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文化基因改造的浩大工程，药有三分毒，这场文化大手术无庸置疑同样带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副作用。就像放疗，不仅杀死了癌细胞，同样也杀死很多健康的细胞。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的权衡就成了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判断。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给人民和社会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很不幸的是不是每一次大的变革都能被当时人理解，因此功利性就成了评价的标准。这场历史罕见的文化改造工程却被后来赤裸裸的实用、功利主义者全盘否定和别有用心之人篡改夸大，导致后人雾里看花，人云亦云。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人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才能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的“失败”或者说是“悲剧”是由于在强大的西方文明和沉重的历史包袱双重压力下变形的。一个太清楚历史的人最后还是无法走出时代局限的长廊，这段曾经被改变的历史不管它是曾经的辉煌还是往日的恶梦，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历史和社会潮流发展的轨道，但这段往事留给了后人深深的思考......
从表面上看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政治运动，但深层实质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历史上其他的文化运动通常是伴随着政治动荡的产生而产生，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人为发动的，其深邃的，睿智的思想注定是时代孤独者。
官方解释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判断和被“四人帮”利用而发动的，这种解释是基于新的统治阶层为了否定毛泽东模式和稳定党的统治以及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而确定的。还有仅把文化大革命解释成政变或阴谋等简直不值一驳，自己把自己满脑的低俗思想强加给一个曾经改变历史进程的伟人，如果毛泽东和他们一样的思考，那么顶多也是一个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的学者。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个所谓的“政敌”要花十年吗，论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心中的地位有人能撼动吗，林彪和“四人帮”真能利用毛泽东吗，毛泽东晚年真的糊涂了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说糊涂，那么就算他糊涂也比一般人的头脑更清醒。哪怕是当时的人，没有结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去理解文革，去理解毛泽东，也只能用当局者迷来形容。要想了解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先读懂毛泽东。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肯定比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高一层，甚至可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有七分是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三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个不了解自己过去的人，不可能真正把握自己的未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邃的哲学思维是毛泽东思想的源头，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人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思想。对高贵者的藐视与痛恨和对贫贱者的支持与同情是毛泽东价值观的核心，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人不可能对一种方式与追求情有独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深层原因主要有几种思考：
一、造反思维
毛泽东造反思维的来源有四个：一、对历史和规律的把握，二、追求平等、公平的理想主义，三、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憎恨，四、时代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作为经济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人民思想来源的根本。其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安居乐业的小农意识，而其表现的生活方式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麻木与自私。虽说官逼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从历史来看，人民不是迫不得已的环境下绝不会走上造反之路，造反不是人民的习惯或喜好，而是在避免死亡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选择。
乱世必出英雄，历史上大多数英雄人物多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成大事者多是造反派的，人的潜能在造反中能得到最大的释放。
毛泽东自小就有反叛的意识和行为，他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叛逆者，旧社会的叛逆者，旧制度的叛逆者，旧思想的叛逆者，旧文化的叛逆者。加上他是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成长的一批五四青年。造反的思维与行为伴其一生，而且他还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党风和国家的建设上。所以导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奇特的景象。
平均、平等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孜孜追求，对劳苦大众的热爱和深切同情和对官僚体制与资产阶级的深恶痛绝是毛泽东核心价值观和动机的来源，所以每当他发现社会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他就始终如一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与当权者作斗争。如果不了解毛泽东的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总是热衷于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斗争。而这些运动不过只是手段而已。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深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奴役思想，拜金、拜权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和底层人民饱受统治者们的剥削与压榨。因此他绝不允许他的时代与这个政权再有人凌驾在人民的头上，对人民吆三喝四。当其它的各种运动仍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人民从权力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只有人民自己起来造反，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体会到人民自己的力量，只要出现不忠于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就要自己敢于造反，这是对传统和社会的一种变相颠覆。政治上，红卫兵冲击各政要的机关部门，杂碎权力的象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文化上，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为主，清洗封建思想的残余污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的灵魂，要想从根本上打破封建等级观念，不但要推翻其基础，还要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不可否认，这些手段的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产生很大的破坏。
二、人性的改造
