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稳价措施有没有抓住物价上涨的牛耳　　

　　

　　——论当前物价上涨的原因与理顺价格关系、促进公平分配的方法　　

　　

　　现在，中国CPI的疯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远对此披露到，“10份CPI同比上涨4.4%，食品价格的贡献率为74%，其中蔬菜价格上涨了31%。”　　

　　

　　与这种CPI疯涨相伴而行的也还有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不堪重负。物价的全面飞涨与工资的裹步不前，更让不少的家庭难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计，而不得不节衣缩食起来。　　

　　

　　对于这种物价的全面飞涨，整个社会的底层显然已快要忍耐到了自己的极限。这种极严峻的形势，不仅冲击着整个社会的继续维稳，同时也更是刺痛了中共上层的神经。　　

　　

　　民意即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种历史的周期律，千古不易，灵验万方。　　

　　

　　正因为如此，每有民怨，统治者都如临深渊。精明的顺天应人，救民于水火，急民之所急。　　

　　

　　依靠民众的革命而走上执政之位的中共，显然更是精于此道。在社会的底层都在为这种物价的飞涨而焦虑不安的时候，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又再一次如期而至地来到自己人民的中间。“11月11日晚，温家宝来到位于广州市区的百佳超市，了解市场供应情况。温家宝说，市场供求和物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国务院正拟定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他叮嘱地方有关负责人要千方百计保证供货渠道畅通，保证市场供应，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2010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网》）　　

　　

　　民有危难，救急为先。看到这种物价的飞涨对民生的摧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迅速出台了自己的指导措施，稳定价格。“一是确保市场供应，促进价格稳定。二是完善价格补贴制度，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三是增强调控针对性，改善价格环境。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也即行政限价。四是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强化执法，重点打击恶意囤积、哄抬价格、变相涨价以及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2010年11月17日《中国政府网》）　　

　　

　　一、 发改委的价格研判　　

　　

　　温家宝及其国务院的这种稳定价格措施，对不对路，有没有抓住当前这种物价上涨的牛耳？要想对此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就必须先来探明这种物价上涨的原因。　　

　　

　　国务院出台的这四个大类别的稳价措施，是基于发改委的这样一种基本的价格研判，即这一轮的物价上涨，一则导源于异常天气所造成的农产品供给的暂时性短缺；二则导源于混乱的市场秩序所造成的恶意囤积与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三则导源于发改委对理顺基本产品价格关系所作出的各种尝试，比如进一步上调水油气电等产品价格；四则导源于企业产品中人力成本的上升。　　

　　

　　发改委对这种价格形势的研判，又有多少能够吻合当前物价上涨的真实原因呢？有没有漏掉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一些非主流的知名学者和网络上的草根声音，对政府稳价措施的质疑或批评，就很能证实这一点。　　

　　

　　在温家宝一揽子的稳价措施中，行政限价似乎只是被当作一个最后的政策工具来使用。然而，这种政策工具的错位使用，却很可能把本就扭曲的价格关系和收益分配搞得更糟。晏扬批评道：“政府控制物价不应只捏软柿子。”李昌平则责难道：“限制粮价对农民不公平，粮多粮价下跌，粮少价格不涨。靠压低粮价转嫁通胀将导致民弱国虚。”……　　

　　

　　从这些非主流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国务院及其发改委对于当前物价上涨原因的研判，有不少仅仅触及到了其“表”，而远远没能深入到其“里”。没有摸清这种物价上涨的复杂原因，而仅仅根据一些非本质、非主导性的原因，出台自己的应急措施，又岂能开对药方！　　

　　

　　当前，物价的全面飞涨，有着工资性成本上升方面的原因，有着商家炒家恶意囤积、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着供给性短缺以及输入性通胀暗中推高方面的原因；但这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引发这种物价全面上涨的根本性原因不是别的，而正是央行长期的量化宽松、货币超发以及境外热钱的涌入与各种关联性成本的推进，特别是发改委对水电油气等基本产品价格的上调。　　

　　

　　二、 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　　

　　

