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三板斧之后，谁受了伤 ？

　　仇和到了昆明之后，就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在短短三个月内，使出了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新招。当然，对于了解仇和的人，这些所谓“新招”完全是缺乏新意的旧招重使而已。早在多年前，仇和已经在一个名叫“宿迁”的舞台上表演了这些招数，至今仍然被宿迁人所诟病。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饱受批评之后，仇和似乎对于批评意见已经炼就了“不听、不理、不在乎”的功夫。所以，仇和到昆明之初，就有一些声称了解他的网友预言：昆明人这下可有好戏看喽，等着自己的学校和医院被仇和卖光吧。
　　我是在今年一月初看到这个预言的，当时一笑置之。不料两个月后，预言成真。这才使我开始真正关注仇和现象。经过与一些昆明网友的交流，我才知道：轰轰烈烈的“卖光”大运动已经是仇和的第三板斧。在此之前，仇和已经用前两板斧打破了几年来的“仇和沉寂”，在舆论界引发了关于“仇和新政”还是“仇和恶政”的争论。现在，他的第三板斧看来正在终结这个争论，使大众舆论迅速倒向后一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仇和已经成为一位历史人物，正在终结我们对于“铁腕人物”的错误喜爱。我们正在从他身上意识到：性格专断、作风粗暴的“铁腕政治家”不可能为我们带来快乐，民主与法制才是我们这些凡人的真正保护神。
　　为了更加深切地观察仇和现象的意义，我愿意拿出一些时间，来分析一下仇和三板斧的故事。
　　仇和在昆明挥出的第一板斧，招式名曰“立威”。当时他初到昆明，即掀起了“公布官员电话”的热潮，把诸多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传达室的小门房。尽管舆论界欢呼如雷，我却感到困惑。因为我觉得这不符合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领导干部与其整天忙于应付各种内容琐屑的电话，不如潜心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使公共服务的甘霖普洒整个社会，——而不是为区区几个通过电话而联接起来的陌生人服务。
　　这却无疑是一种立威之举，意在唤起广大官员的敬畏之感。对谁的敬畏？对仇书记。这还没有完。仇书记的立威行动，在他将一位打瞌睡下属撤职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舆论界又是一派欢呼，认为这是涤荡官场恶习之英勇壮举。然而，惊喜中的人们并没有进一步讨论仇书记为何不改变一下讲话的风气，把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压缩到一个小时。
　　要知道，仇书记并不以演讲而知名。但即使是著名的演讲家，也没有办法使我在听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之后竟然不感到呵欠感大作。只许长官催眠，不许下属打盹，这似乎是不够费厄泼赖也不尽人道主义的。
　　况且事情似乎并不是“打瞌睡”那么简单。
　　我曾经多次与几位昆明网友聊到仇和。一位声称“我在现场”的昆明朋友告诉我：那位可怜的副局长确实打了瞌睡。但比打瞌睡本身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在被仇和点名批评时，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麻烦您老给我们讲讲国外的先进经验，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宿迁经验”，OK？
　　这个故事使我恍然大悟。当年我在大学做助教工作的时候，甚为痛恨打瞌睡的学生，但最为痛恨的，却是乳臭未干的学生站起来质疑我的观点。我辈尚犹如此，使君何以能堪？显然，不予重处则无以彰尊卑，更无以立威望。不过，新闻报道没有提及这个故事，因此我宁愿相信那位副局长乃是由于罪责更小的“打瞌睡”而被撤职。这样，铁腕也就显得更铁，甚有“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古风。
　　但何为“铁腕”？
　　作为民主和法制的信奉者，我本能地强烈反感这个词汇。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以法治国”的大潮下，“铁腕”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觉得，在这个法制成为主旋律的时代，“铁腕”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和叛逆。
　　最起码地说，如果按照“以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某种行为应当受到惩处，那么就不能对这种行为施加惩罚措施。公务员的任免职必须符合《公务员法》。但是，如果仔细品味这部法律，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对打瞌睡一类的小过失给予撤职等严重惩戒。这样，当仇和以“打瞌睡”为由而撤销下属职务时，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注释：要做“铁腕”，就必须罔顾法律，把自己的意志凌架于法律之上，吾即法律，我高于法律。
　　可见，仇和铁腕挥出第一板斧后，受伤的是法律，以及“依法治国”的庄重承诺。
　　仇和的第二板斧，招数名曰“造势”。
　　一位昆明朋友在网聊中感叹说：仇和真是可怕，在撤了打瞌睡官员之后，又将几乎所有昆明官员弄到了濒临撤职的边缘。他解释说，仇和以彪炳古今的宿迁经验为指导，通知昆明市的所有处级干部：现在你们得统统地外出招商引资，在去招商引资之前，先留下一份辞职信，年底如果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就等于自动辞职；当然，如果招得来商，引得来资，将被按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于是，昆明各级官员蜂拥外出，为了在2009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仍然保留住辛苦多年挣来的乌纱，而进行壮烈的招商引资之旅。这种“破釜沉舟”之举确实令人目瞪口呆，但却并不是创新。事实上，这是一种土得掉渣的“群众运动”式战术，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发明了出来，蔚为壮观矣，但确实既非“引进技术”，也非“自主创新”。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
　　——是不是所有党政官员都有招商引资的义务？而且这个义务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他们必须放弃本职工作，远走他乡寻求老板们的投资？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规定能够支持一个肯定的答案。
　　那么，仇和又有什么权力逼迫那些没有完成这个份外工作任务的官员们辞职？
