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政哲学之思考（一）　　

夏天的小白兔　　

谈古论今侃“大仙”　　

中午去取包裹，在大门口遇到一个老乡，他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有点鹅掌风。　　

几年前到处求医，还到我们县的一个在网上声称专治白癜风的人那里求治过。记的前年曾告诉过相关调理的方法，然而去年某个时候我遇到他问情况怎样，他对我这个“大仙”不色一顾。　　

今天，在大门口又遇见了他，在等包裹的时候，顺便又问他手怎么样了，他还是开玩笑似地说：“您快成大仙了！”。　　

我真有点后悔，自己干吗那么多嘴！　　

回头就思考关于 “大仙”的问题。《八仙过海》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的。其他的关于神仙的传说也不老少。现在开始终于有点明白“仙”为何物了。　　

首先，她是得道的高人。换句话讲，她是个深谙宇宙大道或者说养生规律的人，闹市也好，常人也罢，因为普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无知，又不看书学习研究，仅仅是重视世俗的观念而不能接受和容忍她所认知并体认的真正的理念，不得不一个人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人躲进深山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其次，他是悟道、得道、修道、布道，并且为道而生，不怕身后劫难的伟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近代国运多舛、民不聊生的时代，结合中外理论深深地参透了中华民族的“天机”，并终生为之奋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父母不能尽孝，妻、儿不能保护，兄弟们为此丢了姓名，唯一健全的儿子“也被挂炉烤鸭”（袁腾飞语）在朝鲜，甚至直到如今还是被很多人诟病的对象，好像没有他中国早已经腾飞到了火星上去了似的。　　

还有一些大师级的“大仙”，如：陆广莘大师，虽然他学贯中西医，但是，狐仙们宁可给那些猪狗不如的、披着“师皮的狼”们尽情表演，也不给陆广莘机会，你有啥办法。　　

好在现在大仙们多了，并且他们多是五六十年代的人，曾经当过毛主席的红卫兵或者是红小兵，而网络现在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最佳途径，中国医学的根本理论基础就是人间大道——共产主义。人与人在外貌特征上尽管是不同的，但是构成人体的器官组织、骨骼、特别是能够使人体的各项机能得以正常发挥作用的经络是完全相同的，故就这个经络体系来讲是具有共产主义或者说共有主义性质的，因为只要是同一类疾病，他的反应是一致的，调理疾病的技术和方法也是一样的，并且是纯天然，无污染，效果明显。如果有点“污染”，那也是对于今天医疗保健方面的污泥浊水加以涤荡，还我一片青山绿水、幸福家园。　　

再次，也是略懂一点华夏文明一点皮毛，利用人们普遍对于中国医学的无知，对健康的积极追求，而去创立所谓的“新宗教”的“高人”。这种人利用人们的天真、幻想，特别是在时代变化无常的时期——人们普遍不能认可、不能接受的一些有悖社会良知的思想、风气，而自己（众多的个体）又无能为力，以虚幻的“事实”、空洞的说教，引诱人们创立所谓的宗教。这些“大仙”们，到头来纷纷成了别人颠覆新中国的工具。　　

过去的朝代里，道教之所以会成为老百姓揭竿而起的组织，包括近代的义和团的英勇抗击外来的八国联军，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原始“宗教”的痕迹。其实，这和中国《黄帝内经》所秉持的的医政宗旨是根本背道而驰的。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出现这样那样的宗教，是和在汉朝（甚至春秋战国以前，甚至远古时期）对于宇宙、大地和人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大道，都有了极为深邃的认知分不开的，要不在遥远古代就不会出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但是，这种对于“道”的认知与实践的相结合是相当困难的，原因是大道无形，对于其实践动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尤其是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讲更是如此。　　

当然，建立在道（规律性）的认知上的术则是立竿见影。由于人的认知“道”和“理”的程度不同，付之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也就必然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就有了本质的区别。　　

“揠苗助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然而我们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中“揠苗助长”的事物多亦。我们的孩子不是天天在“助长”吗？从小对英语的学习是在挖掉本民族文化之根，中小学拿掉那些鲁迅、狼牙山五壮士、雷锋等等犹如取消文化之魂；大头“娃娃”们，应该是因“脑容量的增多”而智力超常；胆结石、肾结石的孩子和人们更应该“感谢”三酯氰胺奶粉，因为是“她”使他们成为“石人”，要知道孙悟空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人，看来我们需要解放思想，重新评估那些具有“创造”石人的人们，最好授予他们“诺贝尔奖石人奖”，也能填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空白。这次疫苗问题，请大家放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多也只是“揠苗助长”而已。　　

普罗的人们，谁又能不被“揠命助生”呢？大米、玉米、大豆油都是转接因的，地沟油肯定也有转基因的股份，鸡、鸭、鱼、肉、蛋都是催生的，蔬菜也是被“助长”的，所以我们的人体也实在是难以逃被“助长”命运，这样看来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疾病也就“迎刃而解”了。　　

而非“揠苗助长”则不易也。因为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多也。事物之生长收藏，有其固有之道，而人们视之无益，弃之于野，多不耕耘。此，孔子及其弟子仅求之于儒，而弃之根本——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谓之不巨。近代以来，十三伢子，好不容易找到并回归了人间正道，然后人罔之、顾之、弃之、舍之，奸人、贱人、小人、敌人则反其道捡之、用之、恨之、怕之，故揠苗助长、阴阳混乱、六根不净的事物焉能不现？　　