　　价格是一种经常用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的工具。比如，在一个供求均衡的货物市场里，如果投入1000个单位货币竞买这里面的100个单位的物品A，那么它的达到这种供求均衡位置的价格就是10；如果投入个单位货币竞买这100个单位的物品A，那么它的达到这种供求均衡位置的价格就是100。正是基于对这种以货币为交易中介的竞争性市场供求均衡模型的观察与推演，西方的古典货币学派也才发现了这种价格水平决定于货币数量的规律，也即物价与其央行货币供给之间数量上的内在关联。　　

　　

　　英国的学者布莱恩·摩根在对货币市场的经典分析中认识到，古典学派的一个假设就是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当局提供货币的数量。这一假设被称为货币数量学说，通常写作下列各式之一，它们是有名的交换方程式的变体：　　

　　

　　 MV=PT （2，1）　　

　　

　　 MV=PY （2，2）　　

　　

　　 MV=kPY （2，3）　　

　　

　　在方程式（2,1）中，MV是货币数量乘以它的平均流通速度，代表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支出。PT是交易量乘以每笔交易的平均价格，代表同一时期内货币交易的价值。　　

　　

　　方程式（2,1）是一条简单的自明之理，因为它说明在一年中支出的货币数量等于一年中购买的货物与劳务的总值。……在方程式（2,2）中，P是当前产出的平均价格水平，PY则是按当前价格衡量的国民收入。……产出Y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在短期内由技术因素确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因此Y和V都假定是常数，而M则被认为外在地由货币当局所决定。所以，价格水平变成了方程式的从属变量。　　

　　

　　方程式（2,3）是数量学说的一个有趣的变体，被称为现金余额解释。在这一解释中，价格水平上下调整以使货币的需求与固定的货币供给相等。……当M加倍时，由于K与Y是常数，则只有在价格加倍时，才能重新建立均衡。结果货币供给的实际价值将会回到它以前的水平，即MP=2M2P。因此，数量学说的现金余额解释的精义是，流通中货币的票面数量的任何增加都只会导致价格的增加，使它足以将实际货币余额的水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从而在货币部分重新确立均衡。（上述文字均引自英布莱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第17～19页）　　

　　

　　从这些古典货币学派的数量观察中可以看出，在货币单纯地执行货物市场交易中介的时候，流通中货币数量的任何增加，通过它自己的竞买，只能连锁性导致出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那就是进一步推高货物市场的价格水平，以重建这种市场供求的自我均衡。　　

　　

　　在马克思的价值实现模型里，超出其交换需要的多余货币是不允许存在的；否则，这种货币与货物市场的一般均衡，就可能受到它的经常性的扰乱，而让价格无法正常地表现出其价值来。在价值的正常实现中，不仅需要货物市场的供求均衡，同时也还需要货币按照整个产出中的价值增量增加自己的供给。在没有货币因素的干扰下，供求关系上的变动固然会引起价格的上下波动，但价值依然是它的一个最终的回归点；价值的任何增加都只能是活劳动的积累与物化，没有这种活劳动的物化量的增加，价值表现形式上的任何增加都只能是一种虚无的货币幻觉。　　

　　

　　正因为如此，这也才使美国的现代货币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始终坚信，“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控制通货膨胀，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卡住货币供给的闸门，减少流通中没有等价物与之交换的多余货币。”　　

　　

　　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这种物价飞涨，如果从货币学派的视角上看，其实都是央行自己的量化宽松和货币超发自酿出来的。无论周小川怎样刻意回避这种货币超发与其物价飞涨之间的因果关联，他都无法掩盖住这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货币当局一方面在自己的前台上喊打着这只吸食民脂民膏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在暗中通过自己的量化宽松而隐蔽地把这种多余的货币从后门中放出来加剧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种通货膨胀。这玩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掩耳盗铃、贼喊捉贼的把戏。一些学者把这种物价飞涨归咎于中国货币当局狂发货币，这其实并没有冤枉我们的货币大主管　周小川　先生。　　

　　

