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势不两立

作者：刘宇凡

　　当代最重要的新社会运动之一是环保运动。它向全人类敲响环境破坏的警钟，促成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把改善环境提上议程。另一方面，整个生物圈的破坏却持续下去。即使在发达国，某些污染指标可能改善了，但其它污染指标却恶化了。全球生态更是持续恶化。物种的灭亡速度一年快过一年；温室效应在加剧；冰山开始溶解。地球环境破坏到不可修复的临界点一天近似一天。

　　环保工作为什么进展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去寻求解决办法。不能否认有时也有局部效果，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要扭转局势，得对准病根所在，即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必然是反人类反生态的。不针对资本主义的环保努力，难免最后被资本主义化解收编，使争取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反倒变成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无限扩大生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

　　任何清醒而不太自私的人都不难了解，资本主义那种惘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经济盲目增长，很快就会超越自然界限而为人类带来更巨大灾难。从1860年至1985年，世界的商业性能源的消费增加了60倍，其中尤以战后增加得最多。从1860年至今，十个最暖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而1998年又是廿世纪最暖的一年。必须尽快在大灾难发生前大减各种温室气体（专家估计须减少六成，但1997年京都协议只减5.2%）。

　　许多环境专家指出，西方社会那种物质已很丰盛却还要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为环境污染负责。但要落实他们那种经济「零增长」主张，得首先废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不断增殖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己，而这只有在不断扩大生产及销售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资产阶级区别于其它一切有产阶级的是，只有前者才以纯粹积累货币为全部活动的目标；占有货币才可以无限积累而不会有腐坏之虞，才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换并从中增殖。这种积累资本的癖好，与资本家是否有「良心」无关。在市场盲目竞争的压力下，除非他尽量扩张生产、抢占市场，尽量赚钱及再投资，否则他分秒都有被对手挤垮的可能。唯一能不断避过恶运的办法就是积累再积累，扩大再扩大；由于每个资本家都这样做，不久就会市场饱和，生产过剩、价格下跌，经济衰退；但周期性的衰退虽然暂时打断了这种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不过是为下一轮更大规模的生产与积累奠定新的基础。至于这种做法会怎样有损受薪阶级及自然生态，资本是不会管的。

　　明白资本主义这种无限扩大生产的规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种种局部努力都没能改善环境。尽管发达国家已纷纷管制石油含铅量及规定汽车装上过滤器，因而可能使每辆车的某些废气排放减少，但是由于汽车总量在增加，结果温室气体还是不断增加。英国的一氧化硫便因此在1986-1991年间增加了35%。在1970至1990年的廿年间，世界汽车数量从2亿辆增至4.5亿辆，消耗了三分一世界石油产量，造成无尽污染。同时，尽管过去廿年增加能源效益的技术不断提高，每一单位马力的耗油量有所减低，但由于汽车总量在增加以及引擎马力增加（这是车厂互相竞争下的产物），结果欧洲的能源消耗自1970年以来还是增加了4成。更可怕的是，汽车总量还是无止境地增长下去。现在第三世界的统治精英纷纷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为典范，当中包括汽车。倘若世界各国都像美国那样滥用汽车（平均每1.3个人就有一辆），全球汽车数量就会达到50亿辆，而那是自然资源绝对不能承受的。(Nichols: 87,143)

　　一位专家Bradford Snell曾经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一份有名报告，指出「若从汽车业所消耗的大量能源、意外发生率及其所造成的污染来看，汽车代步实是现代人所发明的最没有效率的方法」。汽车平均运载不到两人，300架车只载400人，而两节火车厢就可代替有余了。汽车废气又污染大气，制造酸雨，为祸至巨（六至九成空气污染来自汽车废气）。一个以真正理性看待事物的社会都不难达到这样的共识：为什么不停止扩大生产汽车？为什么不用公共运输工具代替私家车？

利润第一还是需要第一

　　这儿就触及到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即利润与人类需要之间的矛盾。古代人类有时也会破坏环境（例如古代中国人在中原地带之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但是这多份出于无知。现代资本主义持续扩大生产及使用汽车，并不是由于无知，而是明知故犯，是因为利润的规律。盲目扩大生产汽车是为了利润。汽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石油、钢铁、橡胶等等）都是发财大生意，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成。福特解释为什么不去制造较小型汽车（这样浪费较少）时说过一句话：「小的汽车带来小的利润。」对资本家来说，这真是至理名言。最近火石牌轮胎被控故意出售有问题的轮胎更证明这种利润至上的可怕后果。

　　今天美国九成的个人运输是以汽车代步。造成这个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发钱寒的大汽车商的有力干预。从卅到五十年代，通用汽车就一直与标准石油及火石轮胎共谋收购各地的电车线路并代之以巴士。在1936至1955年间，全国电车线路从四万条减至五千条。同时，福特又利用自己在巴士及火车头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及强大的政治游说，逐步使城市之间的陆路运输由私人汽车代替公共汽车与火车。这是美国人均汽车大大高于各国的主要原因之一。(Foster:115-6)

　　太阳能明显比化石燃料环保及便宜得多。现在太阳能始终没能代替石油及煤，原因不是技术困难，而是因为，那些投资了千万美元计在固定资本及技术开发上的石油业及汽车业的巨头们，是不能容忍这些设备及技术再生不出钱来的。所以他们才对发展另类能源抗拒拖延。

　　环保先驱Berry Commoner曾经提出过生态学四大原理：（一）万物互相关连；（二）万物皆有其去处（例如汽车废气好像在你眼前消失，但其实是进入大气并促成温室效应）；（三）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它自己（例如许多看似「无用」的物种可能极有生态价值）；（四）万物皆有代价。美国环保主义者John Bellamy Foster则指出，资本主义全部违反上述四条原理；（一）万物之间的连系只有通过金钱关系；（二）万物有何去处，与资本无关，只要它们不干扰到资本自身的循环；（三）自行调节的市场才全知全能；（四）自然界的丰盛万物是给予有产者的无偿礼物（所以可以任意掠夺及污染）。(Foster: 120)

　　右派经济学认为，「目前许多环境的问题，都是由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这导致人们无节制地滥用共享的自然资源。解决办法就是「产权清楚界定与执行，可引发人们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如果制度安排能将资源控制权交到个人而非集体手中，反而会令人们对海陆空或其它资源的看管方式更具责任感。」「如果处理自然资源跟处理其它物品一样，可以买卖或交换，那么人们自然愿意看到自己的财产得到适当的照顾。」（邝美慈，1-3）

