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许多关心唐山大地震的人士现在都知道了，1995年10月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无一人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一真实的奇迹。现在已经得到世界公认，我们国内却一直低调处理，许多群众还不知道。

　　对于这个青龙县的奇迹，人们有各种说法，许多人归功于带回消息的王春青。尤其绝大多数反共极右派更是只提王春青，有的也提汪成民同志。但是绝不提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冉广歧。个别反共极右派笼统地说到青龙县领导，可竟说成是什么“一念之差”。这很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反共分子，要尽可能地妖魔化共产党，当然不想说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无私无畏，担着极大的风险，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保护了四十七万人民的生命。

　　但如果不带偏心，就应该承认，真正创造青龙县奇迹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冉广歧。

　　汪成民同志的极大功绩当然不能抹煞，但他是对着几十个主动来参加会议的地震群测群防工说的，这一奇迹会发生，汪成民同志具有主要的功绩。但是发生在青龙而不发生在其地方就主要数冉广歧书记了。

　　不是说王春青同志没有功绩或者功绩很少，王春青同志极端负责，工作极其认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许多人虽然把王春青同志说成了青龙奇迹的创造者，实际上大大低估了他的工作。他们仅仅说他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座谈就回去说有地震。实际情况远不止此。这次座谈会他没有得到通知参加，对他来说可去可不去，可是他去了。那天晚上他吃完饭正在床上，听到省地震局的一个女同志敲门进来说，国家地震局分析预室的汪成民要讲震情就主动去参加了。那个女同志也有功劳。因此应该说汪成民同志对他固然起了主要影响，首先也是他自己主动和重视。他在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听了经验介绍，参观了二中、八中等观测点。田金武等同志以及八中等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想见他在会议空隙时间里和其他地震工，如其他群测群防点做过交流。因此他带回去的已经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告，而是多方面的消息，通过他自己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

　　责任心使得他非常焦急。回去后立即向领导汇，让领导决策。连夜整理记录。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他一连向好几个领导告。在写给领导的告中引用了国务院69号文件“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以引起领导的重视。仅管对冉广歧同志来说，这也许是多此一举，但对他来说也是各尽各的职吧！除了告唐山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重点汪成民同志通的震情以外，作为青龙县的群测群地震工，他又汇了全县16个地震监测点的异常，这些异常虽然不能断定有没有大地震，但和汪成民等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介绍结合起来就不同了。——这就是党的专群结合路线。因此我们应该说王春青同志也不仅仅从唐山带回去了消息，他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中也包含了青龙群测群点的观察结果。

　　在抗震防震的日子里，王春青成了最忙碌的人。科委地震办在北院简易棚，县领导在南院简易棚，南北两院中间隔一条街。王春青穿梭于两院之间，向县领导汇最新震情。大量的青龙县群测群防点和群众观察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汇总到他那儿，并送到了领导手中。王春青同志的功劳当然不小，他做的工作比人们出于不同目的传说的要多得多。

　　但是王春青同志仅凭自己能够使得青龙县每一个村民都知道地震消息吗？能够防止青龙县也成为唐山和其他县那样的悲剧吗？如果他心急如焚地赶回来化尽心血向领导告，领导却把它束之高阁呢？或者不过应付一下呢？或者拖拖沓沓呢？

　　在国家地震局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情况吗？仅管汪成民同志和北京队、天津队等同志心急如焚，为了对付这些领导麻木的神经，汪成民同志还写了大字，最后唐山大地震还是成了大悲剧，而不是比海城更辉煌的奇迹。国家地震局的职责还是专管地震的呢？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可不是专门管地震的。

　　关键要有一个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当然是能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而不是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冉广歧同志就是认真地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的好领导。所以说青龙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是冉广歧，不是王春青。王春青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不知道当年冉书记咋想的，压力一准儿特大，要不咋连夜召开常委会呢。发布临震警，震了好说，要是不震呢，咋跟上头交待，咋跟全县47万父老乡亲交待呀。”

