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加速昭示中国社会贫困化

何必

12日上午十点，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的cpi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同比上涨了百分之3.4，创下了27个月以来的新高，数据一公布，上证指数立即就出现了一波跳水行情。但仍然收红，上证指数重新站上了4000点。银河证券市场部副经理赵岩：“cpi的出台符合很多散户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对市场的一个预期，包括上次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看五月份的CPI指数，再选择是否加息。” cpi也就是消费价格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升幅过大，则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尤其是证券市场，根据以往的经验，cpi指数过高，很可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的消息就会随之而来，从而减少证券市场的资金供应，导致股市下跌。高德黄金首席经济学家张卫星：“跟美国相比较我们的利息还是很低的，尤其是存款利息。升息的货币政策可能还会采用，另外像控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些央行的手段，包括票据的手段，我觉得还是可以采用的。”此次公布的cpi数据中，油脂价格上涨21.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6.5%，鲜蛋价格更是上涨了37.1%。专家介绍食品价格涨幅过快，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从今年的情况看，它是全球现象，主要与全球市场的变动有关，像澳大利亚今年严重干旱，它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国，农产品输出国所以农产品涨价不是中国的单一现象。”很多专家都指出，虽然cpi指数稍高，但还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即使央行出台一些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对于股市的影响并不大。（2007年6月13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这个万众瞩目的CPI，终于款款出炉。就像那个著名的相声里的扔靴子那样，终于落地了，让各界对于5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的各种猜测得到了一个来自中国官方权威部门的终极答案。虽然人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造假习以为常，但毕竟，在无法寻求到其他准确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依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结果了。

此前，针对国内物价上涨的状况，太多的人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纷纷站在各自的角度上进行了推测。高盛甚至给出了4%的高位预测。不过，尽管数据猜测五花八门，可超过央行通货膨胀警戒线的3%，应该是众口一词的，不同的只不过是在争议超出了到底多少。

现在，结果出来了，3.4%。这个数据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不仅把央行的警戒线远远甩在后面，而且让4月份的3%刚刚让人放松的弦再度绷紧，更是让3月份3.3%的比例相形见绌。如此近来未曾有过的高位，着实让全社会都紧张起来。

最近很是热闹的股市，也在眼巴巴地期待着这个5月份CPI数据的亮相，并等待着衙门针对如许结果而将要采取的措施，对股市将会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而宣传部门更是在该数据出台之前就下了严厉的禁令，不准炒作物价上涨的相关内容。

也是，昨天我有关律师状告中华医学会等的文字，还被博客网站隐藏起来，实在莫名其妙，连这么个内容度不许说，近来我的文字被屏蔽的频率越来越高，简直不知道在所谓的个人博客里，还能够说些个什么而不被话语霸权拥有者们所放行。

其实，本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层面的变化，早就被各方议论纷纷。去年7月20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7月19日，渣打银行表示，亚洲经济已经见顶，并反驳近来一些发达国家央行及学者关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开始向全球输出通胀的观点。渣打银行东北亚总经济师关家明表示，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的上升周期已经走到尽头。他说，中国前天公布的11.3%的第二季GDP增长很可能是亚洲地区经济的最后一次欢呼。尽管接下来的几周里，亚洲其他国家公布的数据仍将向好，但亚洲经济将开始显现放缓的迹象，中国也不例外。关家明还表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目前其实仍然在对外输出通缩而非通胀。他表示，虽然的确有数据能够支持中国输出通胀的观点，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另外，虽然中国出口的玩具、鞋等低成本商品的价格略有上升，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价格却一直在下降，而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仍在不断上升。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包括韩国、马来西亚等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关家明说，对于一些调控措施“慢半拍”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增长已经见顶，但物价却没上升，而且由于之前没有采取足够的调控措施，伴随而来的副作用，如资源瓶颈和经常账赤字将暴露出来，增加了调控难度。其中，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面临的挑战最大。而对于一些节奏把握准确，或者经济周期相对提前的国家，渣打认为目前的要务是让经济平稳着陆。未来2－3个季度里，在美国利率政策转变、经济增长由快转慢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如何掌握好本国货币政策转变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因此关家明认为，未来的6个月内，亚洲区央行将面临大的考验。

可让这些洋鬼子大跌眼镜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最后的欢呼，不仅去年全年GDP达到了10.7%的增速，今年也依然没有掉下过两位数。

洋鬼子对于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招数都有着乐观的估计。德国有价证券储蓄协会的投资基金专家尼古拉斯-施洛特豪厄指出，中国政府有应对通货膨胀的三板斧。首先，跟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可以通过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物价。不过，尽管中国央行发出升息的暗示，但不会做大幅的上调。中国央行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拉动内需。其次，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国家限制最高价格的方式来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中国外贸的顺差让中国有能力对个别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第三，中国政府和央行也可以采取措施限制国内银行的信贷规模。前几个月，中国人民银行曾三度提高了银行最低储备金额，并且成功地让各银行增加了在央行的无息现金份额储备。这些措施从流通领域抽出了资金，提高了贷款的门槛。

