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宝刀 难得的遗珠——读《魏巍文集》续一、二卷

马蓥伯　

最近，魏巍同志在已有的十卷文集之外，又有两卷续集问世。人们奔走相告，我赶紧拿来认真捧读一遍。如果说十卷文集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成就斐然，魅力永存；那么，这两卷续集可以说是不老的宝刀，难得的遗珠。之所以说是不老的宝刀，是因为其中续一集《新语丝》是这位老作家步入髦耋的近十来年间写的，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之所以说是难得的遗珠，是因为其中续二集《四行日记》是这位老作家几个时期深入生活的日记，内容弥足珍贵，以往却未示人。

堪称“感应的神经”无愧“攻守的手足”

鲁迅在谈到杂文作者的任务时，曾经说，应当“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如今我们通读《新语丝》，深深感到鲁迅的这个断语，用之于魏巍在新时期写的这些散文身上，真是最恰切不过的了。它们没有一篇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而发，针对性强，笔锋犀利，高瞻远瞩，寓意深刻。
当我们打开《新语丝》时，卷首篇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字标题：“变”。篇头的箴言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变。可是却有各种不同的变。”文章指出，20世纪有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变”：以巴黎公社为序幕而在20世纪展开的历史变革，是将历史车轮推向前进的剧变，是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中和一切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剧变，这是人类进入黎明期的开始；而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资本的卷土重来，重新将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抓在它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作者提醒我们：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但是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我想，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赞同这个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总结，这个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论断，并从中得出我们应有的结论。作者热切地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继续沿着前一种变革的轨道前进，一片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差不多与此同时，作者还写了另一篇文章《我想到犹大》，指出在后一种剧变中，共产党内的犹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说：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并不是从国外派多少万人来搞和平演变，而是我们的‘自己人’在推行和平演变，危害的严重性正在这里。”这些年来，我们对于作者的这个提醒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识了更多的国内的“犹大”，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通常称之为“反水”现象。例如，某些入党多年的“老革命”却以“两头真”自诩，为自己的“反水”辩护。其实，所谓“两头真”，打个大不敬的比喻，只不过是原本为枯木朽株，后来涂上了一层崭新的油漆，如今油漆剥落，又露出了本来面目而已。又如，当有人要我们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时，有的“老革命”竟然声称“这些建言”“特别值得重视”。这难道不是“反水”现象，不是作者所说的“犹大’吗？目睹了这些，我们是不会把作者的告诫等闲视之、置若罔闻的。我们还会自然地想起作者在五年前写的一首诗：“寻章摘句老雕虫，口口声声奉马翁，一看城头旗色变，叛贼营中打先锋。”
当我们迎接21世纪到来的时候，作者发表了《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文，透辟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指出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之流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着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否认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在建党思想上，篡改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使党日渐腐化堕落，脱离人民，变成各阶级混合杂居的俱乐部和争名逐利的团体；在经济建设上，以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迷信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私有制驱动力论；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实际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真正依靠的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如此等等。与此同时，作者批评了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所谓“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失败的论调，厉声责问：“这不是故意颠倒黑白、张冠李戴吗？这种手法岂不是太可耻了吗？”近年来，当全盘否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和经验，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捧上了天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之时，我们不能不服膺作者对问题感受的敏锐、观察的深刻和分析的精当。