　　王春青是有大功的，但他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汪成民同志当然也是有大功的。中国会有一个县或者其他单位，创造出奇迹来，这得首先归功于汪成民，但这个奇迹在青龙不在其他地方不属于汪成民。他也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参加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参观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讲话的也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这些人当然各种情况都有，会有人没有王春青同志那样负责，但是晚上的座谈会原本只有二十多个人，实际参加的却有六十多人，可见主动、认真、负责的还真不少。不知道这些人回去有多少人向领导作了告，有多少人像王春青同志那样焦急和尽责，我们可以想见绝不会是王春青一个人，但青龙奇迹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我们无意把除了青龙以外的领导一竿子都打死了，但可以相信，一定会有一些领导并不负责，把“本地的王春青”带来的警束之高阁了。或者是个只管自己仕途的官僚，明明知道地震的威胁很大，却怕预不准，承担破坏生产、扰乱人心的责任，不愿意为几十万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担风险。他们没有冉广歧同志那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一些领导或许有可以原谅之处，比如当“本地的王春青”告情况时，总觉得国家地震局没有发布任何消息，汪成民同志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因此没有重视，或没有足够重视。这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了。但是他们那儿有没有搞群测群防点，也是重要的因素。

　　许多人惋惜这次会议，认为如果在其他地方开，唐山大地震的结果或者就是另一个样子。理由就是，由于这次会议在唐山召开，所以当地的群测群防工晚上都回家了，没能参加这个“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个人座谈会，不然唐山市将会有不少人参加并听到汪成民同志的讲话。那么唐山也就有可能像青龙县那样行动起来。而且唐山的与会者不是青龙那样只有王春青同志一个人，面对汪专家的告诫，会使他们加强联络，人多也会对唐山的领导形成强烈的呐喊声。这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查志远压制汪成民同志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吗？如果不是他阻止汪成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就是让汪成民同志座谈会在白天开，也是好的。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冉广歧同志从1974年开始就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他的极高尚的人品，这些因素只要少了一个，就没有青龙奇迹。

　　有人说青龙县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冉广歧同志说他们心瞎眼也瞎。我们说这些人是心黑、嘴歪、手毒。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它源远流长。事情正得从1974年说起。

　　1974年冉广歧同志当上了青龙县委书记。正好遇到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那以前冉广歧同志连地震都没有听说过。

　　据冉广岐同志说：“我任青龙县委书记以后就总琢磨，京津唐渤张要闹大地震可不得了。我对地震一无所知，只知道要有地震。但为啥地震，地震怎么发生怎么预防，一点不知道哇。”

　　不知道就学。他说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他托人上科委上外地找资料。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板块学说，研究地震预学。

　　冉广歧同志可尊敬的还不在于这次地震预，还在于他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青龙的水利化建设居全国第4位，全县修了好多小水库。所以他研究地质和地震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他说：“研究这个不光是为了对付地震，青龙要修小水库啊。我修的水库不能在断裂带上，漏水呀，怎么防渗，挖多深合适。”

　　不仅如此，他还认真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办事，走群众路线，群测群防，建了16个地震观测点。

　　如果不是认真学了地震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是建立了群测群防点，仅仅靠王春青同志带来的汪成民同志的意见，是不可能创造青龙奇迹的。

　　不是说每个县委书记都要当地震专家。冉广歧同志也说：“政府官员不用学太深奥的理论，那是地震专家的事，但是起码的地震知识一定要掌握，你要对一方百姓负责！我觉得这是关键。”应该知道，冉广歧同志学得已经相当不少了，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县委书记都学得像他那么多，县委书记要管的事很多，如果每一方面都要学成专家，谁当得下来。但是接到国务院69号文件后，知道当地可能发生地震，至少得学到“科普级”吧！至少不能比大多数老百姓知道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做官当老爷是一种态度，对人民极端负责，努力学习又是一种态度。

