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教授，你不要再胡说了（四）

　　

　　 若以为胡教授浪得虚名，那就不对了。一个经济学教授何以能对诸如撤消乡镇政府、废除信访制度、提高警察待遇、为改革开放树立纪念碑、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兴致盎然，建议多多？非学得“吸功大法”不能为也。胡大师在江湖上混，总得有点看家本领，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叫“核心竞争力”。这就难怪人家不把小小“”放在眼里。小民对胡大师的雄文：《反思左祸教训 支持政府改革》、《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参见胡星斗网站稍加总结，把胡星斗大师独门大法公之如下：

　　

　　胡门大法一：“虚张声势”法

　　

　　 大略是因为是少时了了，智商高高，做惯了人师，胡大师总以为别人都是五岁儿童级别，于是他祭出一法曰：“虚张声势”法。其秘诀在于先声夺人，先当头棒喝，令你腿脚发软，神经崩溃，乖乖投降。此法成本低廉，效果颇佳，适用于各色人等。

　　

　　 比如，胡大师称乌有“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然后话题一转，大喝道：“极左派所崇拜的毛邪教教主是怎样为害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真是气势汹汹。可我们想看看“极左”到底是什么，乌有哪里“极左”了，胡大师语焉不详了。想看看乌有是如何 “否定改革”，如何“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他又语焉不详了。明明乌有的倡议里面仅仅是提议把缅怀毛主席日常化，与改革无甚瓜葛，竟也遭胡大师黑拳。其实不是乌有真的是什么极左，而在于胡大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极左，也没有办法找出乌有是极左的把柄，他就只好用喊叫代替论据，用谩骂来代替论证了。

　　

　　 胡大师论文洋洋万余言，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用了大量篇幅揭露所谓“左祸”，可除了把诬陷毛泽东的谣言集大成之外，我们看到什么左呢？我们看到什么理性的分析呢？

　　

　　 没有，什么都没有。

　　

　　胡门大法二：“捕风捉影”法

　　

　　 胡大师贵为经济学教授，不应该不知道正常的学术规范。一篇合格的论文应当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文字简练、层次分明、说理透彻、数据真实可靠。论据必须翔实可靠，不能主观臆断，《反思左祸教训 支持政府改革》之类的文章理应是有针对性的论文，涉及到历史事实应格外慎重。可是胡星斗大师似乎厌倦了规范的论文写法，竟将严肃的论文写作规范弃之不顾，改写小说了，又仿佛变身为人体内的蛔虫，知道当事人的所思所想，于是我们看到胡文中类似梦呓般的言论：

　　

　　 “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我很想问问胡大师，你怎么知道毛是这么认为的呢？

　　

　　 “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呵呵，又是“认为”，你胡大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毛泽东说过想过？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请问毛泽东是怎么着手的，有什么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个过程。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项英、任弼时观点的原文在哪里？

　　

　　 “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斯大林是如何怂恿毛泽东的，我们还是看不到原文，你胡大师又是如何看出斯大林是假装的呢？

　　

　　 “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事件表明他想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什么时候、怎么顾不上国人饿死的？谁证明？

　　

　　 在胡文中，我看到大量这样的主观臆断，大庭广众之下，置历史事实如儿戏，实在是有失你胡大师的师道尊严，也有失北京理工大学同仁的面子。

　　

　　胡家功法三：“道听途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就明确指出论文中的文献引用规范：

　　

　　 “（七）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

　　

　　（八）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胡星斗大师显然是知道文章总要有点文章的样子，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胡文中也有参考某某文章的字样，诸如：“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等”、“见《作家文摘》”、“见《远东朝鲜战争》”、“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之类零星注释来装点门面。可是这些很少的注释也是不完整，不清晰，引文和参考文献具体的、出版社、出版时间、出版地点、文献页码等等信息全无，根本无法核实。看来胡大师存心与读者捉迷藏，躲猫猫，就是不让你知道他的资料出处，让你查无处查，对无处对，只能默认，也无从反驳。

