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体系的观点看台独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中)

　　

　　　文□杜继平

　　

　　


三﹑

　　

　　战后“台湾独立”运动虽然萌芽于四十年代﹐但生根﹑茁长则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

　　

　　台湾光复之初﹐一些日据时期的台湾御用绅士辜振甫﹑许丙﹑简朗山等人恐惧遭受清算曾勾结少数少壮日本军人图谋台湾独立﹐不久即国民政府破获﹐纷遭判刑下狱。这桩台独案件与日后的“台湾”运动并无关连﹐可视为时代转换中的一幕丑剧﹐不足深论。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捕杀了多位台湾各地颇有声望的士绅﹐在民变的过程中﹐死伤了数以千计的民众﹙实际数字众说纷纭﹐至目前尚无法确知﹐估计当在数千至万人左右﹚﹐激起颇大的民怨。这时﹐美国派驻台湾﹑香港等地领事馆的官员﹐利用台湾人的不满情绪﹐大肆煽动“台湾托管运动”﹐主张在美国的帮助下﹐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行公民投票自决﹐其后并直接鼓吹台湾独立。当时响应这个号召的主要是留学美国的化工博士廖文毅与其弟廖文奎﹐还有先后在日本总督府与美军工作过的黄纪男等人。他们与美国领事馆密切联系﹐并前往南京晋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与奉命赴华调查军政情况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表达自决﹑独立的愿望﹙苏新﹕ 176-80﹔李世杰1988: 56-57﹚。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美国驻台的新闻处长卡度﹙Cotlo﹚告诉一位台湾议员说﹐对日和约尚未缔结﹐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仍在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管辖之下﹐台湾人若愿意脱离中国统治﹐美国可以帮忙云云﹙苏新﹕181-82﹚。一九四八年七月﹐黄纪男等人果真到日本东京向麦克阿瑟递交要求自决独立的请愿函﹙李世杰1988: 62-63﹔苏新﹕185-87﹚。

　　

　　廖文毅等人在台湾并无群众基础﹐他们捏造了多个组织的名义﹐搞出一个“台湾再解放联盟”虚张声势。一九四九年初﹐当美国有意支持“台湾独立”时﹐曾派炷华参事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到台湾来探查虚实。莫成德多方接触后﹐下了这样的结论﹕“台籍人民对于政府诚有不满﹐但台独无坚实之组织与共戴之领袖﹐不足成事。是则欲使台湾免入共产党之手﹐只有向联合国要求托管之一法。”﹙海峡评论1991: 119﹚

　　

　　廖文毅等人在一九五○年初﹐将“台湾再解放联盟”从香港迁到日本东京﹐改组为第一个标举“独立”的台湾人政党—“台湾民主独立党”。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等人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由廖文毅任大统领。这个台独组织因无群众基础﹐内部又遭国民政府调查局特务大量渗透﹑收买﹑分化﹐不过十年左右即告众叛亲离。廖文毅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返台向国民政府投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全面瓦解﹙李世杰1988﹚。

　　

　　然而﹐在国民政府全力压制下﹐“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就此绝迹﹐反而持续茁长﹐至八○年代成为对台湾政治具重大影响的运动﹐这必然有其容观存在的因素。

　　

　　从外部因素来说﹐在美国霸权的支配下﹐台湾的国际地位遭到搁置﹐两岸彻底隔绝﹐已如上述。

　　

　　从内部因素来说﹐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外患减轻﹐于是得以将主力投注在内部控管上。蒋介石在韩战后﹐在台湾确立起一党甚至一人独裁的党﹑国统治体制﹙party-state system﹚﹐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举着“反共”的大纛﹐蒋介石父子肆无忌惮地捕杀异己﹐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限制学术﹑言论﹑出版的自由﹐形成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美国则在战略考虑下﹐不愿台湾动荡﹐破坏反共基地的安全﹐又苦于遍寻不着可成气候的第三势力以取代蒋介石﹐对蒋介石父子的高压统治﹐只有默尔而息﹐改采长期培养亲美份子的策略。

　　