好在宇宙大道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不会以5%德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早已为史实多次证明。故才有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儿的“河”就是“道”，无论是“河西”，还是“河东”都不能超过“河”的堤坝的界限，这种距离可以理解为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因为中国医政哲学的根本就源于这种天地人的三位一体的道——规律性，所以华夏文明才有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　　

这种纪年方法不仅仅是反映自然地规律，它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及其事物发展的规律。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探索，我们已经具有了正方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只要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瞎子、脑残、和极端教条主义者，就应该深刻地洞察我们的国情、族情、敌情、我情，找到进一步推进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着力点——现在的中国不会有任何敢于单挑或者联合起来对中国直接进行打击的国家，除非内部反动势力和汉奸流氓卖国贼的帮忙——先自乱阵脚。从历史上看，秦朝已降，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不是亡于外敌，而是亡于内部的腐败和内奸。老百姓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导师们也早就发出谆谆教导：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等等。还有一些谚语:婊子难养，家贼难防；明枪易躲，暗箭难挡。这些警句就是告诉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离“河”太远的言行。想一想，近年来我们在经济、文化、医疗、农业、历史、军队等等方面，已经出现了多少汉奸，而且最为可耻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貌岸然、哗众取宠、坑国害民、祸害百姓，最为可耻的是还有人如蝇逐臭，给他们提供舞台。这些乱象表明，否极泰来，不是是不是来、会不会来，而是必定要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的一种“仙”，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对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五行理论、经络理论、阴阳理论等略知一二，对存在于民间的一些调理疾病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三四，再加上“特别能忽悠”的一些人。比如张悟本之类。这些人，多说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无他而。　　

　　

关于中国医学为什么会造就那么多“大仙”的问题，个人以为主要原因是三个：政府相关部门，历来（从旧社会，最早可以从1822年）就不重视，即使是口头上重视，也往往是光说不练，看一看每年对于中西医的投资天大的失衡——中医占比例不足5%,就知道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培养的中医生，大多是半吊子，离开机器设配根本不会看病，也看不了病，还能叫中医生吗？中西医结合真地是把中医给害苦了，弄得中医男不男、女不女。长期的西化教育，特别是西医是“科学的”、是可以“重复实验”的，使人们存在着严重的“从众”、“从科”心里，即使是人财两空也在所不惜——因为空是空在了“科学上”。　　

害人的保障“城市老爷”的医疗制度，我们那些“老爷们”，绝大多数都是在积极地去“寻死”，他们虽然不是“两空”，是人去一空（另一空是空的国家的财富），却带来了及其负面的效应——老百姓的从众心理和无知，就只能是步其后尘——因为“西特勒”代表的就是“科学”。　　

　　

鲁迅先生，中伤过中医，不过我到认为他揭露的是庸医，而不是中国医学。也许先生在日本学过西医，没有解开庸医导致其父死亡的心结，最终因为没有得到中医的呵护，过早的（56岁）失去了生命；郭沫若先生也是近现代文化界先锋人物，也长期在日本留过学，对中国医学缺乏认真的研究，才声称他一辈子不看中医。这些先生们尽管他们对新中国及其文化事业做出过贡献，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核心文化——中国医学文明的无知，至今依然产生着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医现在的悲惨命运，除了“肉食者鄙”以外，与他们也脱离不了干系。不过瑕不掩瑜，他们，特别是鲁迅先生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本人也要向郭老“学习”，就是不敢去看现在的“中医生”，原因是他们多数是中西医结合联姻出的牺牲品。　　

　　

最后，给“肉食者们”提点建议：　　

1、中国的医学不仅仅是现在中医院的中医，中国医学方方面面、十八般武艺都在民间，应该对它们进行挖掘、整理、充实、提高，不能以“科学”的名誉，先设门槛，那样做无异是对中国医学的有组织的赶尽杀绝。如果不敢相信中国医学的治病效果，可以举行民间爱好者或者中医大家们与任何西医大家的大比拼，通过擂台进行比较，看看到底是西医和中国医学“哪个是骡子”。　　

2、对于民间的行之有效的祛病技术、方法要加以鼓励，取消不平等的政策，如：西医杀人合法化，而民间的行之有效的祛病技术万一出现意外，则是罪不可赦。　　

3、加速中国医学医生（不是传统郎中）的培训。过去有一个误区，一直强调中医培养的特点——师徒式，其实不然。“师徒式”是仅限于传统的落后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解放思想，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到中国医学应该拥有的本来面目——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针对不同的技术特点进行培训，以“治未病”为主，以“祛病”为辅，扩大我们的医疗服务业，这样既能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能够增加就业，何乐而不为呢？。　　

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把中国医学的智慧仅仅看作“去病健身”学问，她包罗万象：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天文、历法等，她是中国文明和文化之根，后来的儒家等百家学说只是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这些学说，特别是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是不完善的，因为历代统治者尽管都在大力倡导儒学，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离人间正道相去甚远甚远，故每一个朝代根本不可能摆脱历史周期律。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复兴的起点和基石应该遵循人间正道，这早在几千年前就是中国“仕”的座右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由此看来，治人之国和祛人之病，道理是相通的。　　

　　

如果中华民族真正地要实现崛起和复兴，必须来一场“文明的复兴”，但她绝不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而是人间正道、宇宙大道的复兴。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文明的指南，可以毫不客气的讲：　　

　　

古有《黄帝内经》，　　

今有润芝泽东 。　　

万法归宗在此，　　

实践鬼邪无踪。　　

　　

燕雀不是大鹏，　　

斑鸠不是雄鹰。　　

何愁百鸟朝凤，　　

定见汉唐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