　　

　　 胡文充斥言论都没有出处。比如：

　　

　　 “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这个单子什么内容，毛何时说要大破获和全部扑灭。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这个言论在哪里说的？

　　

　　 “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没有出处。

　　

　　 “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出处。

　　

　　 “..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没有出处。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没有出处。

　　

　　 “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还是没有出处。等等、等等。

　　

　　 好像胡大师能穿越古今、上天入地，或有千里眼，顺风耳，有穿墙术、读心术。可1962年才降临人世的胡大师，不至于这么神通广大，真有如此神力，还在人间？我看要么是神，要么是鬼。

　　

　　胡门大法四：“断章取义”法

　　

　　 在胡文中注解最详实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胡文如获至宝，他引述了如下文字，还加了一段文字，“（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似乎以前的宣传全部是假的：

　　

　　 “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不知道的人乍一看，还真以为毛泽东主席置人民水深火热于不顾，天天山珍海味，而且，《毛泽东遗物事典》此书出版时间，出版单位清清爽爽，好像铁板钉钉，证据确凿。

　　

　　 可上网一查，就可发现最关键的几句话，胡文完全不收录：

　　

　　 “可毛泽东一生艰苦节俭惯了，对于饮食营养平衡的繁琐搭配素来并无好感。他认为这样做未免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一则麻烦，造成追求享受和奢侈；二则违背了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偏好。所以毛泽东对任何有计划的菜谱都是坚决反对的，他不愿意在吃饭方面也受约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辑：《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可见该书传达了一个事实就是，厨师制定了一个菜单，而毛泽东主席根本就没有按这个菜单吃饭。何以说毛泽东天天享受美食，而且还是西餐？可是这段显然不能满足胡大师的需要，于是胡大师神刀一挥，把不利的文字统统删去，摘取其中一段供自己发挥。

　　

　　 胡星斗大师拿这个菜单说事真可谓“一石三鸟”。一则可以用这个菜单来反驳毛主席艰苦朴素的说法，二来可以反驳毛主席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说法，三可以说明以前宣传都是假的。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当年中南海丰泽园的厨师东林发回忆：‘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4点到5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2点，到5点才吃晚饭。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盘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

　　

　　（毛主席的饮食习惯，中国韶山：

　　

　　 另一个厨师这样回忆给毛主席做饭的经历：

　　

　　 “给他做饭既难又容易。难的是他没有一般人的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不必每顿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五谷杂粮、土豆白菜……老百姓吃的他都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厨师：毛主席的饮食爱好，毛泽东纪念馆

　　

　　 “毛主席从来都是以素食、蔬菜为主，他不吃山珍海味，每顿少不了辣椒。荤菜爱吃干鱼、腊肉、红烧肉、猪蹄和河鱼；素菜以青菜为主；汤类爱吃白菜豆腐汤、鱼头汤和青菜豆腐、白肉丸子汤。主席不喜甜，饮食咸淡适中，他总强调战争时期每人每天三钱盐，常说要坚持。

　　

　　 主食方面，毛主席除了米饭之外，还常吃红薯、土豆和各种杂粮（如小米、豆类等）。

　　

　　 虽说毛主席每餐叫‘四菜一汤’，但量都不大，小盘小碗，正好一餐吃完，主席容不得浪费。”

　　

　　（引自《中国中医药》，：北京中医药大学何少初 ：《 毛泽东的平民饮食》，

　　

　　
孰是孰非不是很明白？

　　

　　 胡星斗大师还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胡星斗以为抓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把柄。可是在网上我们可以查到亲日分子林思云的披露的记录，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过去一位日本日中贸易进出口协会的朋友（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叁郎，译者注）曾对我说：“日本过去侵略了中国，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认为将来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那时我说：“不能这么看嘛。”我这样回答了他：“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所谓“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中国”的原文出处》

　　