　　可笑的是，对于这种物价上涨的第一位的原因，我们的发改委在自己的价格研判中竟然装聋作哑、只字都没提及。就是在温家宝一揽子的稳价措施中，也更是没有见到这种紧缩货币的影子。不抓住这个物价上涨的牛耳，又岂能制止住它对底层民生的折腾和摧残呢！又岂能保持住人民现有货币以及财富存量的价值！　　

　　

　　抑制物价的上涨，首要的措施就是扭住自己货币供给的闸门，减少自己货币的超发和流动性的泛滥，并通过不断地加息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紧缩和收回自己经济体中的过剩流动性，在生产价值的基础上保持这种货币与货物交换市场的供求均衡。只有扭住了这个的牛耳，中国的物价总水平才可能回落到自己的一个比较理性的基点上。　　

　　

　　三、 价格的临时干预　　

　　

　　怎样控制这种食品价格的飞涨呢，温家宝想到了价格的临时干预。这种行政上的限价，管不管用，肯定管用，而且立竿见影。在理顺价格关系、促进公平分配上又对不对路？从物价的相对变化引起财富存量的逆向分配上看，肯定不对路。这种财富的逆向分配，完全可以运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数学模型进行证明。但不用这种数学证明，却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对这种农产品动用这种价格的临时干预，或刚性的行政限价，它的上涨势头很快就能被止住。但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却只能是更加地坑害自己的农民，只能是基本产品价格关系的更加扭曲，或者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进一步拉大。　　

　　

　　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中，农民的价格话语权本来就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充分竞争的市场，让它们很难通过农产品的交换而获得某种正常水平的收入。通过与这种市场的不公平、不等价的交换，它们的一部分正常收入都被扭曲到那些垄断的市场寡头与囤积经营的商家炒家的钱袋里。粮多粮价下跌，粮少价格不涨。农民的增收困境实则就导源于这种被扭曲的市场交换结构。在农产品的收购上，农民面对的是一个寡头垄断的买方市场；而在农资品的购买上，农民又面对的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卖方市场。农民在这两种市场的交换中都是一个十足的弱势群体，它们在这种“一对多”的价格博弈中很难分享到多少定价上的话语权。须知，供求双方的定价能力是与它们各自参与竞争的人数成反比的。在农产品的收购上，农民因为自己的竞相出售和市场寡头的持币待购而相互压低了自己的产品价格。在农资品的购买上，农民则因为卖方市场的垄断经营和农耕节气的催逼而不得不接受那些市场寡头连锁经营的高价出售。在这两种市场的挤兑中，农民又岂能通过这种不公平、不等价的交换而增自己的收。增加农民收入的词句和承诺几乎年年都要写进中央的一号红头文件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中央也确实想过不少办法，费了不少力气，可法法都不怎么灵验，何也？其根子就在于中央的增收计划都没能触及到这种农民的经营困境。如果不通过自己政策上的救济，改善农民的这种两头被市场寡头挤兑的经营困境，一切增收计划都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天方夜谭。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呢？，这里的一个牛耳就是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一方面国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销和连锁经营，控制住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再按照一个正常的利润水平对各种农产品制定出一个保护性的收购价格，并通过自己的统购统销和战略储备，确保农民通过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获得合理、正常的经营收入。只有国家通过自己的市场引导和出面救济，也即国家代表农民与这些狡诈的市场寡头进行产品和劳务的相互交换，那么农民在市场经营中的增收困境，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护，农产品的供给才可能得到稳定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依然没有自己出面救济农民增收的意向；农民的增收与农产品的公平交换，国家依然指望通过这种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自己解决。　　

　　

　　更糟糕的是，国家在农产品的交换中反倒了一种逆向性的价格干预，它并不是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反而是抑制农民通过这种保护性的价格上涨增加自己的相对收益。　　

　　

　　物价总水平的向上变动，实则在隐蔽地进行着一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新洗牌。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动，一部分人群的相对收益增加了，而另一部分人群的相对收益则减少了；一部分人群的钱袋因为市场交易中的强势地位而变得更鼓了，比如垄断企业、囤积的商家；一部分人群的钱袋则因为自己财富的被隐蔽转移而变得更瘪了，比如农民及工薪阶层。如果没有产出量的增加，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新洗牌，实则玩的是一种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一个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相对收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在这种物价总水平向上变动中的相对变化。　　

