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应该承载民情、民意，制度必须坚守民心、民志，

程序制度应该形成整合人民与精英价值目标共识的主导力量

田忠国

这些年由于经济利益因素，不容讳言，人民与精英产生了价值观念问题的矛盾，甚至比较严重的观念冲突，有人否认这一现象，并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反对改革者煸动的结果，其实，如果我们不是情绪化，而是理性一些，就会洞悉这种结论的背后燃烧的欲望之火。对于反思改革，批判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呼唤毛时代，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同时也会发现，人们反对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改革过程中偏离人民利益为核心的那一部分，对于偏离人民利益的现象，我称之为改革偏差，而人们呼唤毛时代，其内在的本质，简单的说就是改革开放应该回到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公平正义，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扒掉新房换草屋，扔掉电灯换油灯，把时间积累的或多或少的财产全扔掉，完全回到毛时代，过历史的清贫日子。我之所以把毛时代称为历史的清贫，原因在于，不论一国一家或者一人的创业过程，都有个由贫苦到不那么贫苦，到稍有资产，再到富有的过程，因此，毛时代的清贫，对于中国的创业历史来说，是个无法绕过的坎。绕不过，但是经过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闯过了这道清贫的坎！不仅闯过了这道清贫的坎，而且，在近六十年的风雨征程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迹。

解放后，毛泽东和他的同辈们，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解决了社会发展的两大方向性问题，既，为人民的利益发展和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发展的问题，当然，有创新，就有失误乃至失败，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失误和失败。是一概否定？还是一概肯定？我个人以为，不论是一概否定还是一概肯定，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历史的科学态度是：用系统思维的科学方法，认真研究历史，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扬弃，对中有错的，就保留对的剔除错的，错中有对的，就剔除错的张扬对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持有这种有错必纠，坚持和发扬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才是风险管理、科学管理的核心所在。

精英本应该是社会的超越利益、创新智慧的奉献者，是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思想者，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捍卫者，是独立不羁、崇信公平正义的求道者，是社会主体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坚守者、创造者，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某些精英却成了利益的追逐者、利益联盟的维护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谎言的制造者，不仅失去了精英神性的一面，连做人的基本良知也失去了，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痛苦万端。世界历史无情的告诉我们，精英的堕落，是国家和人民灾难的开始，因为，这种现象是撕裂社会价值目标共识、形成社会阶层性价值观念冲突，进而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某些精英真的到了反思的时候了。不仅某些精英要自己反思，全社会都应该认真反思，在反思过程中重新寻找全体公民的价值目标共识，因为，一个价值目标矛盾、分裂、冲突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制造共同灾难的开始，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都是灾难的受害者。我之所以说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制造灾难，原因在于，大家都参与制造灾难的队伍中，而不是参与到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创造的社会活动中，所不同的只是，有的阶层是主动制造灾难，有的阶层是被动应对、被动制造灾难而已。有的学者口口声声皆是“比较优势”，但在选择上为什么偏偏选择劣势作为“优势”呢？比如，我以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创造、共同分享是“比较优势”的最优选择，因为，这是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维护特权、占居山头，为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从理论上到行为上排除人民的利益，就是一种劣势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只会撕裂价值目标共识，制造重大的社会灾难，但有的学者为什么偏偏就认为那是一种优势选择呢？或许这说明，利益，是遮蔽人类智慧最小的一片树叶。

一、人民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本体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问题看似从毛时代就解决了，但其实，如果探其究竟，人们不难发现，以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本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和全面解决，因为，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上说，任何权力都会因自然规律而更替，比如说人类无法阻挡的年龄问题，仅就这个层面上说，权力更替也会和自然规律的更替一样，何况，还有人的思想情感的变化问题。为了实现原有的价值目标，这就需要价值目标管理，而使价值目标管理持续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就是制度化管理。