不过，通看洋鬼子所谓中国委府三板斧，也不过都是些个蜻蜓点水之举。在委府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任何单纯的经济政策的功用都会被抵消，更何况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央行。从国务院部委局办到各地方的投资政绩冲动，足以使任何调控举措付之东流。

许峥给我发来的今年来有关通货膨胀的分析颇有意味。

通胀预警高悬说明什么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一个研讨会上警告，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给通胀施压，如果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央行可能加紧调控。从去年至今，央行的政策宣示和高官谈话都屡屡提及通胀预警；在一年之内，央行已三次调高利率，五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胀预警依然高悬，可见物价上涨的压力已非同寻常。实际上，从去年底开始，消费价格指数(CPI)一路走高，到今年2月份已达到2.7%，接近央行设定的3%“警戒线”。再看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统计数字，一些银行和学术机构的经济学家甚至以“震惊”来形容：2月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8.68倍，两个月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41.5%，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33%；2月份广义货币(M2)供给量同比增速17.8%，比1月份增幅高1.9个百分点；2月份人民币信贷同比增速为17.2%，比1月份高1.8个百分点……

由于前两个月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先行指标走势强劲，国家信息中心、花旗银行等近期纷纷上调经济增速预测，大都预测全年增速接近或超过去年的10.7%。出口剧增、顺差扩大、信贷扩张、热钱涌入……难怪有专家忧虑：经济过热的风险在积聚。一方面信贷、投资和经济过热极有可能拉动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成本推进的物价上涨也极有可能发生。比如，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企业在环保、职工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要求的提高等。再看近日传媒披露的各种“涨价”新闻，就不难证实吴晓灵并非虚言：天然气出厂价4月可能上调10%，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逐步提高，国内成品油定价适时与国际市场接轨……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己任的央行，眼中自然是“黑云压城”或“山雨欲来”的图景，再度发出预警信号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对付通货膨胀，央行有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的政策工具。去年以来，央行手中的“十八般武艺”几乎都使遍了；上月中旬还加了一次息，半个月后央行高官仍在大谈通胀警讯，可见单靠央行的货币政策，难以独力应付通货膨胀的压力，更难以治愈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痼疾。如果央行的连番“软着陆”措施都未能生效，经济过热导致“急刹车”和“硬着陆”就不可避免。央行发出通胀预警是其职责所在，央行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也势所必然；但央行不可能包医百病，比如内部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健全、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偏离公益方向、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等税收杠杆逆向调节等等。不尽快在这些病灶上下药动手术，央行再发出更强烈的预警、再抡起更多的政策工具，结果可能还是无济于事。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央行甚至同时使用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扩大汇率浮动空间这种前所未有的被坊间称之为“三率齐发”的措施，更被社会上分析认为央行在使用货币政策方面面临黔驴技穷的窘境。

现在，CPI远远高出央行规定的警戒线，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是再加上加快汇率浮动步伐？从效果上看，货币政策调整给经济从较快到过热转变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政策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准备金率已经接近了高度的极限。而利率的上调给国际热钱的进入更是提供了鼓励性质的刺激，使得热钱通过千变万化的途径进入中国境内炒作人民币并且实现在市场炒作和升值的双重套利。

更可怕的，是从通货膨胀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物价水平的上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沦为贫困，在诸如低保线并不随着通货膨胀水平及时变化的情况下，通货膨胀让越来越多的家庭进入到实际的低保线以下，却由于名义低保线的调整不及时而不能享受政策性补贴。

利率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加剧，让消费信贷处于成本增加的状态当中。这让很多依靠消费贷款购置住房汽车等的人群对逐渐攀升并且处在继续上升通道里的利率水平望而却步，对消费形成进一步的抑制。

这种状况反过来迫使委府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来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统治合法性唯一基础所必须的经济增长速度。

美国前总统胡佛说了句非常经典的话：“通货膨胀比斯大林还要坏。”（转引自P•A•萨缪尔森《经济学》第4页）对于几乎全世界来说，通货膨胀应该是最为危险的恶魔。而对于按照与时俱进中国特色语境当中频繁使用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在社会保障残缺不全、公共产品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无疑将让其陷入新一轮的贫困，不管是相对的贫困化还是绝对的贫困化。

