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i]

郝志东

　　《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

　　 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使乡村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谁是乡村发展的幕后推手？而知识分子在这个新一轮的发展运动中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检视知识分子所扮演的三种角色：有机型、专业型和批判型，但着重考察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这些角色。我们强调这三种角色只是理想型的分类：在多数的情况下，不同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也常在不同的角色间互相变换。不同知识分子在扮演不同角色时遵循着不同的伦理：有机型知识分子遵循责任伦理、专业型和批判型知识分子遵循道德伦理。他们的精英主义使得他们的角色有了相当的局限性：他们可能看不起自己所研究的农民，也可能相互看不起。然而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于是理解他们的能力与局限就显得非常重要。本研究使用了历史与比较的方法及田野调查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检视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再以地方所发生之事件与全国作一比较，而且以我在山西平州所做的田野调查的数据来论证知识分子的角色。
关键词：中国农村发展、山西、知识分子的角色、伦理、精英主义

在四川重庆，一位中学女生和她的两个朋友，在一场车祸中被撞身亡。但是她的家人只拿到她另外两个朋友家人每家所拿赔偿金的三分之一。原因是她的父母只是重庆市的农民工，而另外两位死者的家庭则在重庆市有户口(Yardley, 2006)[ii]。
在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中国农村似乎又开展了新的一波发展运动。不过中国农村的问题根深蒂固，想要使它焕然一新，实际要做的工作远比呼喊口号要困难得多[iii]。乡村之所以远远落后于都市，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包括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民政策的失衡，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剪刀差”问题 (崔效晖2002:134-5)，以及其它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农村居民和都市居民所得到的社会资源严重不公 (都市居民通常是把农民工排除在外的) (秦晖, 2004)[iv]。所以农民问题也就是许多人所说的农民缺乏公民身分的问题 (陆学艺，2002：6)。
不过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上的作用、 在缩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上的作用。换句话说，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知识分子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具体说来，本文探讨如下问题：1) 历史上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2)一个分析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架构：有机型、专业型、及批判型；3) 有机型知识分子的角色；4)专业型知识分子的角色；5)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角色；6) 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基本评估。
本文用历史、比较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会以历史的角度来检视知识分子的角色。同时，我也会将知识分子在山西省平州县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它地方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比较，来看它们有什么异同，这些异同对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类型的分析架构又有什么批判或补充。另外，我也会用在平州县，特别是一个叫西村的地方所收集到的田野调查资料，来帮助我们解释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v]

1. 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在西村的情况

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关系经历过很大的变迁。我们先来讨论知识分子在传统及近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再来讨论知识分子在当代农村的角色。平州县的西村是我们的个案研究。

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明朝及清朝)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多数情况下〝王权止于县〞；乡绅是政府与地方的桥梁 (费孝通，2006:48；吴滔，2003；于建嵘，2005:7-8,88-133)。上层乡绅在获得进士头衔之后，便可确保其在皇朝高层谋得一个职位。而举人或生员则比较可能做较低阶的政府官吏(Wakeman 1975:31)，他们要负责调停农民间的纷争、管理地方上的学校及书院、负责水利灌溉系统、招募训练地方团练、协助税务征收等(也见张鸣 2001:41-2所引张仲礼1991关于中国士绅的研究)。
在平州县西村的情况也是如此。西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vi] 很可能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西村有一度曾经举村逃亡。[vii] 所以目前居住在西村的人最远只可以上溯到第21代，也就是1503年，也即明代 (1368-1644) 中叶。[viii] 在民国时期，村中最大的宗族是三支郝姓宗族 (大约各有60到100户人家)。另外还有二支赵姓(每支大约50户人家)。严姓和李姓，也各约是50户人家。其它宗族，少于50户人家的姓氏，有白氏、穆氏、谷氏、晋氏、王氏、魏氏、贾氏、毕氏、孟氏、张氏、石氏、范氏、金氏、刘氏等。每一户人家大约都是四到五人。
这些家族通常有两大特色──尤其是那些大姓宗族。第一，他们中间出了很多文人学士，包括秀オ、举人、和進士。例如，到了1644年，三支郝姓宗族中的“大郝”家族到第六代已经出了六名庠生 (府、州、县生员) 和一名贡生 (京师国子监生员)。这一支的后代之后还又出了两名贡生和两名武举。其中多人在分散在全国各地做官。
第二，大郝家族中也有人经商。这一族的第十二代孙，在道光年间(约1821年)在该县经营了第一家塩埠；第十五代孙，在光绪年间(约1875年)，在太原建立了一家“票号”；第十六代孙在甘肃兰州又开了另一家票号。另外几个家族也有相似的成就。
在这样成功的政治及经济背景下，村中不同的宗族都积极地参与了村中的建设。到了清朝末年村中已经有了如下文化和宗教建筑: 龙王庙，大王庙，在正街上建筑的三座阁楼，其中祭祀天、地、水等不同神祇，还有文昌君、观音、和关公等。另外还有孔子庙及所附设的学校建筑和村民聚会的大厅、五道 庙、仙神庙，河神庙，山神庙，韩信庙，和一座规模宏大的苍严行祠，内中有十余间殿堂供奉不同的神祇。
从石碑上的记载来看，这些庙宇和建筑，主要都是本村各家族的乡绅所组织、赞助而建成的。但是西村及附近的一些村民也有出钱和出力。例如在康熙(1662-1723)九年，郝姓家族中有位郝尚智，组织募款集资建筑孔庙，有人出钱买树、有人买食物、有人买土，也有人贡献劳力、技术，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计划。其中还有李姓、赵姓、贾姓、和杨姓。其它公用建筑也是如此集资协力促成。当然除了公用建筑之外，村中的大姓家族，尤其是那些告老还乡的仕人，也有兴办学堂的传统。[ix]

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大约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

