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中国有不少的教授和学者对现状深感不满，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搞一次类似启蒙运动似的文化运动或高校改革”。这种草率的行为绝不会达到轻率的萨科齐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一样的效果。后者在95提出该计划时至今日已经为欧洲开辟了新的历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卧薪尝胆，欧洲人已经接近完成了瓦解雅尔塔体系和恢复准一战时凡尔赛体系的战略目标。前者的行为无疑于掀起一场民粹主义的暴乱，结果是瓦解了共和国走向独裁的资本主义社会。　　

背景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在坚持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上，不仅要贯彻“特色”主张维护市场经济的主角的利益的同时还要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以为工农某福，在调和两个被统治阶级矛盾的度的把持上有问题，也造就了政策的摇摆不定。众所周知，资本家是以剩余劳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特色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悖论的东西谈及无意义），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家和劳动人民之间做出引导得政府是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前些年，实用主义开始慢慢浸入人们的思想，深受毒害的某些官员也放弃了原应保持的“审判官”的立场，“瓮安事件”“小摊贩杀死城管”等应运而生。　　

显然，当局是认识到了这一点。98年金融危机迫于无奈的政府把手仍然伸向了工农，才使得人民币保持坚挺。农民的负担加剧，商人却虚惊一场。局外人或许更明晰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轨迹，无度的扶持房地产市场，造就了地产泡沫。抑制房价，银行垮了，银行一跨，金融就完了。显然商人已经成为当局不可小视、不可放弃的角色。他们不是浅薄无知的人，瓮安之后，他们立即向勤劳、善良的人民伸出了橄榄枝。从横征暴敛的用以维持这个政府正常运转的税费改成了医保、农村养老保险等民间融资，藉以缓和长达三十年的隔阂。这个举措立即的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效果。走到中国的农村谈及此事，即使最愤愤不平者也会说道比起上一届，老百姓要好过的多了。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切政府的构建都必须正视这个现状。孙中山没有看清楚，所以“三十年未竟”；毛泽东看清楚了，于是搞了土地革命，结果呈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当局看清楚了没有？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继承者，他们也应该清楚。农业大国必须要农业机械化，继而走向工业大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农业机械化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才走了农业合作化道路。毛泽东视察湖南湘潭的时候说的，土地制度变了，国家根基就要发生变化，是非常危险的。农村土地市场，是资本家眼中的一块肉。2000年至今日，亦有人拿此说事。显然这是大家不得不警觉的。　　

中国政府应允转基因主粮之后，立即遭到世界科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口诛笔伐。这个消息的范围明显的在一定的圈子里，如果更加广泛的传播，只能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如果当局执意所为，只能带来另一个阶级的蠢蠢欲动。　　

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　　

哲学世界里自由主义渊源颇深，在本世纪初以西方世界为首的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他们以普世价值作为道德理念，以宪政主义为政治理念，企图换来资本主义的第二春。　　

人性是贪婪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希冀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但是，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自由，无法使得他们更加有效地剥削剩余劳动。所以他们总结和宣传国外的宪政理论、梳理中国的宪政历史、或把宪政和儒家联姻、或用基督教教义来做宪政理论基础。其目的在于效仿大官僚资本家索取政治权力，企图将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一个宪政的资产阶级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向分两种。一种是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另一种则是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民间资产阶级。前者一向是近现代中国国家政权的主角，暴力和独裁是其统治的最大特征；而后者虽然一向是前者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又往往不满于前者的专横暴虐，而觊觎于参与甚至夺取国家政权。回顾一下中国民间资产阶级追求“宪政民主”的历史是颇为有趣的：晚清，中国民间资产阶级曾多次向满清皇帝和贵族“吁请立宪”，最后换来的却是皇族内阁；辛亥年武昌起义而帝国瓦解，中华民国建立，结果临时约法不数年而成具文，“立宪政府”成为军阀之玩物；而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多年里，被工农运动吓坏了的民间资产阶级又不得不紧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政权交给大官僚大买办组成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时却又不时发出几声“宪政”的哀鸣；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被人民革命战争埋葬后，民间资产阶级别无他法，只能向代表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共产党投诚，乖乖地接受被改造的命运。但是斗转星移，如今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他们吃得更肥、胆气更壮，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宪政之说又兴。可见，宪政是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百年梦想，但迄今为止，这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不禁让人为他们的孱弱掬一把同情之泪。　　

