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上部 渠河风云

　　

　　1）前 言

　　

　　本部是我的家史。之所以写我的家史，是因为我的家史非同一般。另外，它同本书的宗旨紧密相连。

　　

　　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老人家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直到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间几十年的历史中，除了在大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进行过短期的貌合神离的合作之外，基本上都是两党为保持或夺取全国政权而互相争斗的历史。在那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共两党皆损失惨重，正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中华民族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共产党在大陆的“一统天下”。这，就是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中，我的家族和亲友们为共产党的事业几乎献出了一切，包括无法计量的鲜血和可以计量的五颗头颅。

　　

　　我这一辈子最爱共产党，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建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广大工农兵成了国家的主人。另外，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人，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

　　

　　我这一辈子最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因为日本鬼子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而国民党则同我有杀父之仇，几乎灭了我的满门。小时候听说谁是国民党，谁骂共产党，我就恨他们，甚至想把他们宰了。长大以后才知道，国民党中也有左、中、右，也有好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部队抵抗和消耗了大部分日本鬼子的兵力，死伤无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说国民党中最坏的是“军统”和“警匪”，这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例如，重庆渣滓洞里杀害江姐等共产党员的那些家伙们。

　　

　　古人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少年以后，我辈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成了中国大陆上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一辈子不得翻身。这，也是历史，尽管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公元194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一个共产党员在被国民党人活埋之前，大骂道：“我操你们八辈子祖宗！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胜定了，共产党万岁！”——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回顾历史，往往是令人悲愤和心酸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首先是笔者，然后是某些人……

　　

　　2）引 子

　　

　　话说齐鲁大地，自古人杰地灵。沂蒙山下，潍河岸边，望岱瞻沂，青山苍茫，秀水沃土，美丽富饶，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潍水大战，韩信背水一战败龙且；三国演义，群英争雄，曹操挥师东征灭表绍，其古战场都在这里。自古以来，灵山秀水养育了它的子孙，也造就了许多历代精英：舜帝、孔子、公冶长、孔融、管宁、樊崇、伏无忌、郑玄、唐瑾、徐千、诸葛丰、诸葛亮、王羲之、李清照、赵明诚、张择端、刘墉、窦光鼐、直至近代的王尽美、路友于、王翔千、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臧克家、陶钝、孟超、崔嵬……历代名人、文人不胜枚举。至于康生、江青之辈，虽属另册，也算名人之列。

　　

　　当地俗语曰：要吃饱饭，诸、安二县。诸城、安丘二县位于沂蒙山下潍河流域，除西部山区外，大部为良田沃土。土肥水美，能长庄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吃饱肚子而你争我斗，你胜我败，你王我贼。天下大势，合而分，分而合。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齐国重地，南有齐长城，北有齐王都。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这里开始置郡设州，名曰东武、琅琊。始皇怕死，东巡长生不老之物，路过这里，登琅琊以观苍海，最后死在半路，咸鱼掩身而归。秦二世效仿老子，李斯有碑记之。然好景不长，被造反派陈胜、吴广赶下了台。到了宋代，这里叫密州，皇上派了个大秀才来掌权，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留下了“西北望，射天狼”、“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此后兵荒马乱若干年，到了明代，出现了我的戴氏先祖……

　　

　　3）戴氏家族

　　

　　关于戴氏的起源，小时候不知道，老人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查史料，方知我这个戴氏还是很不简单的。戴氏起源于西周豫东两个诸侯国，一个是以祖上溢号“戴”为氏，是商纣王哥哥的后代；一个以国号“戴”为氏。先秦时，戴氏主要在豫东（今商丘）一带繁衍发展；汉代有迁居豫南者，后又有南迁江、浙、东迁山东者；三国后有陆续迁居安徽、湖北、山西、湖南、广东、福建者；清代有陆续迁往台湾和海外者。

　　

　　戴氏历代出了许多名人、文人，如西汉时戴德与其侄戴圣，宣帝时立为博士，号称“大戴” 、“小戴”，是今文礼学的开创者，著有《礼记》传世。唐代有太宗之宰相戴胄、高宗之宰相戴至德、诗人戴叔伦、画家戴嵩；南宋有诗人戴复古；元代有文学家戴表元、诗人戴良；明代有画家戴进；清代有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戴震，是《四库全书》纂修官，一生著作甚丰；清代还有画家戴本孝、戴熙，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享。近代有真菌学家戴芳澜、诗人戴望舒、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等人；此外还有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特务头子戴笠等。当代姓戴的似乎没出什么大人物和名人，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现任天津市长）、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号称世界第四男高音的歌唱家戴玉强以及一些算不上一流的文化人 。

　　

　　书归正传。老祖宗们的事情太遥远，且不管它。据说我的祖先来自山西。明洪武年间，山东大灾，瘟疫盛行，人都快死光了。洪武皇帝下令从云南、河北、山西等地往山东移民。相传老祖宗夫妇俩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携三子来到山东沂山东边的景芝镇南、渠河北岸住了下来。后三子成人，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三个村庄，我出生的大夫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村名叫大夫，因祖宗没留下什么资料，无法考证。

　　

　　虽说我的近代祖宗们中没出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但到曾祖父时，据说家业曾经不小。曾祖父在当地景芝镇上开有布店和造酒的烧锅，字号“利源永”，在当时赫赫有名。

　　

　　话说这景芝镇历史悠久，宋代起即为鲁东南重镇。据说北宋景佑年间，当地连续三年生出巨大灵芝，故名“景芝”。它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北邻潍县（今潍坊市），东望高密、胶州、青岛，西边是沂蒙山，南下诸城、日照、苏北，可谓交通便利，四县通衢。由于地处潍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为历代天然粮仓，尤其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谷子和红高梁，适于酿酒。多少年以后，景芝镇东方的高梁地里，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和巩俐、姜文上演过拿手好戏——电影《红高粱》，这是后话。