　　在美国“反共优先”的政策下﹐蒋介石可以没什么顾虑地放手镇压反对人士。一些原来仰承美国意旨﹐为美国政策服务的人﹐也就跟着遭了殃﹐倒了霉。像“二‧二八”后﹐积极响应美国“托管”﹑“台独”的号召﹐汲汲奔走于美国使馆之门﹐通消息﹑给情的“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部长黄纪男就是一例。黄纪男在“二‧二八”发生后数月﹐求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请其支持台湾独立﹐司徒雷登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奋斗。”黄纪男一九五○年五月十四日被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后﹐对国民政府表示“相当关切”﹐国民政府就把案子暂时搁置﹐考虑释放黄纪男。但韩战爆发后﹐蒋介石有恃无恐﹐判了黄纪男十二年徒刑。黄纪男事后大感不满﹐批评美国政府心目中﹐只看到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根本看不见台湾的老百姓﹙李世杰1988: 57-58﹚。另一个例子是孙立人。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与国务卿的腊斯克在晚年曾忆及韩战爆发前﹐孙立人请专人送来密讯﹐表示将发动政变﹐驱逐蒋介石﹐请美国支持﹐但当这个讯息呈杜鲁门尚待决定之际﹐韩战爆发﹐美国方面认为孙立人若于此时发动会在台湾制造不稳定﹐极不明智﹐因此劝他不要采取行动。﹙美洲时周288期﹚孙立人是否真的曾于韩战前准备发动政变﹐颇有争议﹙Cumings 1990: 533-42﹚。但腊斯克在一九九○年接受上述访问时的回答﹐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当局的心理。其实﹐孙立人到了一九五○年应该已不敢有政变之心。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蒋介石透过陈诚稳控台湾军政大权时﹐孙立人已知事不可为﹐而责怪美国人未及早行事﹐坐失良机﹙FRUS, 1949IX, P.352﹚。更糟糕的是﹐美国情单位在一九四九年末竟然将孙立人对蒋不满并有革命念头的最机密告﹐给蒋介石的亲信﹑军统的特务头子郑介民看。郑介民由美返台后﹐即警告孙立人不可在美国人面前肆无忌惮地放言高论。孙立人听后大惊失色﹐告诉美国驻台武官﹐美方这么做﹐会让他无法立足﹐生命恐将不保。蒋介石得知孙立人有政变意图﹐随即从海南岛把刘安祺的部队调到台湾﹐派驻在孙立人部队与台北之间﹐以防不测﹙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孙立人既已警觉蒋介石对他早怀有戒心﹐岂敢轻举妄动﹖不过﹐这些例子都说明﹐美国随时会因其国家利益牺牲它的棋子。“出卖”在美国的历史记录中绝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顾维钧即对想邀他组反对党的国民政府叛将毛邦初说﹐有些美国人虽不喜欢蒋﹐但现在已改采现实的态度﹐他们知道蒋的军队是可利用的反共力量﹐目前会把对他的政治制度或政府模式的不满放在一旁﹐不管任何人﹐只要愿意反对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朋友﹙顾维钧1989b: 472-73﹚。

　　

　　因此﹐蒋氏父子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在美国眼里﹐就再也不是什么不可容忍的事了﹐美国一向高举的“自由”﹑“民主”﹑“人权”云云﹐在“反共优先”的政策下﹐变得微不足道。于是﹐我们看到一九五三年美国力捧的红人台湾省主席吴国祯被逼赴美﹐一九五五年﹐孙立人以兵变罪名被押﹐美国国务院默不作声﹐美援依旧源源而来。美国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时﹐也就是特务横行﹐酷吏猖狂之际。根据国民政府法务部官员在立法院的告﹐“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在戒严三十八年中共有二万九千四百零七件之多﹗”﹙李敖1991序言﹕5﹚其中惨遭冤屈﹑酷刑甚至枉死者不知凡几﹗

　　

