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里的“颜色革命”

------谈谈重铸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田忠国　　

在自由主义语境下，人们根据时间划代，中国就有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其时，这种以时间划代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时代的变迁，要经历思想萌芽、形成系统，而后要经过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认知条件下优选出价值目标，并在某种价值目标的主导下，开展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实践活动。通过实践，证明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对错。由此可知，思想的选择，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这个维度说，以思想文化的更替划代是相对科学的。　　

如果按照思想划代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在同外部思想斗争的同时，其内部也经历了不断的斗争和反复实践，最后优选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思想，并同蒋介石的思想观点，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斗争有两个主渠道，一是思想的交锋，二是武装交锋，前者的交锋是为了降低代价，取得共识，后者的交锋是为了保证前者拥有交锋的条件。事实证明，由于阶级利益的因素，通过思想交锋达到共识的希望是唯乎其唯的，于是，就由思想斗争演变为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　　

从革命战争到国家建设，也是一种思想实践的不同历史阶段。一个是革命实践，另一个是建设实践，后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实践。按照人们正常的思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后，就该由革命转入和平建设时期。　　

事实上，解放初期LD路线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推进的，但在这个推进过程中，毛泽东发现，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逐渐朝官僚主义演变。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思想路线的暗自嬗变。有人认为，如果按照LD路线继续走下去，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了。当然，我认为这是一家之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因为，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说到底是对LD路线的回归，也就是说，是LD路线在新时期的实践。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成就要大得多。我们对这种论调不去评论，因为评论了就会惹得主流经济学家火冒三丈，但我们无权评论不等于我们无权回顾历史。　　

一些权威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前三十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没有物价上涨因素），而后三十年GDP平均增速为8.5％（有物价上涨因素），假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这个增速将会大大缩水，假如，我们只能假如，中国后三十年的增长速度是纯增长速度，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忽略不计的，比如说外资占GDP的比率。　　

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外资在中国，也是中国的GDP。当然，数字算中国的，但一个无情的事实是，经济主权不是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得到了面子上的好处，而外资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当然，按照某些官员的看法，国际经济交往，就得让人家得到好，尝到甜头，不然，人家和你交往干什么。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如果光中国为它国做贡献，中国仅仅得到数字的实惠就有点不正常了。　　

有人透露说，中国的GDP仅外资就占了30％以上，若如此，既便以GDP增长为唯一的政绩标准，去掉30％的外资，GDP就会大幅度缩水。　　

再假如，中国的后三十年是从1949年10月开始，去掉前三十年的积累，按照8.5％的平均速度增长，GDP中又有外资的30％，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正在发掘这些历史数据，当然，人们无法从数据中体验现实生活，但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我这样分析，并不想说前三十年没有失误或错误，如果没有失误或错误，就不会有毛泽东下决心纠偏了。也不想说中国的后三十年就全是失误或错误的，但客观真实的历史数据，比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造出来的数据更具有决策的参考价值。或许，对于这种说法，既便是吴敬琏、厉以　宁等　先生也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吧。　　

但问题是，中国怎么会掉进大脑萎缩、身子膨大的发展怪圈里的呢？　潘维　先生的很多文章告诉我们，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走自强还是自弱的道路，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与意识形态有关。这个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不发人深思，但是，他能改变有身子没脑子的主流精英么？如果他改变不了，应该由谁改变呢？一般的认为，改造知识精英特别是主流精英的思想与思维的责任，是中国共产党，比如说毛泽东时代，一大批知识精英在毛泽东的说服与感召下，在保留自己思想独立的情况下，全身心的投入到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大潮中。比如，被人们称为冥顽不化的梁漱溟，一方面同毛泽东争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把自己的治国想法和盘托出。对于这段历史，有人看出了梁漱溟的反毛，有人看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同他争个没完有失尊严，但我则认为，如果没有　梁漱溟　先生对毛泽东的信任，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的尊重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毛、梁之争这段公案了。　　

从这个角度说，那是一场肝胆相照之争，既显示了毛泽东包容宇宙的精神风采，又显示了　梁漱溟　先生执著于信仰的知识分子的动人之处，虽然显得有点愚腐，有点认死理、不开窍，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感动。而毛泽东的包容宇宙襟怀，更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政治标本：包容宇宙不是放弃真理、放弃斗争，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也不是不给不同思想留下存在的空间，而是留下了更大的存在空间。当然，留下存在空间的前提是不同思想观点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更好的发展。　　