　　

　　据说景芝镇造酒已有近千年历史，可追溯到宋末明初，远近闻名。史载元、明、清年代，景芝镇周围“十里杏花如雨，一路酒旗如云。”当时这酒叫“景芝白干”，是正宗的高粱烧酒。“景芝白干”的招牌，北到哈尔滨的大街上，南到上海滩的马路上都曾悬挂过，名噪一时。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即我的四个祖父。我的祖父是老大，其他按叔伯兄弟们排行分别为三祖父、五祖父和九祖父。由于小时候沾了老爷子的光，祖父们都学了点五经四书 之类，也算书香门弟。然而好景不长，雅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德国人占领了山东。兵荒马乱，盗贼蜂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曾祖父在景芝镇的店铺被土匪烧了个精光。祖父和五祖父被土匪绑了票，打得死去活来，救回来时已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三祖父一气之下，闯了关东，从此渺无音信。曾祖父眼看着一个大家业仅几年便倾家荡产，毁于一旦，从此气病交加，不久便撒手人寰，戴家的家业就这样眼睁睁地衰败了。

　　

　　祖父死后留下了我父亲、叔父和一个姑姑，加上年幼的九祖父，四个孩子由我曾祖母和祖母拉扯着，艰难度日。五祖母自五祖父死后，带着五个孩子（即我的三叔、四叔、五叔及两个姑姑）靠几亩薄地勉强活命。

　　

　　祖母眼看在家里活不下去，便带着四个孩子——九祖父、父亲、叔父和姑姑一路讨饭来到了青岛。在老乡们的帮助下，祖母给人家当了佣人，九祖父和父亲、叔父先到大窑沟六号码头拉纤，当苦力，后进了大英卷烟公司当了临时工。

　　

　　在青岛混了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有一次，父亲因参加烟厂工人的罢工活动，被工头打了一顿并开除了。父亲忍不下这口气，约了几个要好的工友，把工头打了个半死，然后同祖母她们逃回了老家大夫村，同五祖母一家住在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里，靠几亩薄地度日。不久，九祖父、叔父和父亲陆续草草成了亲，有了我九祖母、婶母和母亲。曾祖父留下的几间破屋住不下了，父亲便在村子西边干打垒盖了三间草房，和祖母、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名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靠当私塾先生养活一大家人口。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机会上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

　　

　　兵荒马乱，旱灾、蝗灾流行，婚后的日子也很难过。为生活计，农闲时父亲和叔父干木匠，贩卖布匹，东下青岛，西进沂蒙，逐渐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尤其是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故事。

　　

　　4）父亲参加了51军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一开始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很快伦陷。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一枪未放退回了关内。日本鬼子的铁蹄很快踏上了山东大地。威海、烟台沦陷，青岛沦陷，潍坊沦陷，景芝镇也来了鬼子兵。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了日本鬼子。

　　

　　椐祖母生前对我说，有一次鬼子进了村，村民们都跑到村外庄稼地里去了。邻居李家两个闺女未来得及跑，被鬼子拖走了……后来两个可怜的闺女是爬着回家的，地上流下了一溜血迹。最后，两个闺女一个投了湾，一个上了吊。

　　

　　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父亲年轻气盛，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一天，父亲在景芝镇办事，遇到一队鬼了兵，据说是去沂蒙山根据地扫荡刚回来。鬼子们疲备不堪，一头扎进了路边一个饭馆要吃饭。他们把“三八” 大盖枪堆放在门口，没有人看守。鬼子们疯狂得很，也大意得很，他们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偷他们的枪。父亲看四周没人，偷偷地拿了一枝枪，仗着熟悉地形，飞快地跑走了。等鬼子发现丢了枪，哇哇地叫着开枪追赶时，父亲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父亲的这次冒险行动，祖母告诉我时也说不清原因，只说我父亲胆子太大。

　　

　　父亲偷了鬼子的枪后，开始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曾一个人躲在高梁地里，偷袭过南下的鬼子和伪军队伍。据祖母生前说，父亲曾打死打伤过三个日本鬼子。父亲的枪法很好，百发百中，当然是打了就跑，未被鬼子抓住过，但祖母整天为父亲提心吊胆。

　　

　　当时家乡有些贫穷而又不怕死的人也有像父亲一样揭竿而起自动打鬼子的。这些人有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投靠了土匪武装，后被国民党军收编。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51军退到了山东。军长于学忠奉命驻守在沂蒙山东线，大约在安丘、诸城西边至莒县、日照、沂水一带，一是阻挡鬼子南下，二是对付沂蒙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实事求是地说，51军是抗日的军队，对八路军也比较友好，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

　　

　　51军军长于学忠抗日有功，被蒋介石晋升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原51军113师师长周毓英接任51军军长。周是我村东南仅六里路的伏留村人，他的亲姑妈是我父亲的叔伯祖母，是亲戚关系，我父亲应称他表叔。

　　

　　我父亲打鬼子的事传到了周毓英的耳朵里，他非常赞赏，派人把我父亲找去，问我父亲愿不愿当兵，我父亲同意了。于是，周毓英便收留了我父亲，不久，便给了我父亲一个副连长的官。

　　

　　对于参加国民党51军这件事，父亲自己十分满意。一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打鬼子，二是当兵有饭吃，有衣穿，三是在周毓英麾下可以混个一官半职。至于其它方面，父亲当时恐怕考虑不多。51军也打共产党，这点父亲后来也知道了。当时父亲对共产党认识不够，革命思想觉悟还不高，这绝对是事实。