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来谈文化。文章说：“只有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代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文化，才有资格称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此基础上，他列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股逆流”和现实生活中的“两种围剿”，要我们加以警惕。“三股逆流”，一是西方腐朽文化的大量涌入，二是旧中国殖民地文化、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泛滥。作者说：“这三种力量似乎结成了‘神圣同盟’，它们一起向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先进文化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它们的总目标和总口号是‘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不明明白白说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不明明白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吗？什么叫‘消解’？不就是打垮、瓦解、消灭吗？”“两种围剿”，一种是资产阶级通过钱权交易，用大量的糖衣炮弹围剿共产党的干部；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三种反动的文化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这决非危言耸听。胡锦涛同志这些年来一再告诫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从何而来？我想，认清这“三股逆流”和“两种围剿”，对于我们树立忧患意识是大有好处的。
作者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在国外也声名远扬。但是，以《﹤谁是最可恨的人﹥序》，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太多。作者为之作序的这本书，内容系集自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揭露党内腐败分子的丑行的报道，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未能公开出版，因此广大读者也就无缘与之见面。现在读到作者当时写的这篇序言，多少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在这篇序言里，作者援引了他曾在1991年中央领导召开的元宵节文艺座谈会上说过的话：“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如果说有什么足以威胁党的生存，就是这两个东西。”关于反腐败，作者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例如，要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坚决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到反腐败的大军中来；等等。在《序言》的末尾，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触写道：“读完这本书，反复思考，夜不成寐，特书此数语以为序。”只要不是对国家安危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的人，能不为作者那颗忧国忧民之心所深深震撼吗？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肇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正如看待任何事物都应当既持重点论又持两点论一样，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不足的方面，加以反思和改进。对此，魏巍早就发表过十分中肯的意见。他引用古人曾参的话“吾日三省吾身”，说明反思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党也是这样。这说得多么切中肯繁啊！须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那种诬“反思改革”为“反对改革”，企图从根本上堵塞反思之路，以便变改革为“改向”的倾向，还没有从“风起于青萍之木”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程度，于此可见作者目光的敏锐和犀利。
魏巍同志尽管年届髦耋，却时刻关注着世界风云和社会动态。当山西发生“黑砖窑”事件时，他立即写了《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予以回应。他深刻指出：“要彻底消除‘黑砖窑’，必须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对‘黑砖窑’的保护伞展开追击。”他进而强调，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要有清醒的认识：“资本家正是资本的人格化，他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追逐最大、最高利润就是他的本性。毫无疑问，这个分析是深刻的，是一语中的的。对于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们这些年龄比魏巍小得多的人，也不可能及时作出反应。而魏巍年届髦耋，却反应如此及时，如此准确，他实在堪称“感应的神经”，无愧“攻守的手足”。

对真善美的赞歌 对假恶丑的檄文

