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毛，不惜一切——国共精英的共识

　　

　　陋县小民　　

　　

　　先申明两个观点：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其实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斗争，上世纪60年代末，国民党《中央日》和广播仍称共产党为“毛匪泽东”，便是明证；二.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人是从不以精英自诩的，在国家危亡、国民党自诩党国精英之时，在延安，则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们自觉地与人民大众融合在一起，始终是民众的普通一员。而精英则另有定义（见《毛主席挖了精英的祖坟》），毛主席也早有“高贵者（精英）最愚蠢，卑贱者（大众）最聪明”的论断。称共产党为精英，是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亵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此文写到一半，因资料不继，打算回头写个小序，写成后，稍嫌冗长，就作了些修改和增补，加上标题，贴到网上。如此反复，就成了《毛泽东——智、仁、美的完美体现》和《毛主席挖了精英的祖坟》两篇短文，三篇互为印证，可以加深对精英们为了反毛，不惜一切、不惜卖国的丑恶行径的了解，也算是一个草民为毛主席、为共产党辩诬的微弱呐喊。　　

　　

　　特此说明，权作小序吧。　　

　　

　　一　　

　　

　　1840年起，由于中国精英的糜烂，外国精英的贪婪，中华民族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任人欺凌，任人宰割。1911年，随着清帝国的灭亡，中华大地更是军阀割据，分崩离析，生民涂炭。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孙中山领导的无数国民党志士虽前赴后继、屡败屡战，终因无奇才导航，难挽颓势。　　

　　

　　天纵奇才的毛泽东，初涉政坛，便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信仰。1920年，年仅27岁，即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30岁，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并根据大会决议，为了推动国共合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成为国共两党举足轻重的人物。

　　

　　1926年3月20日，正当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制造了目的在于打击共产党人的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成为国民党公开反共的一个信号。5月28日，见微知著的毛泽东为了信仰，毅然退出国民党，辞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职务。　　

　　

　　面对蒋介石1927年制造的“4.12”大屠杀，在“8.7会议”上，他告诫党内“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9月9日，在湘鄂赣边区发动秋收起义，经过29日的“三湾改编”，创建了一新型军队，10月抵达井冈山。给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从此，为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利益，毛泽东始终站在精英集团的对立面，动摇着精英集团的根基，改造着精英意识。　　

　　

　　无须讳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斗争，蒋介石始终把毛泽东视为心腹大患，无所不用其极，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再到毛泽东访苏途中，多次组织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行动，认为一次成功即万事大吉。　　

　　

　　而毛泽东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要改变腐朽的、反人类的精英思想意识，把推翻精英集团——剥削阶级，解放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终生不渝。而这也正是新老精英为了反毛，不惜一切的症结所在。　　

　　

　　１９２７年６月，日本于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中提到：“惟欲征服支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而在同年3月26日，蒋介石在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在上海公开表示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他通过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以期与外国精英媾和。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在上海精英——大资产阶级及上海青红帮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草根百姓。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国军将领，史称“东北易帜”。中国得以形式统一。　　

　　

　　１９２９年，《田中奏折》被曝光。蒋介石对此危险信号置之不理，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对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但豆、萁之争，给日本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在中国东北从容经营，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占领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于1932年在上海制造1.28事变。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日，蒋介石集团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拒绝向上海增兵。南京政府也于30日仓促迁往洛阳。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终因孤军奋战，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9.18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满洲省委、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就分别发表宣言，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的原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并提出抗日策略和口号，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坚决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33年初，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大举入侵华北，国门洞开，生民涂炭，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1933年2月，又对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并在“围剿”失败后，于10月，又组织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国共精英的共同作用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是国民党精英为了反毛，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一切、不惜卖国的初次丑恶表演！　　

　　

　　二　　

　　

　　早在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连续粉碎了江西敌人的4次“进剿”，湘赣两省敌军的3次联合“会剿”，但远在上海的海归精英却认为山沟里面出不了马列，为了证明自己的洋血统，不惜撤消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前委书记等职务，以他们的“正宗马列主义”遥控掣肘，造成“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两次重大挫折。　　

　　

　　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排除党内精英——上海中央的干扰，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　　

　　

　　第四次反“围剿”时，共产党上海精英已部分进驻中央苏区，他们排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致使彭德怀首战失利，在赣州城下牺牲3000余人，幸赖毛泽东及时解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之后，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虽付出惨重代价，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架空毛泽东，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他们一切唯洋人之命是从，对毛泽东的主张，条件反射般一概否认，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中央苏区便四面告急。醒悟后的顾作霖悲愤地对天长呼：“我愿用我的生命换回毛泽东思想！”然而，如此呼天之语，也未能惊醒共产党精英的良知，终致红军严重削弱、中央苏区沦陷，被迫进行长征。　　

