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邪路上去了”，”刹车回归”是出路

“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这是邓小平总设计师的伟大预言。

转眼改革近30年就要过去了。披露在银行中，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七十的存款；如果连不动产计算在内，百分之二十的人，绝不仅仅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中国已排在了世界前列，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标志着中国的“新社会阶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西方一百多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至此，中国彻底实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邓总设计师的判断，不幸被言中并成为现实，改革30年，终于“走到邪路上去了”。

“两极分化”，原指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不断从小商品生产者中，产生少数脱离劳动的资本家，和大量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形成这样两个极端的趋势。

“两极分化”是价值规律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小生产者的这种“两极分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更导致“贫富悬殊”。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像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样，把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宏观调控政策，使公民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合法范围，来消灭“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红色预警，其“预警信号”本是气象学上的术语，表示将要有灾害性天气到来，提请人们，提前采取防御措施，以使灾害所受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预警信号”的等级多为黄、橙、红，而红色普遍被用于最高等级。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经济学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2--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较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而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早己超过最高等级，“红色预警信号”。

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这就充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目前中国的现象是：富人暴富，穷人愈穷。中国的富人，已经不逊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富翁。这些富人的数量虽然很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但拥有的财富量却非常可观，约占全部个人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富人集中在文艺、体育明星、个体经营者群体、部分国企经营者、部分不法官员、及子女等所谓的“新社会阶层”。

这些人的收入来源不一，形式各异，如文艺、体育明星，虽然他们获取的是暴利，但只要他们照章纳税，也还说得过去。个体经营者中如果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很难获取暴利，所以肯定地说，有很大一部分有偷漏税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其他两类人如果不靠违法所得，根本达不到暴富程度，暴富者多是腐败分子，反腐败则主要针对这些人。

目前中国最穷的人。首先是农民，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约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城乡财富拥有比例是96：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

其次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约45%以上，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原因是，他们没有任何生存资源，农民尚有土地，一旦失业下岗，必将面临生存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过去几年，有约4200万国有及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他们中年轻一点的下岗职工，还有办法去再就业或自己创业，而那些女四十、男五十岁的人，一旦下岗，就面临着最艰难的局面。

还有一部分放长假和内退的职工，生活费用和各种保险也没有保障。这些人大都出生五六十年代，受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特殊教育，使他们特别能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地为祖国奉献了青春，他们特别能忍耐，他们凭多年积蓄，要么上靠有退休金的父母，要么依靠已工作的儿女。再有就是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

由于贫富差距已经大大地超过警戒线，这是很危险的潜在不安定因素，就象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根火柴就可能引发爆炸，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政者应必须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必要措施，把“基尼系数”降到安全线以下，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要想办法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要怕老百姓多得点钱。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手上有了钱，中国的内需才能旺盛，中国的经济，才会有更强的拉动力。官员制定政策，让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才行。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时期说法，仅能在一定阶段，促生产力发展，“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会明显暴露出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第二位，这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远搭不上界。这个提法，只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一段，决不适用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

私有制历史，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堪称世界之最。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国私有制聚积的财富，与发达国家富豪亦无法相比。由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中国的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贫雇农，的的确确是一贫如洗。

压迫、剥削越重，反抗力越强。最近广东东莞万人大罢工，及各地区企业工人罢工，就是典型例证，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工人、农民的自觉参与，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无疑是根本性因素。

少数人手握巨资者，并没有经历过历史上的资本家那样，经过历代创业的漫长过程，而是钻了体制转换改革的空子，有的则是贿买权力、巧夺国有资产，或者勾结党政官员，运用某些特殊手段，敛财聚财，突然暴富。少数人致富后，既不思源，也不思进，而是比阔斗富，崇奉金钱万能，倡导封建迷信，荒淫无耻，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毒害、污染社会。这种现象，与建国初期相比，早已有过之。

处于商品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期，私人资本聚积的速度，是异常惊人的。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国内已经产生一批亿万富翁。手握百万、千万的老板，在县乡一级已是司空见惯。

