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的“精英治理”论是一剂毒药

朱卫华

　　最近以来，茅于轼先生比较健谈，新出炉的观点不少，特别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颇被网络热议了一阵子，也正是因为这个话由，他遭到网民的一顿“热”骂。据茅于轼先生自己称，这些骂人者在热议他的有关言论的人数中“大概”占“1/4”。于是，这又引出他另一篇“分析”“网上骂人现象”的文章。

　　这篇文章把“网上骂人现象”的产生归咎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个是“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然后，茅于轼先生又沿着这种因果链条得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社会需要专家来治理”或“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里，姑且将其概括为“精英治理”论。

　　他说：“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不知茅于轼先生所称“穷人国”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段，如果包括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7年，那么这个“穷人国”的判断显然有失公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名义建立的，它的旗帜上只有一行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再加上当时在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复杂环境下，不仅“保护穷人”是对的，而且“反对富人”尤其正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富人”即剥削阶级主要包括地主、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等几个阶层，把他们血淋淋的财富彻底地实行公有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首选战略，如果连这一步“反对富人”即消灭剥削阶级都迈不出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岂不成了千古笑料？！

　　况且，始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所谓“反对富人”的运动，不仅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穷人国”，而且恰恰相反，曾经世世代代世袭式的一贫如洗的亿万穷苦大众真正成了国家财富的主人。穷人，在摆脱穷困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如果茅于轼先生所称的“穷人国”是指1966年到1976年这一时段的中国，那么同样是荒谬的。在那十年间，中国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致使经济发展相应迟滞，但与前17年相比，综合国力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呈上升趋势。茅于轼先生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硬是把一个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所得利益归于全民的中国看成了一个“穷人国”呢？！再者，你今天阔了，不能以你今天的标准去度量历史，这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说几句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大入耳的话：如果毛泽东在那时敞开国门，对外实行买办政策，对内允许权贵瓜分国有资产，大概在若干年内也会培养出0.4%的拥有全社会70%财富的富人来，或者，也会培养出拥有10万亿资本的“新社会阶层”来。但他不会那么做，因为在他心目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硬道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硬道理，坚持人民大众共同富裕才是硬道理。况且，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背景看，那时的中国也不太具备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条件。

　　历史总是不停地向后来者提供不同的机遇，如果你在今天抓住了机遇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但决不应成为你任意抹黑昨天的资本和理由。假如我们回过头去埋怨孙中山：中山先生，你闹辛亥革命干什么，早一点搞“国退民进”，中国不就有一批富人了吗？假如孙中山先生也回过头去贬损秦始皇：你搞什么封建社会，直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早就致富了吗？倘若如此，历史岂不变成了任人免费蹂躏的娼妓？！现在，中国的确有富人了，但大面积的穷人仍然在穷着，谁能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富人国”？再过30年，如果后人把今天的中国讥讽为“穷人国”，这公平吗？

　　就因为那时的中国被茅于轼先生定义为“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所以就得出了“社会需要专家来治理”的结论，这与他同一篇文章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幸的是，从这样一个伪命题中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一个伪结论。近30年的历史证明，“精英治理”的结果，导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了危险水平，以致于现在连“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承认，“贫富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高尚全语），这一点，茅于轼先生同样表示了更深层的担忧：“底层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茅于轼先生认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看看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这里的“精英”是指什么？从茅于轼先生这篇文章的整体逻辑表述中看，似乎是指区别于“当官的人”的“专家”，似乎又在说“精英”就是“统治者”。虽然模糊不清，但老百姓应能意会他在指什么。今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精英”作过这样的阐释：“可以说，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已经不是个逻辑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与当今中国社会公认的“铁三角论”本质上是吻合的。“知识精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主流学术精英”群体，“政治精英”则等同于那个官场庞大的贪腐集团，而“经济精英”大致就是率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中那个炙手可热的财富“大鳄”群体。官方将其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老百姓将其呼之为“腐败铁三角”。

　　由这样的“精英”去治理社会，他们可能“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而不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吗？茅于轼先生呀，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茅于轼先生的这番感慨真是经典得无以复加，然而，这样一个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变成硬道理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被“精英”“大范围”地“治理”了多年。“保护穷人”是对的，但决不能依靠这种多年如一日地依傍富人、漠视穷人的所谓“精英”去“保护”。

　　社会公正、全体人民的利益等道理“没有被普遍承认”，并“被大范围地破坏着”——这里，对茅于轼先生的这种正确的客观认知当然要表示一份由衷的敬意。只是，一位已经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者，一位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富人经济学”专家，是永远不可能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这种“大范围”的“破坏”开出一剂对症良方的，而“精英治理”论是欺骗社会的一剂假药，是迷幻政听的一剂春药，是“保护穷人”的一剂毒药！（2007年8月11日 星期六）

相关引文地址：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7-08/10/content_65014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