如果说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主要是由地方乡绅来扮演，那么现、当代农村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则是由农村外的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地方乡绅的衰微，部分的原因是科举制度的废止，部分是因都市的发展吸引知识分子迁往都市中居住。这两个原因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结果。随着地方乡绅的没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包括革命知识分子。不过在讨论西村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全国的情况。
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代的民俗文学运动。这个运动既受五四运动的启发，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群以刘复(半农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和顾颉刚(1893-1934)等为首的都市知识分子，试图恢复平民文化传统。他们到乡村收集民歌、民间谚语、口语化文学、民间传说和儿童文学，并将它们发表在城市的章杂志上(Hung 1985)。[x]
不过，1920、1930和1940年代都市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晏阳初、梁漱冥和其它一些学者的乡村改造运动（见张大华，2000）。晏创办学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创办医院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和农民的健康、创立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并教授新的农耕技术、设立金融机构(信用社)管理银钱的借入贷出、还设立训练机构来训练农村所需之人オ。他最先在河北定县做试验，后来又扩展到其它几个省份(吴相湘，2001)。[xi]
山西省的阎钖山政府在1917年也开始了所谓的〝村本政治〞运动。在政治上，他在村级和村级以下设置不同层次的干部，使村的政府组织制度化。经济上，他要村民建设灌溉系统、发展畜牧业、种植树木、栽培棉花、饲育桑蚕等。在社会政策上，他提倡禁止鸦片、禁止缠足，并蓄短发。为了这些政策的实施，他还要求各村设立息讼会、监察会、村民会议和学董会。各个组织的领导都是经过选举而产生的。从1920到1927，阎在山西的改革相当成功，山西被称为〝模范省〞。阎还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创办了成功的军事工业。与此同时，他还力邀知识分子参与山西农村的发展，包括请他们参加自己所举办的农村管理研讨会 (请见孟令梅、肖立辉，2002；张鸣，2001:76-88)
当时的西村村长李林书可以说是个模范村长。1928年，阎钖山特别颁给他一块匾额，上书”急公好义”，表彰他在征兵纳粮等方面的功劳。李还在村中帮助推动政令的施行，严惩赌博、抽大烟的村民，凡被抓到者有钱者罚款，投放村建工程，无钱者罚工扫大街。村中许多道路的修筑所需经费和人力，都是这样来的。平州县长刘光荣赞赏李林书为勤政的典范。刘将李的行政绩上给阎，阎又颁给李银色双穗章一件，以资嘉许。[xii]
不过，无论是像西村这样由政府发动的改革，还是像晏阳初及其它民俗学者那样的运动，在本质上还是属于改革家的运动。现代农村历史还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不过无论是改革的还是革命的运动，都是由来自农村外部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我们再来看西村受到革命知识分子影响的例子。
1928年(民国17年)，平州高中的革命学生来到了西村（平州县城距西村20华里），织织了反封建运动。他们捣毁了韩信庙、二郎庙、八腊庙、石佛娘娘庙、大王庙、龙王庙、苍严祠的神像以及三座阁楼上的关公、观音菩萨、文昌神像。他们还宣传废除裹小脚、禁止赌博、禁止抽鸦片，提倡男女平等。
反封建运动之后，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组织的革命运动。1944年，中国共产党区党委在村里招收了第一位党员。一年后，村中又有九个年轻人入党。这几个共产党员组织了好几个跟抗战有关的组织，如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武委会（抗日武装委员会）、农会、工会、妇救会、贫农团、自卫队，及协助自卫队的儿童团等组织。[xiii]
抗战结束之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靠着穷苦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继之而来的国共内战和土地改革运动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地主阶级的一些成员，还有一些政治精英如上述村长李林书，被用石头砸死，或因他们帮助了阎锡山，或因他们抗拒土改。另一些人从此离开了农村去了都市，还有些人则在抗战期间或是国共内战时参加了革命。在后来的运动中，如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及之后的经济改革等，村里的主导力量是党支部，通常由贫下中农构成，并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对村里的工作进行领导。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主要继续由城市知识分子来扮演，而不是像传统和近代社会早期那样由乡村知识分子来扮演。(有关农村管理统治方式历史沿革的研究和讨论，请看黄宗智，2000:194-5；李怀印，2000；沈延生、张守礼，2002；吴毅，2002；于建嵘，2005。)[xiv]
本节讨论了知识分子在传统和近代农村社会中的角色。前一时期，主要是由当地乡绅来扮演；后一时期，主要由都市的知识分子所扮演。这一现象在全国基本相同，平州的西村就是一例。在分析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前，我们先来检视一个分析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架构，以便更好地了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

