的中华文化情怀，以及对「文化中国」的追求，也显示他的「台湾情」与「中国心」并不冲突。「台湾人」的认同与「中国人」的认同可以并存，而且相辅相承，正如很多「香港人」与「上海人」的自我认同和「中国人」的认同也毫不冲突。
这也当然颠覆了台独的论述﹔因为台独的论述，当「台湾人」就不能当「中国人」，台湾岛上的「中国人」都要「滚回中国去」，但在台湾岛上票房火红的《色•戒》，在银幕上却散发出强烈的讯息﹕「中国悲情」是不能忘记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情怀是不能被扭曲和掩盖的。
但李安的《色•戒》，其实也颠覆了共产党的论述。片中的正面形象人物，从汤唯﹑王力宏到饰演中统特务头子「老吴」的庹宗华，都不是共产党，而是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宣传系统所极力攻击的「国特」。那一车又一车开往前线的军队，是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国军。「你们打胜仗回来，我就嫁给你﹗」汤唯的同学就这样高喊。这也当然牵涉到抗战史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出版物，尤其网上的文字，都开始肯定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的重大贡献，并且发现，在八年抗战烽火中，国军部队共有两百多名将军阵亡，而共产党则只有两名将军牺牲。中国大陆近年的电影与电视，对国军的形象已开始出现松动，但只有到了《色•戒》，才完全颠覆了共产党官方的论述。那些在戏剧中的国民党反面人物，从《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沙家浜》的「刁德一」到《江姐》中的「徐鹏飞」，如今在李安的《色•戒》中都被平反，一跃而为大义凛然的中统特务。无论是汤唯﹑王力宏或老吴，都燃烧自己，与敌周旋，不惜以身殉国，这完全扭转了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被抹黑了的国民党形象，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也颠覆了共产党的论述。
李安的《色•戒》也颠覆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汪政权的论述，发现汪精卫政权的灰色地带﹕不能以「汉奸」的简单标签就一笔抹煞这个有五年历史的政权，而不去追究国民党与汪政权之间的秘密关系，也不去深究汪政权统治下的沦陷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梁朝伟饰演的「易默成」，其实是融合当年汪政权领袖丁默邨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人物原型。李安以非常细致的历史考据重现历史现场，再现昔日汪政府的旗帜(中华民国国旗上加上黄色三角旗帜)，汪高层对孙中山的政治认同……电影开启一道长期被国民党关闭了的历史大门，让观众跟着梁朝伟的背影，去寻找那些被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所隐瞒和简单化的历史。
事实上，中文网络世界里近年早已兴起一股研究汪精卫政府的民间历史热潮。像林思云写的《真实的汪精卫》（在百度可搜索到），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空白，将被国共视为「十恶不赦」的政治人物回归人性的层面。此外，像赵无眠﹑萨苏等网上写手的文章，都写出抗战时国共双方长期以来所隐蔽的另外一面的说法（也没有被当局屏蔽掉），萨苏写的《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日抗战》，还在零七年的中国大陆书市广受欢迎，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更多元化的解读，不是被所谓「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更不是被自鸣正义的「愤青」或新旧「左派」所左右。因为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和历史的真相才是永远的。

发现人性从未断层

李安更关注的其实是人性的真相，重现时代的氛围，发现那些从未断层的人性。
他在电影开拍前对演员的密集训练，被视为「李安学校」，要求汤唯﹑梁朝伟﹑王力宏等演员阅读张爱玲的原著《色•戒》，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作品，读汪政府的官员金雄白所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艺术敏锐心灵让他发现，人在权力与时代的夹缝中，会迸发不一样的能量，展现人生舞台异样的戏剧张力，带来舞台人生的无限魅力。
《色•戒》的魅力，在于超越了性爱。电影公映前，八卦刊物都津津乐道它的「回纹针」杂技式性爱镜头。然而绝大部分观众看后，都不觉得这是色情。在那种肃杀与亡国的时代转折点上，床上戏无论多么激烈，只是两个人的博弈与命运，但《色•戒》的背景，则是几亿中国人在沦为亡国奴之际的博弈与命运轨迹。
一位美丽的女大学生，牺牲自己的肉体与灵魂，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道路。她差不多成功了，让那位大汉奸﹑特务头子动了情，让他和她不仅在床上缠绵，还让他意乱情迷，在搞特务杀人及审讯俘虏时，在满地血腥的情景中，还想到她的倩影，闻到她的气味。但他的情也勾起了她的情，使她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她在恐惧与痛恨中陷入情欲的漩涡，也陷入情爱的幻象诱惑中，并且最后付出死亡的代价。李安其实是借性爱的杯酒，浇历史与人性的块垒，展现在恐惧中的性爱与性爱中的恐惧。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中的主题，展现性与恐惧－－人类两种最强大的感情动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李安也超越了张爱玲的局限性，那篇只有廿八页的小说原作，其实只是一个故事的梗概，而李安与编剧王蕙玲﹑James Schamus（詹姆‧沙莫斯）合作的剧本，则填补了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和场景，让故事更有立体感，更饱满，更能扣动全球观众的心弦。
更重要的，是李安的电影比张爱玲的小说呈现了更多历史空间与思考空间，更能展现人性的纠葛与冲突。很多剧本上的精采对白，都胜过原著小说，比如汤唯与梁朝伟在一个皇军云集的日本餐馆之约，汤唯要越过那些日本军官的性骚扰（他们也许误会她是风尘女郎），才来到两人独处的房间，汤唯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因为你把我当成一个娼妓」。而梁朝伟却回答﹕「我能够带你来这里，因为我比你更懂得怎么做娼妓」。这样的对白，既揭露梁朝伟作为「汉奸」的内心世界，也展现两人惺惺相惜的互动，可说剧力万钧，也是原著小说所没有的戏剧张力。
李安的《色•戒》是全球华人的文化现象。他探索一段被压抑和被遗忘的历史，将张爱玲一个大而化之的故事，演绎成一枚精雕细琢的文化戒指，套在全球华人的心灵手指上，创造了一则文化传奇。他以戏剧元素的感染力，颠覆了三个政党的历史论述，超越了性爱的刻板印象，也超越了张爱玲原著的囿限。他是二零零七年最被误读的人物，也成为最能解读时代秘密的人物。（2008年1月1日《参考消息》，有删节。本刊转《亚洲周刊》全文）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