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精英’现象”

栾保俊

一

为了弄清“精英”这个词的含义，我先是查1979年的《辞海》（因为此后的《辞海》我信不过），居然没有这个词，只好请教我的好友大学教授老仲。他想了想，说：“精英”是对平凡、庸碌而言。应该是出类拔粹的非凡之辈，是国家栋梁，民族楷模，他们或精明或英武，因此才能叫精英。据他的这个提示，我反复对照思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词语，带有表彰、钦羡、景仰的意思。古代的不说，就拿新中国成立以来，上上下下的精英就很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可以说精英如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精英比比皆是，个个都有建树，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因此国家兴盛，各方面的事业蒸蒸日上。精英众多实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二

可是近二三十年来，精英几乎成了贬义词，一提精英，人们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注：下面凡假精英都加引号，以示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他们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办了许多坏事，使人们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信不过他们了。因此，人们在提到精英时，都加引号，说他们是“精英”。意思是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精英，而是冒牌的精英。

一个人是不是精英，应该是得到人民承认的，而不是自封的。比如建国初期的那些精英，从来没有听说他们自己嚷嚷“我是精英！”但人人都认为他们是国家的精英。而近二三十年来的所谓“精英”就不同了，有些“知识分子”经常自吹自擂：“我们是精英”，“我们精英”应该如何如何。很有一点非我其谁的味道，也还有一点旧社会撂地摊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味道。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某些领导人的放纵、支持分不开。他们认为过去对知识分子“左”了，现在要“宽容”、“宽松”、“宽厚”。于是，他们把知识分子捧在手心里，加以安抚，加以吹捧。有的思想修养较差的知识分子，就飘飘然起来，不知天高地厚，唯我独尊，放肆得很。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办了一份名曰《新启蒙》的刊物，发表过一篇题名《知识分子人格论》的大文（见1988年《新启蒙》第1集），大言不惭地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精英”（那一阵子不光是《新启蒙》，还有《世界经济导报》等一批报刊吹这件事），都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常使他们“扮演公众的代言人”的角色，“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需要“独立人格”把他们的“良心”表达出来（同上）。

请看“精英”们是何等的自高自大啊！他们当中不乏读了一些书，有一些知识的人。但实践证明他们之中也不乏不学无术的人。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真有学问的人，不会动不动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的学问大。比如，他们当中不少人自称为“经济学家”，有的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在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证明他们离经济学家差得远，有人说：内地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那些年走红的所谓“经济学家”，从来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留给人们印象最深是如下的一些说教，诸如：“社会进步是以道德沦丧作代价的”，“在人均400——800美圆之间，腐败是难免的（或说‘不可避免’）”，“道德对经济发展是无能为力的”，“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等等。现在列举以上这些说教，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在说笑话。不。这不是说笑话。这些说教就是当年“精英”们（有名有姓）为改革出的主意，当时还真的迷惑了不少人。而且奇怪的是，就凭这样的“学问”，“精英”们可以毫无愧色地闯荡江湖几十年，一个个都是以“救世主”、“太上皇”的姿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谁也不能说个不字！从那时起，“精英”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社会上颐指气使到如今！

假若“精英”真有很大的本领，可以扭转乾坤，中国人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稍微考察一下他们的言行就会发现，这是一群道德修养和工作实践能力极差、只会说大话使小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请看他们给自己“严格界定”的“独立人格”的三个“操作层面”，领教一下“精英”们是怎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说：“第一，在本体意识上，以自我的需要为本位。也就是说，他的原始行为动机不是出之任何外在需求考虑，而是自我利益的驱使。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需要一般地要比其他社会成员层次更高，即不仅包含着个人功利性欲求，同时更内蕴着非功利的求知欲望。知识和真理在这里具有至上的、终极的意义，••••••。第二，在思想方法上坚持科学的个人理性。真理与宗教信仰不同，它排斥一切外在的精神权威，所凭借的只是个人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在逻辑上超越于个人经验之上，但其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只能以个人的独立思考为基础••••••。第三，在行为模式上，则富于社会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个人理性所认定的真理不能仅仅停留于内心世界，而必须外化为个体的实践，必须有勇气承担良知选择所必然产生的社会责任。当他参与社会的政治的决策时，应该立足于自己的专业本位。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维持自己身份的独立••••••。”（上引均见《知识分子人格论》）