　　问题在于：「对自己财产负责」与「对自然资源更具责任感」是一个东西吗？在自然经济时代，二者也许多少吻合。一个小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为了自己及子子孙孙都能不断从土地获得产品，往往会尽量保育地力及周遭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注1）。但资本家同小农根本不同；他要获得的是不断增殖的利润，而利润最大化同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并不必然吻合，相反，前者的逻辑一定同后者矛盾。自然界中一切物种、物质与能量都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总体，但是开发自然资源的资本家没有兴趣去照顾这种互相联系；他看到的只是利润。如果某种自然生命真的被折算为价格与利润，它就会被资本家从其所属的环境单独挑出来，变成可供剥削买卖的商品，变成资本家的利润，直到它们耗尽为止。至于有关环境及其它生物的死活，由于它被视为「无用」、「无市场价值」，更是无人关心。渔业公司只管捕他要捕的鱼，赶快的捕，尽量的捕，至于这样会否危及海洋各种生物的生存需要，它们是不管的。水电公司看上一条大河，然后赶快在上游盖起水坝发电以便发财，至于整条河流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互相平衡是否受威胁，他也是不管的。

　　自然的多样性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它们不可能在折算为量的价格与利润之后仍能保持其多样性及平衡。大气层、臭氧层值多少钱？亚马逊的原始森林值多少钱？地下水值多少钱？——但这样的问题能真正提出来吗？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决定于生物及物理定律，而不是决定于价格。人类的经济开发必须服从这些自然的界限，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而资本主义那种利润挂帅的制度则相反，总是要不惜一切打破种种自然界限。

　　其次，市场价格永远只能调节眼前的货币上的供求关系。为利润而生产这种机制必然是短视的，其一切经济行为也必然是短期行为。事实上，市场对于调节生产周期较长的生产事业往往表现最差：不是严重求过于供便是供过于求。（香港的物业市道正在经历同样危机）但保育自然界恰恰不仅是为了目前及这一代人的消费需要，更是为了人类的千秋万世，为了千万个物种的绵延不绝，为了生命，为了地球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绝对是无价之宝；它同利字当头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势不两立。

　　林业公司为发财而滥伐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注2）诚然，有些公司会从事商业植林。但是，资本家植林的方式也是反生态的。自然生成的树林是生物与基因的多样性的宝藏，具有无限的实用及观赏价值。但商业性植林呢，生物多样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资本家视为有经济价值的那种树。Foster引述一个商业杉林的例子：

　　林业资本家「把最高限量的养份、水份、太阳能灌注于新一轮的植林中。他把那些年龄、大小太过参差的杉树铲除，因为这类杉树的砍伐效益较低。他铲除一切生长缓慢的树，卖不出的树，铲除一切下层林丛及任何可能损及收成的动物。他所种植的快大的道格拉斯杉树排列得非常整齐，基因划一，不像从前那些自然生成林那样不整齐。他除掉多余的苗，施加化肥以便于树快高长大；……结果是毁灭了生物与基因多样性，……流经这些树林的河溪很少有鱼，动植物、昆虫及菌类极少。老树林的土地是一块具有丰富的植被的地方。但商业性植林的土地却是不育的。」(Foster:111-2)

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地的破坏

　　土地是最早被资本家「划定产权」的自然财富。二百年来的实验结果却证明农业资本家大大损害而非保育土地及周遭环境。为了各自能从变动不居的市场得到最大货币回报，大地主往往选择出租土地给农业资本家而非自己经营，而农业资本也往往选择租入土地经营农场而非买入土地。这个情况直到今天改变很少。在1994年，美国农业土地有一半是出租土地；大农场尤其多租入土地经营（占六成之多）。租入土地经营可以增加资本应付市场的灵活性。可是，租入土地者往往只知耗尽地力而不会保育地力；他们像伐木公司一样只想到尽量与尽快剥削自然资源，以便尽快与尽量推销商品。

　　至于在自己土地上经营商业农场的地主，可能较有一点长远眼光；但是，他们的任何长远眼光也得受制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剧烈竞争下也是没有耐心与时间进行保育的。如果土地因过度开垦而地力下降，他很少想到休耕，而是千方百计去补充地力。在十九世纪廿卅年代的欧美，资本主义农场需求肥料之亟，竟然驱使农场主拚命从秘鲁大量进口鸟粪；美国政府在19世纪下半期抢占了几十个海岛，为的只是掠夺鸟粪。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之后，农场主即跑到战场收拾尸骨肥田。但有机肥的供应毕竟有限，所以其代用品必须尽快找到，而且最后找到了。1842年首次发明人工合成的磷肥；人工氮肥要到1913年才发明。化肥在战后的普遍应用与滥用同时亦宣布环境灾难的开始（Foster & Magdoff:33-6）。无限量供应的化肥打破了有机肥固有的自然界限，让资本家可以从土地不断变出高产量的农作物，但这亦同时大大损害泥土固有的有机物，妨碍植物吸收无机氮。为克服这个困难，只好再增加化肥量，于是更多泥土有机物被毁。恶性循环使化肥使用量日增，大大超过了土地及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过量的化肥渗入水源杀死鱼类，同时毒害人类及其它生物。农药也大体如此。最强劲的农药，最后都敌不过昆虫的抵抗力。但是商业农场的对策不是寻找较天然的办法，而是发展更强劲的农药并更加以滥用。农业越是资本主义化，就越只求短期利润而不顾及生态平衡。今天，水土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的现象日益严重。全球每年失去的耕地大如英国。

　　土壤肥力消失还有第二个因素: 资本主义社会下，大部份人类排泄物不能循环回到土地。而这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的结果。自然，城乡矛盾远早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城乡矛盾才达到最尖锐，因为这时城市才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并从乡村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上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常规，而城市越大，排泄物的循环便越困难(注3)。本来，只要人类的排泄物能循环回到土地，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流入大海污染海水，就能既增加土地的有机肥又可减少整体污染，何乐而不为？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真正有益的循环再造是对立的。它追求的是利润的量的单线扩张，而没有兴趣于循环再造。Commoner写道：「产品总是单线发展为废物；谷物变成排泄物，铀化作幅射废料，石油与氟变为二恶英，化石能源变作二氧化碳……结果总是废物，而这损害了一直支持生物圈的循环过程。」（Foster:122）