2. 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论架构

2003年，在一本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学专著中，建立了一套分析知识分子的理论架构。知识分子这个似乎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群体，其实可以由他们的政治、社会功能和专业性趣取向来分类。根据这个架构将知识分子分成三种类型：有机型、专业型、和批判型。以下简短介绍知识分子的定义及这三种类型。
广义而言，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受过相当的教育且从事某种专业工作的人。在传统中国社会，受过传统儒学训练的人，被称为〝士〞。〝士〞也与〝事〞有关，意味着专业的〝事情〞。当这样的学者从政为官后，他们就被称为〝仕〞 (见郝志东，2003：38；林同济，1980：46-7)。 这些不同的称谓，代表着文人学士或知识分子工作的不同面向。自民国以来，这些知识工被称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在观念上和专业上和以前的文人学士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做官已经不是唯一出路，不像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他们还可以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 (郝志东，2003:380-3；Schwarcz，1986:187-8)。不过，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将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类型：有机型、专业型、和批判型。
首先，无论在哪个社会，总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会做官，或者做官府的幕僚，一如旧日的〝仕〞。我们将他们称为有机知识分子。正如Gramsci所指出的，这种知识分子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代表，协助他们行使社会和政治的霸权。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是无产阶级或其它社会运动的理论家或组织家 (Mannheim，1936:158；Schumpeter，1976:154)。他们可以有机于任何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郝志东，2003:3-4)
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地方乡绅，虽然看起来好像远离权力中心，但还是可以被视为是皇朝的有机型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固然与入仕做官的文人学士不同，不过，这个不同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以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而言，有机型知识分子无论在哪里都与政治权力最接近。而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远近，正是我们对知识分子分类的主要条件。上面所提到的革命学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最初都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一旦被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利益团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知识人就成为政府以及革命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
本研究所要讨论的有机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处在领导地位的、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订立农村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这也包括那些在不同的政府机构做事的人和智囊团的人，包括政府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纸杂志、以及不同层级的社会科学院。总之，他们设计、鼓吹、推动、并执行政府的政策。
第二，典型的专业型知识分子，是一群〝为知识而知识〞，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专业份子；他们一般不参与政治(郝志东，2003:33-44)。正如Breuilly (1993:48) 所观察到的：“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对公开的政治活动保持疏远的态度，或者是因为个人的利益、 或者是因为没有兴趣、或是觉得只有对政治保持冷淡才是较为恰当的做法”。之所以说他们专业，是因为他们对政治通常保持客观和中立或者不屑的态度，不为其所左右。因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把他们称为专业型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研究中，专业型知识分子指研究农村发展的人。他们很可能在大学、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也没有参加旨在推进农民福祉的社会运动。他们也不像批判型的学者那般批评政府的政策措施。他们试着保持一个”客观”的、不参与政治的态度。
我也倾向于将那些组织特别技术活动、参与农村发展的人，列做专业型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参与各种扶贫计划的组织和个人，例如李昌平他们的香港〝乐施会〞的中国计划、温铁军和邱建生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等。我们不愿将李、温、邱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与有机型知识分子混为一谈。的确，这些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的〝代言人〞。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的活动与政府并没有冲突，而且他们的伦理规范与有机型知识分子也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会做解释)。但是他们与有机型知识分子的分野确实只有一线之隔，介于有机型与专业型的中间。他们甚至于有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特质，这一点我们也将在下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类知识分子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离政治权力最远。实际上，他们是批判这些权力的。除了批判权力当局之外，他们也是专业工，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遵循道德伦理。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郝志东，2003:385-91；Said，1994:113；余英时，1988:94-5)。他们的批评是根据他们的专业发现而作出的，所以他们也有专业型知识分子的特质。
本研究所讨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对都市及乡村之间的极不平等，以及对政府施政的无能和低效率采取批判态度的人。但一般来说，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也不采取激烈手段来促进农民利益，他们也不会组织抗议/异议活动来反对政府的农村政策与措施。否则他们就是有机于农民的知识分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批判型知识分子跨越到有机型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
基本上，批判型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有很相似的伦理道德，和有机型知识分子却很不相同。批判型和专业型的知识分子，会以道德伦理为准绳，追求最终的绝对价值，不会采取任何在道德上暧昧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Coser，1965：208；Weber， 1946：121)。但是有机型知识分子奉行的却是责任伦理，会采用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手段、危险的手段来达到自己认为是〝好的〞的目标 (有关更多有关伦理困境的讨论，请看Weber，1946：121；郝志东，2003：50-6)。例如，在台湾从1950到197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那些用和平的手段来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揭露社会不公，追求终极价值。但是如果他们使用暴力这个在伦理上有争议的非常手段来推动这个社会运动，他们就会成为这个社会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试图影响农村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冲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这三种知识分子会在同一种身分职位上、或在不同的身分职位上，进行角色的转换。（所以，本研究所讨论的三种类型，只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这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机型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也有许多知识分子会在有机型、批判型、和专业型三者中间互相变换，不过他们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保持某种类型知识分子的特征 (如果他们不想患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的话)。例如，一个批判型和专业型的知识分子可能想做官，做官之后也可能再变成批判或专业型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走向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们在不断寻找和发现在某时和某地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角色。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作用的大小，便反应在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总而言之，这些理想型的分类，可以用来分析和评估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找到谁是批判型，谁是有机型或专业型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因时因事而异 (郝志东，2003：71-2；Mannheim，1936：158)。他们也许在某事上是有机型，在另一件事情上却是批判型。而且批判型和专业型的特性，也常在有机型的知识分子身上出现。知识分子在转换不同的角色和身分时，他们就在寻找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最好的机会。通过这些理想型的分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有机知识分子和他们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

如上所述，广义而言，有机知识分子是那些有大专学历，并在政府涉农机构中工作的人。他们有机于国家是因为他们为政府做研究工作、帮政府草拟农村发展政策、并负责政策的实施。那么，这是哪些人呢？
首先，有成百上千的学者在为各级政府做政策分析和告。从1979年1月到2006年4月，中央政府，无论是以党中央、国务院，还是以中央各部委的名义，发布了613个文件，最多时，如2005年，一年可以发布56个 (见表一)。这些文件的根据何在，由谁来完成？
表一:1979年1月到2006年4月中央及政府各部门发表的文件和内容



注:这些资料由学生助理范夏怡，自 以及等网站收集资料并整理而成。资料收集到2006年4月。中央文件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等，各部会文件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文件主要内容中以粗黑字体所标示者，系指同一问题在数年来被不止一份文件所提及。这并不代表那些不以粗黑字体所标示的问题，就仅提到一次，他们也很有可能被提到不止一次。只是前者更明显就是了。
表二和表三列出我们知道的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这些表格也尽可能列出领导干部、研究人员、教授及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目。由于多数中国人都在农村生活并工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认为，其它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活动，也多与农村发展有关，例如各级党委及政府机构、人民代表大会 (直到乡一级)、政协 (直到县级)等。又例如国家统计局就有65名官员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组织31个省和857个市级和县级调查队来调查统计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数据。相关的研究人员总数超过8，000人。[xv] 因此与农村发展有关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学生、和其它相关的人员，其实人数是相当众多的。
表二: 中央和部属涉农政府机构、研究院、大专院校、研究所总表 （不完全）