　　

　　应当看到，在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中有不少成本推进的东西。比如柴油、化肥、水电等价格的上调，让它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不少。它的价格上涨在这种物价总水平的向上变动中，不过是对自己相对收益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而已。其价格上涨而获得的相对收益大多仅能抵消或对冲掉自己生产成本的增加。它的价格上涨，根本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住自己原来的相对收益。在这种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中，如果只是限制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继续通过自己的发改委上调水电油气等产品的价格，这实则意味着农民所在的那个产业相对收益的减少或剥夺，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进一步拉大。　　

　　

　　在价格关系的理顺上，国务院及发改委临时价格干预的矛头不应只对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而应对准那些依靠自己的市场垄断力量获得相对收益较高的行业，比如超额垄断利润丰厚的房地产业以及煤气油电烟草等垄断性行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国家对市场的引导，以及对价格关系的理顺，就应该对它们产品的价格过快上涨多进行一些临时性的价格干预，卡住它们的相对收益在这种物价总水平的向上变动中的较快增长，以等待那些市场初次分配中的弱势产业或弱势群体的相对收益尽快地赶上来。只有这样，才可能通过这种价格关系的理顺，而促进整个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各种分配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从这一点上看，温家宝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实际上已经用错了地方。这样的价格干预不仅没有理顺原本扭曲的那些基本产品的价格关系，反而把它弄得更糟了。　　

　　

　　据凤凰资讯最新道，我们的发改委要求各地政府要谨慎出台自己的油电水气提价措施，一定要把它调控在社会的可承受限度内。一边在限制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一边又在继续推高自己操控下的水电油气价格，这究竟是在缩小还是在拉大城乡、行业、产业收入差距？这恐怕只有我们发改委的小九九知道。　　

　　

　　四、 农产品的生产供给　　

　　

　　对冲过剩的流动性，遏制飞涨的物价，从供给的角度上看，就是增加那些紧缺性产品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战略性储备。　　

　　

　　物价如果被那些泛滥的流动性或发毛的人民币追逐、竞购得飞涨了，那么抑制它的根本办法无非有二，一是紧缩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市场上的总需求；二是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供给。　　

　　

　　通过对CPI数据的构成分析，温家宝找到了抑制这种物价总水平向上变动的一个根本性的抓手，那就是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在CPI数据中食品价格上涨的贡献率达到了70%左右。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在自己的一揽子稳价措施中，把确保市场供应，促进价格稳定摆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并强调要进一步落实扶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措施，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供给上，温家宝也还强调了要切实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从宏观层面上看，温家宝的这些应急措施都是比较对路的；但它的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缺乏一种经营层面上的利益驱动或相对收益上的价格保护。没有这样的利益驱动和价格保护，农产品的生产供给都是增加不出来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与“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早就实行了起来，可为什么我们这里农产品的生产供给也还是这样频繁地紧缺或异常地波动呢？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的扩大再生产和种粮积极性没有从相对收益的层面上进行有效地激励和保护。增产不增收，血汗常白流，这样的遭遇又怎能不让我们的农民一次次地心痛呢！没有一种稳定的增产赢利预期和相对收益上的正增长保障，在市场自发力量搏击中的农民又怎能再傻乎乎地以农为本呢！其他行业比较收益的吸引，让它们不得不一心二用起来，而进城打起自己的长短工。　　

　　

　　在这种投机心理的内驱下，就是再怎么落实这种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也难以保证这种农产品的充足供给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农民没有扩大农产品再生产的内在激励。　　

　　

　　在对农产品市场的引导上，中国的精英们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听信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导，而把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和农民的相对收益统统交给市场力量自我裁决。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和过度竞争的市场，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和农民的相对收益只能听命于市场寡头垄断力量的主宰和盘剥。这种增产不增收、血汗常白流的厄运经常性地把农民折腾得囊空如洗、心灰意冷。这样的结局和宿命又怎能催生农民种粮和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呢！　　

　　