　　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农业与土地的、正常的物质与能量交换之断裂有了新的发展。畜牧业日益与饲料业分离，使二者的上述交换没法进行。过去很多农场既种植谷物又饲养牲畜。饲料来自农田的豆类，而牲畜排泄物又反过来用于肥田。但是当廉价氮肥大量推出之后，农场主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须依赖种植豆类植物（豆类植物可吸收空气中的氮）来作为氮肥来源。不再种植豆类植物，自然也就少养牛羊，因为这些植物的茎可作为牛羊的饲料。从此农场可以或者专门生产谷物，或者专门畜牧。这样就为饲料业完全分离出去奠定基础。再者，随着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巨型的养牛养羊养猪工厂（他们经营牛场羊场就像经营工厂，成千甚至上万的牛、羊、猪、鸡挤在狭窄的工场内动也不动地只管吃睡排泄，所以叫做农场工厂）出现了。他们所需的饲料，不像过去那样由自己农场生产，而是由老远的饲料公司供应；这也意味着，牛羊等的粪便再也无法回到土地，就像人类排泄物无法回到土地一样。（Foster & Magdoff:40-1）

　　农业不同工业的地方是前者的生产不能单靠投入人类的劳动与技术的物质力量；农业首先是有机物的生长；它首先遵从的是生命的规律而不是机器的规律。树木要几十年才能长成；小麦要100多天。在未能大量应用科学于农业的年代（十九世纪上半叶），资本家为求增加原料供应，在改变自然方面最多可以改变植物的原产地，例如把橡胶树从巴西移植到锡兰，把咖啡从西非原产地移植到世界各地，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不能改变有机物的基因及其生长规律。两次大战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彻底改变这点。科技革命令资本家无情剥削人与自然方面如虎添翼，并达到逐渐打破一切自然界限、扭曲生命规律的程度。嫌猪牛生长期过长？不要紧，喂饲激素就行，于是「快大猪」、「快大鸡」纷纷面世。把太多牲畜集中于农场工厂会增加疫症可能？喂饲抗生素就行了。（至于这些化学物会怎样危害人类与自然，对不起，那与企业无关。）嫌有机菠菜生长期70天太长？大量使用化肥就可以缩短到45天。嫌麦子生长期太长？进行绿色革命吧！

　　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可以更清楚看到所谓绿色革命，客观上只是帮助农业跨国公司发财，对普通农民、人类与自然都是弊远大于利。农业跨国公司当年推出杂交种子，宣称其为「高收成品种」。但这个名词是误导的；它们之所以有较高收成，不是本身产量特别高，而是由于其对水及化肥的反应较敏感而已。要利用杂交种子的好处，得要大量投入化肥及灌溉设施。其次，这类种子较缺乏对病害及虫害的抵抗力，所以又需要施加大量农药。又因为杂交品种的固有天然缺陷，使其后代难以保持纯正；为了保持好收成，农民不能依靠自己育种，得每年从农业公司购买种子。所以能引入杂交品种的往往是富农，而他们为求有利可图，很少会在土地上混种不同谷物，相反，只会大规模推行单一种植。但单一种植本身也使谷物缺乏抵抗力，更须依靠农药。总之，绿色革命只是大大助长滥用化肥农药，但农业公司却越发财，因为农业日益依赖他们所供应的种子、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等。绿色革命的第二个害处是单一种植的流行把谷物基因的多样性赶尽杀绝。人类历史上曾种植过至少几百种谷物，但是现时只余下15种；而在这15种谷物中，越来越多是源自同一品种的种子。世界小麦产量中有三成来自同一品种种子，而玉米则达七成。生物的多样性被牺牲了。有农业专家指出，只要改善耕种方法及贫富悬殊，贫穷农民就可以有好得多的收成，根本不用采取饮鸩止渴的「绿色革命」。但资本的逻辑是不顾这些社会及环境后果的。（F. Lappe' & J. Collin 107-8 ）近年农业跨国公司推行的基因改造食物更主要是为了垄断种子生产来发财的技俩而已，同解决饥荒无关。把能抗农药基因植入玉米等等，更只是为了迫使农民非要在购入种子时一并购入他们的农药不可而已。把种子的基因改造为自我绝育（以便阻止农民保存种子再种）更是只有资本家才想得到的无限歹毒的发财方法。但是这种为利润而无情打破自然界一切固有界限的做法正在把人类与生态推向灾难；要牛吃动物蛋白而不是吃草所造成的疯牛症就是一个最好例子。（注4）

无限商品化与普遍的损人利己

　　资本主义同过往时代的分别之一是生产力急剧的提高。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其对人与自然的剥削的机制非常完美，能够在科学帮助下打破人与自然的固有的界限。但他越这样做，便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是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与购买力的有限性（这是资本尽量节省劳动成本的必然后果）的矛盾周期性地爆发，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日廉，结果是大部份消费者在生活必需品方面越来越花费不多，因而这方面市场容易饱和；两方面因素都使市场有停止扩大之虞，从而使资本家的发财机会缩小。这对资本家来说都是灾难。为了克服市场狭窄及由此引起的危机，资本家只好尽量在商品生产上推陈出新，刺激消费意欲。所以每一次新的繁荣周期，都以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商品、从而是新的消费热点为其起点。例如廿世纪初的电气化及汽车业；而战后则是核能代替煤油发电、人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的时代（合成橡胶代替天然橡胶、合成纤维代替天然纤维、合成化肥代替天然化肥、塑料代替玻璃等）。众所周知，恰恰是这些新技术新商品，由于其极难降解，才造成了今天极其严重的污染及生态危机。现在生物科技更成为许多跨国公司走出投资机会不足的困境的救命灵丹，而不管自然基因受到无法挽回的污染的巨大风险。

　　有些人认为环境污染的主因是发达国家的人消费太多。结论是叫人停止「消费主义」，实行绿色消费。这其实只是扬汤止沸的办法而已，因为消费主义只是病症所在，不是病根。从1946年至1970年，美国人口及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43及126%；人均消费量呢，只增加了6%，但同期污染却增加了100倍。（Nichols:45）可见关键不一定在消费量，而在于所消费的新商品及其制造技术。战后塑料大量代替皮革，意味污染增加，因塑料极难降解；其次，塑料生产所需劳动只及皮革生产的四分一，但所使用资本及能源分别是皮革的10倍及30倍。塑料之代替皮革，意味就业机会减少，能源消耗大增。（Foster:123）。

