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谈中国国家货币战略问题
高岩：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谈中国国家货币战略问题
一、货币制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战略高地之一。
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在经济发展领域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中国从整体上来说还远不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仍面临着千头万绪的国家建设任务；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政党建设、国家独立、政权建立、国防建设、社会基础结构重建，经济制度调整等代价昂贵的大国现代化的基础制度建设，为中国日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然而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仍面临着一系列客观现实和制度缺陷的约束，需要从现在开始就进行有效的战略规划，并逐步加以解决，只有当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建设逐步完成后，中国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级的大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其中最重要、应该在21世纪完成的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之一，就是以现有的人民币为核心，创建一个强大的、可与目前的美元和欧元相抗衡，必要时超越这两种世界核心货币的独立的中国货币体系。尽管目前这种对中国货币的战略期望还未成为中国正式的国家建设目标，也未成为中国的远期战略讨论的议题，但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强大的中国货币的需求，一定会引导中国去追求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目标。事实上，如果中国在20世纪的成功的基础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党，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强大的政权体系，那么21世纪中国的继续发展所绝对需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就是强大的本国货币。
迄今为止，货币制度、以及在货币基础上所发生的金融制度，对于各国来说都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来说，只要它需要本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和扩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往来，需要把自己的国家力量投射到本国以外的区域，并努力保持自己超出国境的霸权地位，货币制度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核心战略问题，这也是大国和小国的差别所在。
事实上国际货币问题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敏感、也布满着重大危机的问题，这一点在中国是由于我们正处于国家全面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还无法被清楚地认识到。而在美国则是由于美国掌握着全球货币霸权，而美元货币制度是事实上美国霸权、包括军事霸权的真正基础，但现行的美元已是千疮百孔、十分脆弱，从而使美元货币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讨论的头等敏感政治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于货币信用的扩展、毁灭于货币信用的泛滥
而目前对货币的战略意义领会最深的无疑是欧洲国家；当亚洲国家还在就彼此货币如何与美元保持联系，也就是以美元为本国货币的本位，从而间接地实现自己的国家货币政策而费尽心机时，欧洲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货币机制既欧元。欧元的诞生是平静的，没有对任何人发出威胁，但欧元的战略意义实在太大了，也只有美国才能体会到欧元的真实战略意义。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出现过什么能对美国当今全球霸权地位提出全面挑战的事件，那么欧洲的一体化和欧元货币体系的诞生，才是美国自从走上世界体系中核心地位后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挑战；欧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已经为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上的核心货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战略选择。
如果这一非美元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发展，而且当在国际贸易份量上更重要的一些国家陆续改变它们对美元的偏好，当达到一定的幅度后，我们会看到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的地位崩溃，而这一崩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将无法负担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部署和使用，因为美国目前除了其货币美元以外，不具备真实的其它国际支付能力用于维持它包括全球军事开支在内的对外支出.
美国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地位，包括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是建立在一个已经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货币金融制度之上，而这一切始终得以运转的真正秘密，就在于美国拥有当今世界基础货币，是美元经过一系列而看起来无比复杂、实际上同样要服从基本经济规律的运作，为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事实上甚至连整个西方从15世纪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从而成为19世纪至今为止最强大的文明，都是主要得益于货币制度，是货币而不是其它的诸如科学、工农业、技术或军事上的因素，使西方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得到初步领先于其它文明的先机。
事实上，货币是人类有历史来最伟大的制度，因为有了货币，人类才能够进行分工，从事有目的生产、劳动才有价值、而且才有可能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不必亲自从事维持温饱的生产，而得以把智慧和创造力用于科学技术、艺术创作、文化教育和公共管理，用于专业性的军事活动等等。在货币制度被创造出来之前，人类的劳动只是完全为了直接地维持自己的生命，并进行小规模的附属性的交换，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生活与动物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而一但人类开始进行有意识地通过货币，进行劳动和社会分工，人类社会就立刻显示出与动物世界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都会劳动，有的动物也会交换和创造工具，但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有意识地创造一种货币来进行交换，所以货币是人类摆脱了自己动物性的最根本的一种社会制度。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主流性质的解释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层面进行观察，而事实上这些都最多只能反映历史的不同侧面，既然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和最强大的制度、那么如果我们从货币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运动、我们会得出一个与我们头脑中现有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货币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其重要性绝不低于宗教、战争、技术等其它社会制度，事实上、谁掌握了货币，谁就掌握住了历史，从整个西方崛起，到19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区域，包括美国在今天全球所享有的霸权地位，都可以用货币现象解释。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名为“重视东方”的学术研究著作中，用货币制度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与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亚洲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从原本远落后于亚洲的边缘地区最终胜出，从19世纪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区域；事实上从1400年一直到1800年之前，全球范围是始终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前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和今天的国际体系一样，主要通过贸易来维持的。
而在这个国际体系内，亚洲、特别是中国、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1800年中国无论是在国家财富、国土面积、手工业农业生产力量、技术水平、都占据着当时的全球顶尖水平，在1800年前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贸易中，欧洲人渴望得到当时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的中国手工业产品、加工后的农副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而当时的欧洲却没有任何可向中国进行大规模交换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
但欧洲人在环球的商业开发和征服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美洲的白银，而以宋代后开始日益商业化的中国社会对作为货币的白银有一种巨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中国周边的产银国家日本和控制着美洲白银生产的欧洲大陆国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与中国和印度进行贸易的交换的物质；既作为货币的白银和黄金。而西方的白银和黄金却是于他们在美洲的掠夺，所以在西方最终在19世纪中叶通过鸦片战争而战胜中国之前的数百年间，它们在和中国进行贸易时所能提供的唯一商品就是美洲的白银，也就是说西方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白银，而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各种产品生产国和拥有最发达的海上力量和工业革命前各种传统技术的国家，在国内外贸易中没有产生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优质货币，所以成为了白银的进口国。