　　

　　父亲参加了51军，家中亲友没人反对，唯有刚过门不久的母亲偷偷地流泪。兵荒马乱，当兵就要打仗，天天有死的可能，但母亲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父亲参加国民党51军之后，戴家又发生了重大事件，叔父和三叔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大约是1940年左右的事。

　　

　　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福权（参加革命后叫戴健）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表弟尤树庄和李致敬（即李振）。当时尤树庄和李振是家乡一带共产党地下领导人。（注：解放后，李振曾任泰安、德州地委书记，《大众日》社党委书记，山东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现已离休。尤树庄解放后任胶州人民医院书记时遇车祸不幸身亡。）在李振等人的引导和教育下，叔父和三叔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了充分地了解和认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叔父和三叔决心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当时家乡是敌占区，参加共产党是绝对保密的。叔父和三叔参加共产党的事，戴家只有我祖母和婶母知道，连三叔的母亲五祖母都不知道。从此，戴家便成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站，戴家亲友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下党干事情。

　　

　　党组织交给三叔和叔父的任务是当地下交通员，往沂蒙山根据地送情，运送枪枝弹药，秘密发展党员等。

　　

　　关于父亲参加了51军一事，叔父和三叔请示了党组织。据解放后三叔和李振同志讲，党组织是经过了慎重研究并同意的。一是因为自从父亲偷了鬼了的枪并打死过鬼子后，在家乡难免有人知道，目标太大，到51军躲一下有好处。二是当时地下党与沂蒙山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常被51军破坏，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打进51军做掩护，以保护我地下交通线，而父亲恰好可以充当此任。

　　

　　当三叔和叔父代表党组织向父亲说明这一切时，父亲恍然大悟，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手足兄弟，父亲对叔父和三叔十分尊重。这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

　　

　　据后来成为我军领导干部的三叔戴键生前对我说：“自从你父亲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后，地下交通线再也没有出过事。当时，你父亲驻防在西山（安丘西南部），正是我地下交通员路过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李振派我火速往根据地送情，我走到西山就被51军抓住了，我说来找你父亲的，家中祖母病了，让你父亲回家看看。敌人把我押到你父亲的连部就把我放了，你父亲陪我吃了饭，到了半夜，派可靠的人把我送过了封锁线，到达了根据地，完成了任务。这次我送情还立了一功呢！”

　　

　　还有一次，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三叔去根据地送情，父亲派人把他护送出51军防区。三叔完成任务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巡逻队。三叔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跑了几十里路赶到村边祖母住的房子外面时，翻了几次墙没有翻过来，便倒在雪地里昏死过去了。祖母和婶母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一看，忙把三叔抬到家里热炕上救活了过来，又把他的湿衣服和鞋袜连夜烤干。三叔吃了祖母做的热饭后，趁天还没有亮，又匆匆地走了。

　　

　　5）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尽快脱离51军。

　　

　　当时鬼子即将投降，国民党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暴露，51军奉蒋介石之命要南下剿共。盘踞在诸城县境内的敌伪汉奸土匪司令张步云疯狂反共，我八路军山东兵团滨海军区准备发动“讨张战役”，解放诸城。

　　

　　地下党组织让父亲脱离51军前，尽量设法从51军搞一部分经费以支援我部队，父亲满口答应了。说实在的，当时51军军长周毓英看在亲戚份上，待父亲不薄，要公开背叛他，并搞他的军饷，谈何容易？但父亲此时已是共产党的人了，没有什么犹豫的。

　　

　　一天晚上，父亲以喝酒为名，把军需官灌醉了，拿了他的钥匙，把51军当月的军饷偷了出来交给了地下党来接应的人员。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被周毓英绑了起来，并宣布查清问题后立即枪毙。这件事，周毓英也算大义灭亲。

　　

　　消息传到村里，一家人乱成一团，地下党组织也十分着急，因这事实在太大，绝对是杀头之罪，难以通融，营救工作十分困难。万幸的是，当时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父亲一口咬定是几个作买卖的朋友托他干的。周毓英把这件事当成了父亲的个人行为，但仍罪不可赦。

　　

　　叔父和三叔出主意，让人用小车推着七老祖母（即周毓英的亲姑）来到了周毓英的司令部。老太太一下车，就坐在司令部门前大哭起来，并拿出一根绳子，叫着周毓英的乳名，以死相威胁，一定要周放了她这个侄孙子。周毓英没有办法，令部下把父亲痛打了一顿，让老太太领走了。父亲死里逃生，回家养好了伤，立即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叔父、三叔一起展开了对敌斗争。

　　

　　这时，九祖父（父亲的亲叔）戴凤楼在侄子们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在村里任公安员。父亲的另一个叔伯叔父戴凤玉（我的六祖父）也通过地下党领导人潘墨卿、徐欣三的介绍参加了革命，入了伍，后来在解放军山东兵团敌工部工作。其大女儿戴云也入了伍，成为山东兵团的文工团员。父亲的一个本族侄子戴维玉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这样，在鬼子投降前后，戴家亲友参加革命的有7人之多。

　　

　　6）讨“张”战役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我八路军山东兵团决定发起“讨张战役”，消灭张步云的反动武装，解放诸城。

　　