　　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供给，最持久的一个诱因就是要给农民一个稳定的盈利预期和相对收益上的价格保护，一定要让农民种粮有钱可赚。市场供求上的自发均衡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的主要指靠将是国家的市场调控及其它的战略储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价格保护。　　

　　

　　从长期上看，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因为自己的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的自然损耗，可能一直都要处于这种比较紧缺的状态之中。对农产品的生产而言，中国的即时消费和战略储备完全可以敞开自己的库房进行收购，有多少收多少。市场上的即时消费一时消化不了的农产品都统统搬进自己战略储备的库房之中，已在天气的异常变化和季节性的紧张生产中再把它从自己的战略储备中拿出来，投放到紧缺的市场中平抑飞涨起来的物价。　　

　　

　　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供给，牛耳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对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价格保护。只有运用这种办法控制住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保障农民的种粮和扩大再生产有丰厚的利润可赚，农业生产才可能有自己的稳定发展，农产品才可能有自己的充足供给。　　

　　

　　温家宝的一揽子价格应急方案只是指出了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供给，是化解这种物价飞涨危机的一个基础。至于如何刺激它的生产供给，办法显然不是很多，有些根本就没有抓住刺激这种生产供给的要害所在。如果这种农产品的再生产扩大不起来，真不知我们的发改委又何以保证这种农产品的市场供应，又何以抑制它的价格上涨。　　

　　

　　五、 流通环节上的监管　　

　　

　　这次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在流通环节上也确实存在幕后的推手。主要的东西就是市场上的恶意囤积、哄抬价格、变相涨价、串通涨价、搭车涨价等。在这一点上，发改委的价格研判与应急措施都是对路的。　　

　　

　　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暴涨，不是导源于生产成本的上升，也不是导源于需求的向上拉动，总之不是市场供求上的原因，而实则是一些市场寡头的恶意囤积与暗中炒作出来的。农产品的资本化运作就是它的一个源头和缩影。它们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炒作期货的方法，把某些农产品比如蒜、姜、绿豆、糖等，从市场上收购并囤积起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连锁经营和短缺性的市场供给以及暗中的哄抬价格，把其炒作起来，牟取暴利。还有一些产品本身的生产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而只是眼红于其他产品的涨价，于是也在这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中浑水摸鱼、搭车涨价起来，并通过这种涨价无成本地增加自己的相对收益。　　

　　

　　对于这种流通环节上的价格上涨，基本的对策就是加强市场价格变动上的日常监管，切实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合理的经营利润。临时性的价格干预也特别适合这种流通环节上的价格监管，要较多地指向那些市场寡头连锁经营的产品价格异常变动，阻止它们依靠自己的垄断经营牟取非正常的利润。对于一些市场寡头和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向上调整，实行成本收益审核与价格变动批制度。如果没有成本的增加或供求的异常原因，比如供给的暂时性短缺，其价格向上变动的请求一律不准批。流通环节上的市场监管根据不同的营业地段和产品的营销周期，厘定出一个级差性的正常利润水平指标，用以指导它们的市场营销。这种市场监管只保护其赚取正常合理的经营利润，而对于它们依靠自己的寡头垄断和连锁经营牟取的暴利或非正常利润，则坚决地加以没收。只有通过这样的市场价格，才可能在流通环节上制止住各种哄抬价格、变相涨价、搭车涨价、串通涨价的违法行为，保持各种产品价格关系和相对收益的基本稳定。　　

　　

　　六、境外热钱的推波助澜（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讨论了）　　

　　

　　综上所述，温家宝的忧民之心是有的，也更是可敬的；然而却没有抓住抑制物价上涨的牛耳。某些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势头在他的一揽子价格应急措施，特别是涉农产品价格的临时干预下，很可能被遏制住，但整个物价的总水平也还依然会继续上升，也还依然会保持在一个高位上。原本扭曲的基本产品价格关系将被这种用错地方的临时价格干预搞得更糟，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将变得更低，农民的相对收益将受到进一步地剥夺，城乡、行业收入差距将被拉大得更大。　　

　　

　　　2010年11月24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