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说明了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当时的亚洲经济远强于西方的经济，除了美洲和非洲之外，欧洲在对所有其他地区都存在着长期的和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出口美洲贵金属是它唯一的弥补逆差的手段。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波罗的海、东欧、西亚、印度(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西亚)、东南亚(直接来自欧洲和印度)。中国(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上述所有地区以及日本) 。
欧洲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可以从下述事实反映出来：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1660年到1720年的 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理由，代表制造业和其他国内要求扩大出口利益的当时英国政府、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总值中至少要包含十分之一的英国出口产品。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很难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从而不得不削减出口总额。也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在产品结构上低于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贸易伙伴 。
白银主要是从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吸收国因而成为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国内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人口的增长。这一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而欧洲在世界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
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他们控制美洲的白银和黄金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占有和利用廉价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提供的消费品和可以获得巨额利润既原始资本积累的商品。欧洲人在从亚洲和中国进口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口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中国人和亚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本身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白银，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
三、谁掌握住了货币、谁就掌握住了历史
所以弗兰克在“重视东方”一书中总结到：对于欧洲来说、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切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列车的火车头。最终成为全球自从19世纪以来至今的最发达地区、迄今为止，世界上的中心霸权国家始终在大西洋两岸，从过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现在的美国。
所以如果我们用完全符合真实历史的新角度来重新观察在19世纪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时，我们看到当时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这种地位的领先表现在中国当时占绝对优势的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而西方世界只是利用了它们在美洲掠夺的白银和黄金作为货币才能够维持在几个世纪内和亚洲和中国进行贸易，而这些贸易为欧洲大陆后来的工业革命完成了原始积累。
所以正是白银货币最终使欧洲慢慢导超越了本来在每个领域都领先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需要美洲的白银货币来扩张自己的实体经济，由于中国受附于一种自己无法充分掌握的外来货币，于是当白银货币供应发生波动时，也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历史轨迹，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当时海外的白银流入减少，从而使明朝的财政发生了重大的流动性缺陷，从而无法应付反映当时的国内危机包括农民起义 。
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历史中，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掌握住了货币这一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制度，西方社会才在几乎全面落后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下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超越中国成为近现代史上的中心区域。而进入21世纪，这一现象又重新在美国和美元货币制度上重演；在实施了多年的货币金融经济导向的发展后，美国国内经济的实物性已经大大的降低，美国的整体工农业实物生产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美国以帝国方式生存的需求，所以美国才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为此美国人也必须拥有一种他们可以完全操纵并可以和全世界交换的货币，而这一次美国人做的比当年的欧洲殖民者还要简单，他们无须利用奴隶在美洲开发银矿。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国内的多。美国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毫不夸张的说，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现在同样是向中国人销售国债券，美国人现在还继续用越来越缺乏实际价值的美元换取其它国家的金融资产。
这样，美国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已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 的消费，进行需要动用财力的全球扩张、事实上、美国所发动的每一场对外战争、美国的每一艘耗资巨大的航空母舰，都部分由美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所资助，这其中同样包括我们中国、因为中国目前已经是美国政府债券最重要的购买者之一 。
1500―1800年三个世纪西方殖民国家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货币优势的战略，美国今天在实行的同样是美元优势的战略。差距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西方后来的发展出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四、中国必须有伟大的货币战略
正是由于深深地懂得货币对于文明和历史以及国家现实力量的重要性，美国和欧洲才不惜任何代价分别拥有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货币：美元和欧元，如果没有一种新的货币能够与这两种西方的货币进行抗衡，世界经济和历史始终要以大西洋两岸作为中心，但这一切却将因为亚洲和中国重新在世界经济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以及一种潜在的、强大的亚洲货币的出现而改变。
我们希望中国的国家货币，在一种全新的国家战略思想的引导下，能够目标明确地朝成为亚洲中心货币的方向发展；届时世界上将有三种主要货币，既美元、欧元、亚元或中元。只有当中国最终拥有一种可与美元和欧元并肩的强大货币时，中国才真正地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强大国家，中国距离完成这一宏伟货币目标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中国未来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
当中国最终拥有强大的货币后，进而组织起相应的庞大的经济体系后、始终困惑着中国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对美关系、对日关系、石油供应、贸易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上的间接路线。
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对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一种全新的大国思考深度，为中国的货币制度订立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这就是以现有的人民币货币为基础，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可完成内外货币职能的中国货币制度，充分运用货币制度对国内外经济活动的引导性作用，使中国的发展有强大的货币制度作为保障，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活动能完全依托自己货币进行，中国的国家命运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国的现代化才可以宣告基本完成。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目前成为热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便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只是中国货币外部价格的一种表现方式，反映出中国内部经济力量和用其它货币代表的外部经济力量之间对比的关系。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双重市场的需求会对人民币产生不同的需求压力，而且中国的外部经济合作伙伴和外部敌人同样对中国的货币制度抱有不同的立场，并随时准备采取各种方式来使中国的货币制度朝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本质上要求尽量统一的货币制度不可能同时满足内外市场交易的不同需求，更不可能在牺牲中国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去满足本质上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要求。中国的货币制度包括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在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时所应考虑的最基本因素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它因素。任何人民币汇率方向的变动，无论是升值还是是贬值，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该变动给中国带来的利弊，而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也只能放在是如何涉及中国利益的前提去考虑，这因该成为中国目前规划中国国家货币战略时最基本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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