善良的人们，当你们看了“精英”给自己“严格界定”的“要求”和“行为准则”以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有大开眼界顿生觉悟之感？过去我们搞不清楚“精英”们为什么总是出馊主意、坏主意，为什么老是和人民和共产党对着干？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他们的思想、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自己。上述文字，充分暴露了“精英”们的丑恶灵魂：其一，它告诉我们，“精英”们是一群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从“自我”出发，是以“自我的需要为本位”，而“不是出之外在的任何需求”，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只考虑“自我需要”，他人的死活，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兴亡，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二，上述文字还暴露了“精英”们是一群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空想家。“精英”们宣称：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具有充分自主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能力”，而且这种“判断能力”都是以他们个人的“科学的理性”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判断能力”一定是准确无误的。因此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只“依据自己的理性进行内心的选择”，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正确的，凡我没有“选择”的就都是错误的。其三，上述这些文字还暴露了“精英”们的政治野心。“精英”们把自己封为超人，他们要凌驾于一切之上，要主宰一切。他们声称“有勇气承担良知选择所必然产生的社会责任”，要“富于社会批判精神”，还要“外化为个体实践”。“精英”们在这里说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并不是批判任何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批判，反而要中国“全盘西化”。他们所要批判的只是社会主义。怎么个批判法呢？他们说“在政治层面上，独立人格则体现为超于一定功利之上的社会批判精神”，“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理论学说参与社会政治的决策”来实现。就如他们为“改革”不断地出馊主意那样。

三

以上的文字，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写一篇批判文章。但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多说，这里只说一句：“精英”们这种高超的牛皮，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不会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会有人不自量力，不知羞耻地说出这样热昏的胡话、屁话！然而，不管人们信与不信，它却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而且，以后的20多年来，“精英”们在“指导”他们所主张的“改革”中，竟然是确确实实地按照他们的思想、理念和愿望干的。
“精英”们“凭借”“个人的科学理性”“选择”，认为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按：应该理解为颠覆和否定）；又因为他们是“公众的代言人”，是“良心的代表”，因此“必须外化为”“社会实践”，即变成行动；又因为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必须指挥（指导）一切，调动一切，中国13亿人都得毫无例外地按他们的指示办事。这就是为什么在20多年的“改革”中，“精英”们始终独断专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听群众的意见。平时，他们把“民主”喊得震天响，可是，当“国企改革”要几千万工人下岗的时候，当他们要搞“开发区”，把成千上万亩土地“批租”给“开发商”“开发”的时候，从来不听群众的意见，都是他们说了算，而且是 “金口玉言”，老百姓连个屁都不敢放！

更重要的是，“精英”们办事情是“以自我需要为本位”，是“自我利益的驱使”，是“个人功利性欲求”，而且这种“欲求”“具有至上的终极的意义”，就是说他们想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就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能阻挡，谁也不能攀比，就是玉皇大帝、天王老子也在他们之下。比如，“精英”们需要“先富起来”，先富的最便捷、最省力的途径，就是把当年“草根”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巨大国有财产装到自己的腰包里。于是他们就 和掌权者共谋“虐待”国有企业，在资金、税收和原材料的供应等方面制订不平等的政策，让外资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使国有企业江河日下。他们“创造”了这个“事实”以后，再从这个“实际”出发，上升到理论上加以批判：说国有企业就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说了不算，所以调动不起人们的积极性”，必须“改革”，再不“改革”，国有企业就会像冰棍一样的化掉（即所谓的“冰棍论”），像苹果一样烂掉（即所谓“烂苹果论”）。

