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这里面的“大时代”三个字容易被很多人忽略，认为是个可有可无的字眼。其实不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目标的建立，以及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要想认清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把它放在我们中国的大历史的坐标轴上看，特别是要结合近一百七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来看。我选取的角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十九世纪中国人在西洋人武力侵犯中国后发出“这是一个千古变局”的感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尚处在农业社会里的中国人第一次和已处在产业社会里的欧洲人发生了冲突并吃了败仗。农业社会里的生产发展主要靠两个要素，一是土地，二是人口。社会要进步，就要有新的土地和人力的投入。而产业社会则不同，它加入了技术这个新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生产的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越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断裂带，以前的经验很多已经不适用了。新的军事技术，征兵制，新的收税制度等等，使新的观念，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由此时开始产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千古的大变局。

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恐惧和屈辱。传统社会里，尊严来自于你在这个社会里处于哪个阶层，现代社会里，精英的尊严很大程度上已来自于集体尊严而不仅是社会内部的分层。用最通俗的话讲：国家是下等的，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上等人也被别国人看不起。正是中国精英感受到的这种对集体尊严的威胁，造成了最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此外，对于亡国灭种的恐惧，也笼罩在中国精英的心头。欧洲人说：中国人很快就要被降级为畜生了；日本人管中国人叫“贱种”或“劣等动物”。中国的精英们对此忧心忡忡。严复说：他们会将我们奴役，限制我们的身心发展。那些棕人和黑人已经在生死间挣扎了，我们这四亿黄种人怎么办？梁启超说：我看到西方的报纸对中国政治混乱的报道。。。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来，去年（1896）九月或十月的时候，他们已经更公开地谈论中国人是多么的野蛮，无知和不诚实，说中国的儒教是多么的空洞。意思很明显：他们马上要灭亡中国。在他游历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想中国人会不会象美洲的红种印第安人一样，三十年后成为博物馆的展品。这些言语还能找出很多，直到最近，王小东在《中国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一文中说：如果中国人不象西方学习，那么中华民族就有灭种的危险。所以这些都证明，中国民族主义最初之发端是对自身尊严和生存的羞辱和恐惧。

应对这种羞辱和恐惧，很自然地需要中国人抱起团来。因为只有把拳头握起来，才最有力量。换句话说，一个集权的中国，才更能有效地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安全。这就是王小东引用李零的话，所说的先要解决的挨打的问题。除了挨打，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挨饿”。而这是中国真正进入产业社会，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之后才得以解决的。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年，中国人真正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流动，各种资本相对得以更优的配置。人的流动，匿名和原子化，这些现代社会的特点，造就了中国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这就是王小东所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与梁启超，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所不同的深刻历史背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的背景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心理上加以阐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中国人，只要他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多多少少都可以在这四方面添加很多素材，我也就不一一重复了。这个时代与之前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从前的民族成员为了民族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利益，而现在这个时代里则是自愿地牺牲自我的部分利益来换取整体的利益。这种自愿，是一种主动的主体性，是一种清醒理性地认识到自身与民族的最大利益的交汇点，那就是民主。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从前最显著的不同。这就是我们称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大时代”的原因。

民族主义最初和民主一样，都是来自于平等。但是，在现代化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主义里的“平等”这个要素被丢掉了。这是后发国家在应对先发国家的过程中的必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了民主不能出口这个道理。一定要等后发国家自己达到产业社会的阶段，由其自身内部产生民主的必要条件，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才可能找回“平等”这个元素。只有在这个时候，自下而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才真正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会合。

实行民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饱受西方欺凌的东方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是外来的，是曾经羞辱过中国人的西方人的东西。接受了民主，某种意义上等于证明了中国的文化比不上西方，中国人的自尊心对此有些无法接受。而中国人当初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适合后发民族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是对西方正统思想的挑战。

民主包括两重意思，一是其核心，即政权的合法性，政府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二是其程序，检验合法性的方法就是选举。两者缺一不可。而支撑这两个特点的，是民族成员的主体性，即上面提到的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在民族群体里充分发挥自己内在潜力的可能。

上面只是说实现了产业社会后，给民族主义找回“平等”，实现民主提供了可能，但绝不是必然。进入产业社会后仍然是集权国家也是很有可能的，其原因大致有：

1. 非常强的羞辱感。如一战后的德国，赔款，割地。造成了强烈的报复欲望。

2. 民主，自由是外来的，是属于曾经羞辱过他们的人的。出于自尊而拒绝民主。

3. 过份地估计自己所处的危险。

4. 希望恢复往日的荣光，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要实现上面提到的目标，集权无疑是看上去更有效率的。

上面所列的几个因素里边，对自己面临的危险的评估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对自己所处的危险的评估，与他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密切相关的。外界（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是决定了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一点点运气，成功地走过这个大时代，实现我们的大目标，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因为在进入现代之后，西方已处于迷茫，社会形态上没有新的突破。某种意义上我们将与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相信，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我们一定会带着人类，走向另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