作为民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中国自由派，当然现在的自由派还往往兼有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虽然主要依靠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维持其利益，但它们不会只把注押在一个地方。扶植一个政治反对派，既能够在当权派遇到危机的时候及时换马，又能够作为一张挟制当权派的筹码，不时拿来敲打一下当权派，让他们乖乖听话。这样的戏码，近来在各种“颜色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而自由派由于对劳动人民的天然恐惧，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这一切不过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孱弱。　　

宪政的背后　　

有了这样的社会背景，有了这样的官僚主义横行，资产阶级显然看清了这一点（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点拨）。仅仅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带来的思想是不够的，没有这样的行为远远不能完成他们的百年梦想。于是他们在中国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人口社会向老龄化迈进的这个特殊时期掀起了狂轰乱炸。他们效仿的仅仅为西方称颂的法国大革命——然而他们和法国资产阶级却迥然不同——他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仅仅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教唆。至于他们自己或是他们蛊惑的那些人都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梦想着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式的制度，即使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都看不上眼。他们集中要构建的是政治如美国，市场完全自由。同时对于经营各种自然界的财富之工业投资以及对于工人之剥削，也要自由；工人、雇员以后可以任由他们交给别人去役使。这一切必须要有他们的代言人来牢牢控制这个国家，而国家必须同情满足个人之福有和大资产之聚集。　　

在经济方面，受到西方经济学——资本主义的产物——诱惑。或者说根本就是帝国主义蓄意培养的。他们希望完全的市场自由。他们梦想着要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可以随意奴役雇员、工人。这样一来，大大小小的商人都蜂拥而来，结果主张的人自然就多了。他们离间民众和政府，通过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民众的负担。于是，多党或两党自然就比一个如此庸俗的党好。这样支持的人自然也就更多了。而真正的农民是依靠土地的，只有剥离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才会真正加剧农民的负担。或使之以诱惑如用极少的资金回收土地使之进城或使之以诱惑如文化的高调宣传“城市生活、享受人生”或使之以诱惑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大片，总之，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手段仅仅用小恩小惠来冰释人民的疑惑——农民都跑到城市中工作，土地换来了资金就可以做小本买卖，于是资产阶级自身的队伍就慢慢壮大起来。显然政府是被迷惑了，他们鼓励农民入城的步伐加剧无疑是邀请自己掘墓人的呼声加剧。十亿多农民有一半都到城里做小本生意，其结局如何众人皆知？如果无法维持生计，其结局又会如何？到那时发生的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中攻占巴士地狱那么单纯，一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过分脆弱而不能构成独立可维持的政治势力的时侯，社会运动会民粹化和暴民运动化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一方面如果国家能继续维持，必须依靠铁腕人物，类似拿破仑之流，而鉴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脆弱不能独立支持这样的政权就必须具有侵略性造成世界性的灾难。其三，眼下的资产阶级具有了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角色，极有可能是引狼入室，再次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国家。　　

文化运动和高校改革根本行不通　　

鉴于上述的各个不得不注意到的背景在谈方向才是可取的。我之前倾向于高校改革，清华大学要搞一流大学的时候原以为是契机。仔细斟酌不以为然，蔡元培搞北大改革，一要有这样政府，敢于容纳异己思想到大学；二要有这样的人，蔡先生身上有特质的。目前都不具备，喊喊口号，多争取点拨款还是可以的。　　

文化运动本身依靠的是文化的力量，上溯一百年也没有好点的大思想出来。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哲学意义，毛泽东，其余的不足论之。譬如矛盾的解构主义，短视的实用主义等都是小思想，满足时下一时只需而做，不足以高举这样的大旗。唯一可取的还是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回归到毛泽东思想里面去，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面。　　

在当下中国，坚持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所谓“自由派”的每一分“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产阶级全力围堵造成的一样，今天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这些“自由派”催生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的。由此可以预见，在中国绝对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速度比他们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应当是：右不能极右，极右会逼出“极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盘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