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赞扬陈寅恪 毛泽东亲查其下落

凤凰卫视9月20日《南粤纪事》以下为文字实录：

他没有文凭，却被清华聘为导师；他著作寥寥，却被学者一致推崇；他双目失明，仍然教课写书，成为万世师表，陈寅恪，一个中国文化的传奇。

杨舒：离六十周年的国庆越来越近了，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关于六十年前那段神圣日子的回忆。然而在1949年建国的前前后后，中国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不少政商界的名流和学界的泰斗，面临是留在大陆还是避往台湾的抉择。这里面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公认是一代宗师，在国际上也被尊为隋唐史第一权威。有人当时预言，他的去留问题将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

就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大寿，斯大林忽然问起了陈寅恪，说读过他的历史著作。可是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国后他专门查访陈寅恪，才知道他拒绝前往台湾，已经举家南下广州。陈为何在辗转各处后，于1949年选择留在岭南？他又将给新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就让我们先回到1949年，在那个火热的年代背景下，来探究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的内心世界。

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的开国典礼举行一个月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进了广州城，在这座南方重镇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广州解放为缔造新中国的蓝图添上了重要一笔，而大部分广州人却并不知道，一个通晓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国学大师早已安静的来到广州，他就是陈寅恪。

早在1948年蒋介石开始考虑撤退时，没有忘记抢运国宝。他一边安排把国库里的黄金白银和故宫的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同时还有个抢救学人的计划。首先接走的就是北大校长胡适，而与胡适同飞机南下的还有举国闻名的历史学者陈寅恪。

嘉宾：那么像当时的话在1948、1949年之际，知识分子面临选择的时候，可以说对旧王朝、旧政权不满愤恨同时，也都多少有一点依恋不舍，对新政权有一点不了解，也有一些惴惴不安，这种心态可以说比较普遍存在。

当时的中国北方已经全部解放，陈寅恪与胡适等人先到了南京，只停留了一个晚上随后辗转进入上海。在那里他给岭南大学写信，表示愿到广州任教，而包括胡适在内的各路人士劝他撤往台湾，他都表示拒绝。

嘉宾：在胡适跟傅斯年看来，既然已经登机离开北平了，就应该按理成章的去台湾。

记者：起码是跟着国民党。

嘉宾：对，这个说法其实是把陈先生在1949年这个特殊年头的选择问题、去留问题给简单化了。

没有人知道陈寅恪在去留问题上，考虑和斗争了多久。但从1949年初来到广州后，他在这里任教20年直到逝世，连北平都再没回去过。

杨舒：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提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即使在大跃进年代也要集举国之力，才敢跟国学大师一人抗衡，可见陈寅恪的学问，连自负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如临大敌。

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敢说超过陈寅恪，他通晓十几种语言文字，有常用的英语、德语、法语、日语，还有梵文、西夏文、藏文、满文、朝鲜文、巴厘文，等等十几种中亚和东方古语言。据说苏联发现一块突厥文字的古碑，全国专家教授无人能识，最后请陈寅恪才迎刃而解。同时他的国学基础深厚起自家学渊源，从3岁启蒙，精通经史子集，儒家经典《十三经》倒背如流，中国的历史典籍、唐诗宋词了然于胸。在晚年他双目失明后，还能口述写出近百万字的史学著作，靠的就是他超人的记忆力和童年严格的训练。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人头落地，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积极支持变法率先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儿子陈三立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不得不带领全家离开了湖南，回到江西老家，陈宝箴的孙子陈寅恪这一年刚满九岁，显赫一时的义宁陈家就此走向衰落。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光绪12年的进士，曾做到吏部主事，也是名扬海内外的诗人，世代簪缨的陈寅恪不但从小饱读诗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而且受到父祖忧国忧民家训的熏陶。1902年，13岁的陈寅恪跟着哥哥东渡日本，踏上了海外求学的旅途。从13岁到35岁陈寅恪游历世界各地，先后在日本、法国、德国、瑞士、美国的多所大学学习，研究比较语言学、史学、佛学、西方政治经济学等。

胡守为（中山大学教授）：他写信跟他妹妹讲，他说我所注意一是历史，二是佛经。他读语言为了要读通佛经，原文的佛经，读佛经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寅恪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专门到图书馆研读了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是中国人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人。1925年陈寅恪归国的时候，他已经在文化圈中享有了全中国最博学的人的美誉。

杨舒：在陈寅恪出国游学的年代，多数留学生都读工程、医学、农学甚至军事、法律、政治等等，经世济民的热门理工及实用科目。但是陈寅恪偏偏选学了及其冷门的佛学、史学和语言学，目的是由研究历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游走各国的特点是每一门学问都找当时权威的老师。

比如说在法国就找到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这个人从敦煌莫高窟搬走五千卷佛经，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专门讲授敦煌佛经的课程。陈寅恪学成归国创立敦煌学，就受到伯希和很大的影响。他读书不追求文凭，自己认为学够了就走，所以陈寅恪在欧洲著名学府游走十几年，既然没拿任何学位和文凭，也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但是他一回国就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在文凭热的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也被学术界传为不唯文凭论的佳话。

陈寅恪只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但在学术地位上，他早就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冯友兰教授说寅恪先生是中国史学的创始人；季羡林教授说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周一良教授说，先生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以上三位教授都是各学科的一代领军人，他们代表文化人对陈寅恪的推崇，是因为不论在国难当头的岁月，还是在政治动荡、打压知识和知识份子的年代，陈寅恪都坚持务实求真地研究学问，为中华文化的五千年传承奉献毕生精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继鸦片和枪炮之后，西方文化也在强烈冲击着几千年的中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知识份子中掀起了疑古和复古的激烈对抗。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试行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传统文本，省察历史，回应当世。一批曾在海外留学的国学大师被请来担任导师，此时陈寅恪正在德国游学，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清华国学院的聘书。

