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08年，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十年。新闻媒体大篇小幅也也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闻，这样那样的文章：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数据显示，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按照生产函数估算，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若以生产反应函数估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提价贡献为16.0%。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一项奇迹。同时，它使整个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应该说，中国的农民为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首功；

１９７８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１８位农民按手印分田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相比，中国林改第一村——福建永安洪田村农民实行的是按手印分山到户。从“分田”到“分山”，尽管分的对象不同，但两者有极其相似之处：同样是对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同样是确定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把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完整地交给老百姓。然而，从两者的实质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分田没有地面物，只有土地，分下去比较简单；而分山既要考虑林地，又要考虑林木，所以要评估、搭配，要均等，工作要更细致更复杂，不能简单套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另外，两者的功能也不同，粮食就是商品，而林木是特殊的商品，具有生态和商品双重性，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生态效益，特别是生态安全。对比这两次改革，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概括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范畴上是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农村改革的延伸，在进程上是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农村税费改革是从２０００年逐步展开的，到２００６年完全取消了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共减轻农民负担１３３５亿元。在此基础上，国家增加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到２００７年达６００多亿元。一减一补，全国农民得到大约２０００亿元好处。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又大力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调整和改善了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分配格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工人农民切实体会到了话语权是一种公民权利，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发挥工人农民的话语权。

而这些新闻报道里确偏偏就没有提到毛泽东时代惠及全国人民最多最大的三免：医疗，上学，住房，这是一笔什么费用，这样的福利我们中国人还能否期盼成为现实？也没有提及到出了多少贪污腐败分子，而其中一部分携带本是人民的血汗转身变成外国人。更没有提到改革出现的各种奴；改革三十年的今天，我们现实中最普通的人是望房兴叹，子女上学需要动挪西筹耗费几代人的财富，更不要奢望自己还敢生病。

笔者不反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强大复兴而进行必要的系列改革，但我们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得承认是毛泽东那一代建立的现在的国家，而他们也取的成功也是举世注目的成功；而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居然出现了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大国，在让少数人富裕的时候，让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后再安上一个“待富”的称号，我想每个不是白痴的人就知道这样延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那些教育，书籍上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而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因为他们看见中国人自己在作出最糟的评价。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是赞不绝口；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被后来的所谓的精英们口诛笔伐，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向全世界全人类非常自豪的说：“我们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腹饱应知前人苦；

参考《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整理而成。

历史进程谁爱毛泽东谁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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