为了能使他们的“改革”“顺理成章”，减少阻力，达到俗话所说的“把你卖了还要帮他们数钞票”的效果，他们采取“逐步升级，诱君深入，请君入瓮”的办法：第一步，先是摆脱党委的领导，说“国有企业所以搞不好，是因为‘党政不分’，干扰太大，应该‘党政分开’”。当时的总书记为了落实这个决策，“适时地”提出了“党的组织属地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工作业余化”的口号。于是很快党政就分开了，党的工作可有可无，党委书记从与厂长“平起平坐”很快就变成了“老二”，变成了闲差，党的工作无人干，党的干部说话没人听。“精英”们趁热打铁，进一步摆脱党的“束缚”，说：党政虽然分开，但遇到重大决策还要党委集体讨论，仍然有干扰。市场经济的机遇稍纵即逝，讨论来讨论去会贻误商机，不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应该实行“厂长负责制”，就像军队打仗一样，指挥员说了算，工厂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与此同时，“精英”们还大批政治工作的“错误”和“负面影响”，说政治工作是整人的；政治工作者都是一些看风使舵、拍马屁、打小报告、道德品质极坏的家伙……一时间，搞得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都抬不起头来。人们一提到政治工作或政治工作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惟恐避之不及！创造了以上条件以后，“精英”们又适时地采取第三步措施——“优化组合”，“优胜劣汰”。可想而知，在失去了党委领导，厂长失去监督，独断专行，是非不分的情况下，来搞“优化组合”“优胜劣汰”能是什么结果？结果是：凡是过去听党的话，埋头苦干的所谓“老黄牛”式的干部、职工，或者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都“优化”了出去；而和厂长、经理等人有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会拍马绺须的人，就都“优化”了进来。完成了这几步的“改革”，不少中小国有企业就牢固地控制在“精英”们的手里，为他们以后的“改革”打下了雄厚的组织人事和物质基础。

四

“精英”们在以上的“改革” 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大大地鼓励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没想到共产党会这么听话，我们出的主意样样照办，居然会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目标。因此在以后的“改革”中，就越来越胆大，公然按照那个来路不明的“导师”张五常传授的“新自由主义”的指示办。他们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攻大型国有企业这个最后的阵地，说大型国有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企业机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就是“产权明晰”。产权怎样才能“明晰”呢？就是实行股份制，把国有财产分成若干股份，按职务的大小持股，大家都有份儿，都是企业的股东，都是“主人”，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谁知，这么折腾的结果，是领导层没有多久就都富得流油，职工们的积极性却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把人心给搞散了。

在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精英”们就势进一步“改革”，从他们的“导师”那里搬来了“MBO”，中国话就是经理人员收购，把整个企业“卖给”那些当经理、厂长或者有什么头衔的人。因为据说这些人有经营头脑，有管理能力，把企业“卖”给他们，就可以迅速“增值”。他们“MBO”了，却把工人一脚踢开。凡是实行了“MBO”的企业，首先是赶大批工人下岗，他们的口号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经理或者是厂长要赚钱，首先是要降低成本。我“养”你们工人多了，成本就高了，不能多赚钱了。理由十分充分而且“过硬”，是“铁的规律”，可惜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这条铁的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纷纷丢掉饭碗，失业回家。当时官方承认有2600万工人下岗；而非官方报道的数字是3000多万（也有说是4000多万的。反正是没有准头。民间有个顺口溜，说：“某某某是星星，下岗工人数不清”，就是根据以上的事实来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工运史以来所空前的。

