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之我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在其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解放以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干部，原来的干部队伍人员人数不够，于是有大批战时的战士提拔上来做了干部，这支干部队伍因为经历和客观条件的原因，对共产党的忠诚是足够的，但文化，理论，修养，经验，政策水平就有些欠缺，这也合乎常理。因此之故，这支干部队伍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也就在所难免。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这对刚刚解放的中国是必需的，成绩也是卓越的，它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前进的道路。然而我们在坊间也听说了一些原本遵纪守法的民族资本家也被没收了资产，个人受到了批判。客观上讲，这些资本家没有让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没有偷税漏税，比之今天的一些私企老板甚至还要好一些。但这些资本家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一直生活在战战竞竞之中，而这些人有些是安分守纪，有专业知识，有经营能力的人。当然，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平民百姓，都难免要经历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但干部在执行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时是不是也存在有偏差呢？从后来一些领导人的著作来看，是有的。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始的。后来逐渐发展成给党外、党内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右”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而造成这“扩大化”的主要还是当时的忠诚有余政策水平不足的干部。我们都知道，当年中央确认的右派其实没有多少人，但经由地方干部划定的右派何止千万，这正是“阎王爷好见，小鬼关难过”。当时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因为一人被划成了右派，全家迁出城市到农村矿山居住，更不知道有多少因此家景中落甚至倾家荡产，而起因不过是一人说错了几句话中。这些“右派”有许多感到冤屈，他们不怪地方干部，而怪怨共产党和毛主席，而实际上中央并没有让他们这样做过。　　

如果说“三反”、“五反”、“反右运动”要求干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的话，那么“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则彻底暴露了干部素质低劣的问题。当年中央提出的“大跃进”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年这条口号遍地皆是，今天却上网也搜索不到了，这是很耐人深思的）如今还有记忆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条口号。这条口号错了吗？只要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这条口号永远也不能说错。但当年的实际情况却与这条口号全挂不上钩了，整个社会象是疯了一样，各地相互攀比，你亩产千斤，我亩产二千斤…一万斤…,你土法炼铁，我土法炼钢，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媒体大放卫星，还拍出许多亩产万斤粮的照片——记者们明明白白知道这在造假，居然还要造假，造假也在攀比！我们知道直到今天粮食专家袁隆平还没有种出过二千斤粮来。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来？主要责任在干部，当然高层领导急于求成建成社会主义是原因之一，但高层领导决不会主张攀比造假，只是下面的干部为了迎合上级所好，也为了自己升官，昧着良心说瞎话。更不可思议的是，之后竟然没有谁来追查当年是谁率先说假话的，有那些人说了假话，这似乎在向干部们暗示，只要对上级投其所好，怎么说假话也无妨的，这是一个先进的政党领导下的干部应该有的素质吗？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为了给地方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允许地方政府可以出让土地，收入归地方财政。不料地方政府很快发现这条政策可以让地方官员们“先富起来”，于是腐败开始泛滥，到今天，基尼系数甚至大于5！中央的初衷是为了搞活地方，提高地方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在地方干部的操弄下，老百姓的收入与官员的收入相差十倍甚至数十倍！明明中央有配套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却敢“按需所取”，以至社会上盛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目张胆地欺上瞒下。真所谓是上行下效，一些中层干部担心下级不做工作，用超规范标准给下属加薪，对于属下工作之中非法、超权限、甚至以权谋私的行为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殊不知下级非但没有感恩之心而敬业，相反却认为是认同因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违法乱纪，客观上起了纵容的作用。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也有一条罪名，叫欺君之罪，此罪极重，诛九族。现在不讲株连了，也没有君与臣了，但领导国家的政府一样是存在的，对于党中央和政府的指令，岂可容忍欺上瞒下，以权谋私？为了担心干部不做事，企图用多给钱来宠幸下级，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是错误的。干部有干部应尽的责任，干部也应当有干部应有的觉悟素质，否则可以去卖红薯。如今几百上千人争一个公务员的职位，是一种丑陋的现象，因为绝不是有这么多的人有志从事公益工作，想为人民服务，他们是冲着奇高的待遇来的，是一种对政府默认的腐败的鼓励与纵恿。在美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要低于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有信仰、有追求、主张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在工资待遇上大开倒车，是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　　

腐败泛滥，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许也是一个必然王国。如果是必然王国，那么今天不发生，以后某一天也还是要发生的。重要的是发生以后亟需总结教训，查明源头，亡羊补牢，杜绝再发。既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素质是诸多事件的关键，那么提高干部素质就非常必要了。毛主席很早前就指出，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解放以来发生在我国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也验证了这一点，正确的方针、政策路线未必一定会被实行到位，由于干部的素质，党的意志甚至会被走向反面的事实所否定，这时人们通常不怪干部，而是责怪党和党的领导人，怀疑共产党的信仰是真实的，其实党和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让干部那样去做过，这样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令党和党的领导人觉醒吗？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管不好自己的干部？记得解放初期国民党资本家退出大陆时曾经说过不要多久就会因为管不好这个国家而失败，难道真是如此！因此只是制定好方针路线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套约束干部去执行方针路线的手段。无疑干部的选择标准制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仅靠书面公务员考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干部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处置应当遵循严格的准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韩愈说“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这一个“毁”字一个“随”字何其沉重！今天的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底层的干部在觉察到上级好色、好财、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之后，有意识地设计出圈套，引导上级领导入套，在掌握领导隐私以后“假天子以领诸候”，谋财谋利，甚至上下级沆瀣一气，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能令人醒悟吗？　　

我国古代曾经记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某天一位州官同一群下僚聚会在一大厅中，这位州官看到一下属为一敉铜钱而颇费一些心思：先是发现地上有一敉铜钱，这下属环顾四周见无人看见，便用一脚踩住，尔后佯装拾取落地的东西，顺便将钱放入囊中。之后这州官没有给这下属安排工作，在别人问起时他说，他能为一敉铜钱而颇费心思，有了机会岂能不贪赃枉法？在封建社会尚且有这样的清官依德用人，我们今天先进的共产党怎么就不能依德来使用干部呢？　　

走社会主义道路会遇上必然王国，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事情，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堕入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反之，渡过必然王国，才有可能看到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　　

要渡过这必然王国就必须管好干部，正如工厂生产产品一样，产品质量的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个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只能认为是次品。对于干部的作用，也应当有一个底线，超越这个底线只能一票否决。有那些底线应当建立的呢？首先，对社会主义的干部，信仰应当是第一位的。一名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口口声声主张资本主义的人应当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干部。一个会上讲社会主义好，私自下压根不承认社会主义好的人，怎么可能为社会主义工作。其次，社会主义是要求大公无私的，如果一名干部以权谋私了，怎么可能相信他能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再次，严于修身的，一名又嫖又赌的人怎么可能在诱惑面前不叛变？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提高GDP就是好猫，那怕吃喝嫖赌，卖空国有资产都是好猫，已有的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对于干部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工资待遇。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当官发财是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的传统，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不承认这是天尽地义的事，朱镕基说要高薪养廉，中国的老百姓至少在当前还是能够接受公务员的收入稍许高于企业，但只能是稍许，更不能容忍公务员利用为国收钱的权利用纳税人交纳的钱自己给自己发钱或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条底线，毛主席在时就曾经是这样的，这条规矩必须重新树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干部管理上必须铁面无私，在今天尤其是需要少些宽容多些严格，因为这不是在为个人感情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