注：这些资料是由学生助理吴凡从个别的网站上收集而整理的。上述有许多机构，我们无法找到领导干部的人数，但我们相信他们的人数一定不少。
在上述这些机构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并没有参与国家农村政策的制定。但一些人却一定要参与。一般说来，在某些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机构的专家们，要负责起草正式的政府文件，或是与农村发展有部分相关的政府文件，如国家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的年度告等。这些专家们一方面与中央级及省级的政府官员磋商；另一方面就此一问题与其它学者们交换意见。这往往是一个学者和官员们就棘手问题彼此交换意见，获得共识的一个机会。
表三：山西省、阳泉市、平州县涉农机构与组织

注：这些资料，是由的研究生助理罗宁整理而成。资料为上述机构的网站。有一些机构提供了领导干部的人数或职称，另外一些机构则没有。所以，表三中所列的数字只供参考。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在这些组织与机构中还有更多的人员参与农村发展。一如上述，在党政系统中还有大量干部。
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先生，就曾经是这样一位参与政策制订的知识分子。1990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变为农业部直属的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咨询和对策建议”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4：992)。目前这个中心有88个研究人员，有宏观经济、经济体制、市场及贸易、产业与技术、农村发展、当代农业史等研究室， 还有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综合处、农村固定观察点管理处等机构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4:993－5)。[xvi]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的陆学艺(2002:179-80)，也有类似的为政府起草文件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一些研究人员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开设与〝农村发展〞有关的课程。例如，于建嵘就曾与胡锦涛见面，谈论他对农村社会问题的见解。另外一些在省一级单位工作的研究人员，如安徽省的何开荫和河北省的杨文良在税费改革与粮食政策上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 (陈桂棣、春桃，2004：245-360)。
第二，这些政策制定后，就需要由各省、市、县、乡的政府官员负责推行。在表三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政府机构，这也意味着在每一个省、市、县、乡的政府机构里，都有着许多政府官员在从事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工作。再加上各级党和政府的行政工作人员，数量之大，可想而知。他们需要将中央的政策和本地的情况结合起来，并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性而加以调整。例如，关于村民选举，每一个省都有各自的实施细则，来补充中央政府的村民组织法。而乡级的领导干部则负责将中央、省、市和县的法令规定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村庄。
平卅县有10个乡镇，[xvii] 我访问了其中的六个，还和四个乡的党委书记、一个乡的乡长做了深度访谈。这五位乡镇领导全都有大专学历。他们都很关心这些乡镇的工业化、私有制、和都市化。例如，其中两个镇的镇长，很关心采矿业、化工业、陶瓷业、建筑材料业 (如砖，特别是耐火砖，和石灰石)、冶金业的发展。其它这类矿业资源比较缺乏的乡镇，则关注如何发展种植业，或加工业，比如种植核桃树或加工玉米杆。在2005年初，他们根据县里的政策，刚刚将从前属于乡镇的产业转制为私营企业。
在都市化问题上，偏远地区的乡镇长们则努力说服那些住在偏远村子里的居民，搬到那些离县道、省道、或国道较近的、较大且都市化程度较高的村子里。这样他们就能达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在2005年，县级的道路已能到达到96%的行政村。[xviii]
作为有机型知识分子，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他们不相信村民选举现在就可以扩展到乡镇。他们通常认为农民的素质太低，不过他们也认为乡镇选举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本乡的一些工厂和车间作坊。很明显，他们和那里的厂长、经理们关系很好，但对工人们的劳动环境，却不太关注。好多工人在尘烟处处和刺鼻化学气味弥漫之下的环境中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带任何防护手套或口罩。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工人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工作时，这些乡镇长们的回答往往说是这些工人自己不要戴这些防护用品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在工作时显得笨手笨脚。[xix]
我们说他们是有机型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批判性。杜润生就曾和当权者，如邓小平、赵紫阳等，在农村政策上有所争辩。我所访问的乡镇长们也对县政府有所批评，认为后者没有积极协助他们发展适合本地自然环境的特殊经济作物。他们说乡镇不像县里的农业局，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技术人员，来指导农民计划经营。而且他们也相信最终会实现乡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比较典型的有机型知识分子具有批判性的例子是一些在大众传媒工作的知识分子。陈桂棣和春桃 (2004:46-56) 记述了新华社住安徽记者站、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记者们揭发一位村长和他的儿子谋杀村民代表的案子；这些村民代表们只不过是要村长根据村委会管理法将村子里的帐务公开而已。
但是，有机型知识分子对他们所服务的权利的批判和抵制还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在他们的研究告中，就不可以直接批评政府。如果做比较性研究，他们也不可以让政府难看。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在批评省级，尤其是省级以下的官员时，自由度相对高一些。但是他们绝对不可以批评中央政府。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的批评性导中看得出来。
总而言之，有机型知识分子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及施行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时，必须和权利妥协，包括对上级的批评不可以太明显，为了工业发展的目的，他们也不太顾及工人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道德伦理。他们也有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但他们的主要特点还是有机型知识分子的特点。以上是我们对有机型知识分子的大致描述。和传统社会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相比，现在的国家是通过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即省、市、县、乡的党委会，以及村里的党支部，将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基层。正是这样一个网络完备的政府和干部组织，在影响着农村的发展，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4. 专业型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许多做农村问题研究或农村发展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机型知识分子，他们是专业人士，或是担任专业工作的人。他们包括两种人，一种是研究人员、教授、工程师、技术员，一种是实际工。他们也许在体制内工作，但不像有机型的知识分子那样有机于国家；他们甚至于有可能完全不在体制之内，如海外的研究者、教授等。无论在哪里，这些人都主要在扮演着专业角色。
在表二和表三中的多数人，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人，都是专业型知识分子。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会对如何防止水果腐烂、或如何改良水稻或玉米有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他们研究所的使命是为党和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也就是扮演着有机型的角色；但他也强调，他希望所里的研究人员在撰写研究告时，要符合专业的要求。文献检索、引用、资料收集、和资料处理等，都必须符合国际学术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1：2-3)。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在多数情况下做的都是专业工作，因此我将视他们为专业型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表的年度告集上的研究题目，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专业工作有所了解。其中包括1998年以来的粮食政策演变、农产品价格问题研究、牛肉生产研究、财政及金融制度研究、乡村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的研究、城镇企业与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及农村组织和机构的比较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所撰写并发表在他们年上的研究告，也有类似的特点，也包括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无论其被采纳与否）。
一些有关农村发展的主要期刊也有同样的专业特点，包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研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村改革研究中心贺雪峰所主编的《三农中国》(中国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等。黄宗智等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研究和专业的特点则更强烈一些。
除了上述的研究人员外，第二种专业型知识分子，就是我所说的实际工。同样，他们或许在也或许不在体制之内，但是他们的工作大多是专业的工作。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政府合作，但他们基本上不是有机型知识分子。他们也不是批判型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与上面所讨论过的专业知识分子一样，不会与权力发生直接的冲突。他们在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来帮助农村发展。
在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实际工，是由政府组织的；但其余却是非政府组织或个人行为。例如温铁军、邱建生、和冯逸群等合办了以培训农村专业人士为主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xx] 另外郭宗浩主办了中国扶贫网，呼吁扶助贫困农民。孟庆友在甘肃省参与了许多农村发展计划。童小溪则负责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何慧丽，在河南省兰考县做挂职副县长。公益时的记者黎光寿在贵州省的贫困山区服务。刘湘波负责中国改革杂志社发起的大学生支农活动。重庆的肖青，则是安徽省阜阳县某村的荣誉村长 (请看世纪中国网站, 2003年11月24日)。据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不光在贵州搞研究，也在同时搞扶贫。
表四：城镇支农简表


