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宜再把“保增长”作为调控的首要目标　　

——关于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建议　　

去年9月以来,面对“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我们不得不实行应急性措施，把“促增长“——确保GDP增长不低于8%——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为此，迅速实行力度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全力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在当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与正确的。因为，“金融海啸”是如此地猛烈，必须尽快遏制其“势头”，恢复公众的信心，以防止经济“雪崩”。目前，上述应急性目标已经实现，国民经济已经见底企稳，并且已有走向复苏的表现。并且，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衰退也都基本见底。总之，这意味著，应对“金融海啸”的第一阶段任务已经完成，一个新阶段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在短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在中长期，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目前，不宜再把“保增长”作为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必须及时调整，否则后患甚大。　　

一则，会加深经济痼疾，这是当前最大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症结主要在于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这着重表现在能耗、物耗偏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二是收分配结构不合理，基尼系数偏高且随经济发展而上升，呈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过的古典资本主义特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正是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的根源。这两大问题若不能消除，那么，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去年秋冬以来的“保增长”，实际上就是“拼速度”，依靠财政和信贷的扩张来扩大投资、刺激消费。这种套路，对于各级政府是“轻驾就熟”的，因而见效甚快。但与此同时，投资效益明显下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无从谈起。当前的刺激消费，主要是刺激“三大消费”（即汽车、住房、旅游），实践表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刺激“三大消费”只有即期效果，而从中长期看，反而会使消费率下降（见附录）。这是由于我国当前，“三大消费”是中高端人群所能享受的消费，而这一阶层是与一定的“权力”联系着的，其收入约束是“软”的，通过刺激吊高了“胃口”后，便会促使他们运用“权力”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增量中的占有份额，致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消费率进一步下降。　　

二则，会使得通胀（甚至滞胀）危险加大。当前CPI和PPI双负，颇有通缩味道；但是未来的通胀危险也甚大。当前的“通缩”主要源自于去年“金融海啸”的“后遗症”。未来的通胀危险则主要由于去年秋冬以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流动性大量释放，特别是今年以来的信贷投放极为猛烈，1～5月的信贷增量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全年，M2的增速达到25%以上。再加上国际通胀输入，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也都在扩张货币、释放流动性，尤其是美元正在贬值，已导致石油等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度回升，这样就必然加剧我国的通胀危险。因而如果继续“拼速度”、“松货币”，未来的通胀显然很难避免。还有，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调整”，美国的过度消费需求将不可能再现。因此，我国如果不能使经济实现转型、消费率不能相应提高，那么，还有可能出现滞胀。　　

面对上述情况，我国切需迅即调整宏观调控方向，主要建议如下：　　

1、不再把“保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新的提法应当是：“抓转型、保民生、扩内需、促增长”。　　

“抓转型”，就是要把治理经济痼疾放在首要地位，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扭转扭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　　

“保民生”，内容很多，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进而保障社会稳定。　　

“扩内需”，之所以把“扩内需”放在“抓转型”、“保民生”之后，就是说，应当主要通过治理经济痼疾与保障民生来拓展内需。这样的内需才是“可持续的”。　　

“促增长”，速度并非不重要，但是必须是健康的、可持续的速度才有意义。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只要内需上来了，速度肯定能够跟上来。因而，要通过拓展“可持续的”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 　　

2、要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放在战略核心地位。　　

我国如果不能遏止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的势头，并使之回落到相对“合理”的范围，那么，我国便不可能摆脱“古典资本主义”范畴，不可能进入“和谐社会”，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而且，国民经济也迟早会因此而发生“折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需假以时日。大体上，可以争取在5～10年内解决问题；而在最近1～2年中，则应当从“起点公平”、“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等方面全方位采取综合措施，扭转两极分化“势头”，为“最终解决”奠定基础。　　

“促进起点公平”，主要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比如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通水”，健全农田水利设施等等；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重点是基础教育，要使农村中小学的硬件与师资水平赶上城市，要用优惠薪酬及“半强制”性制度引导优质教师去农村任教。　　