　　正像冉广歧同志说的那样：“防灾备灾关键是政府官员，尤其是处在全球地震断裂带上的官员，他们应该学点地震学。我体会，学与不学不一样。我要是事先对地震一无所知，地球构造是什么，地应力是什么，地震是怎样形成的？什么也不知道，也就谈不上拍板决策了。说实话，就是掌握了一些地震知识，还难以决策呢。何况是不知道！盲人骑瞎马，早晚出事。”

　　他建立的群测群防点也在发挥工作。如果没有专家汪成民同志在群测群防会议上放风，没有王春青在二中、八中等地的参观学习，没有田金武等同志的经验介绍和预，仅仅根据青龙县16个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也是不可能有青龙奇迹的。但仅仅有这些远远不够，因为汪成民同志虽然是专家，但没有权力代表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对这次大地震麻木不仁。换一个人就会说，国家地震局都没有明确预，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一个小小的组长呢？至于二中和八中都是土八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也不相信呢！

　　可是恰恰冉广歧同志是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做的。王春青同志在向他告中也说了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他们就加强了观察。而且还发动群众捕捉地震前兆。不久更多的异常了上来。

　　有个温泉的温度突然上升了，负责温泉的老人是地震观测员，及时上了情况。冉广歧同志亲自去落实，结果属实。

　　有一口井，井水上升，冉广歧同志亲自蹲到井沿上，手拿着瓢就能舀水。说明地壳已经开始活动啦。

　　水库要是裂了可不是小事情，他不敢掉以轻心，又紧着奔他亲自领导修的水库。

　　他又发动群众观察，宏观现象都要上。发现牲口不进圈，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这些工作好早就在进行了，也不等到王春青同志去开地震工作会议回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青龙县会有个王春青也决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个中学教师，1975年12月才调到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他不是专家，总共才有八个月的地震工作经验，那时才22岁。他能够主管地震工作，并且极其认真负责，立下了极大的功勋，也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吧！

　　危险的信息频频传来：

　　气象局的地电微安表出格！

　　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

　　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出格！

　　7月27日，某泉水异常。平日清亮见底，那天却不断地往上翻白浆，水搅成了乳白色。平时趴在水底的黑虫子也浮上水面来回蹿动。地震监测员说，比海城地震前兆还邪乎！

　　青龙县中学地震研究小组发现黄鼠狼在白天乱跑。学校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地震专题讨论会提前到7月27日举行。

　　…………

　　所以冉广歧同志能够在关键时刻拍板决不是偶然的。

　　完全可以说，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预防工作”

　　冉广歧同志为首的青龙县委就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没有这个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会有青龙奇迹。整个青龙奇迹就是在冉广歧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创造出来的。汪成民同志的座谈结合青龙县群测群防观察到的异常，这就是专群结合，而冉广歧同志首先就是群测群防的建设者，他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二年多来辛苦努力在1976年7月28日那天开花结果。

　　所以青龙县的成功，决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吹风。同样的吹风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创造出奇迹来。青龙县也决不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除此以外还需要一条，那就是作为青龙县第一把手，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的无私无畏。遇到事情私字当头，个人利益第一，患得患失，那也就不会有青龙奇迹。

　　地震预工作本来就是要担风险的，尤其像县委书记那样的第一把手拍板更需要勇气。一旦预失灵是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的。而冉广歧同志不失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做官当老爷，不是整天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而是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这和战场上共产党员到了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是同样要担风险的，甚至还有自己政治生命上的风险。一个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仅仅丧失了生命，政治上还成了烈士。而冉广歧同志面临的却是一旦预失灵，自己就可能在政治上成为罪人。六十年代“红旗渠”的建设者也是同样承担着政治风险创造了“人工天河”的。

　　冉广歧同志说：

　　

　　　　说实话吧，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地掂哪。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

　　