这些现象的出现，虽带有不可避免性，但实事求是地讲，也是始料不及的。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人们有较深的体会。今天理智认识这些，并不是见富眼红，并不是现阶段就限制和消除私有制。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绝对不能回避实现。

《共产党宣言》中，最终是要与私有制，及其观念的两个根本决裂。但右翼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家们，从来就不忘进行分化、西化，就连经济贸易接触，也看作是为了加快的变革。他们的信念和立场，从不隐讳和动摇；人类最美好的前景，是彻底“消灭剥削”、彻底消除“两极分化”。

应该看到的是，贫富悬殊的状况已不是个别现象。两个事实，会促进这一现象恶性发展，若干私营企业主，已经与党政官员，结成了难解之缘。官员尽管工资收入有限，但其灰色收入，却相当惊人。称病住院、儿婚女嫁、爹娘归西、工作调整、出外参观，甚至其他借口，就可收受花不完的银子，有的握有土地、企业股份、报酬提成，实际已经是事实上的老板。

“分配不公”，与其劳动支出或贡献无关的收入增大。垄断行业的中高级职员、效益高的企业承包人等的收入，比一般职工的工资，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比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甚至更多。少数影星、球星、律师、广告人、教授、作家的财富也达百万、千万。问题更在于，高收入者在暴富挥霍的同时，还会拿出一部分当作资本，通过代理人投向生产流通、参与炒股等，追逐资本增值。

社会贫穷者队伍不断增加。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以及所谓放长假人员、转制退休高级工程师，及干部职工，他们的实际收入，最低的不要说养家，连个人生活也难保证。医疗的困难就更为普遍。这个庞大的人群，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富人相比，十分显眼。由此可以看到，贫富悬殊，是一个决不容忽视的社会大问题。

“两极分化”，决不是无病呻吟，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市场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要施加必要的干预力量。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不强调“社会主义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忽视“共同富裕”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被边缘化，是正常现象吗？国际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状况。他对资本制度下，工人贫困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鲜明阐述这种制度下的工人，必然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思想理论。早己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私有制，才能够最终使自己彻底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和解放。

改革近30年来，转制退休高级工程师，与企业退休职工，物质生活水平虽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不宜估价过高，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联系，当代中国，转制退休高级工程师，与企业退休职工，正处于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况，其现实生存处境，实在令人堪忧。挤牙膏式的调资政策，物价的飞涨，让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

改革近30年来，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相对贫困状况。政府更值得注意，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虽有低工资收入，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

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与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贫困化，不仅是其自身社会地位演变的反映，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的变化，故而更应值得关注。

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只得到他所创造积累的价值相对部分。这种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国家劳动的时间的比例关系，就是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相对贫困。在资本制度下，马克思关于工人贫困的理论，绝对没有过时。这种理论，仍可用于解释今天的资本社会，解释对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贫困问题，而且对于分析研究当前，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贫困化，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一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工同酬，按劳分配”，这个命题至少包括如下涵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初级阶段较为落后的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在速度上、时限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快得多。

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同工不同酬”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所在。

实现这个历史任务也并不容易，坚持这个原则，要克服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困难不仅在具体的工作中，首先在认识上。思想支配行动，只要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问题就易于解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中央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实施改革和开放等重大举措，已经深入人心，并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而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认识，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人来说，“剥削”和“两极分化”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此看来，从理论上、认识上弄清楚和明了什么是“剥削”和“两极分化”、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贯彻落实邓小平的上述命题，从而在政策上、工作中有所注意和掌握，意义非同小可。

“剥削”，简单说，就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产品。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分析的基石。只要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就必然产生“剥削”。“两极分化”，简单说，就是由“剥削”造成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就是说，有“剥削”，就要导致“两极分化”。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还是私有制。