　　
可见，毛主席是运用辩证法，用说反话的方式谈日本侵略的反作用，而不是真要感谢日本侵略。这是任何小学毕业的人都知道的。胡星斗大师企图用断章取义来混淆视听可谓煞费苦心。

　　

　　胡门大法五：“骇人听闻”法

　　

　　 与虚张声势不同，胡大师可以在已有的事实上添油加醋，夸大其辞，越耸人听闻越好，让读者真假难辨。这是胡门大法最狠毒的一招。

　　

　　如文章中称“毛泽东稿费570万元，等于现在三个亿”。

　　

　　 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的。1976年10月初，东兴主任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顺便到‘毛著’编委会看望同志们时，还指示过，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多爰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汪东兴、郑长秋和吴连登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是毛泽东稿费的准确数额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革”中在国内出版的所有“毛著”与举国上下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泽东对待稿费的态度是明清的、一贯的。

　　

　　（陈贻林：汪东兴等反击“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2008-07-29 ：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又如、大饥荒饿死4000万？

　　

　　 以前听说饿死3000万的谎言。看来胡大师还嫌不过瘾，要加上1000万。

　　

　　 他说：“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对饿死三千万，早有人提出了质疑更不用说饿死四千万，网友邋遢道人就指出：

　　

　　 “1959年中国人口6.7亿人，如果饿死3000万，就是4.5%，饿死5000万，就是7.5%。每22个人或者每13个人就饿死一个。当时一个家庭平均5口人，加上近亲有15-20人，差不多家家都该有近亲被饿死的。现在有几个人直接举证哪个亲戚饿死了？数学曾经在强坛上要求大家举证，没有一个能举证。根据道饿死人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四省。这个时期这四个省总计不过1.8亿人，如果66%集中在这4个省，这些省每9个人或者每5个人就饿死一个，几乎家家要饿死人。河南饿死人主要发生在信阳地区，这个地区当时含驻马店也不过700多万人，如果给摊上300万就死一半了。

　　

　　（邋遢道人：关于大跃进和饿死人

　　

　　
事实是，饿死人的现象是有的，仅仅是个别现象。国家采取了紧急救援行动而绝不可能出现三千万人死亡的事件。（参见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第十章，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根据金小丁先生对国内外七篇相关论文的比较和分析，所谓饿死三千万都是西方所谓人口专家的估计，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能够证明。（参见金小丁： “饿死三千万”质疑

　　

　　 再如，关于朝鲜战争的伤亡对比。

　　

　　 胡文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似乎美军大智大勇，代价轻微。军事科学院著名军事历史学专家孟照辉在反驳歪曲朝鲜战争历史的《真相》一书时就提出了强有力的反证：

　　

　　 “1953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的战绩中记载：共计毙伤俘敌数为109万。韩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记载：美军损失17．98万（美国公布14．2万），南朝鲜损失98．84万，总计为113万（均不包括非战斗减员）。比我方公布的战绩多4万，…”，“关于我方军费消耗，据1953年总参谋部统计共消耗62亿元，按当时3比1比值计算，加上《真相》一文所讲的还苏债13．4亿美元，合计也不足35亿美元，而不是《真相》所说的100亿美元。美国军费消耗为830亿美元，数倍于我方，却避开不提。”

　　

　　 双方伤亡对比，一目了然，不容抵赖。孟照辉同志强调美国一直图谋用战争遏制新中国，企图扼杀新中国：

　　

　　 “在战争实施过程中，美国决策当局，不少人也一直在把同中国作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内陆作为其政策考虑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是突出的代表。他不止一次地叫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并且还要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当它的军队逼近中朝边境时，狂妄地叫嚣‘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除此以外，还有些人不只一次地叫嚷要使用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是其中一个。”

　　

　　（包国俊：《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访军事科学院著名军事历史学专家孟照辉》，人民网，2000年11月01日，

　　

　　这场战争的意义和伤亡对比，不是很清楚了吗？

　　

　　胡门大法六：“移花接木”法

　　