　　冉广歧同志又说：“当时我不拍板，全县不能动，是吧？”“谁让我是一把手呢。”看到这儿就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一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冉书记拍板后，县常委会紧急行动作出决定：加强各级领导，建立防震指挥部，保持通讯线路24小时畅通。加强观测站，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每天向防震指挥部告，在防空洞内安装地震仪器。向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地震的知识，要求各级领导、群众要随时警惕。1976年7月25日，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尽管青龙是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但是他们或坐班车，或骑自行车，或翻山越岭地走，去跟死神争夺父老乡亲的生命。26日早8点，全县43个公社的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

　　就这样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47万人民没有一个伤亡。

　　没有共产党员的宽广襟怀，没有无私无畏的品质，就没有青龙县的奇迹。王春青同志极端认真负责，但是精神上和政治上受的压力却远没有冉广歧同志大。

　　相比之下，我们看看曾经是地质部矿产司司长的刘英勇，这类卑微小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唐山大地震在可以预的情况下没能预，而且事实上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鄙视群测群防，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却没有看到他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除了到处推卸责任，找替罪羊以外，其他就是钱钢在《唐山大地震》里说的：

　　

　　　　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注意！）一九六九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的贡献就是争地位。如果他当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即使王春青是个水平很高的专家向他告青龙县必然会有地震，需要他来拍板，青龙人民还是在劫难逃。在47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乌纱帽之间，他必然选择的是乌纱帽。

　　冉广歧同志不仅仅创造了青龙奇迹——看了他的事迹后，甚至我们会觉得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创造这样的奇迹是题中应有的事。他两袖清风，青龙年产万两黄金。冉书记过手数不清，但从来就没给老婆弄两克打个戒指。他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分子。青龙县的水利建设当时居全国第四，他建设了不少水利工程。当时还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农业学大寨早就被国内外的反动派攻击为极左了。如果是刘英勇领导一个县，我们不能指望他在农业学大寨上创造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可以相信，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一定也会召开，当然那是应付。如果有了什么事情需要他负责而出了纰漏的话，那么在邓小平复辟上台大肆攻击大寨极左的时代，尽管他学大寨没有任何成绩，他也一定会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农业学大寨”就好像在地震工作上犯下了大罪后，他归罪于：“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那样。

　　冉广歧同志认真学大寨并没有耽误了地震工作，而且可以说正好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对于创造青龙奇迹起了很大积极作用。不然的话，把消息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没有那么方便。

　　冉广歧同志不但保住了青龙县47万人民，难能可贵的还是尽管他们没死人，但毕竟房倒屋塌，灾情十分严重，可是还心怀其他地方的人民，地震后不过五个小时，青龙县就派出了医疗队，后来青龙成了唐山的后方医院，接收的伤员最多。

　　7月28日下午4点，从唐山回来的人说，唐山是震中！尽管没有上级的命令，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第二天他们就集中青龙所有的汽车，拉着食品迅速去唐山救灾。由于学过地震知识，冉广歧同志知道自来水管在地震中必然受到破坏，唐山准没水喝！所以还拉着水，真可谓雪中送炭。——灾民支援灾民。

　　还有一个医生董武，出差唐山，由于事先知道地震预不但自己是幸存者，还救了一家人。逃生后还在唐山参加抢救伤员，以至于家人以为他遇难了。

　　张庆洲同志曾问冉书记：“您内心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给地委打一个电话，假若不震也是一条退路，这也是为官之道啊！”从冉广歧同志的回答看对于地委书记好像不大以为然，认为他是个官僚主义者。不过张庆洲同志说，冉广岐同志又告诉他：“唐山地委书记李悦农临死前大骂，看他妈的谁管地震，把他枪崩了！地委书记死不瞑目。”

　　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载入了史册。而青龙满族自治县成功发布了临震预，却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人死亡。

　　张庆洲同志非常正确地得出结论：

　　

　　　　如果青龙真的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反而会使唐山超过24万遇难者的亲属无法接受，会使有正义和良知的地震工悔恨不已，也会使不明真相的新闻机构感到震惊——假如唐山也和青龙一样公开预了大地震。

　　