注：这些资料由澳门大学研究生助理庞欣新从多个网站上收集整理而成。
由上述叙述和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透过政府或非政府的组织甚或是个人的努力来帮助农村的发展，而且这还远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当然还有境外的人士或组织也参与了农村的发展，例如香港的乐施会、世界银行等。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广大，使已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显得有点杯水车薪之感。根据2000年的《中国农村年鉴》，在1999年农村总共有636万教师、116万医护人员、100万文化工，以及300万农业工程师和技术员。但若将所有这些专业人士加起来，也不过才占农村人口的2.5%（见陆学艺，2002:356）。如果我们将在乡村和都市里参与农村发展的专业人员全部加起来，依然只占农村人口很小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些专业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可能只能说是参差不齐。
平州县现有人口30多万，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例如，附属于农业局的一个农业中心有17位技术人员，畜牧中心有大约30位技术人员，种苗中心约有10位工作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帮助农村发展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不少成就。例如，农业局的工程师梁玉花，帮助上庄村的农民成功地发展了温室蔬菜种植（大棚菜）。山西农业大学的谢思敏教授，指导平州县的一个村庄种植果树，植树造林，也获得成功。但是像这样的例子，只是少数。据说多数技术人员可能更加关心自己的晋升机会，或者并不清楚他们可以做什么。所以说，这些乡村中的专业人士的能力事实上还未被发挥出来(郝志东，《田野调查笔记》，〈第一卷〉)。这意味着，农村的发展要有大的起色，动力也许只可能来自上面，而不是下面。
总之，许多知识分子在从事有关农村发展的专业研究或其它实际工作。这些既包括政府机构或学术团体里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以及海外从事农村研究的人员，如Anita Chan(2003)、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和Mark Selden(1991)、Philip Huang(2000)、Richard Madsen(1984)、Dorothy Solinger(1993，1995，1998，1999)、Jonathan Unger(2002)、阎云翔(2000)等。但是他们的数目与农村的人口比起来，还是很小很小，而且大多数人的努力也不见得看得到效果。
这些知识分子所奉行的是道德伦理，也就是一个专业主义的道德伦理，或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助人而助人〞的理念。推动整个社会的有效变革或许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们也可以象批判型知识分子那样批判当权者，但是他们批评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不及批判性知识分子。典型的专业型知识分子，甚至于不认同陈桂棣和春桃所写的、对乡镇和农村的腐败大加挞伐的书。(后面我们还会谈到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间的冲突。) 他们不是农民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也许会批评政府一直以来对农民不公，也相信建立农民自治组织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中很少人会如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那样去组织农会。他们也不像典型的有机型知识分子那样，有机于国家，为政府效力。整体而言，他们相信专业主义，做专业的工作，不会为政治所动。或者，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因此，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遵循道德伦理，追求专业主义的终极价值。

