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是，也没有权威的组织和机构认定它是“责任主体”。不是“责任主体”，何谈责任能力？又何谈承担责任？如果承认这个事实至今仍然存在就够了。

　　“文革责任”是个伪命题

　　

　　几年前，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校庆120周年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发言读错一个字，把“鸿鹄”的“鹄”念成“hao”。引起一片议论、嘲讽。特别是中国文科中的泰斗北京大学的校长尤其不该发生这样的事。这事的却偏偏发生了，虽然令人尴尬，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汉字那么多，有多少人能保证都认识？再说，术业有专攻，读错个字，不表明没有学问、大学问。

　　

　　读错了就是读错了，只能是个人原因。但是，把读错字的责任追溯到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育，这比读错字更让人错愕。

　　

　　其实，“文革”前，小学课本中并没有“鸿鹄”这么复杂的字。中学的课本上，也没有这两个字。它们应该属于“偏僻”字，不常用的字。第一次遇到“鸿鹄”二字，是在上高中时班上订阅的《中国青年》杂志上。那期刊登了魏巍的文章，大概是“弃燕雀之志小，慕鸿鹄之高翔”。也才因此认识了“鸿鹄”二字。否则，至今可能不认识。认识不认识“鹄”字，实在扯不上与“文革”的关系。甚至与“文革”前后的教育也扯不上关系。

　　

　　看来，林校长凡事都“讲政治”，读错一个字，居然能够与政治、与“文革”联系起来，思维很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已经“固化”了。具有这种思维定式，坚持这种逻辑者，还不是个别人。

　　

　　有感于此，当时曾写了一篇《不识“鹄”字该怨谁？》的短文，对他把认错字的责任，推给“文革”表示质疑，发在博客上，不料，一位网民看了，不乐意了，质问道：“念错字文革究竟有没有责任？”好像“文革”有多么大的责任。

　　

　　看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不管多么荒谬，都能找到“知音”。这就是社会的“多样性”使然。他们的存在印证了思想确实是“多元化”了。

　　

　　“文革”到底应该对念错字负怎样的责任和负多大的责任？

　　

　　“文革”连“鹄劫”、“灾难”的罪名都认定了，还怕再承担个别人，哪怕是官拜副部级的北京大学校长念错个字的责任？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承担的起，而在于应该不应该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芝麻、米粒小的责任也不应该承担。甚至还不能“谦虚”、“大度”，把大小责任都揽过来，没有人有那样的权力和权利。

　　

　　如果同是在“文革”中读小学、中学，甚至林校长的同学当中，有不认错字的，起码不会认错那个“鹄”字的，难道就可以让“文革”那场“浩劫”、“灾难”的分量减少几分么？即使学子那么看，有人那么看，政客也未必那么看。笔者怀疑，他们不是用脑思考分析问题，而是用眼睛观察风向判断问题。

　　

　　“文革”不仅不应该为林校长念错字负责，而且对那期间发生的任何事，大小事，一切事都无法负责，不能负责。即使是那个网民所谓“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那样大的罪过，也不能负责任。

　　

　　“文革”，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那一阶段发生，而且是全国性的，就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自有它发生的内在原因。作为一段历史，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主导者、参与者都是人。一经发生，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叫做“历史事件”。它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文革”，仅是其中之一例。

　　

　　怎样看待“文革”，与怎样看待历史上发生的其它事件一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乃至否定。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件，现在不是还在争论么？这种争论不但无法否认它们曾经发生、存在的事实，而且正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存在，曾经发生过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至今仍然存在，人们才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也无法阻碍历史的发展、前进。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文革”，人们可以评论它，甚至否定它，却不能给它强加任何“责任”。甚至把认错字的责任也算在它的头上，就显得很荒谬。因为，它不是“责任主体”。

　　

　　“文革”不是，也没有权威的组织和机构认定它是“责任主体”。不是“责任主体”，何谈责任能力？又何谈承担责任？如果承认这个事实至今仍然存在就够了。

　　

　　责任主体，一般认为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也统称为“法人”，其中包括自然人。“文革”及“改革开放”之类属于什么？既不是法人，更不是自然人。