　　由于长期劳累，地震后十几天，青龙人民的冉书记就倒下了，累瘫了。

　　张庆洲同志说，王春青应该成为青龙的英雄，可是他没有。其实冉广歧同志更是英雄。——谁在掌权？

　　是他们的事迹上面不知道吗？不是！绝对不是！那是有意识的抹煞！

　　早在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发出地震群测群防简，首次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唐山大地震这一令人深思的事实。张庆洲同志说：“我不知道简出自何人之手、何人签发、发至什么范围，但我知道这份简的分量。”确实要好好地去研究究竟是谁发了这份简，有一点可以肯定，发这一简的人一定不会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的人，只有罪犯才会掩盖真相。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第17期，又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地预了唐山大地震。

　　就像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后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那样。不久以后简就被回收了。冉广歧同志也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警告，承德地委书记跟他说：“这个事我跟省委汇了，就不要声张了。国家地震局7月14号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偏偏冉广歧同志又是一个不喜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他说毛主席老人家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老吹自个做什么呀？

　　他把功劳归于党的地震路线，归于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归于周总理，归于李四光，这个事就压下了。

　　从此以后冉书记从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尽管曾有朋友相劝，说他谢绝采访。张庆洲同志还是执意去了保定。但是冉书记儿子冉文彦还是告诉他，老爷子说我还是组织的人哩。——就这样，“组织”利用冉广歧同志的谦虚，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批评冉广歧同志，尽管他确实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还没有完全学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也许冉广歧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了，而是有人要掩盖事实真相，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不和他们作斗争。不能让他们永久掩盖事实以售其奸。

　　和张钦礼、焦裕禄一样冉广歧同志是优秀县委书记的典范。可是他们的英雄业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就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褒之者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贬之者说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年代。冉广歧同志得到了警告不许说出去，而焦裕禄被打成了极左，张钦礼同志更是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到了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不久前逝世。但是历史真相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掩盖着的，人民也是不会永久沉默的，尤其不会忘怀的。张钦礼同志逝世时，兰考县十几万群众自发地为这个“劳改释放犯”召开了追悼会就是明证。

　　当张庆洲同志去青龙采访真实的奇迹时，所到之处的人们都不愿说得太深沉，尤其不愿留下自己的声音。他们说：“人家政府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呀！”看来除了他们的冉书记以外，他们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相信，认为要掩盖真相，说出真相是危险的，“政府”不同意，触犯了“政府”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张庆洲同志说：“青龙的山民很质朴，质朴中有点愚昧也有点可怜。不论说好说坏，都不敢涉及政府的事。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这样。”但是青龙的山民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冉广歧同志在沉默了二十多年以后毕竟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我们明白张庆洲同志说的是真话，也没有把所知道的真相全都说出来，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警世之言，加上这一句大实话。我们不能过分地要求张庆洲同志，除了个人遭遇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把全部真相都说出来了，那么就不会有去年的疏忽让他出版了。——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他的书还是长期被封杀。

　　1977年冉广歧同志被调任望都县委第一书记。没有升官却被换了地方。很显然这是有意识地拔根。冉书记创造的奇迹在青龙，不让他在青龙县呆下去，让这一个青龙人民的好书记和青龙人民分割开来，以免人们动不动就想起了青龙奇迹。1978年8月冉广歧同志又改任保定市委副书记。由一个县的书记，成了一个市的副职，一切都是预谋的，好像没有贬，或许还升了，但实权显然大为削弱了。1983年8月16日又调任邢台政协副主席。不是他犯了错误却无故被贬了。1988年60岁回保定离休，在那个时候，许多官吏“发挥余热”，实际是“发挥余权”，而冉广歧同志却不能不要求离休。——这就是一个对人民作出了极大贡献的好书记的结果，但和张钦礼、焦裕禄等比起来，确实是“安全着陆”了。

