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左派怎么办？（续）

老骥

二、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

（一）建国后毛泽东民主政治的曲折历程

延安时期，黄炎培曾与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还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沉吟片刻，然后满怀信心地表示：只要实行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进行了艰难而不懈地探索。他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实践让他感到，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这可以从他晚年的一次讲话中得到印证，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不向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新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于是他频频发动群众运动，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运动中又套有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建国30年，运动的时间大概占了一半，仅管历次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他都是走的群众路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倡“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它写进宪法，他坚持宪法中保留罢工自由。人民群众则通过政治运动，拿起“四大”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遏制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西方国家的大选每隔4、5年举行一次，中国的群众运动平均7、8年开展一次，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举落选，中国的干部怕运动过关，从民主角度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政治角度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人会问不搞运动不行吗？这个问题若在当时回答颇费口舌，连毛主席都要反复谆谆教导，但时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现状，看一看腐败的程度，你就会明白，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不搞群众运动只搞经济建设的后果是什么。毛泽东是伟人，他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当然不可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做处理。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50年”。所以在当时，他为了解决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发动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纵观毛泽东时代，在廉政方面，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干部廉洁，人民淳朴，社会风清气正。过去历朝历代清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毛泽东时代则英雄辈出，数不胜数。30年廉政不走样，30年腐败难抬头，这是“四大”自由的威力，这是群众运动的功劳，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大”和罢工自由被从宪法中删除，说什么“我们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并发誓永远也不搞群众运动。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失去了民主监督，导致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腐败。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计后果，贸然否定毛泽东的民主政治，遂使毛泽东的伟大创举付诸东流。

（二）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马克思的本本中找不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么搞，在列宁的本本中找不到，与斯大林的本本也不同，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掉这个灵魂，要做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毛泽东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历经曲折、功败垂成，今后我们如何将这个未竟事业完成呢？

我们要选择最佳方案，首先就要采取排除法，，即把错误的东西去掉，然后找到正确的方法。我认为要克服两种过时的思想：

首先要克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是体制外的非常之事，它与以前历次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是脱离了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当时的写照。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人，这个人就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与进行，领导这个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功绩是否定不了的，历史将会有公正的评价。但是它的确存在缺陷：一是代价过高。毛泽东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与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存在的问题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就难免给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动荡，运动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及程度不易掌控，文革打算三年左右，结果十年不能收官；二是难以复制。毛泽东是开国领袖，他的智慧、胆略、才能与权威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他能办到的事后人未必办得到；三是走资派的破坏。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期望后来人将其纳入体制内，实现常规化。如果没有政变，接班人对其予以完善，尚有存续的希望，然而被走资派否定后，沧海桑田，就绝无可能。其次要克服盲目反对民主选举的思想。民主选举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实现选择权利的一种手段，早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政权都赋予人民民主选举的权利,“豆选”就是当时选举场景的记录。这是我党依靠人民，打击敌人的制胜法宝。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毛泽东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利用选举实施和平演变，弱化甚至取消了民主选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频频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让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选择。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仅政权稳定而且没有腐败，人民群众并不感到自己没有民主权利，相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为什么人民沦为“屁民”，腐败肆虐横行呢？正是由于资改派一方面否定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实施民主选举制度，让官员失去人民的监督与制约，从而引发灾难。所以要么是群众运动，要么是民主选举，二者必居其一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文革失败后，群众运动再无发动的可能，于是民主选举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应该再盲目地去反对民主选举。过去有的左派在僵化的思维定势下盲目反对民主选举，结果不知不觉中被改革教、资改派当枪使，用以对抗民主，维护既得利益，延缓其统治，这样的蠢事再也不能干下去了。人民渴望民主，他们已被压迫剥削的够惨了，他们想用自己的选票对统治者说不。我们一定要顺应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一味地反对民主选举就会不得人心，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经济基础上基本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造，于是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改革教、资改派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保不住。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大批的富人、官员向国外移民，转移资产就是明证。所以他们要政改是铁了心的，为此他们不惜输送利益以获取西方的支持。左派想拦是拦不住的。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政改对资改派和左派都是一把双刃剑，福祸难料。也就是说政改对资改派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对左派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还要看谁准备的充分，谁善于把握机会，但最终还是要看人民的的态度。我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以及他领导的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对资改派已失去信心，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而对左派由误解到理解，由冷淡到同情，由反对到支持，可以这么讲，只要举行真正的选举，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左派必将大获全胜！资改派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与其盲目无效地反对，不如因势利导，乘风破浪。汉大赋网友与我有同感，他在《对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几点看法》中说：“即使政治体制改革其方向、目的、结果以及主控政治体制改革的集团多么令人愤恨和沮丧，也是要正视和面对的，生活毕竟要继续下去，仅仅是反对是不足以遏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恰恰相反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抓住机会，重新组织阶级力量，在斗争中争取在最不利的局面下取得最好的政治前景，这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身体力行的”。“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会造就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力量，革命的核心由此诞生。有了核心和全国性组织，再有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管会怎样艰难险阻，都注定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不必担心帝国主义的武装干预，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如果说帝国主义对伊朗、委内瑞拉的民选政府尚且不敢动武主要是顾及自己所谓的民主形象的话，那么对一个拥有毁灭性核武器的中国，任何帝国主义也不会去干傻事。

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要因循守旧、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要对毛泽东民主政治的思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左派要有几个思想家，要有一批理论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成功从来都是属于有准备的人。我们从现在起做好迎接政改的准备，比如制定出自己的政改方案等。我坚信左派只要通过努力，不犯错误，就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中国人民会用选票告诉全世界：革命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依然是红色！

201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