5. 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所谓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对政府的农村政策有所批评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因为批判的力度够大，而成为某种形式的农民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在实际上成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例如，1999年，陕西省西安的一位律师马维林义务协助五千名孜州县兔儿乡（音译）农民打官司。他代表这些农民向北京当局请求减轻赋税、惩处那些对农民施加肢体暴力的干部们。他也由此被判入狱。陕西省的一些律师们随后自费为他上诉 (新闻自由导，2000年2月28日)。象马维林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被视为农民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
但是因如下的理由，我们还没有将他们视为有机知识分子。第一，他们的人数仍然太少。不过最主要的是第二，目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农民运动的有机型知识分子。第三，有机型知识分子的确遵循一个不一样的伦理，即“责任伦理”，他们会用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手段来达到他们所企求的、自己认为是道德的目标。就陕西这次请愿事件而言，这些知识分子们可能并没有使用道德上有问题的手段，所以，我们只是将他们放在批判型知识分子项下；但是，他们的确非常接近于农民运动的有机型知识分子。
所以，最少有二种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律师，如上例中的马维林律师，另一种是作家、研究人员。我们会分别来讨论这两种类型。在农村发展运动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律师们会帮助农民工打官司，投诉那些不法的企业主。他们或者帮助农民工讨回他们应得的工资，就像在四川的一位〝平民律师〞那样(见重庆电视，《龙门阵》，2004年1月11日)。他们还帮助农民工争取工伤补偿，如帮助得煤硅肺的劳工争取补偿金的惠中律师事务所 (中央电视台第十台，《历程》，2004年6月14日)。周伟（音译）律师则帮助那个女儿被碾毙(本文一开头所提及的车祸事件)、在发放赔偿金时却被岐视的农民工家庭讨回公道。一位重庆律师周立太，则致力于帮助深圳一些工伤致残农民工争取补偿(刘开明，2003:264)。武绍智为王斌余辩护，王因为讨工资未果而杀了欠他工资的相关人士。[xxi]
除马维林之外，其它的律师们都是在城市里为农民工的利益打官司。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律师之所以打这些官司，是因为自己有利可图：官司一旦打赢，他们会有可观的收入。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案例多数是帮助农民工的案例，而很少听到帮助乡村中的农民的案例。所以那个假设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他们在为农民工打这些官司时，在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赢的可能是很小的，如王斌余案件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去接这样的一个案子，为这些农民工的利益辩护，是需要强烈的正义感和很大的勇气的。而这些特质，正是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特质。
另外一种批判型知识分子，是由研究人员、实际工和作家所构成的。例如，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2002)，向中央写信揭发本地区政府的腐败现象，敦请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农民利益。于建嵘写文章介绍湖南省的12个农民领袖维权的故事，[xxii] 供人们师法。陈桂棣和春桃写了《中国农民调查》，揭露安徽省的贪污腐败事件。这本书和李昌平的书，在激发中国人对农村问题关注的激情方面，在最近几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提到曹锦清和他的《黄河边的中国》（2000）。这本书是他在河南实地调查的告。在书中他用农民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了乡村中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的行径。还有其它一些较少听到的人和书，如刘开明写了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农民工的景况 (2003)。张兴华写了对外来劳工的政策性歧视(2001)。雷滇和洪尘写了孙大午的故事 (2004)。周原主编了访谈农业专家讨论农民景况的书 （2004）。何清涟写了有关中国农村恶势力的书 (1998)。许多不但写书，他们还在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将他们的文章及评论发表在网路上。
在平州县几乎看不到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也访问了几个似乎是独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做社会良心的系统努力，尽管他们不乏对县里问题的批判。一个明显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县里只有一份纸，而且这份纸的发行，还不完全合法。在中央政府整顿刊杂志的时候，它本来是要被停刊的。另外，很少人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参与农村发展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半熟人〞社会，彼此都互相认识，想要公开批评同县里的某人的确很难。所以在县这一级，很难产生批判型知识分子，至少在平州县是这样。他们甚至于比专业型的知识分子还要少。
这些批判型知识分子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在研究和工作中注重城市和乡村间的不平等，以及干部们和企业家们的贪污腐败。第二，他们的言论有明显的道德倾向。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遵循道德伦理，他们要不断地提醒国家和其它权势阶层，说他们欠了农民太多。第三，他们在研究中有专业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或许没有总是按照专业主义的规范来写文章。第四，一如我在文章开头所写的，他们批判国家，但没有有机于农民运动，他们不会去组织农民运动，直接陷入与党和政府的冲突之中。第五，他们对国家的批评是有限度的。李海金指出，陈桂棣和春桃便在他们书的最后一稿中，删去了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批评，而把矛头仅仅指向那些较低层次的官员 (刘义强，2005：281)。一如有机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批评也是有限的。但是，与有机型和专业型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权势的批评要猛烈得多。

