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的主客观条件对和平演变越来越不利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开拓，但激流中总是也难免夹杂一些泥沙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总有某些势力企图误导中国的改革方向，但事情也不断地悄悄起着变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中，一些海外媒体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一些海外媒体给改革派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经济上推行全盘私有化，政治上推行多党大选制，文化思想上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奉行新自由主义。显然，这个标准与邓小平所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全是唱反调的。中国的一些极右势力也与这些海外媒体一唱一和，鼓吹他们所拟定的改革派标准，对于凡是不合乎此标准的言论，则一概斥之为反改革言论，并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叫嚣一度甚至变成主流话语。但假的终归是假的，总会穿帮曝光的。

　　和平演变的关键任务是搞垮共产党，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只要夺了共产党的权，那就更能进行各种方便的改革了。所以说，为了搞垮共产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侵蚀，当然，对各种腐败现象更是鼓励有加，甚至有主流经济学家打着学术的旗号说什么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云云，反正是怎样对共产党执政不利，就鼓吹什么推行什么。其中尤以对毛泽东的攻击为烈，尤其在苏联于九十年代初崩溃解体后，和平演变势力明显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攻击诋毁力度，大概这是借鉴苏联解体过程中攻击诋毁斯大林的经验吧，对于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精神支柱毛泽东来说，当然成为和演势力的重点攻击对象。有时候一种现象非常有趣，就是某些极右的所谓精英，一面攻击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论断，一面又鼓吹全盘西化，这不活脱脱一副走资派的嘴脸嘛。右派总是难免陷入这种悖论中，真不知怎么说他们才好。

　　右派多数情况下一般不敢公开直接宣扬他们的资本主义主张，当然也有少数极右分子除外，他们敢公开鼓吹。右派一般的策略就是，要么只做不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偷偷地干活，静悄悄地搞转变；要么打左灯向右转，说一套另做一套，忽悠人骗人；还有就是搞旁敲侧击的一套，什么把印度拿来暗示哟，或者说中国的改革赶不上越南了哟，还有的说什么台湾就是大陆改革的方向云云。当然，这也说明中国的情况还没有到完全由右派当家的地步。倘若右派真的到了当家的地步，就像苏联的叶利钦之类的那样，中国岂不早就崩盘了。

　　上世纪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崩盘。但中国躲过了这一劫。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十年的改革总体上是全体人民受益的，所以搞动乱的力量有限，只要工人农民市民群众不大规模地参与运动，单凭一些书生一般来说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二是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多人心思稳，文革已经折腾的够累了，也该消停消停了，这不就从大乱到大治了嘛，此外，对于刚经历过文革的广大干部来说，还心有余悸，不敢太放肆，腐败势力也不强大，不可能象苏联上层的那个官僚主义者特权阶层的势力那么强大，所以也无法借助动乱搞出什么大动作来。再说了，当时中国还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掌舵，想要掀起大浪来也并不容易。综合这些情况，当时想在中国搞成和平演变的社会条件并不成熟。所以说，苏联玩完了，而中国却涉险过关了。

　　既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时期这个大背景下，都没有把中国搞垮，而这种条件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那么想要在往后再把中国搞垮，那难度就更大了。当然，中国之所以没有被搞垮，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并不绝对有利于和平演变。大气候和小气候没有完全共振，导致和平演变中国的最好机会丧失了。

　　在改革中，一些有利于右派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被推行过或被利用过。如私有化的过渡泛滥和市场扩大化等等。比如象市场扩大化运动，导致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给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伤害，并被人们形容为新三座大山。九十年代的改革与八十年代的改革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同的，八十年代的改革给人们的感觉是共赢，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却是极少数人成了大赢家。这两个时期的强烈的对比，包括与毛泽东时代比较，促使人们对改革的反思情绪越来越强烈。在这个紧要关口，一些主流精英竟然不识时务地跳出来给反思改革的人们扣上了一顶反改革的帽子。人们愤怒了，同样主流精英所鼓吹的改革模式的实质也曝光了，原来主流精英是一打开始就铁了心要跟群众对着干呀。在这种情形下，主流精英的信誉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社会舞台的主角开始改变了。

　　除了国内的主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外，国际形势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象上个世纪美国数次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就使不少中国人清醒过来，据说强国论坛也是在某种背景下诞生的。另外，由于和平演变的主要推手美国的穷兵黩武，不仅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而且也大大地透支着美国的力量。当美国印刷大量的美元在世界各地采购物质供应美国发动的战争的时候，也同时是一个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美国正处于即将爆发的金融火山口。美国的岌岌可危必然导致其推行的和平演变动作越来越力不从心，虽然还有那么几条走狗在狂吠，那也不过是最后的凄厉罢了。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在经济上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依然能够被政府控制，这都是保证中国能够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发动群众运动搞过反修防修的宣传斗争，并进行了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的尝试。虽然群众民主监督制度化的工作后来中断了，但是民主意识的启蒙作用已经渗入到中国新文化的机体里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开始加强完善民主建设的动作，摸索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化建设。其中最夺目耀眼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开始重新掌握主动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对文革工作的继续，是在完成文革还未完成的任务。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革命的基本完成，才能说社会主义基本巩固了。而中国的整体形势总的来说是向良性方向发展的。

　　综合以上的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社会各种力量的重新整合，在中国总的来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力量是在逐渐增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的来说是向着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当然，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强，也就意味着和平演变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