　　张步云是家乡一带有名的大土匪头子。他17岁当土匪，后来到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和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混了几年，25岁时返回老家，联络当地地主豪绅成立了联庄会，自任会长，组织了60多人的地主武装，投靠了国民党。后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委任为少校副官、山东特别高级侦探第二大队长、第二路游击（剿共）司令；“7.7”事变后，又被韩复渠任命为”少将”游击司令，驻守诸城，队伍已有一千多人。1938年秋，张步云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被伪北平临时政府任命为“剿共第四路军”司令，队伍已达二千多人，盘踞在诸城、高密一带；不久，张步云又拐了鬼子的武器、军火投靠了国民党，被国民党山东省新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兵力发展到七、八千人；1941年8月，张步云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1943年4月，又被李仙洲偏入国民党第28集团军；不久，张步云又一次投降了日寇，被编入吴化文的“皇协军”第三方面军第一集团军。这时张步云的队伍已扩充到一万五千多人，下设三个师，一个教导旅，军部驻诸城境内，有自己的兵工厂，有大小太太九个，这是张步云人马最多势力最强的时期。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张步云摇身一变，又从汉奸变成了“国军”，被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委任为“胶（州）高（密）海防司令”，驻诸城县城，直接指挥的部队约四千余人。

　　

　　张步云是有名的汉奸和铁杆反共分子，在家乡一带横行霸道、罪恶滔天。在配合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剿共”时，他一次就烧毁银家庄民房200多间，并把数十名妇女儿童赶到屋里活活烧死；1945年3月17日，张部勾结日军一次就杀害我抗日军民106人；1945年7月3日又在诸城小岳戈庄杀害我抗日军民28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小岳戈庄惨案。”

　　

　　1945年7月11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命令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张步云拒绝投降。7月15日，我山东八路军滨海、鲁中军区集中兵力三万余人，在司令员万毅和梁兴初、孙继先指挥下，向盘踞在诸城境内的张步云匪军展开了进攻。经过几天激烈地战斗，歼灭张步云一师师部和三团、八团全部，毙、伤伪师长王吉祥、团长扬德明以下官兵四百余人，俘虏敌副师长王帮基、参谋长马桂章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机枪406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电台一部。

　　

　　以上就是家乡解放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大战役——第一次“ 讨张战役”。由于张步云的武装大部分是土匪和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所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也很大。

　　

　　在“讨张战役”中，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健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民兵和担架队配合大军作战，为家乡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

　　

　　第一次“讨张战役”歼灭了张步云五分之三的兵力，解放了家乡大片土地。但张步云依靠残部四千余人仍盘踞诸城县城，拒不投降。1945年9月3日，我山东兵团第一师师长梁兴初向盘踞在诸城城里的张步云残部再三通谍，令其投降。张步云仍拒绝投降，叫嚣：“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梁兴初下令攻城，我军发动的第二次“讨张战役”开始。9日晚6时，我军发起总攻，至8时15分攻克诸城县城，俘虏张步云部旅、团长以下官兵2107人，毙伤300多人，缴获迫击炮6门、手炮30门、各类枪支1736支、炮弹230余发、汽车5辆、电台3部、战马60余匹、兵工厂、云母厂各一座，其它军用物资若干。可惜的是，狡猾的张步云在其保镖的护卫下，化装逃往了高密县城，后又被王耀武委任为山东保安第三旅旅长。

　　

　　当时，为了牵制敌人以便配合解放大军全歼胶东国民党守军，我军暂未攻打高密县城，张步云暂时捡了一条命。

　　

　　从此，盘踞在高密县城的张步云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徨徨不可终日。他怀着对共产党刻骨的仇恨，一心想仇，梦想收回失去的天堂。

　　

　　张步云手下有个独立营长，叫王金铭。此人也是土匪出身，跟着张步云干了多年，是张步云的心腹走狗。

　　

　　7）第一次解放

　　

　　赶跑了张步云，家乡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当时家乡划归诸城县浯河区，叔父戴福臻担任了浯河区委书记，区长董乾初不在时，由叔父代理区长。父亲戴福田担任了区中队长。三叔戴健因年轻未婚（当时刚20岁），党组织让他参加了山东解放军滨海兵团。由于已有几年的地下党员革命经历，一入伍便担任了连指导员。九祖父戴凤楼在村里任公安员。五哥戴维玉担任了区团委书记。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父亲他们日夜操劳，站岗放哨，发展民兵，训练区中队员，随时预防敌人的进犯和破坏。

　　

　　叔父戴福臻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区委、区公所的干部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打击土豪恶霸，斗争地主劣绅，分田地，开展诉苦运动，动员青年参军支前。

　　

　　多年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把共产党毛主席当成大救星，从心里拥护共产党。一些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许多青年涌跃名参军，民兵们成立担架队支援前线，妇女们做军鞋，蒸干粮，支援子弟兵。解放了的渠河两岸，到处充满了欢歌笑语。正象一首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把身翻……

　　

　　但是，1945年的秋天，刚刚解放的家乡，斗争形势仍十分复杂和严峻。蒋介石为了挽救在全国战场的败局，下令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兵力迅速增加。我解放军山东兵团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了其它主战场，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地考验。

　　

　　这时，逃到敌占区安丘、潍坊、高密、青岛的地主、土匪、汉奸组成的还乡团随时准备反攻倒算。浯河区在诸城的最北边，紧靠敌占区。张步云残部王金铭的独立营仍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注沟一带。王金铭的老家就在浯河区，他随时准备反攻倒算，对浯河区构成很大的威胁。王金铭的独立营有四个连，共四百多人，大都是土匪汉奸兵痞出身，战斗力极强。他们把浯河区的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由于浯河区领导和区中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上有县大队和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一师留守部队的保护和支援，王金铭几次派小股队伍进犯浯河区皆有来无回。有一次他的小舅子被我父亲的区中队活捉，王金铭气得暴跳如雷，发誓要进行复。

　　

　　作为浯河区唯一的武装力量区中队的队长，父亲戴福田身上的担子很重。父亲是行伍出身，见过世面，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枪法百发百中，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从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逐步树立了为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每次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他整天住在区公所里，尽管离家仅几里之遥，他也很少回家，扔下母亲和一岁多的我在家。母亲为此十分伤心，整天提心吊胆，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同父亲吵架。作为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母亲象当时许多人一样，觉悟不高，她不能理解父亲他们所干的事业。