“精英”们千方百计地搞垮国有企业有几大好处：第一是“精英”们的“个人功利性欲求”可以得到满足，他们个个都“先富了起来”，有的还上了富人榜。第二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示意：我们已经放弃了可恶的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了，请你们不要再另眼看待我们。只要你们庇护我们，让我们过好日子，就是“再当300年孙子”都心甘情愿。第三是可以釜底抽薪，彻底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许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工人们行动起来，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必须把这支队伍搞垮，不搞垮工人队伍，他们就无法推行他们的“颜色革命”。而搞垮工人队伍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搞垮国有企业，使工人变成失去生存条件的失业者，成为整天价为糊口度日而奔波的“弱势群体”，他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整天价想一个馒头而不得，还有什么心思想其他的事儿。这样他们就成为毫无战斗力的散兵游勇，他们就无法“捏成团”，形不成拳头，就可以让“精英”们任意摆布。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有组织的少数，可以打败无组织的多数！工人虽然是多数，但当他们成为乞丐或半乞丐，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地削弱。他们必须寻找生路：有的流浪，讨饭，一部分女职工去卖淫，去“三陪”，更多的失业者是到“先富了起来”的大款（即新生的资本家）那里去“打工”。至此，“精英”们就把“主人”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任其宰割，任意凌辱剥削，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何谈其它。这是瓦解社会主义的最管用也是最彻底的办法！

五

“精英”们搞垮了国有企业，如愿地的“创造”了一大批新生的资本家；官方的规定是：要称呼他们为“私营企业主”或者叫“私营企业家”；连那些掠夺了国家的公有财产，挖了社会主义的墙基的人，也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社会上出现了这个“阶层”，花色品种就齐全了：“精英”们把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各阶层所处的地位的高低，是根据“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少来划定的，顺序如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这三个“阶层”是“上层”，也就是统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这四个“阶层”是“中层”）、“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三个“阶层”是最“下层”，也就是被统治的“阶层”）（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一部分）。这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前面三个统治者阶层的主导下（他们都是“精英”）进行的，统治者从中得到了实惠，“先富了起来”，而“改革的成本”，他们是一点也不负担的，“一塌挂子”让吃了大亏的被抛到街头的被统治者承担。所以“精英”们心满意足，对他们“指导”的“改革”是十分地满意。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精英”们在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进行社会“改革”。比如教育、卫生、住房，等等，都要“改革”。归纳起来，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就是八个字：“私字当头，捞钱为纲”。这是他们世界观“外化”为“社会实践”的反映。在社会“改革“中，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所有的“改革”都必须赚钱，而且是不择手段多多益善；另一个是要为“先富了起来”的“阶层”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比如教育“改革”。过去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就是在旧社会办教育的人也讲礼义廉耻，许多教师、教授，道德水平都很高，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的一生清贫而不坠青云之志。所以，就是在旧社会，许多学校都被誉为“一片净土”。但是，在前些年（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前），“精英”们是怎样搞“改革”的呢？他们改变了学校“教书育人”的功能，要“教育产业化”，就是要学校赚钱。

这个“改革”一出台，群起响应，大批的学校疯狂捞钱，做买卖的如雨后春笋，纷纷开小卖部或搞其它经营。很多的学校“破墙开店”，把学校的围墙砸开一个口子盖房，趸来各种货物变成小卖部，学校周围很像市场。有的学校，剥夺学生的体育活动，把操场租给外来的驾驶员停车，收出租费。有的学校为了赚钱，扩大招生，变着法儿用各种名义收各种费用，学费直线上升。觉得还不过瘾，干脆办“贵族学校”，一个学生一年要十几万以至几十万的学费。这种学校，只有“先富了起来”的人的子弟才能上得起。这种学校，为了多拉学生，谁拉一个学生就给谁800元钱的回扣。这样一来，有钱的人的子弟，可以在“贵族学校”里享受贵族待遇，而“弱势群体”的子弟，别说“贵族学校”，就是一般学校，有的孩子也上不起。连“博士生导师”也要多赚钱。过去一个“导师”一般只带四五个学生，但那时“导师”为了多赚钱，一人可以带几十个学生。2003年3月6日的《黑龙江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在读的博士生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但“博士”数量“大跃进”了，“导师”赚钱多了，“博士生”的质量却大大地下降了。

