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炉工人的故事

Michael Burawoy

(节译自Byles, Jeff. 2001. “Tales of the Kefir Furnaceman.” the Village Voice;转载自Footnote 31(7), Sep-Oct 2003)

在1985年二月的一个寒冷早晨，Michael Burawoy实现了他的梦想。他穿越列宁铁工厂的一号门，到达匈牙利工业的心脏地带，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充满硫磺气味与喷X火焰重达八十吨的火炉。然后，这并不是一趟柏克莱大学社会学者的尊贵参访之旅。在一年的时间当中，Burawoy被指派三项工作，他与七个同伴在名为十月革命社会党的团队编制下，负责照顾这个庞大机器，他们将烧烫的生铁与钢放入滚动的容器中加以融合，并且充入高压的氢气，让其中的温度顿时升高到一千六百度。他之后在撰写田野笔记时提到，「就算是波音飞机起飞也没办法制造出这么大的噪音」。但这样的噪音在Burawoy的耳中却像是种音乐。他对一群社会学研究生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钢铁工厂中工作」，他还戏谑道：「我想我是世界上唯一有这个梦想的人」。
　　
　　很少有人可以在他的学术简历上写上「火炉工人」的头衔。过去三十多年以来，Burawoy像是社会学的地下特务，在工厂车间中潦草地记下田野笔记，并且透过这些纪录显现全球化的本质。他曾经在赞比亚的铜矿场担任一年半的人事专员；在南芝加哥的机具厂担任十个月的操作员；在香槟、纺织、汽车工厂以及匈牙利的钢铁工厂做过苦力；而最后在俄国北极圈的家具工厂工作。他带给我们的讯息是：不要轻易相信自由市场的神话，除非你曾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他从1976年以来便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但却自称自己为周游各地的学术工人，在教学生涯之余中花上许多的时间探索各式部门与工厂，捕捉俗世生活的细节琐事。乌托邦的理想也增强了他的学术热情。对于Burawoy而言，他是在篆刻某种公众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观点，也就是他担任2004年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提出的主题。Burawoy指出，一种批判而带有能动性的社会学应当是「一种关于公众、为了公众的社会学 (A Sociology about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应当透过讨论重要的议题，例如全球化、国际冲突、社会不平等来触动广大群众。他认为现在的我们比过去的任一时刻都需要公众社会学，不只是认知处理世界上的重要议题，同时要召唤社会学的觉醒。
　　
　　火之洗礼
　　
　　Burawoy浸淫在学院与厂房的双重特质，与他的成长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父母相会于莱比锡(Leipzig)，并且于1933年移入英国，他的母亲在十三岁时为了躲避俄国革命的迫害而逃往Petrograd(也就是之前的圣彼得堡与之后的列宁格勒)，当时他的父亲只有八岁，也在1912年逃往乌克兰，他们在曼彻斯特抚养Burawoy成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化学讲师，但却因为他的外国人与犹太人身分以及对于共产主义的同情态度而不受曼彻斯特科学小圈圈的欢迎。在Burawoy父亲过世后，他们搬往位于22皇后大道较小的房子，这栋房子可说是「真正的联合国」，成员包括巴基斯坦、波兰与秘鲁的博士生。
　　
　　Burawoy在剑桥大学获得数学学位，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身受国王学院的优秀美国社会学家Edward Shils的吸引。由于对于教育与政治的不满，他在1968年前往南非，与Jack Simons(资深自由斗士，之后成为赞比亚大学的流亡社会学家)相遇，Simons建议他进入盎格鲁美洲矿业公司工作。在这家矿业公司中，他秘密观察了赞比亚这个新兴独立国家内部黑白种族的薪资结构。后来写成《铜矿上的阶级肤色》(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一书，在1972年出版时引起极大的震撼，书中描绘出一条肤色的连续体，其中白人占了大多数的管理阶层。这项发现受到媒体的热烈关注，成为Burawoy的第一个「公众社会学」研究。
　　