　　 此法秘诀在于，用别人的过错加到对方身上，使对方有口难辩。

　　

　　 仍以肃“AB团”事件为例。胡星斗说：“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胡星斗引用了多人否定毛泽东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如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对此，有并不是站在左派的人也做了比较公平的分析，首先“AB团”确实发生过，其次，毛泽东同志的确受到了错误的信息，而认为“AB团”成员大量存在队伍之中，而认为需要坚决加以肃清；三，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按中央的决议精神进行工作的；四、毛泽东同志委派了李韶九到江西参与肃反；五、李韶九在肃反中违反党的政策，大搞“逼、供、信”；六、肃反的确在一些地区出现扩大化的现象。七、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坚决地制止了肃反扩大化。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参阅：富田事变：毛泽东早期历史疑案
但胡星斗却把所有党内的肃反扩大化以及李韶九搞“逼、供、信”和扩大化的责任都推给了毛泽东同志，此为“移花接木”法。

　　

　　 网友pioneer的文章，《揭开胡星斗中派画皮，支持——批胡星斗，〈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别忘了，那些苏区执行的是中央的的‘极左’路线，贺龙的湘鄂西苏区区县最初的干部在肃反中被杀的只剩下许光达等几人；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杀曾中生，杀许继慎等，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这些地区都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吗？而且，在这些苏区中，只有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保存的最完整。这不正是毛泽东保护的结果吗？若把张国焘调到中央苏区‘肃一下’，看能剩下几个？而且，‘大肃反’恰恰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取得领导地位后停止的。红二方面军被夏曦杀了那么多人，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红二方面军由于长征和中央一度失去联络，导致中央文件传达不及时而造成的悲剧。”

　　

　　 《富田事变：毛泽东早期历史疑案》一文也比较客观地提出：“肃反中的杀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紧张”和“缺乏经验”所致。从心理学上看，见血对人们的刺激足以强化他们心中的某些恐惧和矜持。杀戒一开，便再无顾忌。〈黄克诚自述〉中对自己参与肃反和杀人做了相对许多人而言是可敬的反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已经身不由己或者不由自主。”

　　

　　 可见，“肃反扩大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反动势力高压和渗透之下下，党没有“肃反”经验、许多党员缺乏政策意识、封建意识强烈、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也有相互猜疑误解造成的，毛泽东只能承担一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领导责任。但“肃反扩大化”的责任根本不能由毛泽东同志承担。

　　

　　 胡星斗还把林彪的日记用来否定毛泽东主席：“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其实，林彪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能说明是毛主席要求他这么做，是林彪本人为达到私人的目的，一厢情愿，阿谀奉承。林彪的日记是反思吗？能否定毛泽东主席的高风亮节吗？显然是“驴唇不对马嘴”。

　　

　　胡门大法七：“全盘否定”法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可看过胡星斗大师的文章，大家会发现，胡文没有分析，只有现象的罗列。他惯用全盘否定，要么全红，要么全黑。

　　

　　 比如，他把咒骂：“‘’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文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 “‘’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在这个言论后面，我们看不都一点对的分析。

　　

　　 胡星斗咒骂毛泽东同志为“极左派所崇拜的毛邪教教主”：“毛泽东祸国殃民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在胡星斗看来所谓的“左祸”，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一无是处。自然这样的攻击不能服人。

　　

　　 胡星斗一方面提出要建改革纪念碑，转过脸就对改革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声称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的时代。（胡星斗：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这样的言论颇能迷惑一些左派同志，以为胡星斗是客观公正地谈论改革，反思改革。其实胡星斗不是正常的提供批评和建议，而是一棍子将改革打死。

　　

　　 需要澄清的是，胡星斗才是真正地“反改革”。胡星斗认为：“大部分工人农民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许多知识分子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反对瘸腿的畸形的改革；许多官员们私下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场太黑暗太腐败；许多企业家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商人没有地位、尊严；许多自由职业者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户籍制度、迁徙制度的不自由，创业环境的恶化……”但是这个结论完全建立在他自己的个人估计之上，完全不能证明改革的错误，也不能证明“反改革开放”时代出现。