　　这样，我们就再一次看到“铁腕”两个字在闪耀。不过，我们还是暂且忘了“铁腕”二字，毋宁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对仇和“招商引资大跃进”的政治经济后果作一个深入的分析，来鉴赏一下仇和的政治经济管理水平。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仇和的招商引资大跃进意味着“党不管党，政不管政，统统引资”，其实质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错位。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体系中，各个部门应该各司其职，提供法律和民意所要求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专业化的安排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最优化和公共服务效益的最大化。然而，仇和的招商引资大跃进显然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带有更多的“全民炼钢”色彩，表明仇和的思维方式已经与时代落后了大约五十年。
　　更值得担忧的，“全员招商”很可能产生与“全民炼钢”相类似的结果。首先，蜂拥到全球各地招商的昆明官员们都是“各尽其能”，努力吸引他们所能够影响到的资金，因此招引进来的投资必然五花八门，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极有可能诞生一大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低水平生产项目。这无疑是昆明市的一大灾难，使这个被称为“高原明珠”的宜人城市成为“求大不求优，求快不求好”式发展观的又一牺牲品。其次，由于“全员招商”，官员之间、地区之间的引资竞争将极其激烈，而要赢得投资合同的关键，在于你能提供多少优惠条件。于是，低价土地出让、非法税费减免势必成为昆明市这次招商引资大跃进的基本手段。但是，许多年后，当享受了众多优惠政策的企业离开或者倒闭时，昆明将得到什么？除了虚假的GDP，也许就是被掠夺一空的资源、被污染殆尽的环境！
　　试问：这样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因此，仇和挥出的第二板斧，砍伤的不仅仅是“依法治国”，而且砍断了昆明科学发展的脊梁骨。
　　现在，来看看仇和的第三板斧，这一板斧的招数名曰“卖光”。
　　跟前两板斧一样，这一板斧虽然也覆盖了“解放思想”的大棉袍，但同样拒绝了大讨论，成为用仇和意志“解放”昆明全体干部的又一事例。一切都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一位跟我网聊的昆明网友，在听我谈到仇和试图卖光昆明市的所有医院、学校时，立即表现出不知情者常有的诧异。他在屏幕上打下这样一行字：
　　——老仇一个外地人，谁给了他卖光我们昆明人家当的权力？他卖光了医院和学校，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到别的地方去吹嘘“昆明经验”，却把看病贵、上学贵的包袱丢给我们昆明人，难道世界上会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官员吗？
　　我无言。是啊，谁给了仇和这样的权力，授权他在不告知昆明市民的情况下，随意处置昆明市的公益设施？这些公益设施，是国家和云南省用了几近60年的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是昆明市公共服务的基础。仇和可曾知晓当年的建设过程之艰辛卓绝？但一切曾经为地方建设流过汗的人，却都会对此发出一声“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沉重叹息！
　　仇和为什么要做这样令人痛心的败家之事？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并不以为自己是在败家，而是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记得仇和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他曾经十二遍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得意心情。毕竟，早在三百多年前，林黛玉已经说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了十二遍萨氏《经济学》，即使成不了经济学家，也至少可以自诩是“懂得西方经济学”的“萨缪尔森弟子”了。
　　不过，尽管读了十二遍萨缪尔森，仇和看来还不能以“萨老弟子”自居。因为从仇和的“卖光”实践，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显然认为市场万能、政府无能，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而政府将办糟一切事情。这听起来似乎确实很西方，然而，这是萨老的观点吗？
　　很抱歉，不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仇和在苦读了十二遍萨老之后，居然从来没有注意过萨老的那个著名妙喻：
　　——你可以教会一只鹦鹉学会说“市场”，但它不会因此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
　　换句话说，一个只会说“市场”的经济“学者”其实跟鹦鹉无异。这才是萨老的基本观点！他所承袭的，乃是凯恩斯以来的思想传统，认定市场机制中存在诸多“失灵”，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在新古典主义的旗号下，萨老提出了“混合经济”的理念，反对盲目崇拜市场，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奇怪的是，仇和先生在读了十二遍萨老以后，在俨然以“萨老弟子”自居的同时，却用实际行动证明：那本厚厚的《经济学》所教给他的，竟然只有区区两个字：
　　——市场。
　　看得出来，多达十二遍的阅读并没有在仇和先生心中树立哪怕半点的“新古典主义”或者“混和经济学”的观念。其实，弄懂萨缪尔森的混和经济学，并不必读他十二遍。我认为，只需要把他的《经济学》看上二十分之一遍足矣。因为在Samuelson氏的《Economics》中，只需要读到第36页（抱歉，我没有中译本，只有McGraw Hill公司2005年第18版英文本），就可以看到一个章节标题：THE ECONOMICS ROLE OF GOVERNMENT（政府的经济角色）。这个章节一共有四页的内容。只需要读完这四页，我们就将发现“卖光”论实际上是对着萨缪尔森先生的老脸吐唾沫。
　　这一章开宗明义就讲：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方面承担着诸多责任。萨老把这些责任归为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市场效率，限制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二是通过税收和支出这样的再分配手段，促进社会公平；三是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