二、确保人民利益不受侵犯的途径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化

明确了这个目标，下一步就是从三个方面解决制度化管理的问题，一是从理论上，分析、探讨制度化管理的最佳路径，比较优选出最佳智慧，下一步，也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把理论智慧转化为制度智慧。如果不能把思想的智慧转化为制度智慧，那怕这个理论探索再好，也会是只开花不结果的，是一种智力的浪费。再下一步，也就是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和制度出台后，还需要跟进：1、广泛的民众参与。这是制定制度的过程必须坚持的原则。2、动态修正，也就是说，在制度实践过程中，要及时发现制度中有没有不具有操作性的？有没有偏离了人民利益的？如果有，就需要及时修正。当然，制度的修正，也必须有制度程序的保障，反之，如果人们可以随意修改制度程序，制度程序的规范性作用和持续功能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创新和科学创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前者必须坚持可能中的可能，获取人民认知的广泛性，而后者则必须坚持，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展开想象，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使最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并最终使之成为现实。但是，我们的精英中却总有那么几个人，使制度创新和科学创新的关系巅倒过来，也就是说，在制度创新上，视最不可能的为可能，比如说制度性否定人民利益，作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而把本来置于最不可能为可能的科学创新，一概视为不可能，比如说，cpu中国没有造过，高速火车也没有造过，中国人根本不可能造出来，所以，花那么大力气、投资那么大，干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不如花钱买合算。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人民创造力的萎缩，进而丧失社会创造力。

三、改革应该承载民情、民意

坦率的说，我对改革的理解和一些精英对改革的理解不一样，因为，在我看来，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改掉有碍于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东西，建构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而这个制度体系，必须充分体现民情、民意。使制度充分体现民情、民意的唯一渠道，我以为就是放手让广大人民参与。没有人民参与的制度，完全体现民情、民意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官员或精英，再怎么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也没有人民自己更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情感所在，向往何方。有人一定认为我是个民粹主义者，其实我不是民粹主义者，但我是个平民主义者。从台湾的民选，到四川的直选，无一不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深知，只有理性而又审慎的给出自己的选票，才可能选择出自己比较美好的未来。当然，人民在失去表达权、参与权，完全由别人决定他不愿看到的利益损害时，才不可避免的失去克制和理性。

四、制度必须坚守民心、民志

改革既然应该承载民情、民意，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制度体系，制度就更应该是民心、民志的坚守者，因为，制度只有成为民情、民意、民心、民志的体现者、坚守者，才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有学者称，学者不应该成为民意代表，但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维护人民利益，相反，只维护个人或自己阶层利益，损害人民利益的学者，绝对不是好学者，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只有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息、思索不止的学者，才会为人类做出非凡的贡献，并受到人民永恒的拥戴。学者的神性是焕发智慧光彩，倍受人民爱戴的主因，而学者唯利是图的逐利行为，必然意味着学者的堕落，意味着良知和真正智慧的泯灭，其结果也必然受到人民的唾弃。这样说有人可能心里不舒服，但是，将心比心，假如换位思考一下，或许你将不难发现，损人益己，短期内可能大有斩获，但从长远看，短期的益己必然是长远的损己，除非你离开本国加入别国国籍。历史循环，需要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智慧，才能寻找到破解的法门，而不是靠蒙、骗、哄或话语霸权才能解决的。

五、程序制度应该形成整合人民与精英价值目标共识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和精英在价值目标上取得共识，因为，价值观念冲突进而导致社会阶层性冲突，解决不了中国存在的发展问题，只会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迫切需要整合人民群众和精英取得价值目标共识的程序制度机制，使社会各阶层形凝聚到一起，共同创新中国的未来。

我个人以为，不论左、右，一个人的观点对了更好，但也不要怕错误观点，因为，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怕就怕人们陷入自私的泥淖而不自知，坚持错误，死守个人利益。某些精英一旦走出自私的泥淖，我坚信，精英一定会焕发出新的智慧光芒，再度成为改革开放的领航者，重新受到人民拥戴。

但愿人们在思想的碰撞过程中，社会早日形成价值目标共识。

2008年4月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