而中国的通货膨胀更将使蝴蝶效应之下的全人类面临很大的问题。去年8月18日快讯，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挑战。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全球的中央银行家们就将开始为中国的物价而坐立不安。中国七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增长1%，而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虽然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增幅都在回落，但是这并不能打消市场对中国通胀的警惕，也许中国的通胀压力才刚刚开始。作为全球商品价格的最大影响者，一旦中国物价向上趋势确立，全球的中央银行家们绝不可能象过去几年一样拱手而治，中国价格必然会抬高全球物价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虽然目前这些发达国家正处于加息通道。从增长结构看，七月份CPI增幅回落主要是受季节性影响，如最大权重的食品价格和鲜菜价格大幅走低。从历史经验来看，可以肯定，第四季度中国的CPI指数将会重拾升势。当然，即使中国的物价有向上压力，但是作为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综合指数CPI不可能在中国涨得太离谱，尤其是目前生产要素价格在中国还未完全放开、多数服务价格还掌握在政府手中。不过，不要指望过去CPI和PPI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将在中国继续重演，经过连续4年的舒通和中国对消费的培育，中国的价格传导机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已经部分地传递到下游企业，中国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就是明证。值得关注的是，七月份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再创年内新高，3.6% 的涨幅，虽然离2004年的最高峰8.4% 相差尚远，但是泛滥的流动性、居高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使PPI继续承压，而这些压力将最终将体现在 CPI上，尤其是商品价格。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开放的贸易体系下，中国的商品价格压力必然会通过出口传递到其他国家，虽然中国已经在未雨绸缪进行宏观调控，但未必就立竿见影在物价上，这对于正在放慢增长脚步的全球经济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

这种悲天悯人的说法，很不幸地得到了现实的印证。今年以来，PPI指数不断攀升。媒体报道，5月11日周五和5月14日周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发布其关于中国经济通货膨胀情况的基本指标，即PPI和CPI 指数。通货膨胀再次成为中国金融界的担忧问题，即使目前通货膨胀问题依然主要局限在食品价格方面。至于PPI，3月 PPI指数增长了2.7% ，略高于2月的2.6%，但仍然低于1月的3.3% 。第一季度PPI增长了2.9% 。总的来看，我们预计2007年PPI增长范围基本将保持在3.0-3.5%。而6月12日招商证券发布5 月份PPI 和原材料价格点评认为，PPI和原材料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5月份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分别上涨2.8%和3.6%，较上月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基数，因为去年5、6月份宏观经济明显大幅扩张，主要指标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很高，因此更应关注环比变化，对于以后陆续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和投资数据也是如此。两个价格指数环比涨幅总体上仍在上升，通胀压力有所加大。5月份PPI环比折年率上涨2.7%，涨幅较4月份略有回落，但三个月累计涨幅持续提高；原材料价格环比折年率大幅上涨超过7.0%，上涨幅度很大的部分原因是4月份异常偏低。总体看，两个价格指数变动反映出当前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当前产出高出潜在水平的背景下，信贷和投资扩张对物价上扬的拉动是比较明显的。

许峥给我发来的材料当中也提及，分析师表示，不断加剧的通胀及强劲的经济增长率均暗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调整的紧要关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迅猛增长了11.1％。Economic olicy Institute的全球贸易经济学家Robert cott表示，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中国正全力支撑美元以保证出口，另一方面，这样做的代价是仅仅第一季度中国就在外汇市场上买入了1，250亿美元，这导致国内出通胀。cott认为中国有两个选择，一是坐视国内物价上涨并希望物价不要失控，另一个就是中国增加人民币的弹性并放弃主要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的委府所能够动用的政策手段越来越少。即使财大气粗，却拿歇斯底里的经济和社会走势无可奈何。不管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看，还是从社会治理方面看，委府可以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进入一个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无论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腾挪的地方逐渐逼仄。

亚瑟•拉弗多年以前提出的四大繁荣杀手：通货膨胀、税率、监管负担、自由贸易。

通货膨胀前面说了不少。

税率呢？别喋喋不休于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太老生常谈了。最新的消息是，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将车船使用税与交强险捆绑在一起，并且提高了车船使用税的税额100%。这种方式让全社会都为之侧目：将委府财税和强制性保险放到了一起，说明了委府收入连个起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不顾了；而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税率上调，却没有任何比如听证会这种哪怕是走过场似的花样，连这么个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都懒得做了，直眉瞪眼明目张胆地强取豪夺了。这也折射出，如今对国民的打劫到了何等肆无忌惮的地步。

而监管负担呢？中国的官民比例失衡（纳税人供养官员人数之多）古今中外前所未有，以及委府行政开支25年中增长了87倍，而就这，我们连最基本的要求比如餐桌上的食品能够安全放心食用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这负担到了何种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吧。

至于说自由贸易，这还是委府推卸责任的法宝，更是市场化叫嚣当中的撕心裂肺。连起码的自由都不具备，还谈什么自由贸易及其好歹？

虽然我对郎咸平不少说辞有所非议，认为他的炒作更多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所谓“与其‘仇富’不如‘仇腐’” 的论调，也算是一语中的：“据我的观察与研究，粮油等牵涉基本民生的支出通胀的深层原因，乃是内地腐败势力的大量存在。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公帑投资，导致经济畸形过热，使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最终令全体人民不得不每吃一餐都要多付百分之十几的支出来为腐败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