几十年后，当　梁漱溟　先生回顾毛、梁之争时，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并由衷的赞佩毛泽东的伟大。从这一点上来说，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中的胜利。　　

但是，中国的后三十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从意识形态对前三十年的否定，由一步步弱化到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全面占领，在意识形态领域顺利的实现了颜色革命的战略目标。　　

有人可能认为我这是言过其实，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些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标志、仇视民众的文章在主流媒体不断推出和一些经济决策西方利益优先化，就是一个明证。而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案件就是郭京毅案。　　

也有人会说，郭京毅案只是个个案，并不代表整个官员阶层，这确实是是实，但是，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全国，而不是紧紧盯着郭京毅本人，各地方以保护外资为主，打压国内资本的实际情况看，郭京毅案似乎就不是个案，而带有普遍性质。　　

如果我们再把最近出台的国家买执行的决策再放到一块看（合并一个乡镇奖励五十万等举措），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国家管理能力，竟然到了只有用钱买的地步。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管理，蜕化到唯钱是命的地步，政治执行力已经荡然无存。　　

有一项关于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官员中反对财产申报的达70％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如果继续沿着过去的改革路线走下去，结果只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政治道德危机。　　

有人可能认为，政治道德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是实上，世界各国的政治危机，都是从政治道德危机开始的。　　

　胡伟武　先生慨叹，中国的汉奷太多。　张宏良　先生也发出了中南海上空飞翔着一群美国鹦鹉警报。当然，还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发出了悲哀的警告。　　

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中国主动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在中国放弃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成功的实现了颜色革命的结果。　　

因为，任何国家的决策，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由此可知，我们的决策失误，源于意识形态的改变。　　

有人可能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个主义问题，而决策则源于智慧。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主义问题既是个方向问题，也是个智慧问题，比如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信仰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从蒋介石的屡战屡败和毛泽东的屡战屡胜上看，谁能相信主义只是个信仰问题，不是个智慧问题呢？　　

主义的建构过程，在我看来是个思维扩展，并进而形成系统的过程。但思维是什么呢？思维就是个智慧问题。思想只是在思维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这种或那种认识，一个是建立在社会阶层情感立场上的角度，另一个建立在思维扩展基础，突破社会阶层的情感，上升为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智慧，比如说马克思和毛泽东。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便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依然保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和权利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无法解释马克思为什么背叛本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去的历史事实。　　

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和毛泽东只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并不代表人类智慧的必然。　　

但不论是必然还是偶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既是个主义问题，也是个智慧的问题。由此可知，意识形态的颜色革命，要比军事占领国土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它让本该代表中国智慧的精英变得弱智，甘愿为其西方主子服务。　　

2006年，我曾写过贱卖国家利益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制度门现象，并呼吁高层关注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也或许因为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反而给自己招来很多可以预想得到的麻烦。现在的事实证明，我对一系列的制度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从这个角度说，意识形态问题，既是个主义也既发展方向的问题，亦是个国家智慧高低的问题，同样也是个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　　

也由此可知，中国到了必须重铸意识形态的时候了。　　

重铸意识形态问题，在　潘维　先生看来，是个在世界上掌握话语权和定义意识形态的概念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重铸意识形态，也是个国内如何重新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　　

当然，重铸中国的意识形态，绝对不是推倒了重来，而是重新定位毛泽东思想，并有批判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实践证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并作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标准。　　

这一事实说明，任何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基本的努力都是不得人心的，都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或抵抗。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在解读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毛泽东一生的所思所想，唯一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权利，是保证其利益不受欺害的前提，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失去本该属于他的利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民主的权利。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毛泽东主张人民群众有至高无尚的造反权，也就是文革时期人们常说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但在和平发展时期，过多、过于频繁的造反，必然给社会带来无序，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生活和正常发展。　　

但是，有没有既保持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处于正常状态，又确保人民群众的造反权呢？　　

我想是有的。在我写本文前，　潘维　先生已经给出了路径，那就是法治化。但　韩德强　先生也敏锐的发现法治化的严重缺陷，那就是，如果法官不按法律规则办事怎么办？　韩　先生给出的路径，就是用高尚解决。　　