　　

　　8）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母亲生前多次向我哭诉了父亲同我们母子永别的那天晚上……

　　

　　那是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天上飘着雪花，父亲已经多日未回家了。天刚黑，母亲正要做晚饭，突然见父亲翻墙跳了进来。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在村子最西头盖了三间干打垒茅屋居住，院子西墙外面就是庄稼地。母亲见父亲回来，十分高兴，但仍数落了他几句。父亲说他去安丘官庄开了一个会，刚赶回来，路过家门口回来看看，明天一早要赶到区公所汇。于是，父亲抱起我亲了又亲。母亲赶紧包了一些饺子，又弄了两个小菜。父亲十分高兴，一边喝酒，一边逗着我玩。我脖子上挂着父亲的盒子枪，在坑上爬来爬去，逗得父亲直乐。母亲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正吃着饭，突然听见村子南边传来了枪声。父亲大喝一声：“不好，有情况。”扔下筷子抓起枪就跳下了坑。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拦着父亲不让他去，说明天再走吧，说不定是谁乱放枪呢！当时每个村子里民兵都有枪，打枪也是常有的事。可父亲说：“不对，好象是河南区公所那边响枪，我一定得去。”说罢，抱起我亲了两下，不顾母亲阻拦，翻过西墙就走了。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这天，一场春雪把渠河两岸变成了银白的世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傍晚，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王金铭率一百多名匪徒包围了渠河南岸的徐洞村。他们从汉奸口里得知，区中队长戴福田去了安丘开会，区委书记戴福臻仅带着几个人去了徐洞村。万幸的是，当敌人赶到的时候，戴福臻等人已经离开了，敌人扑了个空，放火烧了几间房子，便把人马撤到了村北的渠河岸边，王金铭命部下胡乱地放了一阵枪。

　　

　　原来，狡猾的王金铭为了抓住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做了周密的布署。袭击区公所虽然没抓到戴福臻，但戴福田知道消息肯定会回来营救的。王金铭让部下打了一阵枪后，便命令匪徒们埋伏在河边的树林里，又让一些匪徒每人披一块白床单，趴在水边的沙滩上，等候戴福田的到来。

　　

　　从我村到渠河边仅几里地，父亲很快就跑到了渠河北岸。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对岸什么也看不清，父亲心急如火，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齐腰深的河水中，一只手举着枪，一只手划着水，向南岸冲去。

　　

　　敌人见对岸有人下了河，猜想可能是戴福田。躲在树林里的一个匪徒大喊：“队长！队长！不好了，戴区长让王金铭抓走了，你快去救吧！”父亲一听，更加着急，来不及辩真伪，很快从水里爬了上来。

　　

　　埋伏在沙滩上的敌人一跃而起，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就把父亲抱住了。

　　

　　就这样，父亲戴福田落入了敌人手中。

　　

　　据当年徐洞村的目击者说，戴福田被敌人抓住后，大骂不止。敌人把他打得满脸是血。为了怕父亲跑掉，敌人扒掉了他的湿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又残忍地用铁丝穿透了他的锁骨。王金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戴福田活着押走。

　　

　　从徐洞村到敌驻地几十里路。寒风，雪地，赤身是血，穿了铁丝的锁骨，雪地上的血印……笔者实难想象父亲是怎样被敌人押走的？走了多久？受了多少罪？那被铁丝穿着的锁骨疼不疼？那流到雪地上的鲜血有多少？……

　　

　　父亲被俘后，党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工作。经研究，决定用王金铭的小舅子交换 。

　　

　　王金铭的小舅子被父亲他们抓到后，一直关在县大队的看守所里。这家伙是大烟鬼，经不起折腾，不几天便死在了看守所里。

　　

　　王金铭闻讯大怒，开始了对我父亲的严刑审讯和威逼利诱。

　　

　　敌人动用了各种刑罚对付父亲。皮鞭抽，压杠子，灌辣椒水……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就破口大骂王金铭。

　　

　　“王金铭，我操你祖宗。要杀要剐，痛快点，别让老子受罪。你杀了我不要紧，小心共产党剥了你的皮。共产党胜定了，国民党快完蛋了！”

　　

　　当时斗争形势已明朗化，共产党员和干部们身份都已公开，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王金铭只要求父亲答应两点。

　　

　　“戴福田，你不要又臭又硬，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国军很快就要反攻。你打死我很多人，我早就可以毙了你。老子看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投过来，既往不咎，老子推荐你当个团副，比我官还大，这是一；第二，若把你兄弟戴福臻也拉过来，就算你立了大功，我向张（步云）司令和王（耀武）主席为你请功。你过去干过51军，党国待你不薄，现在再投靠党国，浪子回头金不换，怎么样？”

　　

　　父亲仍然破口大骂：“王金铬你少放屁！老子参加51军是为了打鬼子，不象你们当汉奸，帮着鬼子杀中国人。老子既然干了共产党，不可能再回头了，你看着办吧！”

　　

　　王金铭气急败坏地把父亲关了起来。

　　

　　王金铭之所以不马上杀死父亲，一是因为叔父戴福臻还在，杀了父亲惹火了共产党对他不利。他是当地人，不能不留条后路。二是山东解放军主力已经大军压境，主子张步云躲在高密，已没有多大势力。万一将来落到共产党手里，也需要留条后路。

　　

　　上述情况，同共产党方面估计和分析的一样。

　　