作者曾经把自己的文章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火上加油和挖掘墙脚。火上加油是给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增添干劲，挖掘墙脚是挖资本主义的墙脚。他说：“资产阶级老是挖我们的墙脚，一点都不消极怠工。看来我们对他们也不便放松。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人兴奋愉快，轻装前进。”通读《新语丝》，我们深切地感到，他对挖墙脚的工作确实丝毫没有放松，凡有奇谈怪论冒出，立即给以反击，那些批评文章可以说是对假恶丑一篇篇檄文。
关于“补课论”。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相当流行的一种论调，至今也未敛迹。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其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都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因此重新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根本反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魏巍同志痛斥了这种论调，他指出：“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完全没有必要依据资本主义是否高度发展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革命的爆发，其因素是多方面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看，当时都是矛盾的集中点，主客观条件都已完全具备，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那种把生产力发展水平视作唯一标志的人，不承认其他因素的人，只能证明不过是庸俗的生产力论者和机械论者罢了。”
关于“告别革命”论。这种论调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都让革命搞坏了、搞糟了，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数十年的伟大革命是不应当进行的，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都是不应当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些革命，采用逐步改良的办法，中国早就富强了，现代化了。魏巍同志严词痛斥这种论调：“它不仅仅是对我们人民、对我们现代革命史的诋毁和否定，对我们成千上万先烈的生命和热血的否定，也是为了断送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机。试想，我们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消失了革命精神，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作者除了写文章驳斥这种论调外，还在清华大学学生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不能告别革命》的讲演。他的讲演在阐述了“革命是不能告别的”以后，又着重讲了“你们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谈到了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举例说：“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是正在轰炸南斯拉夫吗？轰炸已经六十多天了，现在还没有停止的样子。无端地干预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是什么理由？这同当年八国联军的强盗行径有什么不同？如果让美帝国主义继续横行下去，炸弹有没有可能落到中国人头上，落到你们的头上，我可没有保证。”不幸而言中，过了几天，就发生了我驻南使馆遭美机轰炸的严重事件。当然，这是事有凑巧，但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个偶然里面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呢？
关于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论。这种论调是一本名为《交锋》的书提出来的。这种论调企图把我们的改革变成“改向”，把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歧途。针对此类论调，魏巍同志指出：“《交锋》提出的口号，他们的老师严家其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提出来了，他们现在不过是步他们的老师的后尘罢了。所不同的是，那一部分人跑到了国外，在国外呐喊，这一部分人留在国内，在国内响应。他们配合得多么好啊！”魏巍同志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他说：“从当前这场交锋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要哉斯言！信哉斯言！如今，当这场交锋以更大规模展开的时候，当《交锋》一书的两位作者又分别侈谈对日的“新思维”和中国的“新革命”，鼓吹不问爱国卖国、不问是功是罪的时候，人们读到魏巍同志的这篇檄文会倍感亲切。须知，当年的《交锋》是受到达官贵人撑腰，坊间书肆追捧的，批评《交锋》的文章则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神州之大发不了，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同《交锋》交锋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抗美援朝否定论。在那股几乎席卷一切的翻案风中，伟大的抗美援朝也遭到否定。翻案者说，美国政府本来是不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大战的，更无意侵占中国的台湾，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本来是不应该打的，但是却打了三年多，使“中国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同时也搞坏了中美关系、国际关系，使“中国二十年不得参加联合国，阻滞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使中国无限期延缓了统一台湾的目标”；尤其是牺牲在朝鲜的几十万中国人，他们都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死去的，简直是一些冤死的鬼魂。