高尚是个个人道德范畴的问题，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教育，都无法保障个人道德不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法律制度越多，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而是相反。不仅普通大众如此，而且本该代表社会良知的精英，特别是主流精英，不仅没有维持在基本道德的层面，而且堕落成以兽为乐、为其奋斗目标的地步。　　

这一事实似乎告诉人们，依法治国也此路不通。　　

但是，从张宏良　和郎咸平　先生大量的文章中，我们又发现了另一条路径，也就是依法治国，确保法律的社会道德性的路径。　　

张、　郎二　先生告诉我们，美国的陪审员制度，就是贴在法庭里的大字报（　张宏良　先生语），而　郎咸平　先生告诉我们，美国的司法制度，法官只有审清权，而审判权掌握在陪审员手里。陪审员的组成要素就在于社会道德的坚守者（无意识坚守），而不是懂得法律的人。由此可知，美国的审判是道德审判，而中国的审判是精英审判。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上看，凡是实行精英审判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出现了精英堕落现象，常常使法律陷入道德危机之中。由此可知，这不是中国的专利，只是中国法律陷入法律的道德危机更为严重而已。　　

法律道德危机和政治道德危机，是世界上最容易引起社会重大事件乃至动荡的原因。一般情况，对于政治道德和法律道德，都是采取追责的方法挽回民心。当然，追责的关键要在时间的有效性之内，如果超过时间的有效性，追责并不能起到挽回民心的作用。　　

其实，重铸中国的意识形态和重构以民权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在中国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如果说过去我们没有思路，辩不清重铸意识形态和重构以民权为主体的制度体系的方向的话，经过这几年不同思想观点的争论和社会实践，已经看得清中国应该选择的方向了。　　

不仅如此，从张宏良、仲大军、潘维、韩德强、俞可平、高梁、　潘　老师、苏杜、黄　卫东等　先生和以茅于轼、党国英、徐友渔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人士不同思想观点的对比中，中国应该建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已经初具轮廓。　　

我之所以在此特别指出以自私为主体的自由观点代表人物，旨在说明，在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应该着重考虑如何有效避免自由的自私对社会的危害和对制度的扭曲。我一直认为，良好的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有作用，而那些有害的思想也对中国的发展有作用，因为，人们只有发现了有害的思想，才有可能寻找到避免损害社会肌体的办法。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一直对我反对的人保持着足够的尊重。　　

在我看来，自私的自由就意味着强者的自由掠夺，意味着社会良知和社会道德惨遭兽行的蹂躏，意味着维系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的消失，也意味着社会的大动荡、大冲突的到来。　　

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不论是社会大动荡，还是社会的大冲突，都是社会进步助推器，也是人类建构理性的必须经过的过程。　　

比如说，在我们无法确知的远古时代，如果没有重大的自然灾难和人类群体间的冲突造成的灾难，就不可能形成族群，也不可能由族群形成国家。也就是说，理性是人类经受灾难的结果，或者说是灾难训练出了人类的理性。　　

因此，我曾经断言，没有人类的灾难就没有人类的理性。　　

从世界各国大多都是单一族群而中华民族则是多族群组合成一个中华族群这一事实上看，或许证明中华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灾难，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华民族拥有更多的智慧。因为，族群间的和睦相处，既需要理性的支持，也需要智慧的支持。假如象某些民族虚无论者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的文化全是糟粕的话，中国就不会是个多族群一体的国家了。　　

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成功的实现了颜色革命，现在的中国到了苏联解体前的危险状态，如果再不重铸意识形态，构建以民权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并以民权解构卖国的精英体系，不远的将来，中国必会成为第二个苏联。　　

有人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也不会发生苏东巨变，但是，由于中国思想观点的尖锐对立，又缺乏整合不同思想观点的斗争机制，加之部门专制和地方专制的形成，地方的独立要求将会出现。　　

从“南都报系”发表试探性《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的文章上看，地方独立的思潮正在暗处涌动。　　

或许，现在重铸意识形态和重构以民权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已经来不及了。但能挽救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只有民众了。民众能挽救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但需要给与民众挽救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权利。　　

　2008年9月17日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