　　叔父戴福臻也估计王金铭暂时不敢杀害父亲。他一方面和上级设法营救父亲，一方面领导浯河区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斗争土匪汉奸和恶霸地主，保卫胜利果实。

　　

　　王金铭自抓到戴福田后，受到了主子的赞赏。匪首张步云让他再接再励，为“党国”再立新功。

　　

　　王金铭不愧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孝子贤孙。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灭顶之灾来到之前，下决心要再次同共产党较量一番。这时我山东解放军为了解放高密县城，命令滨北独立二团先拔除敌人的外围据点。王金铭自恃有五百多人的敢死队顽军，与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在高密城西南井沟、注沟和浯河区东面一带周旋并寻机骚扰。

　　

　　当时已经入伍的三叔戴健，就在滨北独立二团任连指导员。

　　

　　1946年农历三月初六晚，王金铭得知浯河区委明天要在宋家坡村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决定倾巢出动，血洗宋家坡，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我驻高密的地下工得知这个情后，立即十万火急通知了诸城县委。诸城县委认为，这是消灭王金铭残匪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浯河区在宋家坡的反奸诉苦大会照样进行。通知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和县大队准时赶到宋家坡援助浯河区委和区中队，消灭王金铭匪帮。县委又通知浯河区委的同志，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等待援军赶到。

　　

　　这些安排皆没有错误，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当时，浯河区区中队长戴福田被俘后，县委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同志和县公安局二股股长范维琪同志驻在浯河区帮助工作，他们和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研究决定，坚决把王金铭残匪牵制住，反奸诉苦大会照开，命令我区中队副队长宋明斋带领区中队员在宋家坡村北岭、村东、西、南面和会场所在地祠堂大门口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偷袭。

　　

　　当时，浯河区自身战斗力不强，区中队加民兵不足百人，大都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行，有作战经验的人很少。但因听说有县大队和滨北独立团支援，大家情绪都很高，决心痛击来犯之敌，牵制住敌人，等待增援部队赶来。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即1946年农历三月初七拂晓，宋家泊村的村民纷纷向村里宋氏祠堂走去。刘玉笃、戴福臻等人也带人赶到会场，反奸诉苦大会开始了。

　　

　　这时，匪首王金铭率领四百多人沿潍徐公路直奔宋家泊村。

　　

　　这次敌人作了充分地准备。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有的化装成解放军，很快到达了宋家坡村的东北角。狡猾的敌人化装成捡粪的老头杀害了我区中队的哨兵后，迅速包围了宋家坡村，很快就冲到了会场——祠堂外面。双方短兵相接，顿时，会场变成了战场。戴福臻区长一面掩护群众疏散，一面带领区中队员、民兵和群众向外突围。刘玉笃同志带领一部分区中队员和民兵边打边抢占了村东北角的土楼子，同敌人僵持。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我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刘玉笃同志牺牲了，范维琪同志牺牲了，宋明斋同志牺牲了，许多区中队员和民兵也倒下了。戴福臻和通讯员小王被逼进一个小院。小王爬在墙头向敌人射击时，突然中弹掉了下来。这时，戴福臻的枪里已没有了子弹，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戴福臻砸碎了手枪，迎上前去大声喊道：“我就是戴福臻，不要再伤害老百姓。”敌人冲上来把戴福臻绑了起来。

　　

　　不知道县大队和独立团哪里去了？为什么迟迟不到？这时，我方已有37位同志倒下了，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听说活捉了戴福臻，王金铭哈哈大笑。他立即让人押着戴福臻向北逃窜。

　　

　　戴福臻坚决不走。这时远处终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戴福臻知道是县大队和独立二团赶到了，他大声地喊：“王金铭，你跑不了了，我们的大部队过来了。赶快投降，饶你不死！”

　　

　　确实是援军到了，只可惜，晚到了半个小时。

　　

　　王金铭的人慌了，大喊：“快撤快撤，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大部队来了！”

　　

　　这时，我县大队和滨北独立二团已从东边切断了敌人退路，把敌人包围了起来。解放军战士像猛虎下山，王金铭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王金铭看事不好，对着戴福臻的头上开了一枪，然后率领人马向北突围。

　　

　　就这样，我的叔父戴福臻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时才32岁。

　　

　　这就是当地有名的“ 宋家坡惨案”，我方38名同志遇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浯河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及浯河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王金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三个土匪连长被击毙，二百多人伤亡。一个连长保护着王金铭，依仗熟悉地形突围成功，带领残兵败卒逃回了高密县城。

　　

　　当地县誌和有关资料在记述上述事件中略有出入，喜不忧，对我方的失误和牺牲的同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令人心寒。

　　

　　据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干部的三叔戴健生前回忆说：“宋家坡惨案，是我们的失误。部队首长计算时间有误，怕早到了把敌人吓跑了，安排战士们吃了顿早饭，结果晚到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带领战士们赶到的时候，二哥戴福臻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当时没有通讯工具，全靠交通员步行送情，耽误了时间。另外，没有防住北路，让王金铭逃跑了。当时为了牵制敌胶东兵力，我军暂没有解放高密，王金铭又一次捡了一条命。”

　　

　　王金铭逃进高密城后，立即把被关了多日的戴福田押了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戴福田，你兄弟戴福臻已经完蛋了，老子也不指望你投降了，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接着下令当夜执行。

　　

　　父亲听说叔父已经牺牲，悲愤交加，大骂王金铭，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匪徒们把父亲拖走了，父亲始终大骂不止。

　　

　　1946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深夜，敌人把父亲押到高密县城外一条小河边，挖好了一个沙坑。万恶的国民党匪兵和还乡团分子抡起刺刀和铁锨，朝父亲辟头盖脸地砸来。父亲大骂：“王金铭，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会给我仇的……”浑身是血的父亲破口大骂着倒进了沙坑里……