　　Burawoy 进入赞比亚大学的社会学与民族学系，在Simons与Jaap van Velsen的扎实曼彻斯特社会人类学传统的训练下，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业。随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生涯中，他接受Bill Wilson的指导，同时也深受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的影响。后来他决定追随芝加哥学派的脚步、但跨入工业社会学的领域，他的第一步是进入一家芝加哥的机械工厂，这家工厂在三十年前曾经是民族志学者Donald Roy的研究对象。根据这次的工作经验，Burawoy在1979年出版了《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成为劳动过程研究的权威性著作。Burawoy探讨工作现场中的阶级冲突与工人共识的模塑，提出一个傅柯式的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根据它的理性来形塑我们的所有特质」。
　　
　　机械工厂的工作经验帮助Burawoy把工业社会学翻转过来，利用延伸个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也就是透过持续的参与观察累积数据，而将铲出的砂砾倒进摇椅社会学。Burawoy表示，「我的重点是希望对于社会学转向批判的方向作出微薄的贡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希望将工作现场的观点带入学术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底层的观点发展出我们对于未来的另类想象。在揣摩这些观点的同时，Burawoy近来与Erik Wright合作，发展社会学式的马克思主义来碰触到公民社会的解放潜能。基本上，他们希望将以生产为核心的马克思资本论转向以社会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透过充满活力的社会学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Burawoy的旅程彷佛在地图上标下社会主义的终点：「当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我便搭乘飞机从布达佩斯前往莫斯科」。结果又面临社会主义政权的再一次挫败。他说，「我在1991年一月底达，八月的时候整个地方就瓦解了。每一个我去到的地方，都在我离开之后垮台了。现在我的朋友不敢让我再去其它地方，他们说你绝对不能去中国或古巴，你留在北极圈好了」。过去十年以来，Burawoy都待在Syktyvkar的极地家具企业，地处于一个茂密森林的屯垦区、直到1950 年代以前都充满了劳动营。随着苏联瓦解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工人的薪水大幅下降，最后通通丢掉了饭碗。Burawoy在1995年回来时发现大部分的工厂已经荒废。在俄罗斯同事的帮助下，他尝试追踪极地企业员工之后的命运，并把焦点放在家户与性别的分析。Burawoy指出，「男性在失掉工作时，变得越加边缘化」。「他们的平均寿命在苏联垮台的第一年降到了五十九岁。苏联社会整体可说是经历了再一次的农民化(peasantized)，都市人口转向乡村与集体农场，回归维生经济的型态」。
　　
　　从熔化的钢铁到公众社会学
　　
　　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在劳动现场工作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于是，这位民族志学者回家了。Burawoy在柏克莱社会学系主任的任期结束之后，接受了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角色，透过公众社会学的严酷考验来训练自己。事实上，Burawoy长期以来热情地拓展学术界的疆域，他开设柏克莱大学部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课程持续二十五年之久。此外，他开设参与观察课程，与上课的研究生们共同出版了两本书：1991年的《无边界的民族志》(Ethnography Unbound)，从美国都市生活的微观政治，说明延伸个案方法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2000年的《全球民族志》(Global Ethnography)，透过行动者与受害者的生活经验─游民、移民、乳癌运动者与软件工程师─来探索暧昧的全球化概念。
　　
　　简而言之，建立一种贴近人类生活的社会学一直是Burawoy的工作重点，无论是在钢铁工厂或象牙塔都是如此。他对于他的行径提出说明：「我并不喜欢在工厂里工作，坐在办公室里的日子当然是愉快的多，可是，有关俄罗斯的相关民族志研究非常有限，很多都没有碰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小小的谦卑有助于我们生存于现代大学的劳动现场。「偶而受到一些羞辱是一件好事。」Burawoy回忆他在工厂的生活时这样说：「尝试了解支配的底层生活是改变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有益身心的洗礼。或许所有的学者都应该有过类似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