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下）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下）
孙寿涛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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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关系总是依赖于本地的统治阶级，可能在本地统治阶级各阶层中更依赖其中的某个阶层，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某个小集团。但与本地利益的协调总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根廷看得很清楚。
一、收入流动
中心国和外围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是：(1)资本收益从拉丁美洲流向中心国，这是帝国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是，(2)拉丁美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也从中心国获得流入的资本收益。再一次，我们将欧洲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抽象掉，而限于考察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和美国之间双向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及其整体平衡的数据(这些数据皆以其所占美国GDP的比例来表示)表明如下事实。
1.1965—2005年间，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资本收益急剧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的0.2％升至70年代晚期以来大约0.7％的水平，中间还曾有过0.9％的高峰(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小，但要知道美国公司平均的国内税后利润，即其在美国国内的赢利，在1980年到1985年间平均仅占美国GDP的4.5％)。这次增加主要发生在1972年至1982年间，这种增加是美国资本大举流入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70年代晚期贷款)，以及1979年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回增加的结果。
2.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自美国流入拉丁美洲的资本收益的急剧上升，在上述增加的大约六年后，即1978到1988年间，达到大约0.5％的水平。
3.两种轨迹的结合效应通过第三条数据系列——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净资本收益变动——表示出来。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净资本收益急剧上升，90年代则降至略高于美国GDP的0.1％的水平。这一点应与美．国巨额的双赤字(预算赤字和外贸赤字)联系起来。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拉丁美洲的标准而言，富裕的阿根廷人的海外投资数额巨大。由于阿根廷罕见的巨额外债，其流入美国的资本收益也是巨大的。流出的高点在2000年，为阿根廷GDP的3.3％，流入也在同年达到高点，为1.7％。
如果帝国主义意味着从世界的其他地区获取资本收益，那么很清楚，当今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概念仍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利益也应包含在内，特别是作为美国外贸赤字的结果。对于这种新的体系，阿根廷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资本所有权
然而，这枚硬币也有另一面：外资大规模进入阿根廷。或者，用更直接的话来说，阿根廷的统治阶级正将其生产体系卖与外国人(作为补偿，他们购买美国证券)。
比较500家最大企业(非金融企业，不包括农业企业)的本国企业(外国人所持企业股权比例低于10％)和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外国人持有股权比例超过50％)，可以看出，1993年，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实现了34％的增加值，2002年，这一比例升至80％。因此，阿根廷目前不再有大型的本国企业，但就是剩下的这些企业也开始允许外国人持有其股权。数据显示外国人所有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逐渐增加。2000年早期，它们所得的利润占阿根廷国家总利润的80％。
跨国公司并不购买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以另外的方式消失了，它们因为来自大企业的竞争压力而走向破产。大型超市摧垮了零售小企业，进口货破坏了手工工场，著名的饮食连锁企业导致小饭店关门，等等。
阿根廷的500家最大企业中，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在增加值和利润两方面所占的份额现都已超过80％，这表明其企业所有权已向外国人急剧转移。
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
组合：社会根源及前景
在解释阿根廷危机时，左翼学术界中第一种宽泛的解释思路是将危机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相关性是明显的，当将阿根廷危机视作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早期拉丁美洲、俄罗斯、土耳其和亚洲类似序列危机的一环时，这种相关性就显而易见。尽管这些危机有各自显著的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开放商业和金融边界的背景下；它们都以外资的突然撤出为特征。外资的撤出不仅动摇了像阿根廷这样的经济表现比较差的国家的经济，而且也动摇了像韩国这样的经济快速增长且在高技术进步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国家。
然而，这种分析，当降低到资本自由流动这样的技术层面时(例如强调实施托宾税[Tobin tax]时)，就丧失了作为分析核心的政治层面的因素。离开帝国主义形态以及作为其基础的阶级关系，就无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这些危机的复杂性大多来自于当地统治阶级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些阶级不能仅仅被视为世界统治秩序被动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是问题的关键。在对危机的解释中，我们应赋予这种新的形态什么角色
一、在新自由主义一帝国主义体系下，中心国家和阿根廷本地的资本家阶级的关系
可以断言，根据阿根廷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率来判断，至少自“二战”以来，这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在储蓄和积累方面就从未有过好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势更为恶化。1991年到1997年的积累浪潮并不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复兴，而且也不是由本地资本家投资形成的。
我们还是从帝国主义开始。新帝国主义形态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中心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实施生产性和金融经济的购买。
2．阿根廷当地资本家阶级转化为食利阶级(a class of rentiers)，这直接导致其自身作为积极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角色的崩溃。
3．与此相关，美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借贷资助该国的公共支出，并从其投资中获得高额回。
欧洲或日本也卷入这个模式中，但美国是向拉丁美洲输出资本的主要受益者。
宏观政策是第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有必要控制过度通货膨胀，高的汇率是控制装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高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有益于谁
1．提高汇率使阿根廷的“工业资本家”通过以相对有利的价格进口资本品，而将其设备提高到新的更为有效的技术水平上。相反，制成品的出口则变得日益困难，消费品的进口给本地生产者带来威胁。汇率的提高和固定破坏了阿根廷经济，给其国内生产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点与由于日增的债务负担而日益增大的利息负担一起，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在导致阿根廷增长率崩溃的诸因素中，不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是问题的关键，而且崩溃发生时的特定内部条件也是关键。