　　只抓住「消费主义」现象的错误还在于：它把污染责任放在消费者身上而非大财团身上，而这等于是为罪魁祸首开脱。有些纯粹鼓吹绿色消费的环保团体天真地相信，在资本主义下面是消费者用钱投票决定厂家生产什么。请问：消费者几时投票决定生产核电？人工合成物？几时决定生产基因改造技术？或互联网？通通没有。消费者所能有的选择，不过是在业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之间买或不买而已。即令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消费者有多大主权。你能决定不买电力吗？即使在竞争性的消费品之中，消费者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你能根本不买塑料制品吗？你能知道罐头内真的不含味精？）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之所以为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不再直接支配生产；支配生产与人类需要的是货币与利润。他们不懂得，不是消费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消费。我们不是说消费者运动没有意义。当然不是这样。问题只在于消费者运动应采取什么方向，是针对资产阶级在投资与生产上的霸权，还是避免作这样的针对？

　　表面看来，资本家还是挺关怀消费者的需要的。君不见他们千方百计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吗？实际上呢，他关心的只是你手上的购买力能否变成他的利润。英国汽车制造商Lord Stokes说过，「我其实并无兴趣于制造汽车；我只有兴趣于赚钱」。今天，食品上的各种各样添加剂对消费者不仅没用，相反，只会有害身体，但是它们照旧无节制地加到食品中去，无他，只是利润作怪而矣。

　　资本主义越发展，人类需要被资本家任意扭曲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如果消费者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需要，又易于满足，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了。但是他们决不容许这事发生。因此资本家尽量通过「完美无瑕」的广告来刺激人们各种各样欲望，以便制造虚假甚而有害的需求（例如对香烟及瘦身的需求）——你还不够漂亮，或者不够瘦，皮肤不够白，所用的手提电话不够高科技。在广告的每天洗脑下，消费者往往买了许多其实不一定需要买的东西。你买的东西越多，便制造越多垃圾。全世界每年花在广告上的金钱是2,500亿美元。资本主义同浪费简直是同义词。

　　美丽新世界早就降临了。在赫胥黎这部卅年代的小说中，人们以福特为上帝，吃快乐丸保持快乐，又以浪费为荣，以缝补衣物为耻。人们以在工厂试管中出生为正常，以胎生为奇耻大辱，所以那位胎生的「野人」只有自杀一途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呢，前几点早就做到了。后一点还未做到，但可能不远。君不见香港的母亲在公众地方母乳餔婴早就被赶尽杀绝，得躲在公厕进行，反之，奶粉餔婴才被视为正常。掌握了基因改造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是廿一世纪资本家的新的发财技俩。现在，从食水到邮政，从医疗到退休金，从个人私隐到植物以至人类基因，莫不纷纷被资本家商品化，化作一盘盘大生意。

　　普遍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家普遍的损人利己。在小商品生产时代，由于市场的狭小，价格和利润要受当地小区的血缘纽带、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的限制，从而使小商品生产者不一定要损人利己。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利润打破了一切自然与人类需要、一切地域与传统道德的限制，成为全球市场的最高统治者。这时才出现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嘲弄过的普遍损人利己：医生期待病人多、律师楼希望诉讼多、建筑商希望火灾多、棺材商祈求死人多 (注5) 。在环境问题上，这个原理则变成「越污染资本家越快乐」。这要分两个层次说明。第一层：没有几个资本家愿意自动安装减废除污的技术，因为这会增加成本。他越是把自然界当作免费垃圾岗及净化器，他的利润就更多。Monsanto自己发明了一种可以清除废气中的氧化琉的装置并向外推销，但是它却不肯在自己的工厂安上这种装置。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污染物远超过自然界的净化能力。但越多污染恰恰又会为资本家带来新的商机。这就是「越污染越快乐」的第二个层次。食水越污染，蒸馏水供货商及过滤器供货商便越发财。（这些资本家更利用广告去宣传「水要蒸馏过才算清纯」这种反科学反人类的口号，以图扩大销量。）温室效应越厉害，冷气机供货商就越多生意。空气越污染，罐装「新鲜空气」或氧气便越有销路，空气清新机越多人买。就连绿色思想也变成供资本家发财的「绿色消费」——环保喷雾剂，环保饭盒，环保电池——尽管以HCFC代替CFC（制造喷雾的化学物）一样破坏臭氧层，环保电池本身的生产过程一样不环保，环保饭盒徒具虚名。事实上，环保工业本身也成了大生意。有些环保份子相信，只要发展环保工业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污染。他们忘记，资本家发展环保工业，前提是要有利润。像胶瓶这种无利可图的废物，在香港就没有回收商愿意回收再造，结果是让它们继续污染。

市场环保主义还是人民共有共享资源

　　右派经济学总爱拿孤立的个人与孤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公有制必然被坏环境，为什么必须求助于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假设有一个由各家农户共享的草原。由于对草原使用没有划定产权，所以各家农户总爱尽量多饲养牲畜；无节制地饲养的结果是迅速把草吃光。唯一解决办法是把草原划定产权；拥有草原的主人定必尽量保护资源免于耗尽。「目前许多环境的问题，都是由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自然资源理应在许多千年，不，许多万年前已经被对经济学无知的人类所耗尽，不必待到廿世纪才来劳右派经济学家的驾。人类千百年来都在共有的耕地、树林、草原与河流资源上合作生产、共享成果，但没有变成无节制地浪费。疯狂耗尽自然资源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才出现的。否定这点就是否定历史事实。英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开始成功把农民共有的树林与草原圈占为私产之前，农民一直在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的调节下共享资源（放牧、伐木为柴、采摘野果菌类）。右派经济学那种二分法根本是虚假的。要么无节制耗尽公有资源，要么就私有化资源——为什么不能设想有第三种可能？凭什么说共有共享就一定等于滥用？就不能自行有效调节使用权（注6）？

