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两位数增长：被“统计”出来的幸福感

朱卫华

　　据中新社7月2日报道，记者今天从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论坛上获悉，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

　　我倒是真的希望国家统计部门或国家劳动部门赶紧出面澄清：这则关于“中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连续四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是一则真消息，而且无疑是带有某种权威性的数据发布。“中国劳动学会”，应是中国国家劳保行政部门主管的一个学术机构，当然拥有不可置疑的统计资源和优势。因而这组数据的“真实性与科学性”想必也可以拿出若干充分得无懈可击的依据。

　　然而，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上，成千上万的网民一边倒地对其表达了几乎是愤怒的批评与否定。这是为什么？很显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称并没有享受到这种“连续四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快感，或曰“幸福感”， 有的人甚至在发泄着“负增长”的愤懑。

　　关于统计，民间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云：“张大老板有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算盘珠子一‘平均’，个个都‘值’百万金！”这应是老百姓对时下中国统计流行病的一种通俗诊断，或者说，是老百姓对中国统计的一种另类权威诠释。在贫富阶层差距悬殊的社会背景下，统计领域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平均观”总是显得滑稽。或许，在这种“平均观”下产生的数据，对学术研究和历史积存尚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通过主流媒体以新闻方式突如其来地发布这组统计数据，想“说明”什么？当然决不是为了“仅供”学术部门研究和资料机构收藏。

　　“在岗职工”是个什么概念？按照中国统计工作时下通用的解释，它包括“国有、集体、各种合资、合作、独资、外国驻京商社和办事机构以及私营单位”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实体的职工。由此我想，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劳动学会的这组数据显然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内容。例如，在“中国在岗职工”中，1.2亿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情况，近几年数以千万计的进入劳动大军的大学生群体，以及那个在国企“改制”中被迫下岗又再就业的群体等等，他们的工资增长情况如何？这无须借助统计手段，只需用最简单的信息归纳即可获知，他们的工资绝对不可能在“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序列内。缺失了这些数据，其统计结果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毫无价值可言。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种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数据，是决不应该在这种统计中缺位的。我们的统计部门可曾统计过这些事关国家发展大计的数据？你不统计并等于它们不存在！

　　“职工工资总额”是个什么概念？据专家解释说，职工工资总额由基础工资、奖金、各项津贴和补贴组成。按劳动统计制度规定，职工工资总额计算方法不是按实际发到职工手里的现金计算，职工工资不仅包括基础工资、奖金、各项津贴和补贴，还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各项费用，如包括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并且是个人所得税的税前工资。

　　即便如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批“在岗职工”年收入也就是6000元至9000元的水平，而且这还是近一、两年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下才刚刚达到的水平，根本就不存在连续四年以“两位数”速度递增之事，也几乎不存在“基础工资”之外“奖金、各项津贴和补贴”等待遇，那对私有企业的很多“在岗职工”不过是奢望而已。因此，只有把他们的工资塞进“平均”的统计筐里，才能“统计”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中国既定政治制度之下，统计方法论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量化调查与分析，其各个时段、各种项目的统计结果，都是国家决策层对经济社会发展宏观与微观层面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内外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数据库”。因此，不仅要体现“辉煌成就”，也要反映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

　　从统计工作认识论的角度讲，它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去确定统计方向，制定统计方针和推行统计政策，此前国家统计部门故意掩盖基尼系数的真实意义，并炮制所谓的“幸福指数”，这就是认识论出了问题。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的着眼点、出发点和立足点应放在对重大经济社会矛盾的量化调查和数据分析上，当然对“巨大成果”的统计是绝对必要的甚至常常是首要的，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大问题、出现重大矛盾的时候，统计部门应当适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我们的统计如果不能及时甚至前瞻性地用数据反映出诸如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日益拉大的差距”等问题，这就不仅是认识论出了问题，而且同时证明着方法论也出了问题。

　　2007年4月27日《北京晚报》公布了北京统计部门提供的一组关于2006年度北京行业收入数据：“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有证券业、银行业、法律服务、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中，家具制造业、餐饮业不足1.9万元，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塑料制品业不足1.6万元，保安服务业最低，年平均工资9000多元。”

　　如果拿其中最高的年工资10万元和最低的年收入9千元“平均”，后者顿时可增加六倍“身价”。这种玩不尽的“平均”数字游戏，之所以从令人反感、令人不屑上升到令人愤慨、令人斥骂，就是因为它掩盖了那些不能回避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平均”之下，穷人这一概念已然化为乌有，哪来的“两极分化”？北京的这一统计结果虽然仍嫌粗糙，但基本上反映了国内一些同类发达地区职工的收入现状。而且其中有一个数据称：“2006年北京市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6097元。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达到平均值的人数占39.3%，未达平均工资人数占六成以上。”直言大半的“职工”在“平均线”之下，这是中国统计的良心。

　　就像中国劳动学会发布的这组数据，如果放上决策者的案头，会有两种结果发生：一种是令决策者喜上额头，因为广大职工工资“连续四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如此这般，世界奇迹，全球楷模，国际样板！中国社会不但不存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而且简直可以说是超级公平、公正的和谐盛世！而另一种结果则是令决策者怒发冲冠，因为这种统计非但一钱不值，而且有恶意掩饰矛盾、误导决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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