　　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公共产品问题。按照萨老的定义，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可以被每个人都平等享用，而且没有人能够被禁止享用的特殊“商品”。我很关注他的这句话：
　　Becaus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he government must step in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由于私人提供公共产品总是缺乏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产品的生产。）
　　很令人惊异：仇和显然没有读到过这句话。我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但无论如何，他在谦虚地揭示自己曾经十二遍读过萨氏《经济学》的同时，用“卖光”战略向我们证明，其实他存有一个与萨缪尔森完全相反的理念，这就是：
　　——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总是缺乏效率的，因此必须通过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来生产公共产品。
　　我认为，仇和是万分真诚地信奉这个结论的。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卖光昆明的学校和医院等公益设施是任何恶意的结果。当然他也不会知道：他就这样把西方数百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学理论踩在了脚下。
　　在我看来，仇和的“卖光”实践将产生多个方面的后果，既有经济的，也是社会的，还有政治的。倒在这一板斧下的牺牲品，不仅有民众利益，还有政府的社会控制力。
　　“卖光”对民众利益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仇和看来根本不懂何谓“经济人”假设。如果他懂“经济人”，就会明白：私营企业之所以愿意向某一领域投资，动机在于赢利。然而，公共服务领域的本质在于向公共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请问有哪家私有企业愿意干这样的亏本营生？国有医院和学校之所以能够在提供低价和免费服务的情况下生存，原因乃是在于有巨额财政补贴的存在。一旦医院和学校被私有化，财政补贴将完全失去合法性，这一大块资金必须从政府的“包袱”变为个人的“包袱”。或者说，私营医院唯有做大病人人群或者提高医药费用，否则就无法维护基本的运营。
　　看不出来仇和明白这一基本道理。
　　昆明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凡是到过昆明的人，都有机会在当地电视台见识私立医院的风采。我就曾经在昆明的一家宾馆里，为了看完一部美国大片，而不得不忍受每隔二十分钟就会反复出现的“轻松三分钟，意外怀孕去无踪”或者“无痛可视人流”之类的私立医院主流广告。而这些由昔日电线杆上的“老军医”们所控制的医院，看来注定将是昆明国有医院的买主。这只能意味着那些从来不曾在电视上亮过相的前国有医院们，将蜂涌在昆明的电视荧屏上，宣传“轻松三分钟”之类的传奇绝技。
　　事情还没有完。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仇和的“卖光”尝试将削弱政府对于这个社会的掌控能力。在一年来政府与通胀的搏斗以及私企与合同法的博弈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私有化进程中掌控了大部份经济资源的私有企业正在日益成为一支足以与政府相抗衡的力量。但是，好在政府还绝对控制着社会资源，这使得政府能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争取到来自民众的足够支持。现在，仇和式的“卖光”努力无疑将使政府失去对于这部份公益性资源的控制力，从而面临着丧失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
　　在这个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化、阶层对立日益激烈化的社会里，经济和社会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资源分配格局的态度和观点，将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不过……且不要看那么远。还是来看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仇和的“卖光”有多少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仇和并不是那些医院和学校的所有者，而是看护者。他的职责，就是努力提高它们的效能，而不是弱弱地承认自己完全能力没有管好它们，然后一卖了之。要知道，当一个经理人员承认自己无法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照看好有关资产的时候，他的唯一正确选择是悄悄离开管理岗位；然而，现在看护者却正在以令人胆寒的“铁腕”，悄悄卖掉他受托管理的资产，并且训诫委托人“你们早就该解放思想了”。
　　这是整个事件的最荒谬之处。
　　……我突然感到不再想说什么。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声音是微渺而且无效的。无论我如何言说，都无法制止仇和继续用他的“铁腕”强行推广“宿迁经验”，不容争论地治理着昆明市。“铁腕”使仇和摆脱了卑贱的“公仆”身份，使他成为傲慢的“家长”，不容置疑地独自决断然着“家”里的事情。一切反对意见都将受到申斥，一切反对行为都将受到压制。
　　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制度或言论能够约束仇和的行为。
　　值得我庆幸的是，看来仇和的“宿迁经验”尚无推广到全国的可能，因此我可以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也就预示着一种可能性：尽管我们可以对仇和及昆明的前景感到悲观，但仇和的出现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他所向披靡的一意孤行其实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迷信什么“铁腕”，要学会珍惜民主与法制。“铁腕”并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营造未来。
　　因此，如果仇和能够教会我们学会抛弃对“铁腕”的盲信，转而拥抱民主与法制，最终在民主与法制的保护下，能够有效地卫护共有的财产和私有的尊严，那么仇和现象就注定将成为一件好事。
　　真的，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感谢这个仇和，感谢他用“铁腕”唤醒了我们沉睡的信念和沉默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