　　「划定产权然后容许买卖产权」的办法与自然生态根本不兼容；实行它只是意味将那个万物互相关连的生物圈肢解。我们怎样划定海水与海洋生物的产权？或者大气层？清新空气？水的循环？候鸟？根本没法划定。经济学最多只是使用一种极其「间接」而又异常主观的办法：例如人为制造一个企业买卖污染大气权的市场，规定凡是污染者都要花钱买下「污染权」才能排出废气；订价则决定于企业愿付多少。很明显，这种订价完全是任意及反生态的。清新空气的供应是由整个生物圈的良性循环所决定，而不是决定于任何人为「订价」。其次，「污染权」买卖纯粹是挖肉补疮，因为该减的污染根本没减，相反它其实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承认有钱人有权污染，穷人无权污染，甚至是实际承认富人可以恃着有钱而迫使穷人吞下富人所制造的污染，因为污染最多的工厂往往坐落在穷人地区或穷国（想想Union Carbide的毒气在印度玻拍尔省毒死6000多人的惨剧吧！）。发达国有毒废料也是这样按市场规律而被运到穷国掩埋。（注7）

　　市场环保主义认为，市场是保育稀缺资源的有效工具；越稀缺的资源价值越高，从而减少滥用。有环保主义者因此主张，只要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就能保护之。他们忘记了另一面：价格越高也会吸引越多厂商去搜刮资源增加供应，或是寻求其它代用品（这往往也会增加污染，例如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不论哪一种方法，长远来说都是要耗光自然资源的。海鱼就是这样。鱼价上升并没有减少滥捕，相反是加速了它。目前全球15个最重要的捕鱼区中已有11个近于捕光。我们中国人同样没有因为鲨鱼日少、鱼翅价昂而少吃鱼翅。事实上，价格高昂不一定会降低需求，因为现在资本家并不囿于本国市场，而是盯紧全球市场，而全球市场中各国的发展水平极其悬殊；如果自己国家没多少人买得起，总有另一些富国的人买得起。燕窝对泰国人来说太昂贵，但在港台却有许多中等收入的受薪阶级吃得起。

　　如果市场不行，国家直接介入又如何？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开征环保税，但是其效用之成疑已见端倪。如果要环保税行得通，前提是它必需很高；（还要假设企业不会逃税——当然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假设）有人估计，如果要使美国汽车业把环保成本纳入其企业成本内，其所需的环保税将是3.8万亿至6.6万亿美元；汽车公司当然可以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将使驾驶汽车的成本增加至车主无法负担的地步（如果我们把人类千秋万代的、对清新空气的需要也计算在内，那更是任何货币量都是不足以衡量的）。所以汽车公司绝不接受这样高的税。其实，比这温和几十倍的环保税，大财团同样不接受的。对政府来说，小民不接受不打紧，大财团不接受可不行。要知道政府决不是阶级中立的。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是首先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在1993年克林顿一旦遇上大企业反对，便乖乖取消施征温和的能源税的建议；1990年福特车厂成功促使加州州长否决州议会有关一种减污制度的立法；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在企业反对下取消环保税。（Nichols:146）当美国环保团体为阻止污染而买下污染权（但不加使用）时，当地政府就出面阻止了。

　　我们并非反对一切市场机制，更不是原则上反对环保税。我们反对的只是让市场机制控制主要经济决策、从而是控制自然界；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与环保税，都有其可借镜之处，但它们只能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下才有可能对环境发挥良好的作用。

　　分析到底，出问题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贫富悬殊，而这是破坏环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污染地球上的责任也是悬殊的；大部份污染都是富国的富人阶级造成的。（注8）其次，第三世界之环境破坏，正是过去二百年的殖民主义造成的长期贫困使然。尤其最近廿年，他们为求还富国的债而要向富国贱价出售自然资源。以伐林为例，一个国家越是欠债多，就更容易被世银、IMF等国际机构强迫以增加出口原木来还债。在1989年，三个负债最重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庭——同时亦是伐林最严重的国家。（Friends of the earth:14）亚洲金融危机亦迫使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把原木出口税大减三成，以便增加出口、换汇还债。同样，在第三世界，由于地主富农占有大多数良田与水利，而贫农少地甚而无地，迫使后者开垦更多树林。

　　贫富悬殊并不始于资本主义；但也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贫富悬殊才达到空前尖锐地步。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个富豪的全部财富，就已经相等于全球一半人口（25亿）的总收入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是两极分化，而不是什么中产化。进一步扩大市场与商品的统治范围，只会进一步恶化贫富悬殊，从而恶化环境问题，而不会有助其解决。

结语

　　人类社会已经面临十字路口。只要想想现代战争就够了。有什么东西比现代战争更破坏环境与生命？自然，战争亦非始于资本主义。但是，也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才达到足以用核弹毁灭地球从而毁灭自己的程度。但资本主义有可能真正弭兵吗？不可能的。当军火工业本身也成为超级发财的大生意的时候，经常的备战及各种局部战争更是发财必杀技。所以，虽然只要世界停止生产杀人武器几年，将资源用于救助环境与穷人，就可以大大缓和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硬是不为。

　　要真正保护生态与人类，越来越需要把人类社会从资本统治这件拘束衣中解放出来，需要废除它的统治，并代之以一个由全体劳动人民共有共享自然资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及竞争将被合作互助所代替。

2001年2月16日

注释：

注1：

殖民主义者往往将征服土地上的农业看成原始和落后的，但最近发现的一些殖民地时期的专家纪录文件，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譬如说，一位在1890年奉派到印度的英国专家佛克尔（A.J.Voelker）就如此写着：

「在任何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像印度农人这样明白如何清除杂草，运用灌溉装备，以及具有这么多对土地能力的知识的。更奇妙的，是他们对如何轮作，以及对『混合种作』及休耕的了解。……至少在我是从未见过更完美的耕作景像。」（F.Lappe' & Collins:79）

注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及第三卷都提到，由于树林生长需时，使得资本家没有兴趣经营种植树林，除了伐之砍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树林很少可能会按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管理。（Burkett:89）

恩格斯也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第20卷：521-2）

注3：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份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52-553）

注4：

「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兼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39）

注5：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去年举办的一个「创意广告比赛」更充份揭示这种损人利己的商品社会的冷酷。学会的问题是怎样去非洲卖鞋。被选为创意答案的竟是「在地上多撒铁钉及玻璃」！更可怕的是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注6：