从程度上说，“贫富差距”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初期，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是“两极分化”。一部私有制的历史，其实就是“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历史。只要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发生“剥削”，进而出现“两极分化”。这不存在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因为这是事实。不仅我国的历史如此，就是当今，被一些人吹嘘为，富得流油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莫不如此。

美国人口2.6亿多人，真正的富人并不多。据《福布斯》杂志报道，1999年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豪为267人。另据资料说，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豪家庭为35万户，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为790万户。将这些百万、千万的富翁人数加起来，不足824万人，即美国人口的不足3.2%。而他们却聚积了整个美国的大部分财富。世界500家大企业，美国占30%，一家公司的年最高利润可达50亿美元。

美国工人的状况如何呢？1990年之后，非农部门的小时工资，一般是10美元上下，职工年平均工资大致是1.5至2.0万美元。但是，有相当数量家庭的收入，仍在1.7万美元之下，即4口之家的贫困线。职工与公司主管人员的工资差距，最大的可达100多倍。

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资料，1998一1999年，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临时工，清洁、服务、司机及办事员、技术兼职人员，即三千多万人。他们的工资比固定工一般低15-25%。有一部分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万美元。人所共知，美国人生活中很多是欠帐，分期付款等消费，家庭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一般用于还债的不少于40%。一个家庭每月只有500美元，如何生活？只好是旧债未清，又欠新债，终生还不完的债。

由于“两极分化”，贫富之间的消费差距，的确是天壤之别。住房、坐车、旅游不用说了，就饲养宠物一项，就可窥见一斑。据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资料称：美欧国家每年饲养宠物的花费为130亿美元。1998年，美国有3390万人家养狗。许多城乡的狗医院是24小时服务，狗美容院、狗餐馆、狗墓地等，生意兴隆。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家公司正在出资230万美元，为亿万富翁克隆一只牧养犬。与此相对照的是：全球6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这是世界银行行长詹姻斯•沃尔芬森的专访谈话，想来未必有多大水分。

美国“两极分化”的趋势，80年代以来是日益加剧的。比如，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翁，在20年代只有亨利•福特一人，1982年增至13人，1999年达267人；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家庭，1990年为6.77万户，1999年增至35万户；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个人。同一时期也足数倍增长。而广大的临时工，不仅职业不稳定，而且能够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只占4%。现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300多万人。而美国医疗费用之昂贵，早已令人乍舌。美国的失业人口，最近几年一直是800—1000万人。

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就连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表优虑。哈佛大学的西达•斯科克教授说：“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现象，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为严重的”。《被忽视的中等阶层》另一位被誉为管理学权威的彼得•法鲁克教授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指望的发展是消除贫困”。但即使在美国，贫困现象依旧触目惊心。贫困，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看来，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的首富，但对其全国人民来讲，并不都是天堂。他们的智囊谋士们，尚且如此忧心。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右翼们，却能视而不见，并大为其洋主子，充当义务粉饰的吹鼓手作用。

因此，跟着美国市场经济瞎跑的右翼们，只能把中国的改革引到“走到邪路上去”的歪门邪道中去。

说工资没有上涨，那绝不符合事实。某些人的工资不但上涨，而且上涨得令人瞠目。

有资料说：8家A股上市银行2006年年报披露，银行高管年薪均在百万元以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收入“最低”的是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年薪为101.4万元。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995万元年收入，成为董事长中的首富，而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更是以561.8777万元的年薪，成为超过本行董事长年薪的董秘，于是就有中国百姓说：这哪里是“富民政策”，这分明是“富官政策”嘛。