　　经历过“二‧二八”的镇压﹐又遭受长期的恐怖统治﹐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蒋氏父子与国民政府深怀不满者众多﹐是可想而知的事。尤其国民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之前﹐受到美国支持﹐在国际上宣称代表全中国。于是在台湾岛内﹐它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声称仍享有正宗的中国法统﹙legitimacy﹚。为了维护这个代表全中国的“法统”中央级的民意代表遂无法由台湾本地产生﹐造戊田四十多年无法全面改选的“万年国会”﹐台湾的国会遂由欠缺本地民意基础的大陆籍代表长期垄断。党政部门中央层级的高官也大多由大陆籍权贵充任。台湾籍人士参政管道大受阻碍﹐大多只能通过省﹑县﹑乡﹑镇的地方选举担任公职。大陆人中的多数虽然也是没什么权力的被统治者﹐但因少数大陆籍权贵占有了高位﹐遂表现为“外省的大陆人统治台湾人”的假象﹐成为省籍矛盾的重要根源﹐给予“台独”运动者可乘之机。

　　

　　更糟糕的是﹐蒋介石为维持其独裁专政﹐不容在国民党之外有具群众基础的政治势力﹐尤其惧怕大陆籍的自由主义者与台湾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落地生根﹐对国民党构成威胁。由胡适﹑雷震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积极鼓吹自由主义﹐经常针砭时弊﹐揭露国民党宣传的各种神话﹐也时有为台湾人鸣不平的文章﹐是五○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蒋介石父子视如洪水猛兽。至一九六○年﹐雷震与随国民党从大陆来台的民社党﹑青年党重要干部欲与台湾籍政治领袖合组“中国民主党”﹐形成不分省籍的政治大联合之际﹐蒋介石立即逮捕雷震等大陆籍人士﹐罪名之一是“煽动本省人背离政府”﹙雷震1978: 197-201﹚。这一事件使大陆籍人士与台湾籍人士合流对抗国民党的努力遭受重挫。日后﹐台湾反对运动的主流偏向以省籍矛盾为主要诉求﹐倾向排斥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运动。

　　

　　雷震筹组的“中国民主党”之所以胎死腹中﹐轻而易举地被蒋介石镇压。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在因素是美国撒手不管。胡适﹑雷震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其实背后有美国中央情局﹙CIA﹚与新闻处的资助﹙Tucker 1994: 77﹚。美国从四十年代末就一直期待国共之外的亲美第三势力能够茁壮成形﹐在香港﹑台湾﹑美国各地积极培养反共反蒋的力量﹐但韩战后﹐基于遏制中共的战略考虑﹐恐怕万一蒋介石倒台﹐台湾出现权力真空﹐予中共可乘之机﹐故一旦台湾的反蒋人士真有所行动﹐蒋介石反扑﹐美国又往往投鼠忌器﹐仅坐壁上观﹐任由反蒋人士坐牢牺牲。内在因素则是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尚处于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缺乏民主化所需的客观物质基础。国民党于五○年代初与日本一样﹐在美国的帮助下﹐实行土地改革﹐铲除了台湾的地主阶级﹐大量佃农转为自耕的小农﹐构成了国民党在农村的支持力量。六○年代之前﹐台湾还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有限的工商企业大多是国民党掌控的公营企业﹐民间的资产阶级尚待国民党哺育﹑培养﹐面对握有庞大军警特务的国家暴力的国民党﹐既无力也无胆与之相抗。此所以在七○年代之前﹐台湾的反对力量微弱之至﹐不堪蒋介石一击。

　　

　　不过﹐一切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七○年代后﹐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政治气候也出现了新局面。反对运动在七○年代后期开始﹐爆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力道。

　　

　　前已述及﹐战后美国对台湾的既定政策是不让台湾落入不友好的国家之手﹐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原来希望扶植蒋介石成为亲美的中国政权﹐在国共斗争中﹐给钱﹑给枪﹐援助蒋介石﹐不料蒋政权倒行逆施﹐大失民心﹐迅速溃败。美国对蒋的不争气﹐愤恨不已﹐艾契逊在二十年后﹐犹余憾未消地说﹕“中国已经统一了﹐而且迈向强国之路﹐但不是靠我们做到的﹐也不合乎我们的利益。”﹙Acheson 1969: 729﹚美国在中共大获全胜后﹐曾有弃蒋就毛的念头。他们认为中国饱经战祸﹐经济凋敝﹐一定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就想以利相诱﹐争取中共。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一九四九年末曾向中共表示﹐若他们肯和莫斯科决裂﹐美国可提供千百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重建经济。不料﹐中共闻之震怒﹐视为莫大侮辱。司徒雷登说﹐那时他才知“毛是非卖品”﹙“Mao was not for sale”﹚﹙Chang 1900: 41﹚。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年初﹐美国当局仍抱持分化中苏共﹐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想法。因此﹐曾打算将台湾放手给中共。但一九五○年二月﹐中苏共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兜头给了美国一盆冷水﹐美国国务院又想抓紧台湾。至韩战爆发﹐中共参战﹐大挫美国锐气﹐美国震怒交加﹐遂决定用经济制裁﹑军事包围等手段﹐全面遏制中共﹐企图逼迫中共在内部经济困难﹐国际又有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离开苏联﹐向美国屈服﹙Chang 1990﹚。在美国这样的战略构想下﹐台湾水涨船高﹐成了美国的宠儿﹐蒋介石也绝处逢生﹐重获美国的护身符。

