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平演变”苏共的五种手段
西方“和平演变”苏共的五种手段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俄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克服重重困难，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在苏联高高飘扬。眼看对强大的苏联用武力战胜已无可能，西方便转而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势力根据赫鲁晓夫掌权后出现的新形势，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西化和分化苏联。美国总统里根就曾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鼓吹所谓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他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政治表态很快就传达到西方社会。西方反共势力见时机已到，便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的攻势。
第一个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渗透。
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4家大型电台都担负着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
冷战时期原美国中央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针对美国颠覆苏联的战略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德国；11％的被调查者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从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去到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当时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其实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的“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三个手段是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
1977年卡特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索尔仁尼琴；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1979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对苏联施加压力，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势助威。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1989年，美国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就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
随着戈尔巴乔夫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为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拼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随后，苏联当局又按萨哈罗夫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见者。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1987年12月28日，《真理》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
第四个手段是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
苏联长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族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断激化。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200万人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其间，当地分裂主义势力公开提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3个共和国的控制。波罗的海3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第五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手段，是千方百计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经同叶利钦进行了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总统的当时还是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
叶利钦对美国人的知遇之恩投桃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叶利钦的立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挽救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当叶利钦站在前来包围“白宫”的坦克的炮筒前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葬礼的“礼炮”也就奏响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8期《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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