翻案论者自称是为这些冤魂深沉地悲哀，并且要求中国人对这场战争有“新的思考”。立论之乖谬，论据之虚妄，可谓前所未有，登峰造极！魏巍同志作为这场伟大战争的亲历者，对于此种论调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怒不可遏地写道：“我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后看到这样的文章，感到比那位作者更加深沉的悲哀。不过我悲哀的不是烈士，而是五十年后中华民族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批说鬼话的不肖子孙！也许说他们是不肖子孙太不够了。正如有人哀叹的‘汉奸情结何时了’，这些人如果不是秦桧转世，也是汪精卫复生了。再不就唤他们是‘洋奴’或‘西崽’！”他义正词严地宣告：“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抗美援朝的历史，是庄严而神圣的，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一段历史，它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亵渎的。……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牺牲在朝鲜土地上的光荣的烈士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致敬！向尚健在的参加那次战争的整整一代人深深致敬！我再次说，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反帝史上辉煌的纪念碑！”读了这些情理并茂的话语，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
在无情鞭笞假恶丑的同时，作者热情歌颂真善美。读者还记得，在魏巍同志的长篇小说《火凤凰》中，曾经描写了一位感人至深的青年诗人晨曦，这是以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陈辉烈士为原型的。在陈辉牺牲六十周年之际，作者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一方面痛斥“告别革命”论，一方面赞颂包括陈辉在内的革命诗人。他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们纪念英雄诗人陈辉，并回顾我们优良的诗歌传统，就是要找一找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差距，看看我们身上到底还缺少些什么，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然后，坚定地站在工农劳动群众一边，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同战斗，一同前进！”
为了在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巨著中把前方同后方联系起来，作者曾经在1953年特地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深入生活。在那里他结识了厂长黄英夫。这是一位11岁就参加红军的“年轻的老干部”，经历了从一个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红小鬼到管理现代化大企业的厂长的艰辛历程。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者在为一部以黄英夫为主人公的纪实文学《山花烂漫》（钱小惠著）作序时描述了他当时留下的深刻印象，并极具针对性地指出：“谁敢说我们的工农干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谁敢说他们没有才能呢？他们之中，不仅出现了数不清的将军，不仅出现了许多管理国家的栋梁之材，不是也出现了管理现代化大企业的能手吗？如果说过去有人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不对，那么今天反过来轻视工农出身的人就更不对了。”
作者赞颂的对象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最为突出的是他对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的赞颂。很多人都知道，阳早是美国的一位饲养奶牛的专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他卖掉了自己的奶牛，飘洋过海，来到延安养牛。寒春本是物理学家，曾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制。出于对腐朽的美帝国主义的绝望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向往，她也来到了延安，与阳早久别重逢，喜结连理，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作者以由衷的敬佩之情赞颂了这对“爱情与真理的结合”的伉俪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同时指出：“在他们身上，我还看到了另一种十分光彩的东西，就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当年延安的作风。在这点上，我可以坦率地说，比我们许多老干部做得还好，这是十分难得十分可贵的。”作者告诉我们，这对夫妇生活极为简朴，终身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他们说：“出出进进看得见工人、农民，听得见机器响，住在这里心里才踏实。”他们嘴上经常挂着一句话：“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真善美啊！