　　

　　在志向已定，智愚有别之后，人仍有几个档次——为做事而做事，为做事而表现，为表现而做事，为表现而表现。毛泽东是为做事而做事的楷模，而博古之流则是为表现自己，至多是为表现而做事的傻蛋，是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典范。　　

　　

　　这是共产党精英为了表现自己，为了反毛，刚愎自用，不惜一切导致的第一次悲剧！　　

　　

　　三　　

　　

　　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对此颓势，毛泽东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相忍为党，相忍为国，“仙人指路”，为红军规划出突围路线，并在湘江危急之时，在风雨飘摇中，以他巨人的臂膀，再一次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为中华的崛起保留了仅存的能量，在蒋介石精英集团的绞杀中，纵横捭阖，迅猛燎原。　　

　　

　　如果说博古之流是为表现自己、证明自己正确而反毛。那么张国焘的反毛，则完全是为了权力私欲，而施行的一次无耻的“逼宫”。众所周知，在党内，张国焘把毛泽东视为唯一对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一方面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依仗雄厚的实力，公然向党中央要权（毛泽东在江西时期，虽然功勋卓著、威望甚高、一呼百应，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在极不公正的待遇下，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维护了党的团结）。对此小人行径，为了不使党的总书记一职落入张国焘之手，毛泽东不计名利，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　　

　　

　　党中央于1935年8月已发出《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主张。张国焘虽然窃取了红军总政委一职，但对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一职仍耿耿于怀。9月，武力解决中央的阴谋失败后，裹协左路军重过草地南下，另立中央。南下途中，付出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10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后，又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以其在河西找一安身之地。１１月５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造成既成事实，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名河西部队为西路军。过河后，又不服从中央统一调度，左摇右摆，贻误战机，导致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张国焘本人也于1938年4月背叛自己的信仰，加入蒋介石精英阵营（后转投美国），专司对付共产党的工作。　　

　　

　　四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反蒋抗日的呼声此起彼伏，两广事件、福建事件相继发生。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当此之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的策略上，毛泽东和蒋介石出于各自阶级的利益和对局势的观察，制定了优劣迥异“全民抗战”和“精英抗战”的国策，优劣已由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毋庸赘述。　　

　　

　　抗战伊始，国民党“精英”军队即得不偿失、一触即溃，撤往西南大后方与日寇对峙，以保存实力。共产党则以尚处劣势的武装力量，大踏步挺进敌占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全力与敌周旋，钳制着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愿坐视人民力量的发展，对日怯敌退避，态度暧昧，反共磨蹭频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1940年8月，彭德怀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日寇抽调重兵，于10月6日至1941年1月24日对华北地区实行残酷的大扫荡，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三去其二，损失极大。　　

　　

　　百团大战也激恼了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抗战开始，蒋介石只给了共产党一个军的编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27个团的编制，一夜之间，发现八路军已有100余团的强大力量，他处于精英集团的立场而不是处于国家、人民的立场，能不惊慌失措吗！但对深入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他鞭长莫及（且乐于让日本人替他清除），便欲根除华东屏障的新四军，在百团大战尚未结束、日寇对八路军疯狂复之时，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在皖南对新四军发动突然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罹难。对此，周恩来发出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哭天之声。　　

　　

　　顺便说一句，在革命战争年代，彭德怀屡立奇功，但由于缺乏全局意识，也造成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1930年2月，毛泽东帅主力挺进赣南之时，彭德怀执行极左路线，冤杀了迎接毛泽东上井冈的王佐、袁文才；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为了迎合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违反毛泽东的主张，首战失利，在赣南城下痛失3000余将士，幸赖毛泽东及时解围，才免遭更大损失；这次擅自组织的百团大战应是皖南事变的一个诱因；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曾对抗美援朝时的彭德怀有一个评价（大意）：不听话的彭德怀按照北京的意图指挥战争，美国军队就焦头烂额，如果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战争，美国将军就笑了。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人的胸怀、眼光和智慧是有很大差别的。彭德怀是个优秀的将才，而毛泽东则是一具备王者风范的领袖人物。　　

　　

　　五　　

　　

　　应当明了，蒋介石的抗战底线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即承认日本在东北及华北的占领；而毛泽东的抗战底线则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引出了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　　

　　

　　琉球群岛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系中国东大门，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明王朝朝贡。1609年，日本用武力征服琉球，但琉球国王仍受中国册封，一直延续到清朝。日本统治者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于1872年，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进而于1879年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期间，遭到琉球人民多次的、各种方式的反抗。