美洲印弟安人对土地没有什么产权观念，但是共有制并没有使他们无节制地耗光资源：

「我们（加拿大Yukon印第安人）以小群落的形式聚居，并按时迁移。群落各有界限，不会越过狩猎，因为有其它印弟安人使用。……我们有自己的神明与宗教来教导我们如何和平共处。神明亦教导我们怎样与土地和平共存，学会现在称之为保育、资源管理及多用途之土地使用等东西……人们为社群之需要而忙碌工作。所有财产都属社群所有；个人不会有所损失，除非整个社群发生供应不足。这种共有共享需要有计划、组织与领导者，此三者并非正式设定的制度，却自然得到贯彻。所以我们实难采纳白人那一套（意指划定土地产权）。」（Roy Vogt:18）美洲印第安人对所捕猎的野牛的一切尽量利用；他们看见白人为牛皮贸易只取野牛皮，其余尽皆抛弃，以及白人之滥捕滥杀野牛，非常震惊，难以理解这种牛皮贸易。牛皮贸易在把野牛赶尽杀绝之后，亦即意味印第安人的末路。

注7：

1992年世银的首席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后来官拜美国财长）在内部的备忘录中就是这这样赤裸说话的：向低工资国家倾倒有毒废料的理据是无可非议的。像非洲那样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污染水平亦严重偏低，同时儿童夭折率又很高，所以在非洲倾倒废料较符合经济效益，反正他们人均寿命较短，在来得及患癌前己死掉；在发达国倾倒则不行，因为他们人均寿命长得多，由此患癌机会较大。（Nichols:167）

注8：

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26%，但占了全球商业性能源消耗的61%及原料消耗的80%；美国人口占世界不足5%，但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5%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2%。（Nichols:41）

参考书目

市场环保主义——香港的借镜，邝美慈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绿色革命，F. Lappe' & J. Collins，中译本，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

生物圈与人类社会，刘国城着，人民出版社，1992年。

Burkett, Paul, Marx and Nature --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St. Martin Press, l998.

Cock, Martin and Hopwood, Bill,' Global warning -- soci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nt publications, l996.

Croall, Stephen and Rankin, William,' Ecology for beginners', Icon books, l992.

Foster, John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l994.

Foster, John Bellamy & Magdoff, Fred,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relevance for today's agriculture’,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l998.

Friends of the Earth, 'Rainforest destruction and the High Street Banks', UK, l994.

Mcnally, David, 'Against the Market', Verso, l993.

Nichols, Dick, ' Environment,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resistance books, l999.

Vogt, Roy, 'Whose property? The deepening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democracy in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999.

『让穷人吃下污染！』
－－论资本主义与世界环境

廖化编译

　　九年前，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位于印度玻帕尔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除虫剂工厂泄漏毒气，使当地二千五百名居民集体死亡，鸡犬牛羊无一幸免。这悲剧发生后，引发起世界各地人民对发达国家将公害输往第三世界的关注。但至今，情况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每年向第三世界输出的有毒废料达二千万吨。在一九八七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工业废料（充满有害毒物）被弃于机内亚及海地。在一九八八年，意大利把四千吨化学废料扱到尼日利亚，毒害了当地泥土及地下水。

　　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为什么反复出现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产出这些废料的资本家为了多挣利润而不惜以邻为壑。但是，更可耻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却进一步把这种自私行为理论化，合理化。

污染经济学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森玛士（Lawrance Summers）就在两年前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他的同事为上述做法辩护。他这个意见给九二年二月的《经济学人》发表了。森马士提出三个理由，去支持世界银行之鼓励高污染工业迁移往欠发达国家的做法。

　　他认为应当把先进国的污染工业及废料转移到落后国家，因为这样符合经济效益。第一，污染成本，应根据由此提高了的发病率及死亡率，而造成的收入损失来计算。既然落后国家的工资低很多，那么，把污染输出落后国，即使造成疾病与死亡，其成本也很低，所以符合经济效益。
　　第二，第三世界的污染程度虽然很低，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这样一种低污染，实际上也是低效率。要提高效率和经济水平，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可惜的祗是，许多先进国的污染经济部门（例如交通、电力生产等），是无法转移他国的。但其它可转移部门，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它们转移。
　　第三，污染会使人们患上某些疾病的机会增加。比方说，某种工业废料使患癌率提高百万分之一。如果在先进国家产生这种废料，由于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高,那么,就会有不少人在老年时（此病多发生于四十岁以上男性）致病。但是，在一些落后国，五岁以下人口死亡率达到千分之二百，能活到老的人口不多，所以，即使把污染工业转移此国，其为害也不及在先进国大。　

　世界银行后来告诉《经济学人》，森玛士的备忘录，旨在同事中『诱发辩论』。而他本人也强调他并非倡议『把有毒废料弃置于穷人地区』。但是，那些熟悉正统经济学的人，没有几个会怀疑备忘录的论点是严肃的。 事实上 ，《经济学人》也指出森玛士的语言是有点冒犯，『但其经济学则无法质疑。』穷人命贱﹖

　　要知道，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那番话决不是书生论政，而是会对世界银行的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森玛士这种论调，是一种打着『经济效益』的幌子来肆无忌惮地把污染输出穷国。按照森玛士的逻辑，穷人不及有钱人值钱。如果这样，那么那些无法输出的本国污染废料，也应当弃置于穷人区而非富人区。

　　《经济学人》企图淡化森玛士的赤祼歧视穷人的言论。他们说，这种阶级价值观点不会在政府政策中起什么作用。然而，事实是政府往往会根据这种阶级观点去制定政策，国外如是，国内也如是。事实上，在那篇文章的其它部份《经济学人》也承认政府有时在国内的医疗、卫生、教育、劳工及房屋政策上采取这种阶级歧视的价值观。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祗需看看美国。列根时代的美国行政与预算局就根据风险较高的工作，工人会拿到多少额外津贴，来计算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美元。结论是，美国一个工人的生命值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之间。行政及预算局就根据这一统计，主张哪些降低污染的办法符合成本效益，哪些不能，而这一切都为了配合列根总统第一二二九一号行政命令，即所有办法都要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有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同上述吻合。他们认为，人命价值应决定于他的赚钱多寡。所以，男人的生命比女人值钱，白人生命比黑人值钱。把这个原则应用于环保，就是说，如果吃污染之苦的是穷人，其害处被认为是相对地小的。因此有毒废料应弃置于穷人区。事实上，一九八三年一份调查显示，在南部的州，四份三有害废料堆积区位于黑人区，虽然黑人人口在这些地区祗占二成人口。