作者以密切关注现实的态度和极其敏锐犀利的目光，随时把生活中的真善美介绍给读者。当工人诗人王学忠在文坛上初露锋芒，魏巍同志便热情推荐。当某些人对这位诗坛新秀吹毛求疵、弃如敝屣时，魏巍同志又以关爱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指出：“要知道，诗人也需要在战斗中成长，在成长中战斗，不要要求一个新战士立刻成为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一个马雅可夫斯基来！即使就诗歌本身的成就来说，王学忠也是不平庸的。老实说，他的那些诗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写出来的。即如短短的《国企妈妈》这样的诗，哪个写得出来？不是国企工人，不经历这样大的变动，哪里会有这样深的感情，怎么可能称‘国企’为妈妈呢？”当他从长江大学的校报上看到该校学生赵传宇舍身救起在长江边上洗衣落水的七旬老妪的报道时，立即致信长江大学，信中意味深长地说：“近些年来，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正在五光十色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我看出，一些人经不起种种不正之风的诱惑和腐朽文化的蛊惑而遭受不幸；同时，我也看到，另一些青年，正在苦读马列，深入群众，正在刻苦地磨炼自己，用坚强的意志抵御着各种无孔不入的腐蚀。从后一种青年身上，我看到希望。愿他们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像奔腾不息的长江一般，把我们的祖国推向前进。”这位伟大作家的爱憎就是这样的鲜明和强烈！
作者在他75岁生日时，曾经写过一首《自题》诗：“黄河岸上一少年，不觉霜雪飞鬓边。烟飘青春从不悔，雾迷关山志更坚。鲁师遗训铭心底，痴牛永俯孺子前。胸中自有青松气，尽瘁不唱夕阳残。”我们读了魏巍同志的《新语丝》，从那些对真善美的赞歌和对假恶丑的檄文中，看到的正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弥足珍贵的史迹 战士心灵的历程

《魏巍文集》续二卷是《四行日记》，包括“二次赴朝日记”、“赴越日记”、“长征路寻访日记”和“石油战线巡礼”。这些日记给我们留下了作者亲身经历和实地走访的史迹，这是作者深入生活的记录。它不仅为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东方》和一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以越南抗美战争为题材的一组报告文学《人民战争花最红》，为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为以献身石油战线的青年为题材的一组散文《为青年朋友壮行》作了充分的题材和主题的准备，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了解那些永垂史册的不平凡的岁月和事件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1952年的二次赴朝，历时一年，先后走访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其间他曾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有一次竟睡在距美国侵略军不过400米的地方。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志愿军首长陈赓和甘泗淇将军的英姿。特别是陈赓，作者告诉我们：“他像一匹没有受过拘束的骏马。说话热烈、尖刻、俏皮”，“他的话，总使听众大笑”，“但透过这一切，使人深感他的嫉恶如仇和维护真理的热烈精神”。日记中更多的是可爱的战士的身影。当作者问前沿战士有什么困难时，大家都说没有，说祖国人民太好了，我们要什么给什么，捐了飞机大炮，天上飞的也有了；都说祖国太伟大了，流露出感激的心情。一个战士还说，因为光荣也就不觉得苦了，立“国际功”嘛。须知这是在面临也许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说的肺腑之言啊！战士们在讨论中讲祖国进步很快，自己感觉落后了，特别是觉得战绩不大，对不起祖国人民。作者感叹道：“这就是战士的伟大之处！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还觉得战绩不多，贡献不大，对不起祖国人民！”有一个班长负伤后离开阵地，对副排长说，我去休养以后，你要征求全班对我有什么意见，给我记在小本上，休养回来后告诉我，我好克服。我自己天天教育战士小心，结果我自己倒被打中了，这是我的缺点。多么可爱的战士啊！在野战医院里，一方面是伤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一方面是护士不顾臭脏给伤员端屎端尿，作者感叹道：“真是不到医院不知我军的战斗意志，不到医院不知护士工作的伟大。”
1965年6月，美帝国主义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升级。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由作家协会派出巴金和魏巍作为第一批中国作家访问越南，于是开始了作者的越南战地之行。越南人民反击美国侵略者的英雄行为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在整个越南北方，每天都有三四架、七八架敌机被击落。本来人们憋足了劲要在9月2目越南国庆节时击落500架，结果到8月30日已击落503架。越南北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的靶场”。一个乡的三个民兵仅用三支步枪和三发子弹就打下了一架敌机。作者见到的几个脸黄肌瘦的少女也毫不含糊地击落了敌机。作者在参观了她们所用的机枪后赞叹道：“今天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枪口在等待着敌人。他们怎能知道等待和击落他们的不过是这些担水砍柴的小姑娘呢！”作者到过一个距敌只有800米的英雄乡，敌人派来的140名特务被全部活捉。一个外国记者来到这里看见没有一个炮楼大为惊讶。作者感慨道；“他不知道这里的长城是无形的长城，而这长城正在人民心灵之上和强大的组织之中。”越南南方的指战员所处环境更为艰苦。一位少校告诉作者，在最困难时他们“走路不要路，住下不要房”，行军隐蔽，脚上爬得满是蚂蟥，平均一个人要被吸去两毫升的血。但在作者了解的青山歼灭战中，不到一连人就歼灭600美国兵。这样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正是在残酷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作者为了创作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小说，曾于1983年5至7月和1984年7至11月两次寻访长征路。第一次目睹了大渡河的险境雄姿，但后来因为崴了脚，只得中途返回。第二次翻越了三座雪山，亲历了大雪飞舞；横渡了金沙江，领略了渡江对于当年红军走向胜利的伟大意义。其间动人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红军菩萨”的事迹就极为感人。其主人公是个卫生员，因给群众治病，回营时部队已转移，被反动派所害，死后群众埋葬，香火不绝，反动派将坟挖开，远近百里群众，每人携石土来又重新埋上，坟头更大了。至今群众尚去祭奠。作者在瞻仰之余无限感叹说：“这是我党我军的神圣形象。”