　　

　　就这样，我的父亲戴福田，一个参加革命时间并不长的共产党员，在经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之后，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为父老乡亲们的翻身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37岁。

　　

　　父亲走了，抛下年轻的母亲和两岁的我永远地走了。

　　

　　自父亲被敌人抓去之后，祖母、母亲和婶母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首先是叔父牺牲的消息传来，过了不久，又传来了父亲被害的消息。

　　

　　由于高密是敌占区，父亲的尸骨没法找回。叔父戴福臻的遗体由浯河区新政权和乡亲们运回村子北边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和叔父的战友孙铁民、董乾初等人亲自处理的后事。

　　

　　叔父戴福臻和父亲戴福田相继被害的消息，震惊了渠河两岸。地主汉奸们弹冠相庆，党组织和乡亲们万分难过，祖母、母亲和婶母更是悲痛欲绝。戴家的天塌了！可怜的苦命的祖母，自祖父早年被土匪打死后，年轻守寡，养大了父亲和叔父，把他们交给了共产党。如今两个儿子双双被害，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祖母的双眼后来哭瞎了。

　　

　　如今，年纪轻轻的母亲和婶母又成了寡妇。孤儿寡母，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穿着孝衣牙牙学语，玩耍，傻乎乎地望着母亲以泪洗面……

　　

　　多年以后的1963年夏天，即将到北京上大学的我为了搜集父兄们的事迹，来到了高密城外据说是父亲牺牲的河滩上。面对清清的河水、金色的沙滩和高大的白杨林，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仿佛看到父亲从河里走了出来，浑身是血，瞪着眼睛看着我，默默无语。我低下头，慢慢地、慢慢地跪在了河滩上……

　　

　　王金铭、张步云、蒋介石老贼，我和你们不共戴天！

　　

　　9）九祖父、五哥壮烈牺牲

　　

　　父亲、叔父牺牲后，白色恐怖并没有结束。张步云、王金铭匪帮继续对紧邻他们驻地的共产党政权浯河区进行骚扰。杀害了浯河区的共产党人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后，敌人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恨不得尽快夺回他们失去了的一切。

　　

　　这时，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三叔戴健挥泪告别了父老乡亲和故乡，带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为两个兄长复仇的决心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建战功，迅速地成长为我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蒋介石为挽救其反动王朝的命运，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随着我解放军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斗争形势更加残酷。国民党支持和豢养的地主、土匪、汉奸分子组成了还乡团。他们怀着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刻骨的仇恨，象疯狗一样到处烧杀抢掠，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家乡变成了割据区，白天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到晚上，还乡团分子便从安丘、高密敌占区出来活动。他们抓人、杀人、放火，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案。渠河两岸，潍河平原到处枪声不断、鬼哭狼嚎。一些村庄被还乡团分子杀光、烧光，变成了无人村。所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一点不假。

　　

　　当时，九祖父戴凤楼也已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村里合作社（当时村政权的一种形式）任公安员，负责民兵工作。面对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侄子的被害，九祖父悲愤满腔。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为保卫新生政府而工作，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父亲和叔父牺牲后，还乡团分子又把屠刀对准了九祖父戴凤楼。

　　

　　1946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深夜，盘踞在安丘城的还乡团头子刘洪华带领一股匪徒包围了大夫村，抓走了九祖父和另外7名村干部。

　　

　　刘洪华是我一个村的，他原先也是穷苦人，后来当了土匪，又投靠鬼子当了汉奸。鬼子投降后，他又投靠安丘、潍坊一带的匪首历文礼，一直与共产党为敌。

　　

　　敌人把八名村干部押到村子北面的大柳树下，开始了疯狂地反攻倒算。

　　

　　刘洪华举着一把杀猪刀，声嘶力竭地大骂共产党，大骂村干部。他用刀指着九祖父，骂道：“戴凤楼，我看你们家还有多少共产党？你侄子戴福田、戴福臻为共产党丧了命，你他妈的还干共产党，今天老子就让你尝尝当共产党的滋味。”说罢，照着九祖父脸上就是一刀。九祖父用手一挡，四个手指被砍断了，顿时血流满面。

　　

　　九祖父怒火万丈，大骂刘洪华：“刘洪华，你这个土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老子今天跟你拚了。”说完向刘洪华扑了过去。刘洪华连砍数刀，九祖父倒了下去，浑身成了血人。

　　

　　这时，个别村干部害怕了。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所有参加革命和支持革命的人都能象我父亲他们一样，经得起生死的考验，宁死不屈，这很难做到。对于一般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刚翻身的农民来说，只要不出卖别人，向敌人下个跪，求个饶，写个假悔过书，保住性命也算不错了，不能都骂为叛徒。至于共产党的大干部，那似乎另当别论。

　　

　　面对敌人的屠刀，一些村干部不同程度地求了饶，保证不再为共产党干事。他们活了下来，唯有九祖父戴凤楼惨死在刘洪华的屠刀下，时年30岁。

　　

　　这次敌人主要是对着九祖父来的，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破坏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天快亮的时候，敌人逃回了安丘城。

　　

　　血肉模糊的九祖父躺在村北的麦田里，已经停止了呼吸。闻讯赶来的祖母等人抱着九祖父被砍下的头颅哭昏了过去。九祖父最后见到了亲人，脖腔里涌出了一股热血……

　　

　　九祖父比我父亲还小，是吃我祖母的奶长大的。俗话说，老嫂比母，面对亲人接二连三地被害，祖母悲痛欲绝，哭干了眼泪，后来双目慢慢地失明了。

　　

　　从此戴家又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九祖母。

　　