　　对于破坏唐山大地震预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来说，冉广歧和青龙奇迹的存在实在很棘手。——不是我们习惯于把人心看得太坏，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实在太善良了，往往把有些人的心思看得和我们自己一样善良。最后却常常使我们发现上当。——我们敢于说，在那些人眼里，巴不得没有青龙奇迹，巴不得青龙县和唐山一样，47万人民也被覆盖在废墟之下，死他几万人，到时候唐山这个烂酸梨就好说了，就可以像梅世蓉对中央的最高决策者说的那样——“我们早就说过，唐山大地震是不可预的嘛。”现在有了这个该死的青龙奇迹，就什么都不好说了，这就是他们拼命地捂盖子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原因，1986年御用文人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对这个青龙奇迹只字不提，就像不提群测群防那样。他能够不知道吗？他根本不可能不知道！ 1996年联合国科尔博士经过调查把青龙奇迹捅到国际上了，他才不能不提一笔，调子却很低，青龙奇迹的根本没有一字提出来。

　　出于不同心态，许多人对青龙奇迹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抱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的说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果按这个原则办，那么耿庆国同志和其他同志所作的失败的预也必须大动干戈，让社会长期处于临震状态了。这样一来，今天这儿警，紧急防震，人们都从屋里出来，搭起防震棚，明天那个地方警，紧急防震，照这样人们还能正常生产和生活吗？社会经不起虚惊的损失，但是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直接的经济上和生活上，而在于天天喊“狼来了”结果狼不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疲惫了、习惯了。那么以后即使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再发地震警时人们还会相信吗？人们会说：“看来又是一次虚惊。”

　　所以这种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一说法也完全违背了青龙经验的根本。

　　反共极右派也都是这样说，他们只有政治需要，甚至提出：“宁可千次虚，不可一次漏”这样说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是他们出于反共的需要。而决不是真正关心唐山人民。如果对于青龙县的经验要抓根本，那就不能违背根本的事实——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是别人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创造的。还有大批的干部不辞辛劳配合。冉广岐同志在说话中处处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他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的。他执行了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对周总理非常尊敬。他事到临头敢于不怕个人的安危，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他还说，青龙无一伤亡固然使他欣慰，但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这一些显然不是反共及右派需要的。于是他们就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共产党作出不负责任的指责。这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采取的。他们还指责对于虚地震，破坏了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处罚是“共产党的暴政”。

　　其实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人们随便地高喊：“狼来了”。虚灾难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是要受处罚的。美国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日本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

　　现在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反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对于人们虚的“炸弹”，他们并没有以“宁可千次虚，不可一次漏”的态度来处置，而是要逮捕和坐牢的。

　　最稀罕的是有人竟然还把这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归罪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已经二十多年了，难道就允许人们随便发地震警吗？

　　许多人都说汪成民同志“越轨”，这不符合事实。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作为一个地震工作的专家，他在地震工作会议上面对地震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什么越轨可言？田金武同志不也作了唐山地震的预吗？何况汪成民同志仅仅是在“不代表地震局”的座谈会上说，还说得十分策略。我们至多只能说汪成民同志“用足了政策”。

　　刘小汉教授说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将有专章来说。但是关于青龙县的经验他的有些观点我们不能够苟同。他说青龙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采用的措施有些极端。当年青龙政府坚信要发生大地震，学校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边卖货，这毕竟对社会经济影响太大。假如北京也这样，外国使馆人员都得出来，可了不得了。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大家都照青龙的经验办，上海三天两头搞防震，北京三天两头搬出去，国家怎么办？不可想象。”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归根结底是刘小汉教授对青龙经验的根本还不完全了解。他大概也以为青龙县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冉广歧同志也说过，但有条件的。他明确地说：“如果出现了微观异常，又出现了宏观异常，再加上专家们的警告，这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可以看到他有三个大前提。这三个前提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微观异常这要靠党的一元化领导重视和学习，大量的宏观异常要靠群测群防来获取，而专家们的警告，就是专群结合。青龙县正是在这三个条件具备时才决定处于临震状态的。