另有资料说，某市（姑隐其名）从2002年2月开始至2006年3月，给官员们搞了个福利补贴，一次性或分若干次福利补贴，包括以住宅物业作价。市级干部标准为二百万元；副市级干部一百六十万元；区、局级干部和副区、局级干部一百万及八十万元。如果退休后支取福利补贴，可以根据物价变动上浮百分之二十。至2006年底，该市共有二千三百八十多名市、区、局级高干，包括已退离休高干，获得福利补贴，而且百分之七十八都选择要住宅，住宅都以，建筑成本作价，仅是当年市价的百分之三十五。2003年至2005年，已退休副市级，副省级或以上高干一百十九名，其中有七十五名，获得福利补贴住宅二幢，以当年市价达五百多万元，今日市价达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八十多名临近退休年龄，已退居二线的该市局级干部，无一例外，奖励一百五十平方米，至一百八十平方米的住宅一幢。此前不久，才有消息说，当官越来越难了。立即有人民反问道：既然当官越来越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当官？还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削尖了脑袋要当官？看看以上高管们的年薪，看看以上各级官员得到的补贴，所有答案就在其中了。

与其说现在搞的是“富民政策”，不如说搞的是“富官政策”。如果有人辩解说，以上两例都只是特例，都只对达到一定级别、或者在某个岗位上的官有效，用来指责广大的公仆还是有些冤枉的。那退休待遇两重天的事。官们，即使只是个吏，甚至只是政府机关的清洁人员，退休后都可以傲视企业退休高级工程师，傲视企业退休职工。他们的退休养老金都比同资历、同工龄的企业退休职工高两三倍。说明“富官政策”富的不只是在职的官，连退休的官都充分照顾到了。

受到广泛称颂的“富民政策”，已经变异成十足的“富官政策”了，再经统计部门的“平均”后，已经达到“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过去15年，中国的工资上涨是全世界最快的了”。这是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的：但不少工薪族却疑惑地反问：“工资上涨最快，我们怎么没有感觉”？特别近期物价上涨的趋势远远超过以往，百姓生活中受的压力日渐增大，对工资上涨没上涨、到底上涨了多少，尤其敏感起来。对“过去15年中国的工资上涨是全世界最快的”这类说法，难免会产生质疑。继而，对“富民政策”实在没法再相信了。

即然改革30年确实“走到邪路上去了”，那就必须“刹车回归”，让改革真正“走到正路上去”，这才是唯一出路。

“刹车回归”政府应对促进消费有所作为，不应该停留在口号上，而要拿出具体的、实在的政策出来。

“刹车回归”就是“富民政策”。只有“富民政策”，落实到位，让老百姓增加收入，且有预期的保障，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人们才能买得起，也才愿买、敢买。政府掌握的钱太多：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这头财政资金闲置，那头还在发很多国债、外债，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且日渐贬值，这都是政府的储蓄，这头拿去买美国国债，那头又在大力吸引外资。老百姓总不能期望政府，“把钱拿出来让大家花”吧。

“刹车回归”就是政府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拿这些钱来搞公共服务、多提供公共产品，则是天经地义的。

“刹车回归”就是让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刹车回归”就是，只有恢复事转企退休高级工程师，及企业退休干部职工的原有待遇工资，与事业退休职工拉平补齐，才能步入正道。

“刹车回归”就是，要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确保民生殷实，人人富足，不但是13亿人民的意愿，也应是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保证，更应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令人可喜的是，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民生”，“民利”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将消除“贫富差距”作为重要举措来抓，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转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的提高。相信，十七大会议之后，不但能从制度上逐渐缩小和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统筹社会全面发展，而且必将引领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再创辉煌。

“刹车回归”就是要继续革命。真正共产党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要继续革命，就是要永不停步地，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一项长远的事情，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也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同样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没有畏惧。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斗”、永不停息的一生。毛主席所缔造和长期培育的党，也应该这样。活着的毛泽东能够获得成功，能够得到亿万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死后的他，依然一直得到亿万人民的深切怀念，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刹车回归”就是消除“两级分化”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两极分化”的具体措施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让改革开放走入正路，只有“刹车回归”才真正有正路。

“刹车回归”就是要将“宪法”规定落实到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第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这是改革30年来，第一次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放在一起的“红头文件”，这个“红头文件”好就好在它体现了“宪法”人人平等的原则，愿它开好这个头，并一路走好。

“刹车回归”就是要全面落实胡绵涛、温家宝的亲民政策，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让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