6.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基本评估

从上述观察和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几个特征：1)知识分子的角色分类，只是一个理想型分类而已，知识分子们常在这几种角色中互相转换；2)在不同角色背后，是不同的道德理念；3) 知识分子有都市和乡村之别，他们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以及4) 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中都有反映。下面我们来分别论述这几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不同角色----有机、专业、批判----只是个理想型分类。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将这些不同角色的特质抽离出来，但是我们无法说某人一直是有机型、是专业型、或是批判型。例如，杜润生就扮演过三种不同的角色。其它的学者，如温铁军、于建嵘、李昌平、徐勇、贺雪峰等，也是一样。然而，我们却可以说，在某种时刻或某件事情上，他们主要扮演的是某种角色。于建嵘在写《岳村政治》(2005)这本书时，主要扮演的是专业型的角色，他在书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客观地解释村中的变化。但在写农民领袖如何维权的时候，他主要扮演的是批判的角色。温铁军是政府的决策顾问，他也非常乐见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采纳；但他也是一个批评者，抱怨说自己的一些有批判性的文章开始时不容易找到地方发表(温铁军，2004:35,91,165,219)。然而，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可以说，某些知识分子比较偏向有机型、专业型、或批判型。这些理想型分类只是我们用来了解知识分子角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僵硬的模式或特征，所以不可以用来为人贴一个僵化的标签。
的确，我们经常看到知识分子们在不断地变换角色。专业型和批评型，尤其是专业型知识分子，常常变成有机型知识分子，也就是变成政府官员，为政府做事。反之亦然。再比如，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何慧丽，如上所述，做了河南省兰考县的挂职副县长。她写了《唱响新乡村》(2005)，谈论自己的观点，从文章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 的立场。吴怀连(何慧丽在武汉大学时的教授)，后来做了重庆市旅游局的副局长 (吴怀连，2005)。这些人都由专业型变成了有机型知识分子。李昌平则是一个由有机型变成批判型和专业型的例子。于建嵘则是在三种角色中变换。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们的确是享有特权的一个阶层，因为他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间变换。
第二，不同的知识分子遵循着不同的伦理道德。有机型知识分子所遵循的是责任伦理。他们在为权力服务的时候，有时要牺牲一些个人的诚笃和正直。对何慧丽和吴怀连而言，他（她）们的公务员身分使得他（她）们不可以公开批评党或政府，而只可以唱赞歌，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官员贪腐的泛滥情形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吗？他们应该知道，但是他们不会大声说出来。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其它有机型知识分子的情况也是一样。专业型和批判型知识分子，则遵循道德伦理。典型的专业型知识分子，只对乡村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兴趣，并不对应该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们刻意回避政治，他们非常看重专业。但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则关注应该发生的事情，而这一点和政治是分不开的，而且是弱势群体的政治。他们所在意的是事情的对与错。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陈桂棣、春桃、李昌平、于建嵘、和刘开明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好例子。
第三，有机型的知识分子遍布在各级政府单位、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里，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也绝大部分住在大都市里。在乡间，也没有太多的专业型知识分子。虽然巳经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像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香港的乐施会，巳经参与训练农村所需人才，政府也组织大专院校的学生到乡下支农。但是，如果没有政府有系统地组织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农村的建设，而且如果国家没有更系统的努力允许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更广大的农村及其发展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所能产生的作用，就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第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精英主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精英主义通常指知识分子那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学问，更会讲话，所以更加高贵的想法 (郝志东，2003:340)。知识分子这种高人一等的想法，会在好几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他们可能会看不起农民。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乡镇长们，就认为农民素质太低，所以不可以让他们直选乡镇长。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讨论陈桂棣和春桃的书的座谈会上，许多学者表达了他们对这本书的不满。那本书写的是安徽省农民的情况。徐勇说，研究农村社会的学者们，不应该去为农民找出路，或者同情他、批判他。学者们只应该分析这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他说，“我们研究小农不要把自己变成小农。我们很容易变成小农，就是那种狭隘的、情感的和道义的去看问题【的小农】” (刘义强，2003：284-6)。这里不仅有对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看不起，也有对农民的看不起。
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中国的一些专业型知识分子看不起外国的专业型知识分子，也看不起那些努力向外国学者学习的中国学者们。后面这种形式，被他们批评为“学术殖民”，说他们试图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实践，意味着不切实际和偏见。因此，中国的学术需要“去西方化”(贺雪峰，2003:219-32；吴毅，2002:378-81)。不知道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上，还要划分出东方和西方的观点？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看作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视角，彼此可以互补、可以相互借鉴的观点？
我们现在来看精英主义的第三种表现，也就是任何一类的知识分子，都会认为自己比其它人要好。一般说来，专业型会认为有机型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在领导岗位上的知识分子，缺乏做决策时所必需的广博的知识。有机型知识分子则认为专业型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缺乏管理所需要的实际经验。而批判型知识分子则认为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缺乏道德意识。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的，但仅在某种程度是对的。
专业型知识分子认为批判型知识分子不够专业、缺乏说服力，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上面所提到的、就陈桂棣和春桃的著作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徐勇、袁方成、孟伟认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只研究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徐勇认为知识分子的道义倾向是错误的(刘义强，2003：284)。[xxiii] 他说中国社会、学者、和学术，都应该理性化。
袁方成则认为，改革就是要牺牲掉某些人的利益。在这里，他意指农民的利益。他认为这种牺牲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若从”什么对社会好”为出发点，则会将学术研究带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 (刘义强，2003：271-2)。刘义强认为陈桂棣和春桃的书不好，是因为这本书将我们的注意力带离农民本身的问题，而转移到官员们的问题之上了，虽然，他也认为应该要处分那些压榨农民的人 (刘义强，2003：289)。
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这个问题上，有三点必须强调。第一，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不但表现在他们如何看待彼此，也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农民---的看法上。第二，批判型知识分子自然会采取道德的立场，否则，他们就不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了。而专业型的知识分子，不采取道德立场，也是很正常的；否则，他们就不是专业型知识分子了。这里有一个角色分工问题，这些在我们的知识分子角色的分析架构中都是正常的。第三，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很难避免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批评陈桂棣和春桃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们也表达了个人的是非判断。然而，好的专业人士会尽可能地避免在文章中表达出个人的好恶。知识分子的这些精英主义自然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不管他是哪一种知识分子。

