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田忠国　　

我曾在“理论是未来现实的雕像”一文这样写道：　　

“理论是未来现实的雕像，所以，理论创新就其本质说，就是创新未来。”　　

但是，理论与制度创新必须坚持一个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而由于国家性质不同，各自坚持的基本方向也不同。比如，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和制度创新坚持的方向必然是如何更好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如何更好的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提升制度机制效率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是中国所需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果反之，则不仅不能称之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破坏。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想谈谈中国理论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几个问题。　　

一、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方向　　

正如我在“中国反网络战争的武器是宣传毛主义”一文中所说：　　

“衡量理论创新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是研究精英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研究人民大众如何为精英服务；是研究如何更好的让人民大众反对剥削压迫，更好的当家作主，更好的发挥劳动大众的主动创造能力，还是研究如何更好的剥削压迫人民大众，更好的剥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离开这个价值判断标准妄谈正确或错误，都可能陷入为剥削压迫摇旗呐喊的泥淖。”　　

我个人认为，这是衡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唯一价值标准。离开这个价值标准标准谈创新，其“创新”的结果就可能是对剥削压迫制度的全面复制。一位叫庄亮主的网友曾经这样给我留言：　　

“‘美国最卓越的国务卿、最长青的政治家’基辛格都不由得对毛主席表达了真诚的崇敬和由衷的赞颂：‘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只有举毛旗才能占领道德、民心、法律的制高点。”　　

所以，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离开毛主义，就单纯的是个国内制造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的问题，而是个国际问题。有人批判坚持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机制和激活全民创造活力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思想僵化，是必须清除的旧思想、旧体制，那么，他们所热切盼望的新思想、新体制是什么呢?　　

他们所谓的新思想，就是剥削压迫。　　

他们所谓的新体制，就是把剥削压迫制度化。　　

说到此处，我们有必要谈谈修正主义问题。修正主义是个大多人比较难理解的概念，有必要说清楚。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剥削压迫主义，但修正主义者为了掩饰其剥削压迫主义的真实面目，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即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按劳分配激励机制落后、僵化的名义，悄悄以剥削压迫的价值观念取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明确了修正主义其实就是剥削压迫主义这个概念，再对照其理论创新的原则是不是为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目标，就很容易分清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了。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的原因，离开公有制，全面私有制，就没有人民大众的利益，只有权力与资本的利益；离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即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就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只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所谓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假社会主义，是一个剥削压迫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　　

二、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　　

中国历史证明，没有高度集权，就会陷入国家分裂，乃至陷入军阀混战的困境。所以，中国政改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我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没商量，因为，留下商量的余地，就给分裂中国的图谋留下了用武之地。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就必须重新规制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也即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反之，党内就会发生思想蜕变，由思想蜕变演变为制度蜕变。　　

有人可能说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随着权力或地位的改变，如果没有对权力和地位的问题的制约，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也即剥削压迫主义的开始，因为，权力是享乐主义产生的土壤，享乐主义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官僚主义是产生修正主义也即剥削压迫主义的土壤。　　

所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加强权力制约。　　

权力内部制约，就会产生权力分肥潜机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权力分肥潜机制表现为等级制和特权制；西方国家的权力分肥潜机制，表现在贪污腐败上，比如美国民主和台湾民主，就是标准的案例。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介于前苏联与西方民主之间，并把权力分肥潜机制发挥到极致。　　

或许，正因为毛主席基于对前苏联和西方民主权力结构的深刻认识，才构建了党群一体化，也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价值机制，才保持了中国前三十年权力性质没变、以民为国的国家性质没变、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制度没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变。由此可知，党群一体化，也即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模式。离开这个基本模式，剥削压迫主义就会成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共识，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高尚全、王长江、辛子陵、吴敬琏们的剥削压迫主义，就成了他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首要选择，而在他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推动下，剥削压迫机制就成了制造中国灾难无法逃避的劫薮。　　

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国，恢复剥削压迫机制的中国，本来是美国肢解中国的战略，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肢解中国的战略，怎么就成了高尚全、王长江、辛子陵、吴敬琏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终极目标？　　

请问中纪委和国家安全部，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我们认为，现在到了中纪委和国家安全部必须给出明确答案的时候了。如果是巧合，他们的政治经济改制计划就不能采用，如果不是巧合，那就应该以破坏国家安全罪立案调查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国家政治经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的政体，提升这个国家政体的运行效率，而不是破坏这个国家的政体。世界历史证明，只有敌对国家或这个国家的敌人才会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名义破坏这个国家的政体。　　

当然，除中国之外，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升国家政体的运行效率，维护国家性质，而是为破坏这个国家的政体、改变国家性质，那就证明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事实相反，比如说前苏联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最终证明是为了苏联的解体，是不是应该引起中国的警惕呢？　　