　　当汪成民同志座谈时不知有多少把握？耿庆国说他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黄相宁的地应力研究联合国给了33.1%的评介。那么汪成民同志作的预也许只有30%或最多40%的把握。如果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不会仅仅说最近要发生五级地震了。

　　但王春青同志参观了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的预，百分比就又提高了一步，再加上青龙县的群测群防点的异常，把握就又大了。在告了冉书记后，冉书记采取措施，广泛地收集地震前兆，让各群测群防点加强异常观察，到那个时候，对于地震发生的可能，他即使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至少已经有了八分的把握了。刘小汉教授不是明确地说：“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他也承认对青龙县来讲，宏观异常出现了很多，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认真来说，在青龙县，地震预不是汪成民同志做的，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也不是王春青或其他同志做的，而是冉广歧同志做出的，80%的几率。

　　冉广歧同志说话非常有分寸，不能割裂开来。

　　如果北京当时也处于这种情况，那么当然也得预，外国大使馆人员搬出来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北京没有召开群测群防会议，没有得到汪成民同志的预，北京地震队又受了梅世蓉等人的压制，连耿庆国同志在言路闭塞，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时，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也受到梅世蓉的指责：“胡闹，给我捅娄子。”现在不知道耿庆国同志到那一级，看来没有到吴德那儿。如果到了吴德那儿，一般来说吴德就应该如下做：他的地位可以使他问国家地震局情况如何，然而又问北京队、问耿庆国为什么认为有大震，然而让北京地震办把北京群测群防点的情况汇总上来，让他们加强观察，把这个方面的情况汇总后，如果看到危险较大，就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防震知识，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了，到了群众观察到的动物、水等异常大量出现时，那就不必犹豫了，立即进入临震状态，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就应该搬出来了。这也是80%的几率。

　　自然根据吴德所处的地位，还得先向中央告。

　　我们不是说当“北京的王春青”向吴德告有一位叫做汪成民的专家说有地震时，就应该不由分说立即让外国使馆人员搬出来。

　　至于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隐瞒事实真相的需要，因为有关人士对于唐山大地震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要掩盖自己的罪责。

　　当然我们坚决相信，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任何再好的经验，再好的政策总会遇到歪嘴和尚念歪的。如果以后社会走向正常，唐山大地震预的破坏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再次回来后，那么在推广青龙县的经验时，必然会出现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肯像冉广歧同志那样认真学习地震和地质知识。也不愿意像他那样辛苦踏实地发动群众，建立群测群防点，他们歪曲青龙经验，见了风就是雨，稍有风吹草动就全民大动员，希翼遇到一个大地震，可以创造出一个某某奇迹来，作为自己功劳骗取“某某的冉广歧”那样的称号。结果地震没有发生，生产和人民生活受了影响，甚至出现了社会大混乱。到那时他们又会把一切归罪于学青龙经验，说：“冉广歧不是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我们仅仅是在按青龙经验办事，我们没有责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以后社会又进入一个反动时期，他们又会第一个出来攻击青龙经验，攻击冉广歧同志。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早就说过，青龙县不过是瞎猫遇到了一个死耗子。岂能推广？”推广青龙经验也就会变成了极左，冉广歧同志也会受到中伤和否定。

　　大跃进中有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四清运动有桃源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别人正是走资派和保守派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还把红卫兵运动歪曲为“扫四旧”运动和大串联运动，事后又是这些人把自己干下的罪恶归罪于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然后“彻底否定”。

　　毛主席说过，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他们不这样干是不可能的。歪嘴和尚会把经往各种方向念，不论我们想得到的方向还是我们想不到的方向，他们都会念出来。

　　现在的问题时是谁要有意地抹煞青龙经验。他们的来头真不小，居然把青龙奇迹捂了十九年，以至到联合国科尔博士到中国来作出调查后为止，才为国外知道。即使如此，当局还是低调处理，尽量不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冉广歧同志还是不能随便把青龙奇迹说出来。

　　我们不能不问：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权力实在不小呢，想必现在最高的当权者早就知道了吧，这一切却一直维持着，甚至越来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