还有医疗“改革”。过去是农村有“赤脚医生”，公社有卫生院，县以上有医院，看病是公费，农民有个小毛小病，不出村就解决了。 “精英”们觉得不好，说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无法提高“医疗质量”，没有“发展前途”，要“改革”。于是，取消了“赤脚医生”，医院“承包”给个人，以赢利为目的，看病要先付钱。医院为了赢利，对病人重复检查，药房为了赚钱，公开卖化妆品。医生为了多拿钱，开大药方，和生产单位、医药商店勾结起来推销“新药”。为了多赚钱，也是为了让“先富了起来”的“阶层”享受“贵族医疗”，开办“贵族医院”。这样一来，医疗的性质起了变化。过去的指导思想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改革”以后不对了，都是以赢利为目的，来了病人，哪怕是危重病人需要抢救，也得先付钱；如果没有钱，只有等死。

住房“改革”那就更精彩了。中国的住房“改革”是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开始的。第一，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土地是公有的。第二，经过若干年的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出现了一大批“先富了起来”的大款，或叫富翁、资本家，也就是“精英”们称之为“拥有经济资源”的“阶层”。第三，“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的“交易原则”侵蚀了党的组织原则，有些党员、干部（或者叫“公务员”）在金钱女色的诱惑下纷纷落马，成为腐败分子。而这些人就是“精英”们所说的“拥有组织资源”、也叫拥有“国家与社会管理”权力的“阶层”。这三个条件，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使房产“改革”一开始就和腐败伴行。比如：没有土地的公有这个条件，管理国家和和社会的代表——政府和具体办事的“公务员”，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源源不断地拿出那么多的土地“批租”给“开发商”去“开发”。因为土地公有，只要政府或者那些“公务员”认为某个地块是城市建设或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可以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大笔一挥，划成“开发区”或者“开发地块”，暗箱操作让“开发商”去“开发”。“开发商”拿到土地以后，受利益的驱使，不顾所在土地上的群众的死活，打着“政府行为”的旗号，驱赶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居民。这些居民，若是有路子，或者有经济能力，打点好了“动迁组”，动迁大员看你顺眼了，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得到适当的按排。若是没有路子，动迁大员看你不顺眼，这个动迁户就惨了：或者把你分配到偏僻地区，离工作岗位很远，叫你上下班不方便；如果按他们的分配搬了家，就会失去工作，无法生活。再一个办法就是克扣动迁户的住房面积，让人家吃亏。如果谁没有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没有动迁，就成了“钉子户”，断电断水，甚至把住房周围土挖掉，造成危房，使你无法生活，被迫搬家。如果还不搬家，就以“政府行为”的名义“强迁”，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家什丢在外面，让老百姓住在露天地里！这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起码不会那么容易。就是真的是市政建设需要，开发单位也得一家一户地与户主商谈：地皮如何算，地上地下的建筑如何算，动迁补偿给多少，等等，都得一一谈妥。否则就无法开发，弄僵了还可能引起群体抗议。这些事情，在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因为政府是国有财产的“代表”，可以说了算，一切都简单化了。

有些“开发商”因为不是诚信起家，而是“空手套白狼”，玩“空手道”，所以在以后的经营中也无诚信。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在瓜分国有资产中分得了“第一桶金”，但是他们贪得无厌，有钱花天酒地可以，要他们拿出钱来扩大再生产却不干。于是就官商勾结，先拿到土地，再以土地为抵押到银行贷款（当然也有后台硬的“开发商”，即使没有抵押物，只要后台说句话或者批个条子，也可以拿到贷款）。这种贷款，不少的就如美国的“次级房贷”差不多，收不回来，结果常常是国家银行吃亏，老百姓倒霉。“开发商”拿到钱，大楼还没有盖，先卖“楼花”，购房者连大楼的影子还没有看见，就得先付一笔为数不少的定金，“开发商”又拿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开发商”拿了大笔钱以后，有良心的还盖楼，没有良心的，卷款逃跑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活命钱，一下子就打了水漂，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所以在“房改”中官司不断。