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提升剥削效率和占有比率，兼顾民众生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在更好的维护公有制的前提下，更好的激活并提升全国人民共同的创造潜力，提升按劳分配的激励激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或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管理方法或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巩固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造福全国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或吸收社会主义优秀的管理方法和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剥削制度。这本来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因为，这是由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美国抑制中国发展，最终肢解中国的主要战略。但是，吴敬琏们竟然以美国肢解中国战略为理论与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这难道不值得中国警惕吗？　　

吴敬琏在“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一文中说：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吴敬琏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政治精、知识精英以美国肢解中国战略为理论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源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同时证明，吴敬琏所谓的“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破除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建立剥削压迫主义的思想观点。　　

吴敬琏在该文还说：“在学习他国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从表面上看，吴敬琏们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或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管理方法或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巩固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造福全国人民。但吴敬琏的“学习他国的经验”，竟然成了以美国肢解中国战略为理论与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这难道仅仅是个思想观点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否、否、否！　　

四、必须坚持权力机制的系统化、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同步互动化　　

前面说过，中国必须加快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的研究步伐，尽快使权力机制系统化、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同步互动化，提高权力运行能力和运行质量，强化党的领导能力，改变领导形象。　　

吴敬琏在“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一文中诅咒式的说：“对于1958年以后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缘于“公社化”、“大跃进”和“共产风”的错误，相反却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背离了他所倡导的革命路线。于是，他在1966年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⑥]，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 “文化大革命”的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亿干部、群众受到政治迫害的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　　

由此可知，吴敬琏所诅咒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即，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按劳分配激励机制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价值机制。而吴敬琏所谓的新路线和新体制，不过是资本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　　

正因为如此，构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构建权力机制的系统化、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同步互动化的理论模式，坚决反击吴敬琏们等美国肢解中国战略的执行者，推行美国肢解战略者的猖狂进攻，就成了马列毛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五、必须坚持以民为国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就是以民为国。但只有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才能确保以民为国的政治机制、民主机制不被改变。以民为国的政治机制、民主机制不被改变，才能证明中国的战略管理能力提高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以公有制为制度基础的工、农、教、科技与国防同步共进结构，就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这个同步共进战略结构，在吴敬琏们的破坏下早就不复存在。　　

破坏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一般而言是任何敌对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但没用它国动手，吴敬琏们就轻易做到了。这样看来，吴敬琏们是美国的最大功臣。　　

但问题是，中国还有能力恢复国家发战略吗？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恢复国家发展战略的可能概率非常小，因为，恢复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是恢复党群一体化管理模式和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　　

然而，美国肢解中国战略的代言人---吴敬琏们---是绝对不愿中国恢复发展战略的，相反，他们会疯狂攻击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迫害中央正确决策的支持者。辛子陵们说，他们只是和左派的治国方法不同，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谎言，因为，辛子陵们以美国肢解中国战略为治国战略，怎么可能是同左派的治国方法不同呢？　　

当然，我即非左派，也非右派，即非党员，亦非其它政治派别，而是一个普通民众，如果非得起个派别的名称不可，我就是劳动大众派。　　

所以，劳动大众派判断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一心一意为自己服务？是以官、资及自己为国，还是以民为国？是以劳动大众的利益比天还大，还是以自己的利益比天还大？是以中国利益、中国安全为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目标，还是以美国利益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目标？　　

当然，因为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得出的结论也完全相反。因为结论相反，美国派就说左派和劳动大众派反改革。但是，美国派说左派或劳动大众派反改革，恰恰证明他们的观点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中国改革停滞，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论调完全一致，同时证明，吴敬琏、高尚全们的改革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是为美国的改革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结论　　

有人总结说，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不论“姓资姓社”、到不论“姓公姓私”，再到不论“姓中姓外”三不论过程。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论“姓资姓社”，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自由剥削压迫主义。不论“姓公姓私”，可以自由的化公为私，就是强盗主义。不论“姓中姓外”，可以自由的卖国，就是卖国主义。这就是吴敬琏们所说的破除旧思想、旧体制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过程。　　

如果继续这样创新下去，只会亡党亡国。　　

而亡党亡国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再怎么好玩，我个人认为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治国毕竟不是玩国。玩国就是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上所述原则、方向，也即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毛路线。毛路线其实也不复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价值机制，人们一般称党群一体化。当然，吴敬琏、高尚全、辛子陵、王长江们对毛路线充满了刻骨仇恨。这也难怪，毕竟毛路线影响他们实现自由剥削压迫的理想，所以，我们对他们如兽的心态十分理解。如果说我们理解他们志在亡党亡国的心态的话，那么，他们志在灭种，灭中华民族之种的心态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中华民族之种。　　

所以，面对吴敬琏们亡国灭种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国是该坚持必须坚持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原则了。　　

20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