　　

　　既然政党、法律没有关于“文革”之类的事物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定，如何给它“定罪量刑”？法无规定，就意味着法律规定的任何责任都与它无关。落不到它的头上。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次，判罚主体不好确定。即由谁判、怎么判、判多少，都不容易确定，没有一个标准、尺度。不能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判官”。

　　

　　是不是谁权力大谁就可以判？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赋予谁有那样的权力。不论权力大小，“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权力不是“特权”。在“言论自由”面前，无论有没有“权力”，每个人公民都有权利。这个权利就是发言权。权力者出于某种原因，在事实上可以压制不意见者。这是由于“权力”的不平等所致。他们压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意见，不是别的。

　　

　　时下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何时能够宣布结束，无从判断。但见，“文革”中没有的丑陋现象如今数不胜数，看不胜看。甚至“两极分化”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这难道都要算在“改革开放”的帐上，责任应该由“改革开放”负责么？按照林建华校长及某些网民的逻辑，应该是。有人也正是按照那样的逻辑认识、评论“改革开放”。事实上不能那么看。所谓的“文革责任”也好，“改革开放”责任也罢，都是“伪命题”。

　　

　　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出现、发生什么问题，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不能马马虎虎，稀里糊涂。

　　

　　不管怎么说，“文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评说，不能改变它什么。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所谓的“宜粗不宜细”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怎样分析就怎样分析，想分析什么就分析什么，总之，是一种具有主观倾向的，有选择性的、简单化的，为特定政治服务的一种分析方法。

　　

　　事实上，一些人对“文革”的追责，是追不到的。追来追去，还是追到人身上，落实到人头上，甚至落到老人家及其家人的头上。

　　

　　“文革”，不但让老人家一家中出了老人家这个“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身后受到大批判，成为“众矢之的”，家中还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反革命”，即他的妻子与侄子。他们被批判，被判刑，或许能给那些在“文革”受到老人家“迫害”的“战友”和“学生”们一点慰藉和满足。

　　

　　多年来，都知道“文革”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场“运动”。有多少人知道发动那场“运动”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是在L、D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有多少人知道，老人家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原因应该是，那时，他仍然在“二线”。

　　

　　如果说“文革”是老人家提议，请问，“提意”是什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他有没有“提议”的权利？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不同意老人家的提议，甚至高瞻远瞩，预见到了“文革”是一场“浩劫”、“动乱”、“灾难”，根据党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完全可以否决。如果明知道不对，仍然举手同意，同意了，执行中阳奉阴违，那是一种什么行为？

　　

　　关于开展“文革”的“决定”，并不违反党内议事“程序”。换言之，并不违反党章的规定。怎么到了否定“文革”的时候，“一线”领导没有责任，起码是没有明确责任，主持并举手通过“决定”的主持人没有责任，而独对退居“二线”，提议和执行“决定”的老人家死后“追责”，而且是全责、总责？这，符合党章的那条规定？有人不是讲“程序公正”吗？对老人家，可有“程序公正”么？

　　

　　一个不属于“责任主体”的“文革”，凭什么对某些“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行为负责？这与法无据，与理不通，与事实不符。特别是法学家，立法者，你们说是，也不是？

　　

　　不知道是什么人，曾几何时，把“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不如人意的事，都归罪于“文革”。之后，这种认识就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是谁赋予了“文革”那么重的责任？谁有权力赋予一个本来就不是责任主体的“文革”那么多的责任？

　　

　　让一个并非责任主体，叫做“文革”的“事件”承担责任，这种归罪方法，难道不可笑吗？更可笑的是它却存在了几十年，至今无论是有学问的如北京大学的学者林建华，还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学问的那个所谓的网民，仍然这样看“问题”。足见那种认识方法影响是何等久远！他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助长了形而上学的传播和猖獗。

　　

　　让“文革”承担读错一个字的责任，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怎么看？

　　

　　让“文革”承担读错一个字的责任，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怎么看？

　　

　　“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它即使是有责任，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