　　

　　为免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最希望的是台湾能够独立于中国之外。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的NSC37/1与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的NSC37/2文件﹐美国当局就指出﹕“美国应即谋求发展与支持一个地方性的非共华人政权”﹐“美国亦应谨慎谋求与台籍领袖维持接触﹐俾使一旦时机成熟﹐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时﹐即可利用台湾自主运动。”﹙海峡评论社1991: 111-112﹚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明白指出﹕“在建立防线方面﹐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这个共和国会或多或少地成为美国的卫星国﹐以及形成美国的防御和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再者﹐美国人对蒋介石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反感当然依旧存在。这种反感并未消失﹐尽管朝鲜战争和共产当侵略把它推到他们思想深处去了。”﹙顾维钧1989a: 583﹚一九五一年﹐蒋介石的亲信董显光也告诉顾维钧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对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董表示要光复大陆﹐艾森豪威尔威尔夫不以为然地说﹕“那样将意味着与苏联打仗。”﹙顾维钧1989a: 426﹚。

　　

　　韩战之后﹐美国即处心积虑创造台湾脱离中国的条件。其手法是﹕一﹑在国际上泡制“台湾地位未定论”﹐逼蒋介石在“对日和约”中默认﹐二﹑多方逼迫蒋从金门﹑马祖等外岛撤军以彻底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系。但蒋深知一旦真的撤军﹐将坐实台湾独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立刻失去基础﹐必将垮台﹐因此而力抗美国压力。蒋最终能保住金门﹑马祖﹐是靠1958年的“八‧二三”金门炮战。毛泽东洞悉美国意图逼蒋撤出金门﹑马祖以利搞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遂与蒋合演一出双簧给美国看﹐即﹕中共故意不攻下金﹑马﹐双方维持单日打双日不打的炮击﹐以示国共双方尚处内战﹐两岸关系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林克等1995: 267-86; Tucker 1990: 259-60﹚。三﹑对台湾进行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的全面渗透﹐使台湾笼罩在美国的影响下﹐以利出现可以取代蒋氏政权的美国化政权。

　　