胡守为：主要推荐谁，吴宓，是吴宓推荐的，吴宓跟他在哈佛是同学，同在哈佛，非常了解他那个学问。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就对陈寅恪的学问极其佩服。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极力推荐陈寅恪。

胡守为：你又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如何来当研究院的导师呢？当时梁启超说，他说陈寅恪的著作几百字，比我著作等身加起来还高，那个意思是这样了。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正式登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堂，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研究院主任吴宓等著名教授都常常来听他的讲课。陈寅恪由此又被学生称为太老师，是名副其实的教授的教授。

胡守为：正在岭南大学讲课的时候，有些教授还是去听，听他的课。比方历史系的连方仲教授，有名的经济学家听了他的课。我们有一位教世界史的蒋尚哲教授，他在美国博士论文写中国近代史的。回来以后他教世界史，他也去听他的课。

刘志伟（中山大学教授）：他是大部分人读不懂，但是真正内行的人读了又拍案叫绝的。

在清华园的12年里，陈寅恪作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奠定了他作为国际权威汉学家的地位。

刘志伟：这句话最简练，你看“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当然这个是很简练的了，他的讨论要比这个复杂，但这个就很清楚的讲到，我刚才讲的他的观点，很简练。

胡守为：一个英国教授叫崔瑞德，英文名字叫Churchill，他的中文名叫崔瑞德。这位学者西方都认为他是唐史的一流专家，是成就最高的一流专家。他负责编《剑桥中国史》唐史那部分，他在序言里就讲了，他说我们这本唐史里面的，原文我记不大清楚了，所有章节，都得益于陈寅恪教授的论点。

杨舒：1927年6月2日，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发生了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深远的事件，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潭自尽。王国维是清末中国知识份子的旗帜，他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老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导师，王国维为什么自尽，后人一直有争论。王把他的后事遗嘱托给陈寅恪，可见王国维视他为知己。而陈寅恪写的悼念王国维的悼词以及纪念碑文，不仅被公认为对王国维最精确的评价，而且提出的精神被后人奉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理想。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陈寅恪的父亲被称为最后的传统诗人的陈三立绝食五天，在北平逝世。1937年到1949年，陈寅恪在战乱中辗转北平、重庆、昆明、香港、英国导致双目失明，一腿残废。1949年，陈寅恪带着家人来到岭南大学，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程焕文（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这是非常有名的东南区1号，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故居。

记者：这个房子是在他来之前就有的？

程焕文：这是老岭南大学的房子。老岭南大学以前就有，就安排他在这里住，你看这条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条水泥路上面刷了白色的水泥。因为陈寅恪先生失明以后，他还是能看到一点点光的，所以为了能让他，每天晚上黄昏和夫人一起散布的时候，让他便于看到这个路，所以学校当时就把路上刷了白色的石灰。

五十年代陈寅恪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专门指示为他配备了三个保姆。在中山大学里，陈寅恪继续尽其所能地传业授课，出版著作。

胡守为：我去上课的时候一个人，我一个人去上课，到门口了，那个助手告诉他，学生来了，他听见说来了，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夏天，他本来穿着唐装，那种两件的唐装，他上去换了一个纱布长袍下来上课。这一点，我是印象非常深。那么认真，所以他把课堂当成了很神圣的地方。这些就是我记的，哪一天他进我记的，年月日写在那里，以后便于查。

记者：这是哪一年的讲义了？

胡守为：这是，应该是1950年吧。

胡守为还保留着当年陈寅恪上课的讲义，听过陈寅恪讲课的人不多，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是其中之一。

胡守为：你听他的课只能够听到他的一些观点，他要讲些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跟过去的人所说的，有多大的差别，深度如何，我们就不那么容易领会了。我们当时其实是还不够格，听他的课还不够格。

在中山大学的时候，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他只能在家里给学生上课，卧室外面的走廊就是教室。

程焕文：他在这里的学生就沿着这一边，就坐在这里听课，所以他所有的上课，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完成的。因为他眼睛失明，所以他也不能走，那么学生们基本就在这里，每次就是十几二十个学生。这个黑板是助手有时候帮他，在上面写一些东西。

胡守为：我上的时候人更少了，有一个学期就我一个，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文化厅长杜国祥来我们学校，就向着我讲，你最值钱了，一个最高工资的教授和一个助手教你一个人。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教书，只有短短八年，然而直到今天中大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仍然深深地打着他的印记。

刘志伟：1978年，我们恢复研究生招生，当时所有大学的指定参考书都是教材。《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只中山大学历史系，78年那时改革开放还没真正开始，我们指定的考试参考书，就是他的两本书。

胡守为：到1957年学术大批判，有学生就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是误人子弟。陈先生看了以后就非常不高兴，他说，既然说我误人子弟，那我就不教书了。

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不能行走的情况下，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最后一本著作《柳如是别传》。

杨舒：从几年前开始，中国内地风行的国学热又爆出新花样，一个是从新学期开始，教育部在十省市中小学试开京剧课，将来要推广到全国；第二是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在小学教繁体字。在这种国学风的推动下，如今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的书店，都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和传记。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学术专著有时甚至是摆在畅销书榜上。虽然能看懂的人相信是万中无一。这一方面说明国学热已经受到举国的重视；另一方面，大概也能证明国学大师中的顶峰，毫无疑问仍然是教授的教授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