金钱挂帅还是自然生态挂帅

　　资产阶级之对待污染，并不主要看成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它们更多视之为一个祗需根据自由市场的逻辑就能加以有效管理的对象。人们不必致力减少污染，祗需把它转移到落后地区就行了；生命的损失不需要避免，祗要所损失的并不是富人的就行了。

　　所以，绝不奇怪，森玛士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的 经济学人 ，也是持上述原则去对待全球气温变暖的问题。他说：

　　『有人认为，为了履行对下一代人的道义责任，现在有必要对环境投资采取优先政策。这是愚昧之见。我们如果促进基础建设，在造福后代方面不会比保存雨林稍为逊色些；如果我们扩大科学知识，也会同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同等造福后代。其实，对于全球变暖的问题，最悲观的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过是在未来二百年，平均每年减少0.1％吧了。』
　　这种论调，错就错在它们所立足的那些经济核算，总是低估自然财富的价值，总是低估经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基础设施之建设，根本不能与世界热带雨林之维护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一经毁灭是无法再生的，而且更表示地球多数物种消灭，表示世界最大的基因博物馆之消灭。威廉．奇里恩把全球变暖的经济损失加以数量化。但是，把经济价值应用于天气转变，简直是荒谬的。他估计，到了公元2300年，全球气温会上升十至十八度摄氏。由此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成本增加，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国民生产总值的12％，最坏的则占20％。然而，从环境角度看，上述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因为祗要气温上升四度摄氏，就会使地球温度比过去四千万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暖。在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地球温度不过比今天低五度吧了。根据这个观点，所谓温度上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生产总值的6 ％还是12％，这样一个问题，一定要置于一旁，让位于更重要的问题，即人类文明本身究竟还能否在这样一种全球气温剧变中继续生存。

『洪水滔天，但生意照做！』

　　《经济学人》在去年三月三十日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全球气温变暖，认为由此引起的海水水位上升不会对商业有多大影响，因为人们到时会比现在更有钱些，大可『建筑防波堤和研究耐旱谷物』以适应天气变暖。当全球科学家都认为海水水位上升是一个大灾难，将会在人命、物种、生态系统各个方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时候，这些经济学家着眼的祗是『生意能否照做』！在《经济学人》眼中，资本的无限度积累比诸于全球生态被破坏更重要！
　　对全球变暖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限于经济学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莫不如此。在去年全球环境保护会议中，美国就拒绝签订有关保护野生物种的条约，又阻挠一些国家所提出的阻止核武器及核废料生产的提议。美国正式宣布的政策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任何有碍发展的环保措施都不会鼓励。布殊在会上强调：『过去半世纪美国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今后也一定要做火车头。』
　　这种把利润置于全球生态之上的短视态度，迟早使全球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中。人类历史正在处于十字路口。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去许多年资本主义粗暴对待大自然的结果。人类人工释出到大气的碳，在份量上已经等于自然所产生的碳的7 ％。结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过去二百年增加了三分一，而有一半是五十年代起产生的。现在人类已经消耗了全部陆地及海洋的植物的四分一；而陆地上植物，则已消耗了四成。主要由于使用合成化肥，人类所生产的氮气同自然界的一样多。鉴于人类生产能力之巨可与自然相比，过去祗污染局部地区，现在已变成污染全球，危害自然生态。臭氧层之破坏，温室效应，物种被消灭，充满辐射的废料，水资源污染，土壤地力下降，重要原料之消耗，沙漠化广泛贫穷等等，都代表人类正陷于空前危机。现在，鉴于臭气层的洞已大如
一个洲，气温又变暖，那么可以说，由此而引起的旱灾、水灾、热浪等，不能再说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短视行为所无意造成的。

根本改革生产制度

　　要使今后世代能够生存下去，文明能够继续，不仅要减慢目前的污染速度，而且要完全加以逆转。但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说明它根本不会这样做。相反，它祗会加快污染地球。

　　幸运的是，资本主义从来就不能完全自由地按其逻辑发展。反对力量总会不时崛起。不论是工人运动还是环保运动，都起而阻止资本主义的种种最坏趋势发展下去，迫使它作出某种改良。然而，改良是远不足够的。因为任何改良祗要稍为大胆侵犯一下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规律，它就会作出剧烈反击。何况，今天所有环境污染危机，最后都还原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除非在全球范围内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改造它的技术和经济增长模式，那么，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便不会得到解决。而越深入研究环保问题，便越发觉，资本主义一定要被超越，不然，不论是环境还是人类的生存都大成疑问。

（根据美国《每月评论》九三年一月号J.B. Foster的“Let them eat poilution”一文改写）

新苗第27期, 1993年12月

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会给人类前途带来什么？

作者：罗兰‧谢泼德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由于利润制度作祟，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大规模地消耗，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的后果，定使地球的生态平衡发生迅速变化，终究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这决非危言耸听。
　　所有的森林受到破坏，所有的海洋正遭受到威胁生命的变化，我们呼吸的空气也越来越被毒化了。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因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使矿物燃料作为主要工业燃料以来，地球的生态体系起了很大变化，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轰炸长崎、广岛，这就证明技术发展使资本主义有能力毁灭全人类。从那时到现在，核威胁和核破坏的潜在力量已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了。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似乎还不很明显的产物，那就是为战争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已经永远改变了化学和物理的作用。这些产品的试验，仅仅为了在战时使用的有效性，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
　　在「通过化学改善人类生存」的幌子下，生活和生产都起了变化。例如所谓「奇迹般的纤维」——石棉到处在使用，杀虫剂（DDT）撒满了各处。在引进这两种物质以来的20年后，因它们而引起癌症的死亡人数开始大为增加。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合成有机化学产品的发明和生产，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已增加100倍，增加的倍数是以几何级数计算的，每隔7-8年，便增加一倍。
　　80年代末期，美国生产这类产品每年高达2千亿磅。多数这类新合成物和药品本应有利于人类，但不幸得很，在经过测试的约有3%的化学产品都是有毒的，而且有长期的潜在危害性。