　　要做到上述第三点﹐并非难事。当时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军事﹑政治上完全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幸存。台湾今日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经济﹑军事援助下奠立的。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有几项目的﹕一﹑以经济增长支持军备﹐减轻美国的负担﹐二﹑照美国模式﹐推动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台湾纳入美国支配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三﹑通过创造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使私人资本茁壮﹐进而在社会中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于适当时机即可促进政治与社会变迁﹔四﹑以经济快速发展﹐做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Jacoby 1966: 31-2; 137-148﹚。对第四点﹐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叶格尔说得最为露骨﹕“当美国援外逐渐减少之际﹐美国华盛顿高层的想法是想选择数个过去对美援运用成绩优良的国家如自由中国﹐作重点式的援励﹐使经济加速发展而成为援外成就的楷模。……经济本为政治的工具﹐经济上的重大成就﹐就可予共产主义国家重大的打击。”﹙康绿岛1993: 140﹚今天看来﹐美国的这几项目的都达到了。台湾经济在美国的设计支配下﹐从五○年代依附美国﹑日本取得快速的增长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periphery﹚上升的为半外围﹙semiperiphery﹚﹐被美国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吹奉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赋予“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的美誉﹐甚至连中共都颇为称道。而台湾的私营资本自六○年代实行加工出口经济后﹐也急速成长﹐大量从事加工出口贸易的中小企业兴起﹙隅谷三喜男等199: 148-50﹚﹐经济结构自七○年代后也迈入工业化社会。社会上因此而形成一批由中小企业主﹑专业人士为主构成的小资产阶级。美国为扶植台湾经济而大开市场。迄八○年代止﹐美国一直是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这客观上就易于形成一批亲美的势力。正如阿敏﹙samir Amin﹚所说﹐台湾﹑香港﹑南韩等地的外向出口工业“确实产生了一个由经理﹑工程师﹑官员构成的受薪中产阶级﹐他们有机地附属在世界体系上﹐也就固守着世界体系的消费方式与意识形态。”﹙Amin 1976: 214﹚更何况﹐美国还刻意透过各种奖学金﹑基金会﹐资助台湾的教师﹑技术人员﹑官员﹑教授﹑大学生到美国受训﹑进修﹑留学。美国中央情局﹙CIA﹚甚至透过亚洲基金会﹙Asian Foundation﹚推动学术交流﹐资助学者从事东西冷战对抗的研究。而电影﹑电视﹑杂志﹑书刊也被大量利用来宣传亲美反共的意识﹙Tucker 1994: Chapter 5﹚。对于美国从台湾大量选派官员﹑教师﹑技术人员到美国受训的用心﹐顾维钧明白指出﹕“他们是否在考虑训练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以期建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我到处都碰到过美国高级人士流露这种想法。”顾维钧还指出美国庇护台独人士说﹕“一些有政治考虑的台湾人也赞成台湾独立运动﹐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得到中央情局的帮助。有些台独领袖在日本避难﹐有些人甚至被送到美国以推进这个运动。”﹙顾维钧1989b: 582-83﹚。

　　

　　经过美国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到七十年代﹐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都已为台湾形成亲美反共反蒋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际政治方面﹐七○年代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先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师老无功﹐国内为越战而分裂对抗﹑扰扰不安﹐经济陷于滞胀﹙stagflation﹚﹐财政赤字日趋恶化﹐布列顿森林体系﹙Bretonwood System﹚崩溃﹑美国可内外交困﹐尼克松﹙Richard Nixon﹚焦头烂额。而一九六九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之战﹐美国看见了期待已久的中苏分裂﹐遂想藉中共之力早日结束越战﹐并进一步联中制苏。在美国眼里﹐台湾的战略价值自然大不如前。一九七一年﹐美国与中共关系解冻。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布将访问大陆﹐九月十六日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十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就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失去联合国席位对蒋介石政权的打击甚大。这代表在国际上国民政府已不再是中国的正统﹐从而在台湾也难以合理地照旧宣称自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美国这个龙头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日本等政治随从当然也迫不及待地与中共建交。国际地位的不保与岛内民心的不安﹑不满﹐迫使蒋氏父子必须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尤其对台籍人士必须放出更多权力以安抚台湾人心。一九七二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开始启用多位台籍人士担任台湾省主席﹑副院长﹑部长等重要职位﹐并小额增加台湾选出的国会议员名额﹐逐步推行国民党的“台湾化”﹑“本土化”。

　　

　　然而﹐这些渐进改革远远不能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当美国的支持转弱﹐外交不断失利后﹐“法统”的神话就不再能维持﹐而独裁专政数十年所积累的民怨也已极为深厚。所以自一九七七年反对派在省议会和县市长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后﹐反对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七九年美国与中共建交﹐一九七九年底国民党为了镇压澎湃汹涌的反对浪潮﹐发生了著名的“高雄事件”﹐多位知名的台湾籍政治人物被逮捕。这一震惊台湾内外的政治事件﹐非但没有吓退反国民党的力量﹐反而以更加猛烈的气势冲击国民党政权。在以后的多次选举中﹐反对人士节节胜利﹐证明台湾社会已产生了一股不是以国民党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反对势力。而原本以美国﹑日本为基地的台独组织﹐这时也以资助运动﹐传布台独理论书刊﹑在美国游说国会议员与行政部门向国民党施压的方式﹐积极向台湾岛内发挥影响力﹐原来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反对运动﹐逐渐被导向“台湾独立”﹐经数年的发展﹐台湾的主要反对势力“民进党”终于在一九九一年将“建立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纲。