7. 总结

这篇文章首先以平州县和西村知识分子为例，检视了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然后，我们介绍了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架构，包括有机型、专业型、和批判型。文章的主要部分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当代农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机型知识分子作为专家协助政府的决策，作为领导干部负责这些政策的实施；专业型知识分子则研究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各种问题，或者对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批判型知识分子则批判党和国家的贪腐现象，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不同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工作中遵循着不同的伦理。知识分子对彼此也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但是，他们彼此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甚至于那些批评陈桂棣和春桃书的学者们也承认，该书确实引起政府和一般大众对农民恶劣生活环境的关切和注意。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也注意到专业知识分子们自己的著作，因为更多的人在关注农村。
另外，专业型和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看到他们的专业成果对社会变革有所影响，就需要有机型知识分子将这些想法付诸实现。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温铁军那样，秦晖(2004：35-6)也很乐见他的想法变成政府的决策。的确，如果所谓的“三农问题” (农民、农业、和农村) 有解的话，只有当这三种知识分子将他们的话语和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结合，或是在什么时候才能结合，就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了。
李昌平(2006)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甚至问到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是否是一件好事，因为知识分子不见得知道农村到底需要什么。他的疑问也许是对的。但是，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发展是无可避免的。既然如此，那么知识分子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评估他们参与的效果，正如如本篇文章所做的工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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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dley, Jim. 2006. “3 deaths in China Reveal Disparity in Price of Lif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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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此感谢澳门大学对本研究所提供的经费支持。另外也要特别感谢澳门大学范夏怡、罗宁、庞欣新、吴凡及徐立晨等同学协助收集资料。本文原稿为英文，所以还要感谢兰馨小姐帮忙译出初稿。之后又进行了校对与修改，所有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自然由自己负责。本文最早发表在2006年5月25－28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Modern China编辑部、《中国乡村研究》合办的“中国乡村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承蒙黄宗智、张小军、老田、吴毅、仝志辉、彭玉生等先生在会上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表示不胜感激之至。另外平州县与下面所提到的西村均为化名。该县地处山西省中部，现有人口三十多万，有煤炭、石灰石等资源，但不是所有的村子都有这些资源，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可以从这些资源中获益。从历史上看，多数农民仍以务农为生。因为十年九旱，故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ii]有关对民工的差别待遇，也请看 张兴华， 2001。
[iii]当代中国最迫切的课题之一，就是与快速发展的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发展的缓慢、不发展或所谓的“内卷化”(见崔效辉，2002)。根据一些较新的数据，农民收入与城市人相比，还不到他们的三分之一。若将其他的社会福利也计算进去，则农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见台湾《中国时》，“大陆人均收入农村不到城市三分之一”，2006年4月16日)。另外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1999年一年，至少有32,000件各类冲突事件，包括农民为抢夺土地、用水、森林等资源而进行的械斗，以及由于税收或其它他们所感到的不公与地方干部发生的打斗事件 (萧唐镖，2003；关于农村的冲突事件，也见Li & O’Brien，1996)。2004年，则有74,000件农民的社会抗争活动 (Hallinan，2006)。在这些冲突中通常会有多人受伤或丧生。1988年开始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对解决农村问题有若干帮助，但效果不彰 (何清涟，1998；王旭，1998)。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村的进步与否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努力成效的大小。有关农民的更多研究，也见曹锦清，2000；党国英，2003，以及本文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著作。
[iv] 全国人大湖北省代表叶青指出，在城市中的每500,000人口就可以有一位人大代 表。然而在农村中，却是每两百万人口，才有一位人大代表。换句话说，从政治代表性的角度来看，一位都市居民的价值超过四个农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晓山指出，虽然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数的70%，他们却只拥有20%的健康医疗资源。以上数据，请见秦晖， 2004:37，152。
[v] 与西村有关的资料，见郝志刚、郝志东书稿，《西村：一个山西农庄的历史变迁》; 也见本人在西村的田野调查笔记。
[vi] 在西村中有一个祭祀韩信的庙宇。韩信是汉朝的将军，他曾把西村作为军事训练基地。庙中目前仍保存有赵秉文 (1159-1232) 的题诗碑铭。赵秉文是金代(1115-1234)女真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学士，曾任平州刺史。
[vii] 我们认为战争是西村人口变迁的主要原因。明朝初期燕王曾数度向北用兵。燕王朱棣 (1360-1424)发动兵变争夺明朝(1368-1644)天下。事成后，自号明成祖(1404-1424)，为明朝初期君王之一。他在位时，数度对北边少数民族用兵。西村是河北与陕西间的交通要道，经常受到战事的纷扰。人们为了躲避战祸而远走他乡也可以理解。村中主要街道的中央曾有一座类似城楼的阁楼，在它的东面刻有”西通长安”、西面 刻有”东达燕京”等字样。不过在1970年代初期，这座阁楼与另外两座相同的阁楼一起被毁。阁楼上所刻的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不同朝代的首都。
[viii] 这些数据均来自于村中不同家族的族谱。
[ix] 退休官员，在当代就是退休干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x] 请看曾篮莹 (2005)对艺术家赵望云的介绍，包括赵1920和1930年代农村生活的素描作品。
[xi] 这项草根运动得到私人基金会(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民党各级(地方、省及中央)政府的支持。晏氏等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确与当时中央政府的意图是相一致的。不过晏氏等表明他们的努力是以农民福祇为出发点，且力图在和国家的关系中保持独立的地位。另外关于湖南衡山县乡村建设运动，请看于建嵘《岳村政治》，2005:185-217。
[xii] 李林书后被群众运动镇压，次乃导火线之一。
[xiii] 这些党员直到1948年，才公开他们的组织。
[xiv] 吴毅 (2001) 还特别讨论到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如何交互影响农村的发展。
[xv] 请看
[xvi] 自1996年始，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遍布32个省的320个村庄。他们所收集的发展数据都发表在该中心的年度研究告集中。这些数据包括教育、各种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形式、农民收入、消费类型、农产品的销售等资讯（请看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农村研究告集：1002-8)。有关本段所讨论的有机型知识分子，也请看与一位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姚监复先生的访谈 (郝志东，《田野调查笔记》，〈第二卷〉) 。
[xvii] 从前有19个乡镇，在2000年底，这19个乡镇被合并为10个乡镇 (郝志东，《田野调查笔记》，〈第一卷〉)。
[xviii] 东回镇有42个行政村，但有258个自然村。让县级公路通行政村远比通自然村要容易得多。将村民们集中到一些少数的村庄，也比建筑道路到达所有的自然村要容易多了。请看郝志东，《田野调查笔记》，〈第一卷〉。
[xix]请看郝志东，《田野调查笔记》，〈第一卷〉)。
[xx] 有关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工作，请看孟雷，2005。
[xxi] 见 9/7/2005。
[xxii] 见 10/16/2005。
[xxiii] 关于对农村发展研究中的所谓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倾向的批评，也见 陈文胜，2005。