六

说了以上这些事情，可能引起误解：照你这么一说改革就一无是处么？不是，绝对不是。首先要划一条线：上面说的这些事情，是说在科学发展观没有提出来以前发生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虽然到现在对过去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总体上说，正在逐步解决。比如“三农”问题，公共品供应不足问题，对严重的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问题，等等，都正在下大力气整顿和解决，并已经取得了成效，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此前的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虽然受到“精英”们的干扰，但在领导和群众的努力下，在经济上，在物质方面，还是有巨大发展的，人民的物质生活还是有很大的改善。这对于稳定社会是有好处的。

在我们充分肯定成绩的时候，必须如实地指出，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前，在“精英”的干扰下，改革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失误和错误，诸如GCP崇拜，掠夺式的开发，搞形象工程，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了0•45以上，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有的地方的“改革”，实际上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很难持续发展；官员腐败，钱权交易，贪渎丛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专家估计20多年的“改革”，国有资产流失约30万亿），造成了一大批暴发户。与此同时，教育失误，社会道德滑坡，意识形态混乱，核心价值观扭曲，有学者形容：“由于社会整体性的信念缺失和精神共同体的分崩离析，现代公众精神生活日益呈现为‘空洞化’。”（2007年8月21日《解放日报》第7版）这种状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许多人没有理想，没有是非和荣辱标准，自私自利，诚信缺失，进退失据，是非颠倒，新旧无准，好逸恶劳，崇尚豪华，迷信成风，思想肤浅，作风浮漂、浮夸、浮躁，工作表面化，经不起检查，因而矛盾增多，事故频仍，死伤惨重，仅煤矿每年都有五、六千矿工死于矿下……如此种种数不胜数，人民群众有许多不满，群体事件增多，最多的年份多达70000余起。这种状况，实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这中间一定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这是这位老革命家的经验之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精英”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改革只有成就，没有缺陷，更没有失误。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管什么样的“改革”，包括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财产，也是“改革”（皇甫平说国有财产流失到个人手里“只是一种财产的转移”，仍然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谁要是对他们的“改革”提出一点意见，就火冒三丈，给提意见的人扣上“保守”、“落后”、“左”和“否定改革”甚至是“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拥护邓小平，标榜他们是按邓小平只是办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邓小平！

“精英”们在他们的“改革”中都是“指导者”。他们东搬西套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的新鲜名词，就拿来唬土包子，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出现，到处写文章，作报告，说“改革”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新思路”、 “新主意”一个接一个出台。可惜，我们党内有些人多年不学马列主义，也没有研究资本主义，又被骗子骗了20多年。只要回顾一下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前，“精英”们翻了多少花样，出现了多少错误啊！至今有谁敢于给以评价？就拿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吧，“创新”就多如牛毛：什么“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什么“放权让利”，什么“政企分开”，什么“厂长负责制”，什么“优化组合”，什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什么“股份制”，什么“抓大放小”，什么“MBO”，什么“国退民近”，什么“烂苹果论”（如果国有企业不卖掉，就会像苹果一样地烂掉），什么“冰棍论”（国有企业如果不卖就会像冰棍一样化掉），什么“靓女先嫁论”（把好的、赚钱的国有企业先卖掉），什么“卖光论”（把国有企业都卖光，建立没有国有企业的市、县，有人因为卖光了国有企业而在全国驰名，并得到了提升），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是“精英”们“与时俱进”“创新”出来的，而这些主意又都是冲着国有企业、也就是公有制来的！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精英”搞垮了公有制，可以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灵，社会主义不行，共产党领导无能。“精英”们在他们的“改革”中，对凡是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物，他们都要把它搞垮，让其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资本主义。如果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这些“精英”们就功莫大焉，他们的主子就会发给他们一个一吨重的奖章。这么“伟大的事业”，他们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失败了就下不了台，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七