　　

　　“台湾独立”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民族自决”﹑“一中一台”﹑“公民投票”﹐其手段则是宣传“台湾意识”﹐强调认同台湾本地﹐反对“中国意识”﹐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推动国会全面改选﹐省长﹑院辖市长﹑总统民选﹐重新制定新宪法﹐疾呼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从其主张来看﹐依旧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制订出来的策略﹐毫无新义。然而﹐旧形式下却有了实际的新内容。台湾自一九四九年末与大陆隔彻底隔绝后﹐在美国扶植下﹐与大陆各自独立发展了三十多年。尤其经济上被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八○年代后﹐有明显的资本输出﹐流向大陆﹑东南亚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由外围上升为半外围﹐外汇存底曾多年高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也长期居于前十五名之内﹐经过政府不断宣传强调﹐一般人民不免会有自得之感。在思想意识上﹐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的依附于美国﹐美国式的价值观﹑思考方式成为社会的主流﹐另一方面﹐则受国民党“仇共匪﹑恨共匪”的宣传教育﹐反共意识深植人心。客观上既有经济﹑政治上对美国﹑日本的依附﹐主观上又有亲美﹑反共的意识﹐自然构成了美国数十年前所企求而未得的台湾本土亲美反共反蒋力量的基础。所谓“台湾意识论”﹑“台湾命运共同体”论﹐其存在依据在此。

　　

　　台独势力从八十年代以后之所以能快速茁壮﹐从内部因素来说﹐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还由于他们利用在国民党大陆籍统治阶层威权统治下﹐行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压制措施造成的民怨﹐以台湾人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鼓吹“台湾人出头天”掌握台湾政权﹐刻意强调省籍矛盾﹑极力扩大冲突的层次与范围﹐造成Schattschneider所称的“社会化冲突”﹙Socialize confilicts﹚或者说是“扩大冲突”﹙enlarge conficts﹚﹐使更多台籍人士涉入冲突过程﹐引为奥援﹐以造成新的权力均势。﹙林佳龙1989: 123﹚他们指称﹐国民党根本无力统一中国﹐国际社会早普遍不承认其代表中国正统﹐它却仍坚守“法统”﹐不肯全面改选国会﹑开放总统﹑省长﹑院辖市长的民选﹐是想藉中国统一的神话﹐维持动员戡乱体制﹐巩固既得利益﹐继续压迫台湾人。由于台湾人口中台籍占多数﹐他们认为根据多数统治原则﹐民主化自然也就是由台湾人掌握政权的“台湾化”﹐因此他们极力使用“台湾人意识”争取台籍人士的支持﹐发挥了相当有效的动员效果﹔导致省籍矛盾超越阶级矛盾并影响到国家认同的统独之争。从外部因素来说﹐则是台独人士利用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让步。曾任台独联盟主席的蔡同荣就明白指出﹕“有人说国民党的国会不是设在台北市﹐而是在美国国会山庄。国民党可以不理会立法院﹐但对美国国会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海外同乡须游说美国政府。并且现在全世界各国间﹐有能力且愿意阻止中共蛮横地强制台湾住民接受共产制度的唯有美国这国国家﹐我们也应影响美国政府阻止中共侵略台湾。所以FAPA初期外交工作的重点是放在促成台湾废除戒严令﹑释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争取台湾住民自决的权利。”﹙蔡同荣1990: 87﹚美国在七○年代前﹐为了反中共而支持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但同时也资助反对派与台独运动。七○年代后﹐为了与中共联合反苏联﹐逐渐减低对国民党政府施压﹐支持反对派﹐促进台湾的自由化﹑民主化。特别是八○年代后﹐美国财政﹐贸易赤字达到千亿美元﹐而台湾对美顺差年达百亿美元。美国更迫切希望台湾能快速实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减少管制﹑开放农业产品及资本的市场﹑调整汇率政策﹐以为其纾困﹐并利其进占市场。因此﹐一个放弃国家资本主义﹑软性﹑更弱化但稳定的台湾政权﹐是符合其利益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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