2．随着高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的确立，这直接导致本地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在高汇率基础上的自由兑换使阿根廷人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购买外国证券。换言之，在美国金融资本购买全世界的战略中，美元高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阿根廷本国的统治阶级所购买的证券使他们有利地锲入这一新帝国主义体系，虽然只是处于从属的位置。他们学会了这一课，口号就是“入局，就够了”。
民族资本家可以通过特定行业，将其自身结合进这一新资本所有权的国际分工中，例如国际贸易；他们也可以在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中持有重要的投资份额(股权组合)。
在这种新的资本体系中，阿根廷本地资本家阶级被置于从属的位置。如果阿根廷统治阶级的这种新战略是其有意为之的，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做法很成功；在这种新位置上，阿根廷的统治阶级更安全更舒服。
特别地，我们必须提及阿根廷设立货币局的问题。
1．这个货币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就相当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中央银行不应资助过度支出。想想“削减社会费用”吧。对于民族的和国际的资本家来说这是好消息!货币的自由兑换也同样受欢迎。但国家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则丧失了。
2．矛盾之处在于，至少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市场”。那么，为什么要固定汇率呢一个基本的明显的答案是一对一的充分的自由兑换具有使外国债权人(foreign credi-tors)安心的效果。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并不赞同钉住美元的货币政策。原因之一是这样的钉住机制减少了使用汇率工具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基于同样的理由)IMF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固定汇率的存在也进行了质疑，而倾向于浮动汇率。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这类研究断言：固定汇率将调整的负担转移到本地“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国家丧失的竞争力只能通过相对的通货紧缩来恢复；如果通货紧缩没有发生，很明显工资承担了责任。
3．设立货币局的结果是清楚的。宏观经济的控制权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身上，阿根廷的统治阶级仅将其自身置于一个从属的位置。事实证明，货币局规定的汇率比率的所谓自动稳定器的效果是完全无效的(以最纯粹的19世纪的形式)，国际金融资本更为关心其自身的安全(这成功地得到了保证)，而对于该国的宏观经济几乎毫不关心。与此相一致，阿根廷的统治阶级同样既不关心他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不关心投资自己国家的积累。
4．在有关公共债务方面，新自由主义明显处于争议的焦点，它有如下特征：(1)由市场即富裕家庭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 (2)高利率；(3)向退休基金过渡。对此，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4)以美元提供信贷。后者也是本地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典型选择，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取得外国人的地位。
二、一种新的社会共识还是融入世界经济的新锲入形态
这场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大众斗争导致采取新措施，包括通货的贬值，货币局汇率的取消，比索化(pesoization)，相当部分公共债务的取消。这些措施是预示着阿根廷统治阶级的新战略、帝国主义的新锲人方式、管理和官僚阶级的新自治(如同在大萧条和“二战”的觉醒中)以及与大众阶级的新共识吗我们能辨认出阿根廷“新政”的基本特征吗批评资本主义的分析家们经常断言：政府对危机的管理只是更多地渴望使非金融经济和金融机构重上轨道，而不是更深刻地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
很明显，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特征无一被改变，但阿根廷锲人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出现了新方式和新自由主义出现了新形态还是很明显的：
1．在某几个方面，这个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而言的自主。像比索化这样的一项措施意味着公共权威(政府)对于其国内大多为外国持有的金融机构的强烈干预。不清偿相当部分的公共债务的决定是另一项大胆的行动。然而，记住美国投资者在受影响的公共债务中仅持有很小一部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来自IMF的贷款也未受任何影响。但是阿根廷的这些举措仍表明了所谓的债务并不是神圣的。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没有照样行事，特别是巴西没有跟着做。
2．在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打交道中，阿根廷统治阶级的战略现在已经显得不那么傲慢了，而且(南)锥体国家一体化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提上日程。很显然阿根廷已放弃了追求在这个新的帝国体系中占据一个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靠近帝国中心特权位置的野心，正如尽管有着不良的经济表现，但仍处于特权位置的墨西哥那样。(但是卢拉的巴西的野心是什么呢)这种新立场鲜明地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Mercosur countries)对待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态度上：阿根廷基什内尔总统在马德普拉塔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言，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被接纳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
3．采取了一些远离新自由主义基本准则的意义重大的举措。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利息率，特别是对企业贷款的利息率降低了；提高税收，改变税收结构，相对降低间接的企业税，提高收入税；强化出口税。但实际工资和社会税也被削减了。
4．在危机管理中，国家的急剧干预很明显地与鼓吹“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悖。人们可以期望部分恢复宏观经济控制的决心。虽然辨识出新的政策趋势仍然过早，但一旦货币局被取消，就可看出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5．这些运动必须解释为更宽广的全球性新轨迹的一种表现。我们在其他研究中曾指出，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或至少是一种不同的阶段，目前正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创纪录的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资本利得可以说已经过去。伴随着剩余价值占有的新方式，新的阶级构成和同盟逐渐形成。另外，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拉丁美洲各国积聚。在这种全球重建和斗争的背景下，在危机的政治冲击和威胁之下，阿根廷统治阶级被迫在一个非常不确定和变化的环境中稳定其位置，而没有将其采取的战略清晰化。
但是，关于将来的前景，以下几件事情是确定的：(1)阿根廷统治阶级不可能重复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战略；(2)新的(政策)框架必须重建稳定宏观经济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这与已经采取的举措相一致，包括：放弃美元化和高汇率，取消货币局，管理公共／外部债务。这些举措将如何准确地被巩固下来尚未确定。下一步的措施将是某种程度的商业和金融保护，虽然这种战略仍是羞羞答答的(防卫性的，如抵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问题将以相似的方式提出来，虽然美国作为主导性经济体的压倒性优势将拓宽其选择的空间。期望与新自由主义完全决裂，将是过度乐观了。要做到这一点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将是必需的。
考虑到阿根廷大量的海外组合投资及金融和非金融经济的大部分所有权被外资持有，要逆转这种趋势，并重建“非食利阶级”(non—rentier)介入的形态，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南方)大陆共同的反帝阵线。从左翼的观点看，两个阵线(大众的反抗阵线和反帝阵线)的联合方能达致最优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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