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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个重大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个重大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以来的种种胜利和失败的严峻考验，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从此乾坤扭转，分裂落后、积弱积贫的中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迈上了独立、解放、统一、富强的道路，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新时代。抗日战争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的承上启下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施展雄才大略的高峰期之一。在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能明察秋毫，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稳稳地把握航行的方向，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没有深谋远虑，是做不到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页）这是毛泽东的经验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导。
奠基西北意义深远
1935年6月，被迫进行长征的红军，在经过八个月的连续行军和战斗，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以后，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会师以后红军向什么方向进军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作为前进的基地；而张国泰等则主张南下，攻打成都。经过三天的讨论，才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来张国焘仍执意南下，甚至另立中央，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这也从反面验证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这看起来仅仅是个进军方向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战略问题。奠基何方，不仅影响着中央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和最终的成败。
南下，国民党军力雄厚，统治也较严密，红军很难生存。北上则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北上抗日，在政治上有号召力。国难当头，国民党丧权辱国，丢失土地，人民渴望抗日，红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第二，在地理上，川、陕、甘边区，是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又有刘志丹、谢子长在30年代初建立的根据地，有经营基础。第三，包围边区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都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可以分化。第四，日寇当时已经深入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红军奠基陕、甘，面临抗日前线，可以直接抗日。第五，日寇由于兵力不足，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广大乡村无法完全控制，而国民党则失去控制，便于红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自己，消灭日寇。第六，背靠苏联，如果打开通路，可以得到国际援助。
基于以上各点，奠基西北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从1936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38年底，仅一年多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作战1600多次，歼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延安成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前进的灯塔，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关注的政治中心，显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战略方向确定了，战争形式就是重要的。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这种作战形式和它的重大战略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观点，很快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不朽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生、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根据地的建立，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以及与正规战的配合，等等。后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用简要的话加以概括：“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页）
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在具体实施中如何操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毛泽东非常强调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蒋介石在被迫抗日以后，仍不忘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在庐山上讲话透露：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军队五分之二。因此，一开始，他就想把八路军开到日寇嘴巴底下，让日本人吃掉。他要八路军的115师开往同蒲线，120师开往平汉线。毛泽东识破蒋介石的阴谋，他明确提出：我们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不能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摆布，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共产党的战略部署深入敌后进行作战；所谓“山地游击战”，就是依靠华北群山（新四军水网地带的部队则是依靠湖河港汊），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干扰日军，袭击日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役上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是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而得出来的。这一方针的确定，粉碎了蒋介石借抗日之机消灭我军的阴谋。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预见到日寇可能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和陕北，因而适时地作出了扩大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指示各地以八路军的名义组织游击兵团，由山地向平原发展，先在河北和山东试点，然后全面展开。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已有91万（日寇投降时发展到100多万人），地方民兵有220多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个，人口接近一亿，这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准备了物质条件和军事力量。
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看出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政策，有恃无恐，步步深入，扩大侵略。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导下，军队溃逃，国土沦丧。国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乃至国民党阵营也起了分化。毛泽东洞察一切，很快抓住了端倪，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特别是加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事变发生前，我们党并不了解情况。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周旋调停下，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应允合作抗日；共产党也不提打倒蒋介石，而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应该说这是统一战线的一个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事件的性质看不清楚，蒋介石则想把它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加以对待，仍幻想与日媾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二天就作出了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蒋介石在各方面推动下，不得不在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这个讲话一发表，毛泽东很快在7月23日就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表示欢迎，并明确提出反对“片面抗战”而要“全面抗战”，即：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进行抗日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开展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4—349页）这八条，后来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发展成为“十大救国纲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推进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钦差大臣”自居，大肆宣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这实际上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一切经过国民党”。如果照此办理，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势必断送抗战前途。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蒋介石尽管被迫抗日，但始终把共产党当成心腹大患，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制造磨擦，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要求“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适时地提出反磨擦的三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概括起来，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这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抗战时期，不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使蒋介石不敢轻易定下对日妥协、投降的决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发展了抗日局面。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支，各种炮1800余门。由于敌后军民大量消灭敌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逐渐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培养千百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重视培养干部，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1936年他就说过：要开创西北局面和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不行，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为什么说这个话？这是他在革命实践中的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38年，已经走过了17年的路程。在这17年中，有成功有失败，干部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条件下，让不同的干部去干，常常会有不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四万万人的大国中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各地都需要派遣大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阶级、为党工作的干部，没有这样的一大批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为此，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他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就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抗战八年，仅抗大就先后办了八期，培养了20多万干部。
毛泽东培养干部，非常重视对干部的理论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觉悟；干部不掌握革命理论，就常常难分是非，容易受骗上当。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所以，毛泽东在延安安定下来不久，就根据过去的革命实践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抗战时期，是毛泽东理论著作最多的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有时在一个月内发表两篇，足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这些著作对提高干部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觉悟，坚定革命立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干部的作风，是一面旗帜。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的威信。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既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运动，也是整顿干部作风的运动。通过整风，使干部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由于毛泽东在培养干部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毛泽东主持党的工作期间，涌现了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忠诚老实，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勇于自我牺牲的好干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好干部，才能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有些困难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打败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些干部中至今健在的人们，不少仍然坚持毛泽东教导的理想、信念和当时培养出来的良好传统作风，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富贵荣华所惑，艰苦奋斗，成为中流砥柱，留下了一股清新的风气，醒人耳目。