“精英”们是掌握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的“阶层”，都是“聪明人”，有权有势，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可以左右局势。尽管他们在“改革”中出了不少馊主意，坏主意，出了不少纰漏，把个好端端的改革引入了歧途。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嘴硬得很，从来不承认他们的“改革”有任何错误，甚至连一个小缺点也不让别人指出。因为他们在主导他们的“改革”中捞了不少好处，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承认了错误，他们那一套就再也“忽悠”不了人了，就很难再大捞特捞（包括经济、政治和学位等等）了，甚至可能千夫所指。为生存计，当然也是为了继续“忽悠”下去，使其资改方向不致中断，就得“死猪不怕开水烫”，硬着头皮采取各种手法顶下去。以便他们瞒天过海，鱼目混珠，把他们的事业继续下去。

他们的手法之一，是“不承认主义”。这是逆潮流的人的通用手法。如前所述，“精英”们的“改革”出了很多纰漏，群众议论纷纷，甚至有骂娘的。“群体事件”大副上升，每年都有几万起。但“精英”们无动于衷，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造势，说他们的“改革”就是好，就是好，好的没法再好了，一点瑕疵都没有！同时，给那些提意见的人扣上各种大帽子，说这些人“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就是党中央），是“保守”、“落后”、“僵化”、“不接受新事物”，“不与时俱进”，是“极左”，甚至是“否定改革”和“反对改革”！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掩盖错误，想一手遮天，但天是遮不住的！

手法之二是推脱责任，转移目标。出现了上述的许多问题，稍有责任心的人都会反躬自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若是有，就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所指示的那样“赶快改”。但“精英”们没有这种修养，他们的一切都是“终极”的：要么他们没做，只要他们做了的事情，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过光说自己正确不行，还得找个垫背的。找来找去找到了“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在许多年来被他们骂臭了，他们认为只要把责任推到“计划经济”身上，就会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把责任推掉。所以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于是“精英”们就说“改革”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精英”们这么说，但老百姓不服，说：看病可以“砍价”，到医院看病，交不起钱死人不管；把火葬场和墓穴包给个人经营，一个墓穴11万，老百姓家里死了人，买不起墓穴；学校破墙开店做买卖，等等，等等，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特点，与计划经济毫不相干，你们“改革”出的毛病，怎么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说假话得有点影子，连影子都没有，这种假话能骗谁！

手法之三以势压人。别看“精英”们很神气，说起话来气壮如牛。但心理虚得很。2004年，由朗咸平和刘国光炮轰国企“改革”引发的大讨论，打破了“精英”们主宰舆论的局面，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纷纷起来“反思改革”，对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肯定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符合党规国法，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但却引起了“精英”们极大的愤怒和恐慌。他们气急败坏，发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万炮齐轰“反思改革”的人。说“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有一位高层“智囊人物”，甚至说“反思改革”是一股“妖风”，是和海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否定改革”，“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是“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这位先生，为了把“反思改革”派致于死地，还无中生有地说：“这次否定改革的反动思潮，已经产生许多不良后果……持续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按：为什么只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此人并造谣说GDP“减缓了”，经济“发展慢了”，都是“反思改革”闹的。因而他呼吁再来一个“不争论”，并希望领导人出面再来一个“一锤定音”，不许再有什么人出来“反思改革”！

看了以上的言论，能叫人相信这些话是一个一向标榜爱好民主，反对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精英”说的话么！我们先不说“精英”的文风和用语是何等的面熟，只说他所指责的这些“事实”，完全是空穴来风。比如“智囊”说“反思改革”派和“海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否定改革”。这位“反共分子”指的是谁呢？是指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感到痛心，于2004年8月开始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这种现象的郎咸平。世界上有这种见了国有资产流失而痛心的“反共分子”么？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智囊人物”，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杀机，硬说由于“反思改革”把“民气”给搞得“日益低落”，GDP“减缓”了，经济“发展慢了”。意思是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应该对这些人动手了。这里实在是用得着“文革”中的一句话：“其用心何其毒也”！