魏巍同志自从1955年到北京石油地质学校给第一届毕业生送行以来，就和石油战线结上了不解之缘。石油战线是建国以来一条生气勃勃的战线，以写中华民族正气歌为己任的他自然地选择了石油战线作为自己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报告文学的反映对象。为此，就有了他的两次石油战线之行，西抵天山塔里木盆地，东至黄河口。在这个走访途中，许多感人事迹打动了作者。玉门的石油城，过去是一个小小老君庙油田，现已发展为18万人口的城市。作者不由得感慨系之，写了一副对联：“老传统开新花力量无穷，老母鸡下金蛋再展雄姿。” 革命先烈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从事石油野外勘探，不幸被活活冻死，牺牲时还紧紧抱着她勘探的资料。这使作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参观克拉玛依的石油公园时，他为碑林题了诗：“不是昔年战风沙，哪有今日城如花。愿君再借东风力，播送芳草到无涯。”作者还曾为塔里木油田题诗一首：“石油钢铁汉，鏖战在荒原，誓夺塔里木，再上一重天。”在东海油田，浅海石油公司的经理告诉作者，空军司令张廷发曾经来这里参观，向他们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说：“没有石油，我那些飞机就是一堆废铁。”这时经理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他下决心说：“我这辈子干石油干到底了。” 作者为钻井平台和浅海公司分别题写了“不怕风浪高，但盼油香飘”和“踏破渤海千重浪，常怀报国一片心”。这多少反映了他内心的感受。
由于日记的特殊性，作者可以直抒胸臆，于是我们也就得以从中窥见魏巍同志这位具有崇高灵魂的革命战士的心灵历程。前面说过，他针对如今某些人把对改革的反思诬为“反对”，曾经引用了古人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反思的必要性。读了魏巍同志的日记，我们知道，这个反思的要求，首先是针对他自己的。
在日记里，我们不时看到这样的反省和自责：“自己有名了，人家对自己的企望大了，派专车送。自己的创作，不知是否能和这些汽油，司机的劳动，大家的企望相称。”“这是很宝贵的时间，我应当抓住。这是战争，我不应当胡混。我应当不怕疲劳，不怕危险地去生活，拥抱生活。”“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贡献实在太小，而我们浪费的人力有多少啊！工人、农民、司务长、炊事员、汽车司机，还有许多照顾我们的通信员，到处像花一样捧着我们，吃吃好的，用用好的，打仗时还为我们担心。我们一个人一生可以做的事情太少了。如果像鲁迅一样，他一生写出了多少作品啊，而我们竟然也称起‘作家’，一生究竟能写几篇有用的东西！比起劳动人民对我们的抚养．实在太不相称，实在叫人惭愧！”他还在反省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总结，常常列出在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中，收获是哪些，缺点是哪些，然后认真加以改正。
在日记里，我们不时看到他拿自己和周围同志特别是英雄模范相比，找出差距：“这人的革命品质实在令人赞叹！自己和他比实在有些惭愧。”“战士们在残酷战争面前视死如归，快快乐乐，实在是太伟大了。哪怕今天下午就死了，就离开他所亲爱的、留恋的人们，而现在他仍然是满不在乎的，快乐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为人民光荣地英雄地生活，哪怕生活得并不长久。是灿烂的火光，而不是欲明未灭的火星。” 他领悟到战士们与包括自己在内的某些文人的差别：“他们不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懂得许多真理，却不能完全做到；而这些人懂得一点就变成了战斗力。”应当说，这个体会是真切的，深刻的。即使是战士们夸奖他，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人总是爱听好话呀，特别说我勇敢是让我高兴的。我懂得人家这样说我，并没有把我当作普通一兵来要求！”他常常从一些小事上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批评。一次，在炮火紧密封锁的前沿阵地，不宜停留，需要退回，但同去的另一位同志经连喊几声也未见上来，当时怕炮打来，自己就往前走了几步。对此，他在日记中自责道：“我感到自己还是做得不够。应该更多地想到别人。”这些日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作家净化心灵的真实记录。
尤为感人的是，作者寻访长征路结束后回到北京，适逢整党的党员登记。他立即起草登记表后送党小组长审阅，接着便抄写到次日凌晨，日记中记载了登记表的结尾：“我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七岁参加我们的军队，至今已四十七年，人党也四十六年了。我不认为党欠了我什么，而只是觉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够。我今天已无他求，只是希望我们的党好起来，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强大起来，无论在东方、在世界，永远是共产主义的一颗亮星。至于说我个人，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余年中，为党为人民再写出一点东西。……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是跟着我们的党战斗过来的。参加革命前，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一般青年而已。我的觉悟，我的成名，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我愿意把最后的精力和生命贡献出来，作为对自己的母亲——党和人民的一点报答吧！”读到这里，我不禁泪眼蒙眬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魏巍同志，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人民作家！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7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