（摘自2005年第7期《中华魂》）
栾保俊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以来的种种胜利和失败的严峻考验，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从此乾坤扭转，分裂落后、积弱积贫的中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迈上了独立、解放、统一、富强的道路，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新时代。抗日战争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的承上启下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施展雄才大略的高峰期之一。在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能明察秋毫，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稳稳地把握航行的方向，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没有深谋远虑，是做不到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页）这是毛泽东的经验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导。
奠基西北意义深远
1935年6月，被迫进行长征的红军，在经过八个月的连续行军和战斗，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以后，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会师以后红军向什么方向进军却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作为前进的基地；而张国泰等则主张南下，攻打成都。经过三天的讨论，才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来张国焘仍执意南下，甚至另立中央，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这也从反面验证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这看起来仅仅是个进军方向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战略问题。奠基何方，不仅影响着中央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和最终的成败。
南下，国民党军力雄厚，统治也较严密，红军很难生存。北上则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北上抗日，在政治上有号召力。国难当头，国民党丧权辱国，丢失土地，人民渴望抗日，红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拥护。第二，在地理上，川、陕、甘边区，是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又有刘志丹、谢子长在30年代初建立的根据地，有经营基础。第三，包围边区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都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可以分化。第四，日寇当时已经深入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红军奠基陕、甘，面临抗日前线，可以直接抗日。第五，日寇由于兵力不足，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广大乡村无法完全控制，而国民党则失去控制，便于红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自己，消灭日寇。第六，背靠苏联，如果打开通路，可以得到国际援助。
基于以上各点，奠基西北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从1936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38年底，仅一年多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作战1600多次，歼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延安成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前进的灯塔，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关注的政治中心，显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战略方向确定了，战争形式就是重要的。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这种作战形式和它的重大战略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观点，很快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不朽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生、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根据地的建立，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以及与正规战的配合，等等。后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用简要的话加以概括：“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页）
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在具体实施中如何操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毛泽东非常强调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蒋介石在被迫抗日以后，仍不忘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在庐山上讲话透露：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军队五分之二。因此，一开始，他就想把八路军开到日寇嘴巴底下，让日本人吃掉。他要八路军的115师开往同蒲线，120师开往平汉线。毛泽东识破蒋介石的阴谋，他明确提出：我们进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不能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摆布，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共产党的战略部署深入敌后进行作战；所谓“山地游击战”，就是依靠华北群山（新四军水网地带的部队则是依靠湖河港汊），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干扰日军，袭击日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役上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是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而得出来的。这一方针的确定，粉碎了蒋介石借抗日之机消灭我军的阴谋。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预见到日寇可能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和陕北，因而适时地作出了扩大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指示各地以八路军的名义组织游击兵团，由山地向平原发展，先在河北和山东试点，然后全面展开。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已有91万（日寇投降时发展到100多万人），地方民兵有220多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个，人口接近一亿，这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准备了物质条件和军事力量。
组织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看出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政策，有恃无恐，步步深入，扩大侵略。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导下，军队溃逃，国土沦丧。国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乃至国民党阵营也起了分化。毛泽东洞察一切，很快抓住了端倪，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特别是加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事变发生前，我们党并不了解情况。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周旋调停下，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应允合作抗日；共产党也不提打倒蒋介石，而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应该说这是统一战线的一个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事件的性质看不清楚，蒋介石则想把它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加以对待，仍幻想与日媾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二天就作出了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蒋介石在各方面推动下，不得不在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这个讲话一发表，毛泽东很快在7月23日就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表示欢迎，并明确提出反对“片面抗战”而要“全面抗战”，即：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进行抗日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开展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4—349页）这八条，后来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发展成为“十大救国纲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推进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钦差大臣”自居，大肆宣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这实际上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一切经过国民党”。如果照此办理，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势必断送抗战前途。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蒋介石尽管被迫抗日，但始终把共产党当成心腹大患，时刻不忘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制造磨擦，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要求“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适时地提出反磨擦的三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概括起来，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这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抗战时期，不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使蒋介石不敢轻易定下对日妥协、投降的决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发展了抗日局面。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支，各种炮1800余门。由于敌后军民大量消灭敌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逐渐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培养千百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重视培养干部，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1936年他就说过：要开创西北局面和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不行，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为什么说这个话？这是他在革命实践中的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38年，已经走过了17年的路程。在这17年中，有成功有失败，干部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条件下，让不同的干部去干，常常会有不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四万万人的大国中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各地都需要派遣大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阶级、为党工作的干部，没有这样的一大批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为此，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他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就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抗战八年，仅抗大就先后办了八期，培养了20多万干部。
毛泽东培养干部，非常重视对干部的理论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觉悟；干部不掌握革命理论，就常常难分是非，容易受骗上当。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所以，毛泽东在延安安定下来不久，就根据过去的革命实践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抗战时期，是毛泽东理论著作最多的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有时在一个月内发表两篇，足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这些著作对提高干部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觉悟，坚定革命立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干部的作风，是一面旗帜。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的威信。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既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运动，也是整顿干部作风的运动。通过整风，使干部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由于毛泽东在培养干部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毛泽东主持党的工作期间，涌现了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忠诚老实，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勇于自我牺牲的好干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好干部，才能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有些困难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打败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些干部中至今健在的人们，不少仍然坚持毛泽东教导的理想、信念和当时培养出来的良好传统作风，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富贵荣华所惑，艰苦奋斗，成为中流砥柱，留下了一股清新的风气，醒人耳目。
（摘自2005年第7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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