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之后:《读书》再次遭遇高家村风波

无声

拙作“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忏悔”刚提到了当年《读书》发表高家村序言引发的风波, 没想到墨迹未干, 《读书》立刻遭遇了与高家村风波类似但更为强大的风暴。 这一次,不但是高默波之流要禁言了, 连胆敢发表高默波之流言论的主编黄平、汪晖也突遭”斩首”。

不知道是否又到了再次告别《读书》的时候。

初识《读书》, 大约是在高一或是高二。此后直到大学毕业, 一直是《读书》的忠实读者。 那个时候, 我也卷在所谓思想解放的大潮里, 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经典以及有关的介绍。 连大部头的《梦的解析》,都似懂非懂地啃了下来。 相比起《梦的解析》,《读书》还是比较容易读的。 但现在要我说出弗洛伊德老先生有什么理论或思想,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必读他的书也都听说过的几句陈词, 我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与此类似, 试图回想当年《读书》有什么文章或者给了我什么思想上的启发,完全是一片茫然。 一定要总结,只有一句话”生活在别处”。那些似乎曾经激动过我的文章, 如今真正是雁过无痕。

大学毕业赴美留学。 真到了西方,学业之外还要照顾自己的柴米油盐, 没有时间精力继续附庸洋风雅, 《梦的解析》之类见鬼去吧, 也自然而然地和《读书》说了再见。 终于, 多年后拿了学位, 在大公司里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 算是多少稳定下来了。 工余开始做自古有钱有闲的人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捐资助学。 没想到, 助学让我看到了我此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实。 通过美国的某基金会在某贫困县捐款翻修了两所村小。 两所学校有着相似的历史—六七十年代建校, 几十年下来成了危房, 村民无力翻修, 不得不向外面请求捐款。 而该基金会过去十余年在四川,贵州等地翻修了五百多所村小, 绝大部分的历史与此类似。 我困惑了: 不是说那是个经济频于崩溃的年代吗? 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建起来的小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反而需要美国基金会捐款维持? 我如此轻易发现而又如此让人心痛的现实,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读到过?

这个时候,在网上读到了南方周末对《读书》上高家村序言一文的围剿,出于好奇,找来了《读书》上的原文,以及高家村一书的英文版。 读罢长出一口气:终于, 在高默波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思想无禁忌的诚实学者。他一方面盛赞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生活的进步,同时也不讳言那个时代的问题, 比如他如何被游街批斗,原因不过是拿了族谱打算用来练字(当时农村纸来源非常有限),却被人污蔑为试图保存封资修的东西。 不以结论来裁减事实, 不以一己之私评判历史, 这才是一个自由学者应该的态度。 也感谢《读书》, 发表了这来自底层的沉默了太久的声音。

高家村风波,让我再见《读书》,而且再见倾心。《读书》上的许多文章, 在印证我的观察,引发我的思考的同时读起来并不费力, 至少, 比我印象中从前的《读书》文章要容易很多。 也许,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 《读书》和我经历了相似的成长: 不再附庸洋风雅,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此处”。 我同时多少也猜想《读书》上有时过分学术化的语言恐怕是一种不得已: 高默波那篇高家村序言可以算是“文风活泼”、“贴近生活”, 同时语言朴素得连农民都可以理解,如此直白的后果就是被围剿之后被封杀。

不过,我也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抱怨现在的《读书》不好读。 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2006年夏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 我和一位资深摄影师短期走访了河北的一些农村。 这位摄影师应该是非常见多识广了:曾经做过中央X台长达五年的摄影记者,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 在回程的路上,他感慨地说”这是我做记者以来走过的最艰苦的地方了,没想到在距离北京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内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 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由于走访的目的是寻找和报道闪光点, 选取的地方都是不错的, 被访的农民或者志愿者们都认为所在地是中国农村里面中等偏上的, 生活也许简朴一些,但绝无艰苦贫困可言。 我不是指责这位记者, 他是一个敬业正直而且有同情心的人。 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和底层大多数人的生活隔膜到了什么地步。在如此隔膜的情况下,对《读书》所讨论的三农问题,改制下岗问题等很难产生理解和共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中国的中产阶级们许多已经”生活在别处”了,所以《读书》”生活在此处”的讨论对他们来讲反而是”生活在别处”了。 需要反思和改变的,恐怕不是《读书》,而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在过去二十几年努力开放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同时, 对中国的大多数越来越隔绝和无知了。

据说当初封杀高默波和现在斩首《读书》的,都是所谓的自由派。 自由派及其支持者们对《读书》和汪晖的指责之一, 就是对亚非拉关注过多。 这真正让我掉眼镜了: 世界上难道只有欧美吗? 亚非拉难道不是还占世界人口的80%吗? 而《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还远远不到80%。 我大概是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浸淫得久了, 深受“人人生而平等”思想的毒害。所以对中国所谓自由派们如此赤裸裸的种族岐视言论不得不“友邦惊诧”了。 不是说美国人真的做到了人人平等—还差得老远呢,但至少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美国人敢于如此明确直白的说出来。 也许在中国的自由派们看来, 一个人的价值以及我们对他／她的关注应该和他所创造的GDP 成正比。 和亚非拉国家的GDP比起来, 《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大概确实太多了。 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在孕育发展十多年以后,才终于在《读书》,中国改革等杂志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浮出水面, 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了:谁让农民们创造的GDP太少了呢。乔治。奥威尔当年在<<动物庄园>>中说得不错”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 我一向认为自己最接近的是人本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 但中国的政治光谱以及相关的政治标签,至今让我大惑不解。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 我怎么不知不觉和汪晖、黄平这些不可以被主流容忍的”左派”或者”新左派”们站到一起了? 而中国的所谓自由派们, 在我看来简直是市场以及金钱专制派: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但有钱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不知道这些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中国的文革遗毒、极左遗毒或者其他什么遗毒未除: 从前许多不知道独立思考, 只知道跟风走极端的红卫兵们, 其实思维方式一点没有改变, 只是跟着风向转, 换换旗子, 立刻就变成誓死保卫市场、金钱和资本的”白卫兵”了。

对比今日中国的纸面媒体和互联网上的民众呼声, 鸿沟不可谓不深。 《读书》是为数不多的纸面杂志,多少反应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比如汪晖去年关于扬州某厂改制的调研文章。 《读书》经此巨变, 不知是否能够发扬或者至少坚持对大众的人文关怀。 作为一个一向自以为相当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黄平,汪晖被极不正常的程序清理出《读书》,剩下的年轻编辑们愤怒困惑之际, 同病相怜, 故以此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