　　

　　1943年11月22日—26日，开罗会议召开，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蒋介石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25日，罗斯福再次对蒋介石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茫然无对。罗斯福又补充道：“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最后答复：“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自惭形秽，严防消息泄露，叮嘱王宠惠：“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

　　

　　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万嘱，王宠惠还是向极少数国民党高层披露了此事。但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都说无有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占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亦获大利，唯独中国深被其害，埋下千年隐患。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拜蒋介石所赐。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满怀悲愤，披露了此事。引得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之事，他却一字未提。

　　

　　“（琉球群岛）非当事紧急之事”，那什么是紧急之事？当然剪除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他的紧急之事了。

　　

　　六

　　

　　抗战胜利后，1945年9、10月间，中（国民党）美双方曾就中国派遣日本的占领军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　　

　　

　　最初，美国希望中国派出一个军官兵，并由全副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担当此任。但蒋介石当局却不同意。因为新一军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战斗力数一数二，他们更多地从战后与共产党的关系考虑，早已决定派遣其到东北去担任接收任务。他们更希望把这精锐之师用在“刀刃”上，与共产党抗衡，所以只答应派遣一个相当于混成旅编制的5000人的部队。　　

　　

　　后来，美方坚持至少要派一个师，蒋介石当局才决定派出一个人编制的师，最终选定陆军第67师作为中国驻日占领军。次年4月，开赴海防集结待命。5月27日，师长戴坚带先遣队飞赴日本。7月下旬，国民党当局电令占领军先遣官员迁往东京，取消了中国驻日占领军的计划。而67师则被派往国内反共战场，在山东成了粟裕的盘中餐。　　

　　

　　蒋介石为了一己之利，放弃了中国军队对日实施占领。对他来说，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与毛泽东的中共的战争，要把全部兵力都投到内战之中。即便如此，也仍未能挽回他早已注定的、最终失败的命运。　　

　　

　　七　　

　　

　　从古至今，蒙古高原上有多个游牧民族和部族繁衍生息，中国宋朝时，蒙古人迁入。13世纪初，蒙古人成吉思汗统一了所有蒙古部族，其后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朝鲜半岛等。后来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　　

　　

　　沙俄从16世纪开始经营西伯利亚，开始与外蒙古地区往来，但也仅限于商业贸易。1854开始觊觎蒙古。并在与清政府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中，均有涉蒙条款，直到民国期间，不断策划蒙古独立。　　

　　

　　列宁曾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并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可惜天不假年，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病逝。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的策划下，外蒙古政府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联三国签定《雅尔达密约》，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仍是为了反毛、反共，决定在苏联不援助中国共产党等条件下，接受《雅尔达密约》。并于1946年1月5日，进一步承认外蒙古独立。　　
杜鲁门指责蒋介石：“我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对蒋介石抛弃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深感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也说：“承认外蒙独立，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　　

　　

　　1949年1月，毛泽东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但遭到拒绝。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再次与斯大林讨论外蒙古问题，仍无结果，终生引为憾事，以致在回国途中，途径乌兰巴托，也不愿下车一望。　　

　　

　　这是蒋介石精英集团为了反毛，不惜卖国的又一例证。　　

　　

　　【以上是在两个阶级阵营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精英及所谓的共产党精英反毛的拙劣表演。建国后，两个阶级在思想领域的交锋，留待后续。】　　

　　

　　　结论　　

　　

　　在作结论以前，让我们来听听林彪是怎么说的，他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见证了50余年的历史，他的话应该最具权威性：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毛泽东以他博大的胸怀，始终关心的是国家和广大的民众的利益；以他的无私和洞悉古今未来的渊博，始终代表着正确和真理；以他的执著和坚韧，始终代表着正义和力量。有人说人类最难得的，是权力和善意的结合。而毛泽东则集悲悯的圣心、无敌的王气、超凡的智勇于一身，这是他成功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民族之幸，是全人类之福。　　

　　

　　而国共精英们不知廉耻的表演，则让人们看清了，他们始终是站在个人立场，为了一己私利或为了自己的小集团、一部分人的利益，耍一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小伎俩、小聪明，尽管他们一再地装裱和抬高自己，说自己如何为国为民，但仍如蒋介石所自白的“实在是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　　

　　

　　在中国，毛泽东是一个人是否爱国的试金石。一个人如果反毛，必是汉奸或准汉奸，对于反毛干将，秦桧的跪就是他们的榜样；对于反毛小丑，李志绥就是他们的下场。他们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