“促进初次分配公平”，主要手段是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市场博奕”中的地位。应当立法保障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有依法自行组建工会、农会的权利，并可以依法进行经济性罢工。唯此，才能使劳动市场格局由“分散的供给对集中的需求”转变为“集中的供给对集中的需求”，进而使劳动价格从“垄断低价”中“走出来”。　　

“完善二次分配”，当前的侧重点主要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奢侈、超前、豪华消费品的“消费防范”。今后，还需要在适当时候推出“抓大放小”式的遗产税、赠与税等等。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必须看到，前一段实行应急性措施时，各级政府的“速度冲动”与“市场主体”作用都强化了。在这种状态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而后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此，应当就此取消GDP考核，将政府职能转移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来。　　

不必担心取消GDP考核后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首先，前面说过，在我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只要内需上升了，速度也就自然地会上去的，因而中央政府只要调控好总需求，即可保障必要的GDP增速。其次，加快地方的GDP增长，符合地方政府官员的自身利益，因而即使不考核，他们也会乐意去干的。应当考核的是那些需要他们去干、而他们又不太乐意干的事情。再次，由于“思维惯性”，目前要想地方政府官员不去抓GDP增速也难。　　

4、货币政策要由“宽松”转为“稳健”。　　

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信贷、货币不能再大幅度扩张了。　　

根据现行国情，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使信贷更多地进入低端客户，切实缓解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贷款难”。　　

金融要努力促进技术创新，关键是开放股票的一级市场，改“审核制”为“登记制”，造就真正市场化的“金字塔式”市场，以使风险投资有顺畅的退出渠道。须知，仅仅依靠“审核制”下的创业板是远远不够的。　　

要适当加快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的进度，尤其不宜完全跟随美元浮动。　　

5、继续实行“松”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资金投向应作重大调整。　　

“抓转型”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而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因而应当在“管住货币”的前提下，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要“开源节流”，并且，无论“开源”或“节流”，都要服从经济转型的需要。　　

“开源 ”方面，除了开征极个别必要的新税种和适度增发债券外，还应当出售一些国有企业的股份，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如果能够“民营化”则更好）。同时，还应当向“反腐倡廉”要资金，尤其是通过改革体制，使得“跑部钱进”变得不再可能，进而使得一万多个外地单位驻京办销声匿迹。　　

“节流”方面，首先，要节约行政费用开支，尤其是公款吃喝、娱乐和变相旅游，以及供养冗官、冗员的开支。其次，要大力压缩对超前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高铁”，应当一律暂时停建。因为在目前，“高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高端人群，建了“高铁”肯定会挤占动车组，甚至于航空。再次，在竞争性领域中，主要应当依靠民间资金，尽量减少财政资金投入。　　

必须强调，有限的财政资金要首先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需要，如农村基础设施，公平基础教育资源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应当争取，2009年的由财政支出的教育费达到GDP的4%。　　

附录：　　

我国1990～2007年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消 费 率 62.5 62.4 62.4 59.3 58.2 58.1 59.2 59.0 59.6 61.1

居民消费率 48.9 47.5 47.2 44.4 43.5 44.9 45.8 45.3 45.3 46.0

政府消费率 13.6 14.9 15.2 14.9 14.7 13.2 13.4 13.7 14.3 15.1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消 费 率 62.3 61.4 59.6 56.8 54.3 51.8 49.9 48.8

居民消费率 46.4 45.2 43.7 41.7 39.8 37.7 36.3 35.5

政府消费率 15.9 16.2 15.9 15.1 14.5 14 1 13.6 13.3

由上表可以看出，①从1990～2007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幅度很大，由48.9%降为35.5%，下降13.4个百分点，降幅达27.4%；而政府消费率的变化幅度则不大，仅由13.6￥变化为13.3%。这也就是说，我国的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②自从1999年开办消费信贷、发展“三大消费”后，短期内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率有所回升（1999、2000和2001年均高于1998年）；但是中长期看，则下降更快，1998年与1990年相比，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率仅分别下降3.5个和2.9个百分点，而2007年与1998年相比，则分别下降9.8个和10.8个百分点。　　

应宜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 浙江省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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