人性自古以来就是个众说纷纭的大问题，人性的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价值取向。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一直都熏陶整个民族，不管人性的丑恶抑或美善都是在其影响和养育下形成的。新中国本身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得其中夹带了诸多的旧文化和受资本主义文化洪流的冲击，从而存在较为复杂的人性表现，特别是封建旧文化根深蒂固。历史上所谓的仁义道德，很多是知识分子追求荣华富贵和光宗耀祖等深层人性的伪装，打着忠君爱民和一心为公的旗子，干的却是假公济私和搜刮民财的勾当，为了权位，精英集团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打击报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部活生生“人吃人”的历史记录，其制度与人性的天然缺陷，使得人性丑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言蔽之其根本就是人性唯自私好利，它是人性表现的支点。
毛泽东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和对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尤为关切与同情，以救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这种人性阴暗面的存在与放纵，而人性的自私与好利恰恰是毛泽东建立平均、平等大同世界的最大障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纵欲享乐，必须改造人性。纵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改造人的思想一直是他改造旧社会的根本手段，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影响整个民族。然而改造人性必须要铲除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官僚主义文化与封建落后文化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对象。一是夺权，摧毁官僚主义文化的巢穴，二是破四旧，从根本上否定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批判民间的封建迷信礼教、习俗和道德，文艺中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小资情调被清除。为建立新文化铺平道路。
然而人性的确是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这场手术本身也附带着很多人性的丑恶，亦充分表现了人性丑陋下残酷的政治斗争、人与人，派与派之间相互倾轧，但是革命必须要付出代价，矫枉过正亦在所难免。
三、绝对权力与腐败的必然
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衰周期怪圈的主轴就是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是封建皇朝与生俱来的优待，亦是其维护统治的武器。统治阶层通过暴力取得权力，垄断特权，然后通过利用特权捞取利益。但是恰恰因为这种天赐的特权成了其官僚系统腐败的根源，最后敲响了皇朝衰亡的丧钟。腐败是政权衰亡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腐败是人性阶段性与制度不完善的产物，封建皇朝不可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权力是腐败的温床，腐败是权力的变质。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封建史上反腐治贪之最严厉者，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又何尝能阻止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皇朝之一。
每个皇朝的开国初期，统治者们兢兢业业，开创太平盛世，但到了后来的几代由于没有经历过政权争夺的艰难和政权的敌人几乎消灭殆尽，一家独霸天下，就开始骄奢淫逸、自甘堕落，官僚阶级恃权凌弱、巧夺豪取、卖官鬻爵，整个皇朝的大树内部开始慢慢地腐烂。所以一其政权的末日也很快来临。一个享有特权，没有竞争又缺乏监督的集团最终必然走向腐败。腐败后等待的就是死亡。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四方游学，体察民情，对社会的黑暗与政权的腐败和民生的疾苦尤为清楚。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窑洞谈话”，对历史有着敏感嗅觉的毛泽东应该别有一番滋味。从毛泽东的回答可以看出根治腐败的药方是人民监督政权，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又谈何容易。建国后，很多封建丑陋现象逐渐死灰复燃，如官僚主义、腐败、享乐主义等等。在“三反”运动中查出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泽东要求从严处理，体现了他对贪污腐败的愤恨，他决不允许这些党国蛀虫一步步地腐蚀这个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为了避免新生政权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反腐治贪一直是毛泽东治党治国中的重点工作，由于初期的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发动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文化大革命呼之欲出。这场酝酿已久的，在文化与政治上反对权力，反对权威的全民运动彻底铲除了特权的土壤，变相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现在回头看看，历史的规律再度轮回，然而又有谁来制约这种膨胀的权力和谁来治理这种权力带来的腐败，人民当家做主仍然是一句空口号。今天的官僚俨然已成国家的主人，人民亦沦为官员的奴仆。有的东西要值得深思。
四、治乱的周期规律
“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纵观历史，凡是皇朝大一统崛起之前都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政权割据的大动荡，而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既是政权建立的奠基石，又是政权争夺的牺牲品。人民乱极思治的民心趋向和皇朝初期时统治者的励精图治，所以出现乱极生治的盛世。如果中期遇到有为之君臣，皇朝亦能焕发中兴之光，延长死亡。但是政权亦无法逃离生命周期的规律，同样遵循着出生-成长-盛年-衰老-死亡的轨道向前发展。皇朝的政权之所以有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的制度和君臣的素质。所以每到皇朝日薄西山的后期时不是将帅拥兵自重，军权割据就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其实治乱的周期就是皇朝盛衰的周期。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肯定深知这一规律，再加上之前“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的受挫，使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环境的恶化，面对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毛泽东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人为地打乱现有的秩序。在政治上冲击官僚系统，在文化上打倒孔家店，破除封建落后文化，形成多方面真空，催生新事物，从乱中寻找新的支点。本来预计用一年半载时间来完成这次手术，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最终直到人亡政息。因为十年的动乱却把另一位共和国的伟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奠定了改革开放的中兴之象。其实毛泽东安排了两位接班人，一个是明的华国锋，另一个就是暗的邓小平。这正是伟人的伟大之处，总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没有十年的动乱就没有后来的崛起，这应该是毛泽东考虑到为下一位接班人提供这种乱极生治的客观环境。与其说规律在左右历史，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无法突破瓶颈。这并不是在神化领袖，掩饰错误，只是我们无法了解这位孤独的老人罢了。
从中国历史的政治系统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怪胎。一个从革命中崛起的伟人，要想从新崛起，必须回到革命，这也许是这位伟人的苦衷。然而任何一种行为都是由客观环境和价值观与思维的作用下形成的。这场运动却充满了发动者对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本性的深深思考和忧虑。青年时的改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毛泽东价值观的基础，他继承了五四精神中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认识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一个土生土长农家子弟何以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对于这些，必须得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寻找，否则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的一生都在精神的永生，物质表层对历史的影响只能是浮光掠影，稍纵即逝，只有从文化和精神上塑造一个民族，才能永垂青史。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与人性改造的一次伟大尝试，不管是实验还是革命必须要付出代价，毛泽东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历史和人民永远地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