△雷切尔‧卡森的警告

　　雷切尔‧卡森是第一位科学家，出来解释新的杀虫剂、肥料以及其它有毒污染物的潜在危险。他写的第一本书《沉默的春天》谈到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开端。这本书解释道：癌症和其它疾病已经成为世界食品系列中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出现在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以及所饮用的水中。
　　雷切尔‧卡森在他的书《我们周围的海洋》中，对未来的灾难作了如此的预言，他说：如果生产模式不改变，这是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海洋原是生命发源的地方，而现在却受到其中一种生命的活动的威胁。但是海洋尽管沿着不利的方向起变化，却会继续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性，仍然返回到生命本身。
　　尽管35年前，卡森的警告已经提出，环境（保护）运动也已开始，但是环境受到资本主义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反而一再升级。
　　升级的一个例子是全球正在变暖。全世界冰河的溶解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证明。
　　位于南美洲的奎尔克卡雅冰冠，是世界上好几个最大冰河的发源地，正在迅速地溶解下去。从1930到1990，这冰冠每年以3公尺的比例缩小。1990年以来，又以每年大约30公尺比例不断地缩小。
　　南极冰架后退了50年。在这50年时间间隔中，缩小的总数大约是7,000平方公里。从1998年10月到1999年3月，南极冰冠也已后退3,000平方公里左右。
　　冰河缩小面积的高速增加本来是可以预见的。近来对南北极冰核的研究，证实了全球变暖很可能不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现象。
　　冰核研究表明：地球气候变暖，开始是渐进的，接着突然增加到以大约华氏20度速度，结束了12,500年前的冰期，更重要的是，刺激这种突然变化的古代二氧化碳层，要比今天大气层中的上升浓度低得多。
　　当尚未发现这些现象之前，地球变暖仅仅是被看作渐进性的，（在过去40年中仅升高华氏4度，但到达2050年或2100年时，全球变暖将达到一个危险局面。这种新的迹象证明；现时的渐进性变暖会发展为骤然性改变。
　　如以华氏20度的幅度增加，一当冰冠融解于海而提高了海的水平（如果所有的冰冠都化解时，海的水平面将升高约260英尺，那时洪流将会淹没世界大多数城市和工业中心，地球变暖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对人类前途的威胁，必将成为与人类直接有关的问题。
　　随着全球变暖，全世界的海洋、淡水、地面和空气不断受到污染，这将使人类以及其它生命品种的命运成了问题了。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关地球最高首脑会议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说中表达了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他在演说开始时说：
　　「一个最重要的生物品种——人类，由于动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遭到迅速、递增的破坏，正处于消失的危险中。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实际上要防止这种现象，几乎是为时已晚了。应该说，人类消费社会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环境破坏应负主要责任。……如果明天来做我们很久以前就应该做的事，那是太晚了」。
　　就这个意义来说，为斑枭、蜗牛型飞鱼以及其它濒临绝灭的生物品种的生存权利作斗争时，同时也就表示着最值得关怀的应是人类本身的生存问题。

△为人类生存权而战

　　为环境而斗争，也就是为人-权、为物种的生存而战——为环境的正义而斗争，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了，按照托玛斯、杰斐逊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保护人类的「不可须臾离开的生存权、自由权以及幸福的追求权。」
　　我们应当提出如下的要求：

　　‧所有的产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先化验是否有毒害。在没有确定这类物质是否有毒害之前，目前流行一套办法，即以人类作试验对象或设法取得人体器官的计算都必须停止。
　　‧有毒物质的生产必须停止。在使用时必须选择含毒量最少的物质，直到消除一切毒素。
　　‧必须大力发展地心吸力、风力和太阳能作为能源以取代矿物燃料。
　　‧当前提到世界日程上的最高优先权，应是消灭污染和发展科学，以保持地球作为人类健全、卫生的生物圈。
　　‧数万亿美元的浩大军事开支必须停止，转而把这数万亿美元用来恢复人类的生活环境，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的1991年，军事开支仍高达1万亿美元。
　　‧对那些与污染环境有关的公司利润，必须征收百分之百的税款。

　　环境保护运动早已提出了这许多要求，过去30年中，许多成文法律也都包含有其中的一些概念。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法律，环境破坏行为仍然容许继续存在，因为这些法律条文常常由于包含着「经济可行性」的调和概念而被冲淡了。
　　经济可行性的实质意义便是：经济性企业的利润决不能从属于环境的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与安全法律总是在科学与商务间相互妥协，相互折衷。
　　事实上，环境破坏、疫病流行以及死亡，已经成为生产的组成因素，如同战争破坏和死亡人数成为一切军事斗争的组成因素一样。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职业环境、工厂、车间成为「杀人场所」。单以美国为例，至少有35万工人得了癌症等职业病，每年死于这种职业病的工人高达5万人，有人估计要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
　　蓝领工人和农业工人得癌症等职业病所占比例最高。因为他们在工场接受的高剂量含毒化学制品，要比其余部份的人口多得多。最后，这些毒素由于成为工人职业环境的一部份，扩散到全体工人阶级中去。
　　科学和技术是为了防止职业病的增加而存在的。但是，以利润为动力以及资本主义剧烈竞争却阻碍了这种可能的落实，也破坏了适当注意安全措施。
　　科学和技术本身决不是保持环境安全的阻力，这个阻力却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来自生产和科学都必须为了追求利润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
　　大多数有关环境研究的报告，都表明环境受到破坏已成为我们社会中带有全球性的症结，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加速了对地球的破坏。
　　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要想把必要资本投下去，来完全改变这种破坏性，在经济上来说是不可行的。
　　在现实世界里，资本家谋求利润的权利，是同我们的基本权利直接冲突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人类的威胁。杰斐逊的话「*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些*是不可代替的。当一切冲突到来之际，人类的生存权必须代替少数人的谋求利润权。保护环境安全权就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由于环境受到破坏而引起环境病，已成了全球所关心的问题，这便要求全人类集体行动起来，为了我们总体利益，为了物种的生存权，必须去矫正问题，去搬掉资本主义的绊脚石。
　　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是：人类在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都能控制住整个环境。
　　这样的社会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社会来保证做到：凡影响环境的一切决定，都要经过全人类的民主监督，唯有这样，物品才是为了人类需要和生存而生产，而不是为了利润、为了毁灭人类和其它物种而生产。
　　当生产手段为共同所有，当一切财产财富受共同控制和共同保护时，科学以及社会将会与生态系统和人类前途相协调了。
　　有了这些目标，我们便可开始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环境运动，当我们为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破坏性的方针路线而继续组织起来时，我们能够而且必会改造这个世界。
按照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话来说：「我们决不可怀疑，少数富有思想和高度责任心的公民定能改变这个世界。历来就只是这么一回事。」

（萧明译自《社会主义者行动》99年4月号，感谢十月评论杂志社提供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