　　

　　 人民反对的不是改革，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反思改革中出现的私有化潮流。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人民就一直在毛泽东主席带领下，一面革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一边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改革。人民没有反对近三十年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完善管理制度，扩大对外交流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反对的是盲目与世界接轨，发展私有经济，出卖国有资产，破坏自然环境的改革，反对的是“国有民进”，造成“两极分化”、国有职工下岗、国有资产流失 、“黄、赌、毒”泛滥、资源浩劫、国家自主权丧失等等一系列反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所谓“反改革开放”时代的断言完全是胡星斗个人对民意的歪曲。胡星斗批判的所有现象都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改革造成的，只要社会主义还在，社会主义就会不断改革和进步，不断调整和完善，人民怎么会反对一个物质丰富、社会文明、安居乐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呢？怎么会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呢？

　　

　　 胡星斗全盘否定大法的目的在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就产生了“唯我独尊”大法。

　　

　　胡门大法八：“唯我独尊”法

　　

　　 在胡星斗大师看来，什么左派，什么右派，什么自由派，什么改革派，都是扯淡，唯我中派最佳。天下骂遍，“胡家功法”方可独树一帜，万方来仪。

　　

　　 他骂左派：“其崇尚英雄、皇帝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一直作祟，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大消灭、反法治、反现代文明的本质不了解，对于前三十年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反宪政、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

　　

　　 骂自由派：“一味地沉醉于理想主义的宪政、民主，对于国情文化、历史传统、公平共富等价值理解不透、关注不够，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思潮与动向”；
骂改革派：改革发展战略失误，“后三十年以不择手段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

　　

　　 骂过之后，左派觉得他右，右派觉得他左；一面为改革树碑，一面给改革抹黑，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总之，都是他对，他正确。

　　

　　 最后他说，谁来引领“反改革开放时代”？不是左派，不是右派，是他，是胡星斗大师，是他代表的“中派”——“中派的宪政社会主义可以剔除左派与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开放时代引领中国走向宪政、公平。”

　　

　　 那么这个所谓的中派“宪政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一句话，就是既要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又要推行公平、正义、共富的社会主义，也即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我所阐述的中派主义——包容左派、右派，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通过‘宪政’达到‘公平’。”（胡星斗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或许这段话能够迎合一些人的胃口，可是，他的另一句话就暴露了所谓“宪政社会主义”的面目：“公有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共富的价值与要求，公有制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导致特权的泛滥、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浪费、重复建设、寻租腐败，而且，公有制与无法无天、缺乏法治是孪生兄弟，希特勒、斯大林、撒达姆都是通过极力加强财产公有来巩固其专制独裁。”

　　

　　 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居然排斥公有制，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一言以蔽之，胡星斗的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质就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他的所有对现实的批判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有一个寓言。鸟与野兽打仗，蝙蝠没有参战。鸟对蝙蝠说：“加入我们吧。”蝙蝠回答说：“我是野兽。” 一些野兽对蝙蝠说：“加入我们吧。”但是蝙蝠回答说：“我是鸟。”当鸟和野兽宣告停战和平时，交战双方明白了蝙蝠的欺骗行为。蝙蝠来到鸟类当中，他们都敌视他，蝙蝠去野兽那里，也被赶走。以中派自居的胡星斗大师不是正象寓言中的蝙蝠？

　　

　　 俗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胡星斗大师的杂耍风情万种，令人眼花缭乱，也终究逃不过人们的法眼。当人民看清了胡星斗的面目，恐怕我们的胡星斗大师要落个左派鄙视，右派不耻，里外不是人的下场。那时，恐怕胡星斗大师就成了丧家之犬，不过或许能祭出胡门大法之最后一招“狗急跳墙”法，以供观赏。敬请期待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