　　九祖父没留下后代，九祖母终生守寡，后来由党和政府及村里养到老。

　　

　　九祖父被害不到半年，戴氏家族又多了一位烈士。1947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任区团委书记的五哥戴维玉又被安丘的还乡团分子杀害了，年仅19岁。敌人把五哥的头颅挂在安丘城东门上示众多日。刚过门不久的五嫂也成了寡妇，后来在亲人们的劝说下，年轻的五嫂改嫁走了。

　　

　　就这样，在腥风血雨的1946、47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的四位亲友——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凤楼、五哥戴维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事过多年之后，在家乡安丘市（解放后家乡划归安丘县）东面著名的青云山顶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烈士陵园，高大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插云霄。那上面有戴家四烈士的英名。同时，在烈士家乡大夫村村北几个长满荒草的烈士坟茔前，也立起了几个纪念碑。（注：这几个烈士墓解放后始终保留着，父亲和五哥没有了尸骨，坟里埋的是灵牌。）主碑高约两米，正书“戴家四烈士永垂不朽”，背书安丘县誌关于烈士们的生平事迹介绍。立碑者是烈士的后代——从敌人虎口里逃生的、共产党一手抚养成人的、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不屑子孙戴维堤……

　　

　　10）第二次解放

　　

　　父亲和叔父他们牺牲后，家乡形势仍很严峻，还乡团分子扬言要把戴家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我和叔父家哥哥两个男孩成了敌人追杀的目标。为躲避敌人的暗算和骚扰，婶母带着姐姐和哥哥去了娘家，祖母被姑姑家接去了，母亲带着我投亲靠友，东躲西藏。亲戚家也不能久住，舅家，姨家常遭还乡团分子光顾。有些亲友害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母子两，母亲只好抱着我整夜整夜地躲在高梁地里、树丛里、草堆里，我幼小的身体上到处是血口子。母亲生前向我讲述这些时，常常泪流满面。而我，从小便埋下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刻骨仇恨的种子。

　　

　　母亲叫田玉英，也是穷人家的女儿。外祖父是晚清的穷秀才，当过私塾先生，育有7个子女。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在家中十分受宠，但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

　　

　　母亲长得很白，眼睛大大的，很漂亮，是我心中的圣母。母亲的乳汁、温暖的胸膛、慈祥的面容伴随我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的岁月，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俗话说，寡妇门前事非多。母亲年轻守寡，人又长得漂亮，自然事非不少。不少本村外村的男人们都打过母亲的主意。一些好心的亲友见我们孤儿寡母日子难过，都劝母亲改嫁，母亲也为此动摇过，但是为了我，母亲始终没有改嫁。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了潍县战役，一举解放了潍县、安丘、诸城、高密等地，家乡第二次获得彻底解放，并建立了稳固的人民政权。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杀害了包括我父亲、叔父等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匪首张步云、王金铭没有抓到，逃到了国民党军暂时占领的青岛。

　　

　　后来经我多方调查，王金铭最后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由于杀共产党有功，王金铭到台湾后升官发财，后从军界转到警界，最后从新竹县警察署长位子上退休。据说后来已80多岁的王金铭想回大陆老家探亲，但不久就病死了。我实难想象，假如我遇见他，该如何对待他！

　　

　　张步云逃到青岛后，一开始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委任为少将高参。因张步云土匪出身，投降过鬼子当过汗奸，在国民党内积怨和树敌太多，后被国民党51军军长周毓英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秉蒋介石批准，于1947年1月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丁治磐扣押。1948年2月12日，张步云被处决于青岛五号炮台，结束了他罪恶可耻的一生。

　　

　　关于周毓英，本书略作交待。他抗日有功，反共也很积极。1946年蒋介石发动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时，把其部队的许多军改编为整编师。其51军改为整编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13日到19日，我陈粟大军经过血战，包围了枣庒城，向盘踞在城内的周毓英下了最后通牒，并派当时在山东兵团敌工部任参谋的六祖父戴凤玉利用姑表兄弟关系去劝降周毓英。戴凤玉见到周毓英后，劝他认清形势，向陈粟大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谁知周毓英顽固不从，死不投降，并‘大义灭亲’，把六祖父软禁了起来。我陈粟大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后攻下了枣庒城，包围了周毓英的师指挥所。这时六祖父戴凤玉劝周毓英不要再顽固不化，赶快向被解放军投降，保证免他一死。周毓英见大势已去，才听从了戴凤玉的劝告，命令停止抵抗，率师部投降了解放军。之后，解放军陶勇司令员和陈毅接见了周毓英和其他被俘国民党将领。

　　

　　周毓英等人在”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后来，中央考虑他抗日有功，有工作能力，态度较好，便让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水利厅长。周毓英活到80多岁后去世。

　　

　　家乡正式解放后，我和母亲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们把我母子的生活全部管了起来。我和母亲分到了土地，由村里代耕代种代收，把粮食送到家中。我至今忘不了那些帮我和母亲干活的父老乡亲们，叔叔伯伯们。是他们养活了我，把共产党的照顾变成了现实。这些叔叔伯伯们，许多人现在还活着，但生活并不富裕。我每次回老家时，总要多多少少地接济他们一下，我不能忘了他们。

　　

　　1949年的冬天，五岁的我早已懂事。有一天晚上，村里开村民大会，我替母亲去小学校参加了大会。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喊着我的乳名戴公民（当时我还未起大名），郑重地发给了我两份证书。一份是印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头象的革命烈士家属证书。上面写着：戴福田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特授于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应享受人民政府规定之一切待遇。另一份是象奖状一样大小的土地证，上面赫然写着户主的名字：戴公民。我高兴的跑回家去，把两份证书交给了母亲。母亲不识字，但她捧着两份证书，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