手法之四是“大忽悠”。最大的“忽悠”就是曲解改革。大概有20年的时间，“精英”们为了混水摸鱼，有意曲解改革。在他们那里，不管干什么，包括鼓励妇女卖淫，都是“改革”（有皇甫平《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的文章为证）于是，“打擦边球”是“改革”，搞皮包公司是“改革”，工人“下岗分流”是“改革”，农民失地是“改革”，两极分化是“改革”，化公为私是“改革”，偷税漏税是“改革”（有傻子瓜子为证），过度照顾外资企业的利益（如三减两免）是“改革”，反对产品自主创新是“改革”（一位搞了多年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人，公开主张国产汽车不要开发自主的核心部件，组装就行了），企业取消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改革”（有赵紫阳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属地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工作业余化”的指示为证），学校的教课书否定和歪曲党的历史，取消革命的课文是“改革”……总之，不管什么人，出什么主意，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就都是“改革”！他们为了给所有的“改革”开绿灯，还“创造”了一个理论：“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于是，改革就从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变成了“精英”们捞取名利的平台。难怪杜正艾说要《防止“异化”了的改革行为》，他把“精英”们的“改革”概括为四种“行为”，即“时髦化”，“强制化”，“随意化”，“私利化”（见2006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2006年6月12 的《亚洲周刊》刊文说：“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既然如此，牺牲核心圈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看来明白人多得是，靠“大忽悠”吃饭是靠不住的！

“精英”们在他们的“改革”中，随意加冕“改革”的头衔，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但这对“精英”来说是大为有利的。因为这可以鱼目混珠，浑水摸鱼。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于改革有许多重要指示，诸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要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110——111页）“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邓选》第3卷195页）“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同上第229页）……“精英”们对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大量指示，视而不见（他们是不是认真地读过邓小平同志的著作都值得怀疑），多少年来，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重复被他们曲解了的一句所谓的“邓小平的话”——“不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同上第372页）继而演化为“不问姓公姓私”。而且以他们的这种歪曲的“邓小平理论”来判定是非。谁拥护“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谁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改革派；谁不同意“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谁就是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就是反对改革派！

“精英”们把水搅浑了以后，他们就成了“改革权威”，是非成败皆有他们论定。明明是偷税漏税的罪犯，却被他们说成是“致富的典型”，明明是搞垮了好几家企业的败家子，却被他们说成是“改革的闯将”，媒体大肆宣传，全国闻名，许多省、市争相聘请此人去为他们的“改革”开路，树立标杆。

八

说了以上的这些事情，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中国的“精英”们、特别是所谓的“主流‘精英’”，是很不诚实的。他们很为能“指导改革”，或说“主导改革”而趾高气昂，而沾沾自喜。但他们底气不足，心虚得很。他们不敢面对真理，更不敢面对群众。他们做了很多错事，没有勇气承担错误，却又要装得一贯正确，没有任何错误。他们在“改革”中输了理，却又要装得有理，就只能把圆的说成扁的，错的说成对的，这就不得不歪曲事实，篡改理论，强词夺理。所以他们的人格是扭曲的。我们要感谢网络的开通，它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正直的人士，开辟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打破了“精英”们的一统天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吐胸臆，揭露那些骗子们的嘴脸，让人们提高觉悟，开阔眼界，以便今后少上当受骗。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是大有好处的！“精英”们为掩盖他们“指导的”“改革”出现的纰漏，耍了很多花招，开始蒙骗了不少人。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随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看清他们面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假象是不可能持久的。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年鲁迅先生写的一篇题为《捣鬼心传》的文章，他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真是一针见血！

2007年8——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